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下町的民宿里，听新来者的故事

　　 

　　

　　

　　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东京，住在郊外一幢挤满了穷学生与东京新来者的合住式公寓里。公寓由一对老夫妇所有，两人自己的房子也在公寓的地界里。从我的阳台看下去，就是那幢铺满青苔与砖瓦的古老房子。妻子盖起一个食堂，连接着自家厨房的后门，每天早晚为住宿者提供餐食。也正因为这个食堂，提供了社交空间，我与合住者建立起友谊。

　　此后多年，我一直往返于东京，在日本各处游居，见过形形色色的居住环境，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要住在这座城市。直到今年四月我下决心来到日本居住，从而开启了一段久违的东京生活。

　　日本人提倡社区生活的概念，近年来各种居住形式和空间样态更是层出不穷。我认为日本人将传统的生活观念与现存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共居或打造社区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化解现代人际交往间的疏离问题。对于许多东京新来者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现在，我在东京的一间民宿运营公司兼职，因此得到机会近距离观察到经常来往于此类社区的人。这些人形形色色，但最初出乎我意料的是，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在这样的民宿设施里长期居住。他们共享一个一楼客厅，有着长桌、沙发、简易的厨房、投影的电视......我写下这篇关于东京东面浅草，也正是以前的江户下町的生活者的观察日志，以此记录一些日常点滴。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浅草都被认为是东京最著名的观光地。

　　几乎是和政府下达渡航通令——外国游客护照免签及旅游签重新生效，通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同时，浅草街上的外国人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花色各样的衬衣衬得透白的皮肤、阳光下会发光的毛发、无论阴晴的标配的黑色墨镜......与此同时，关门歇业的个中小店也摆出了营业的灯牌。如果不是在旅游业或生活在浅草这样的地方，大概很难像这样迅速地感受到。就像当你用手翻过第四页的同时就能看到第五页印入眼帘一样，以至于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大家都是咬着嘴唇在等候这道通令吗？政府刚一张嘴，大家的手指就摁下去了。

　　除了外国游客，日本人自己也很喜欢。从东京外来的“地方人”，不少对浅草是有情结的。像谷口先生，虽然住在离东京不远的千叶，但每每来东京时总会在浅草的各式民宿中住上几夜。对他来说，浅草地区的民宿就像可供巡游的流动的家一样。我遇见他时，他兴致冲冲地给我看照片：早上下雨前刚拍的，阳光还不错，谷口先生站在浅草寺里他不知道已经见过多少次的一座塔前，兴高采烈地摆出pose，留影纪念。而我，此前一向不喜欢这边。我把它统称为“东东京”（以千代田区的皇居为分界点，东边为东东京），两脚几乎不沾东边的土地。因为它总给我一种人多、嘈杂、破旧、且肮脏的感觉。

　　爱德华?赛登斯蒂克在“东京百年史”里写了这“东东京”的故事。自然是情有可原——以前的江户城就是以这片老城为中心的。

　　城西叫山手，是有钱有权的人居住的地方；城东就是下町，是一般民众居住的区域。赛登斯蒂克写，有钱人建得起防火的车库，一般民众不行。从明治到大正，下町不知道起过多少次火。因为传统的日式建筑以木头为主，天气久干就容易起火。当时政府正轰轰烈烈展开近代化建设，下町的房屋越来越密集，又缺少防火措施，像烹饪这样的日常原因导致起火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大大小小的火灾每次都对生活在下町的人造成打击，包括精神、心灵上的，也包含财力与人力上的损失。

　　不过，在这么沉重的话题里，我最喜欢的是赛登斯蒂克引用莫尔斯的一段话，读起来不禁令人失笑。莫尔斯写：“东京的抽水泵呈方形，而非圆柱形。在阳光下晒了几个星期后，抽水泵就被晒裂了，从裂缝中喷出的水比水管中射出的水还多......”这样描述性的文字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喜感。赛登斯蒂克评论，后来莫尔斯对东京消防的态度从鄙夷逐渐变成了钦佩。因为越是缺乏完备设施的现场，便更能体现指挥者的领导魅力。莫尔斯大大夸赞了东京消防员的工作能力。

