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音乐美学观点，有哪些标准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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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音乐美学观点西汉时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还有《毛诗序》、《新论琴道》、《乐记》、《白虎通》等，强调乐之“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音乐美学观点，提出音乐的存在意义不在于满足人之审美需求，而在于禁止“淫邪”等不合礼的观念和行为；不在于抒发人之丰富情感，而在于达到端正人心的目的，故对音乐美学思想提出以下标准。

　　以德抑情如上所说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既承认音乐是心灵的艺术、感情的艺术，又强调乐中感情不能任其泛滥，而要有德性的节制，这是合理的；但它不是从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维持等级统治的需要出发，所以它规定用以节制乐中之情的不是任何其他德性，而是以德抑情，虽然提出“乐者，心之动也”的命题，突出了音乐表现对象的主体性，却不给人心以主体的地位，而以外在的德、礼束缚人心，以致从根本上否定了音乐的主体性。

　　白虎以度限声如上所说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既承认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又强调乐中之声不是自然之声，而要有度数地节制，这也是合理的；但它不是从人的审美需求出发，所以规定乐中之声必须以平和为度，即必须“进旅退旅，和正以广”,“皆安其位而不相夺”，“百度得数而有常”，不许突破，不得变革，所以它又认为理想的乐必定平易，把雅颂之乐奉为音乐的典范：《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礼记乐记》。

　　如《正义》所说“弦声既浊，瑟音又迟，是质素之声，非要妙之响。以其质素，初发首一倡之时，而唯有三人叹之，是人不爱乐。虽然，有遗余之音，言以其贵在于德，所以有遗余之音，念之不忘也”。对郑卫之音的艺术形式则也予以否定，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魏文侯》因此《乐记》虽然提出“声者，乐之象也”的命题，却不主张充分发挥声音的表现力。

　　清庙以道制欲如上所说

　　《乐记》和《荀子乐论》一样肯定。“乐得其道”,否定“乐得其欲”,肯定“乐得其道”，认为音乐审美应“非听其铿锵而已”，而要“有所合之”，是合理的。重德轻艺因为汉代音乐美学思想不把音乐当做审美的对象，而将它视为教化的手段、政治的工具，突出地强调“德音之谓乐”,《乐记》必然导致重德轻艺的结论。

　　认为，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礼记乐记乐情》。

　　黄钟以上观点表明，汉代音乐美学理论体系是以“善”为根基，即以“礼”所规定的“德”为根基。这就必然使“心”与“声”束缚于“德”，“真”与“美”屈从于“善”，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独立的地位与自由发展的可能。但它却像董仲舒哲学思想一样满足了封建大一统时代的需要，东汉初年，其思想又被采入《白虎通》，成为官方思想和统治思想。

　　音乐的美育、教育功能汉代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的美育、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的思想感情一“ 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并不是说“艺”是无关紧要的，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颜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

　　铺筵席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要使音乐的曲调、词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这样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

　　在论音乐的美育功用时，《汉书礼乐志》论述道：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其主要观点：指出美育尤其是音乐教育有“虚己竦神”，汉代音乐美学思想即使人无所抗拒，“说而承流”，即寓教于乐;“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即潜移默化的特殊功效。这是对《庄子》、《淮南子》上述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其说无疑符合音乐鉴赏与音乐教育的特征。

　　花朵此处又指出音乐中“仪”、“声”、“诗”、“数”的不同功用，认为“仪”可悦人之目，“声”可动人之耳，使人德和，“诗”可感人之心，使人志正，“数”（声、律之数，舞佾之数等等）可使人知法守礼。由此可见作者对音乐（乐舞）各构成要素的特征有深刻的了解。

　　其中“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四句涉及“诗”、“声”的特征与功用，认为声以其“和”动人，故能使人性情和平，诗语有理性因素，故“省”诗能使人志正。此处说音乐可使“鬼神飨”、“群臣和”、“万民协”、“鸟兽感应”、“万物不天”、“天地顺而嘉应降”，从而得出“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的结论。

　　鸟认为音乐能调阴阳，故可与天地、四时、万物相通，与鬼神相通，礼乐思想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音乐思想在此已合而为一。此处认为音乐的功用在禁情、节事，认为乐。须有节，有节能使人“和平寿考”,无节则使人“生疾而殒性命”，这是对春秋末期音乐医疗、音乐养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资料《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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