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哲学门里的“中国哲学”景象

　　作者：王中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创造的景象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其中“中国哲学”的景象也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审视它需要古今贯通的眼光。这里说的“中国哲学”有两个所指：一是指过去发生在中国的经历了诞生、突破和不断演变的源远流长的历时中的一种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它也被称为“中国哲学史”；一是指以主题化(如根源、宇宙、认知、秩序、人生、伦理和审美等各种论域)呈现出来的共时性的中国智慧的义理结构和体系。北大哲学系里的中国哲学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复合体。

　　建制：哲学和中国哲学

　　几乎是清末戊戌革新唯一遗产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191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之前的“经学科”改为“哲学门”，下属所设的“中国哲学”是哲学门类之一。历史上中国没有“哲学”之名，但很早就有“明哲”的概念；没有“哲学家”之名，但很早就有“哲人”一词。汉代典籍分类中的“诸子略”和后来四库分类中的“子部”典籍都属于哲学著作；南朝的分科之学“儒玄”(并行于“文史”)，明代的“通几”(并行于“质测”“宰理”)，清代的“义理”(并行于“辞章”“考据”)等概念，都是中国历史上大约能对应于哲学的学问。

　　张之洞对哲学有偏见，故清末学制只设“经学科”而没有哲学科。经学课中有子学课目。1901年，张鹤龄受聘大学堂副总教习，所著《伦理学讲义》，是旧学儒家伦理与新学西方伦理融合的产物，所说伦理学属于哲学。王国维对哲学有高明的眼光和视界，认定哲学是中国历代学术和学问中的固有之学。他批评张之洞设的经学科没有哲学，而将经学、理学同哲学统一起来，将大学经学科变为大学文学科中的一科，并行设理学科，与经学科大同小异，两者的科目都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外国文等(见《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心目中的经学和理学就是哲学。1912年的《大学令》，取消经学科，设立文学科，其中就有哲学。1912年正式建制的北大哲学门，从诞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1952年学科大调整，再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北大中国哲学的先贤们，智慧的传薪者们，在中国哲学不同意义和维度上不懈追求和探索，成就非凡。

　　学科发展：史料学和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

　　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整理、甄别和认定，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也是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的基础。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一开始就注重史料，注重史论的统一，注重言之有据，注重论之有证。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卷上)中以万余言讨论中国哲学史的史料问题，说哲学史的明变、求因和评判等三个目的，都需要准确地叙述哲人们的学说及沿革等，这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哲学史史料的基础上。这些史料距离今人近的，一般不发生问题。距离远的，则需要加以审定，需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和旁证等方面进行求证，需要进行校勘、训诂和贯通加以辨认和确认，只有如此哲学史才能建立在准确和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

　　北大的中国哲学方向开设史料学课程，前后编写有三部史料学教材，对哲学史料的重视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朱谦之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为进修教师及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全书共有十讲，有的讨论比较详细，今天仍有参考价值。60年代，冯友兰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更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史的史料；80年代，张岱年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整理成书出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张岱年也有专章考察中国哲学的史料问题。同时，北大的中国哲学教学也十分重视哲学史史料，中国哲学教研室编选出版有《中国哲学史资料选编》(上下)。特别是汤一介主持编纂的儒家大型类书《儒藏》，集学界之力，精选精校，精编精刊，规模浩大，令人叹为观止。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及他参与编辑和统稿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十册)，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等，皆为学界所称道。

　　哲学通史和断代史：历时下的中国哲学

　　北大哲学门创立之初就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课程，陈黻宸、陈汉章是最初讲授这一课程的两位老师。按照当时的课程要求，他们都准备有讲义，但没有编成教材。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具有开拓之功。蔡元培评价胡适的这部著作有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1952年，冯友兰到北大后，主要工作是不断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改革开放后的“新编”，成了他一生最后的著述。它的特点之一是跨度大，他一直写到了现代，也写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9年)。当时笔者去燕园拜访冯友兰先生，看到了最后一卷的定稿。此书可以说是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以概念史为线索的《中国哲学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问题史范式。1989年，一方面是压缩，一方面是补充，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必读书。北大中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用，正式出版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后经修订，成为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学一直通用的教材。

　　除了通史，在不同时期，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家们还撰写了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和断代史。朱伯崑独自撰述的多卷本《易学哲学史》具有开创性；汤一介主编、中国哲学教研室王博等共同参与完成的《中国儒学史》，蔚为大观；胡适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先秦名学史》；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借助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久负盛名；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许抗生主编和李中华等参与的《魏晋玄学史》、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等等，是几个不同时期重要的中国哲学断代史著作。

　　专题研究：共时下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是各种专题研究，它是围绕概念、义理、学说等展开的各种理论化形态的研究。相比于中国哲学通史、断代史和类别史来说，这类研究占据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在这方面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按照不同时期的专题划分，在总体方面和先秦哲学方面的研究，有张学智的《中国哲学概论》《心学论集》、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生生”的中国哲学——安乐哲学术思想选集》《儒家角色伦理——21世纪道德视野》、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许抗生的《老子与道家(上下册)》、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王博的《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庄子哲学》《易传通论》、王中江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郑开的《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道家形而上学研究》《道家政治哲学发微》、杨立华的《庄子哲学研究》和孟庆楠的《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等。

　　在汉唐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汤一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的《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李中华的《纬书和汉代文化》、杨立华的《郭象〈庄子注〉研究》等。

　　在宋明哲学研究方面，有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张广保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合著)、杨立华的《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等。

　　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方面，有王守常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中华的《冯友兰评传》、胡军的《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分析哲学在中国》、王中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儒学的近代转型》等。

　　此外，在东方文化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有魏常海的《日本文化概论》《东方哲学概论》、李中华的《中国文化概论》、王鑫的《日本近世易学研究》等。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方面的专题和主题研究，分布在中国哲学的各个时期，论域广泛，视点和方法多样。从子学到三教和出土文献，既有百家子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研究，也有佛学和道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还有新出土文献方面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和形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百多年来，北大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世界，通古今，贯中西，学思合一，史论合一，相承相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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