　　怀揣着对于下町这样的固有印象，这一次选择住处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房屋中介：我要住在港区、目黑区、品川区，哪里都好，我要住在皇居以西，新宿以南（笑）。结果不遂人愿，我开始了我的东东京体验生活。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芥川龙之介也是在东边出生，何不念着永井荷风的“隅田川日记”漫步东边？最终，我还是坐在酒吧里对着owner一脸赤诚，皱着眉头问：隅田川总是漂着一股味道，对吧？

　　

　　隅田川成为下町的重要地标，大概是在江户城区不断向东开拓之后的事情。当时的江户城被日本人傲称为“循环型社会”，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着重大卫生问题的都市。就像同时代的伦敦和纽约一样，下水道或空气或垃圾问题总有一个能伤透行政人员的脑筋。

　　一个从意大利来日本教英文的小可爱问我，你爱日本的什么？我反问他，你呢？他说他爱街道的干净与整洁。多亏我止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告诉他，就是你现在站的地方，几天前的夜里，我站在这儿看云流动，天空很亮，云也很白......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个快速移动的物影！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体型肥硕的老鼠，正贴着这幢新筑的楼的外沿飞速蹿过。我还没反应过来，便目送它直至隐去在了角落。第二天，我告知民宿的运营责任人佐佐木这个惊奇的小发现。当时他的口腔里有什么即刻打了转，旋即理顺舌头，吞吐道：有老鼠出现.....这应该卫生状况的最底级了，不能比这更脏了......

　　后来佐佐木邀我跟他同行去附近的便利店，我们从背街的巷子里一路穿行，途经了陪酒吧（SNACK）与几间挂满粉色灯牌的love hotel。他说起这片区以前是下町，现在还是很老旧。话题自然而然地接续到周遭满是love hotel的这情景。佐佐木说，这里就是以前的红灯区。

　　大约两周以前，我在永田町的地铁站里收到一条messenger信息。不知是因为发送消息的人，还是永田町的地铁站，在那一霎我有一种坐上凄冷的时光机的错觉。同样是我一个人带着背包在城市中奔走，同样是一个简陋得好像只有寒风通过的地下管道。暗黄的灯光打在隧道壁和瓷砖，打在每一件熨烫得无褶皱的白色衬衣上。“有乐町线”的地铁站最能给人类似纽约或斯德哥尔摩的错觉。在我的记忆里，充满阴冷、潮湿、与冬日的窒息的味道。

　　那条信息来自大学时代的友人杉原。我点开软件才发现，上一句对话停留在2020年。这次她首先发来一句问候：最近怎么样？我尽量回复得很雀跃，这联系本身的确令我感到开心。她紧跟着告诉我：我去年结婚了，但是丈夫尽搞外遇，现在正准备离婚。那是寒风袭击我的一瞬间。我不知道她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忽然联系我，并告诉我这样的信息。“几日前已经回到了横滨老家，在父母家中调养几日，十月就会回到东京重返职场。”我说，“不要勉强自己。”她说，“谢谢。”

　　闪回的记忆令我时隔很久打开了Facebook确认朋友们的动态。这时我才发觉结婚的人不少。大家多从东京以外的地方来到这座城市求学，我们或是就读同一所大学，或住在同一幢寓所。

　　这批人来东京相对较早，学生时代多少过着紧凑的生活。交东京最低的房租，去打折超市，能不挥霍则绝不挥霍。但同时有着看得过去的学历，大二大三便开始紧张地求职，并在国际化的都市氛围熏陶中，结交外国友人，广去国外游历，因此加了不少分。

　　这些人的家世即使并不富裕，多数也都能如期地获得海外经历。就像来自冲绳的洋次，在东京做着不太起眼的报纸配送的工作，嘴边常常挂着自己求学的菲律宾的轶事。那时他谈了一个在菲律宾的女朋友，几乎处于网络恋爱中。不过后来分手了。几年前在新宿与他见面时，他换了电脑公司的文职工作，并带了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欧美系女友。我们一同去歌舞伎町喝酒，在一个满是外国友人的酒吧里，洋次手中的酒一杯又一杯地下肚。他看着女朋友在远处扭动身子，异常热烈，一双褐色透亮的眼珠里印出舞厅里的点点光斑。

　　不同于洋次（他多少有点花花公子的嫌疑），来自茨城的惠美和她的新晋男友在那时正展开着一段如火如荼的地下恋爱。两人将这恋爱包装得隐秘，以至于被人发现男方正从女方的房间里出来，目击者也只认为他们是朋友。

　　惠美在涉谷区内一所名门大学里就读国际关系与传播相关专业，因为学校的关系获得了去香港及欧美地域求学的机会。而她的男友则更像一名穿盔戴甲的勇士，大学期间休学去澳洲打工，或又跟着一众朋友深入墨西哥腹地做生意，结果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当地人武装抢劫。不知道是不是他身上的这些神秘与刺激感最初吸引了惠，当地下恋情曝光时，惠美只是腼腆地说：他是一位很温柔的男性。

　　两年前惠美正住在东东京的一间出租屋里，独居。因为双方工作都忙，很难有见面的机会。于是讨论起是否要同居的话题，结婚的议题也随之浮上水面。直到我查看了Facebook才得知，一年前两人结婚了。在中央线沿线买了房子，如今正恩恩爱爱地过着。

　　

　　东京最低的房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数字是六。也就是六万日元一个月的租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普通日本大学生毕业以后，起薪一般是二十至二十四万日元一个月，扣去税金种种，到手只有十七、八万。扣除房租六万，日常生活费只剩下十万上下。而这十万元需要用来支付每月的水电气费、网费、交通费（对工薪阶层来说主要是电车费）、餐食费、社交费......怎么算都是捉襟见肘。此外，更别提东京的物价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

　　前东京在职的系统工程师阿部先生如今已经退休。跟他聊起这件事时，他展现出了一种异常消极的语气。“日本总体的经济形势不好，平均薪资从三十年前起就没有变过了！”说到这里，胖乎乎的他不禁瞪大了眼睛。随即他谈到自己的一个朋友终于在东京的赤羽地区购入了房产。工资相近的他们，一个选择回到九州别府（谈到别府他总是很自豪，从阿苏火山的历史到其影响下形成的各式温泉的特色，真是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一个留在了东京，他们住房大小有将近二十倍之差。他说，“因为我们是工程师，总也能拿到一份体面的薪资。”旋即他掐指一算，“对于普通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按照房租最好只占薪水的四分之一，月租五万才算是理想吧。”

　　月租五万和六万的区别或许在于，一个不可实现，而另一个却是现实。

　　来自静冈县的修是新晋的东京住民。尽管从年龄上来看，他已不是人生的新手。修告诉我，他曾经在静冈县从事一份普通的公务员工作。前两年辞职，恰好被另一位同是静冈出身的朋友邀请，问他要不要一起来东京创业，做民宿生意。于是他心一横便跟了过来，如今刚迈入来到东京的第三年。

　　起初修找了民宿兼职，打探业内情报，同时做些散工赚取生活费。近来他和合伙人在附近拿下了一套房产，刚开始着手改装，创业的事情似乎迎来了一丝起色。修跟我在大学时期结识的那些友人一样，同作为东京的初来乍到者，无关年龄、经验与背景，都没能逃过这个月租六万的魔咒。

　　与修相似情况的还有来自新泻县的加奈和真吾。加奈在企业里做销售，而真吾是一名自由打工者（在日语里他们自称为“freeter”；不同于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freeter是以打工为生计的人）。时常能看到他驾驶着Uber Eats的小电动车穿梭在浅草背街的巷子里。加奈和真吾共同租住了一间月租十二万的窄小房间，工作的日子总在夜里九十点回来，吃一些随手在便利店里买来的速食。通常是袋装的香肠或塑封起来的鸡或牛肉。加奈会在烤箱里铺上一张吸油纸，将食物放进去，静静待它加热几分钟，便能听到夜里清脆的一声“叮”的声响。

　　

　　那一天，东京冷到了十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算是入秋以来的第一寒。早上自然不会天亮，因为老天早已准备好了要下雨。从人潮渐渐开始增多的七点开始，一点一点地下，直到九十点许，已是延绵不断的珠链玉露挂于窗外。我们即使在室内，也还是冷得发抖，时不时搓搓手（臂）。

　　加奈比真吾下来得早，在玉露串成珠链之前，她已经用夹板卷好了头发。而这些在出门时被卷成波纹状的漂亮发丝，在晚上她踩着月色回来的时候，早已变回了平庸的散发。真吾准备出门工作的时候，玉露已经成了珠链，他今天穿了一身不太像往常的装束，看上去很紧身，方便活动。不过想想确实也合理，在这般大雨里谁会愿意让自己的衣角随风起舞呢？真吾缩着身子闯进寒风当中，打着寒战回来。此时刚过下午三点，距离他早上出门才过去五个钟。

　　一周后，有一名从奈良来的男孩要加入加奈和真吾的共享房间。为了照顾晚辈，两人只许他出很少一部分房费。男孩叫优，操着一口发音比大多数欧美人都纯正的中国话（欧美人说中国话喜欢把每一个字咬得字正腔圆，如果说这会带给人一种异样感，优则找到了他自己的诀窍：圆润地桥接上一个字的尾音和下一个字的首音，制造出一种说得很快很流利的错觉，反而令人感觉他的发音听起来很舒服）。他在两年前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正准备过去读书的时候，遇上了难得一遇的大流行，因而休学，独自一人来到了东京的道场修习综合格斗。

　　原来综合格斗才是优的热情所在。他想每天打，打拳，练拳，打到世界的擂台上去。我问他之后有什么打算，他一边念着读大学的事情（他很喜欢地缘政治学），一边念着无论如何还是想去一趟中国，学习武术。此外，“梦想中的擂台就是旧金山了。”

　　优每天都很努力。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在去打拳的路上，就是在去打工的路上。他接受了真吾的建议，送起Uber Eats外卖。起初用单车，后来租了一台电动车。按他说，给Uber平台送外卖，最短距离五分钟左右一单能收获两百日元，稍远一点二十分钟就能收到七八百。而运气好的时候，一单就能进来两三千，一周下来收入有六七万。但他的主要心思在格斗上，做不到全力以赴。他说，全身心投入进去做的话，月入八九十万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近，优又开始盘算起帮伙认识的人做对中国际贸易，谈起可能月入百万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着光。“综合格斗就算拿到世界冠军也不过十五万日元奖金，实在没办法靠这个活下去。”优把现实看得很清楚。

　　这让我想到了真吾。虽然说他跟加奈共享一个房间，各自负担六万月租，实际上却也不是住不起更好的房屋。因为正如修所说的，大家只是喜欢这种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能看到其他人或已在大厅里相谈甚欢，或已碰上一杯小酒的景象。我听说，以前这里住了许多人，每天晚上在大厅里聚会，喝酒吃饭，享受一个下班后的小小派对。

　　真吾和修各有一把吉他，有时候兴致来了，在楼下弹奏两曲，音色总是非常温柔，回旋着治愈的曲调。可是这种日子也不会长久了。下午，真吾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浸满了雨水，雨水连着他的目光落在正在丈量场地的承包商身上。从十一月开始，一楼的大厅将有餐饮店入驻。伴随着浅草附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盘算着也许是自己退潮的时候了。他打算搬出去租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子，预算在十一万左右。

　　

　　晚上十一点，夜已黑了，街道也进入睡眠。我在附近的商店街里（彼时已经只有拉下的卷帘门与黄色的路灯）偶遇了加奈和真吾。我远远瞧见二人正站在街边上津津有味地打量一颗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柱子。加奈不时地上下指点，真吾也比手画脚地回应，活脱像两个小孩，笑起来像我听不见声音的话剧。于是我在接近她俩身后时打了招呼，问：你们在干什么呢？两人受惊似地一同回头，紧跟着笑容忍不住从脸颊两边泄了出来。两人告诉我：今天商店街贴了字谜在灯柱上，她俩正在解谜呢。

　　

　　原标题：《在东京下町的民宿里，听新来者的故事 | 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