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开幕式暗黑画风遭“吐槽”?那里有群你不了解的东京特产江户子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在迁延一年之后,终于在今年的7月23日举行。由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病毒的感染和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这场奥运会注定显得非比寻常。过去一年里,世界几乎陷入停滞与混乱,瘟疫、死亡、恐惧与隔离,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的关键词。作为一场全球瞩目的盛会,东京奥运会显然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如果全盘照搬以往历届奥运会中欢腾、热烈的设计,放在此时此刻不仅显得格格不入,更是对那些罹难者和仍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不幸感染者们的亵渎。因此,在奥运会升旗仪式后,是一场默哀仪式。
灯光黯淡,体育场中的人集体起立,静默与黑暗占领了偌大的场馆。就在此时,一束光照在黑暗舞台中央身披白色长袍的舞者森山未来身上。晦暗的灯光在他的躯体上隐隐泛起蓝光,他蜷缩身体,就像一枚被抛弃的蚕蛹,挣扎着试图突破束缚,但却一次次地滚落在地上。那袭白袍仿佛成为束缚他肢体的绳索。他滚动、跳跃、扭动、抽搐、不断摔打自己的身体,既像是抗争,又像是自虐。最终,他再次匍匐蜷起肢体,就像一个平白现身的鬼魂,在一番自我折磨后,倏然消隐在黑暗之中。
默哀仪式上森山未来为缅怀新冠疫情逝者的独舞,图片出自央视频奥运会开幕式直播。
这场舞蹈充满了诡异荒诞的气息,以至于如果不加解说,很容易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一些中国网友特意将这场舞蹈和另一场在7月18日播出的奥运先导片东京2020文化节目“wassai”中怪诞的人设造型放在一起,吐槽这场奥运会开幕式像葬礼一样,身披白袍的森山未来像极了《午夜凶铃》里的“贞子”要从屏幕里爬出来,这简直是场“阴间审美”。
东京奥组委举办的东京2020文化节目“Wassai”中的人物造型,被网友吐槽成“鬼气森森”“驱魔乱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嘲讽却也有几分道理:森山未来的舞蹈,表现形式与日本舞蹈艺术之一“暗黑舞踏”几乎如出一辙。这种艺术形式本来就与死亡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挣扎于生和死之间的舞蹈。
上世纪50年代这种舞蹈被土方巽和大野一雄创造出来,目的是为了对抗和超越西方现代舞蹈与传统日本舞蹈的限制。虽然它的外在形式像极了日本传统的巫女祭仪的舞蹈,但它的理念却源自法国的萨德侯爵对情欲与死亡的执迷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这种和洋杂交出的前卫舞蹈艺术,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森山未来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已经是大为简化改良的温和版本,只保留了肢体的动作和暗黑的意境。而在土方巽最初的舞踏《禁色》中,土方在舞台上,将一只活鸡在自己的两股间生生绞死。
土方巽对舞踏中内含的暗与死的蕴意毫不避讳。“舞踏是拼命站立起来的尸体”,土方巽如是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通过舞踏:
“我们和死者握手,他们赐予我们超乎我们身体之外的力量,那是舞踏无限能量的来源……隐藏在我们体内的种种不可知,都将在我们的表现力点点滴滴地呈现出来。在这其中,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时间的可塑性,那就是死者送给我们的。舞踏就如同我们去触碰到那些被我们隐藏起来的真实面——那是可以被生、或自己出现,而又是死去又是活着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奥运会开幕式默哀仪式时展现这样一段寓意生者与亡者重逢和今昔与时空重塑的舞蹈,诚然恰如其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舞蹈艺术形式即使在日本也曲高和寡,如果没有详尽的解说,大多数观众眼中的舞踏,就像是一场暗夜中活生生的梦魇,足够刺激耳目,也足够印象深刻,但“阴间审美”,恐怕是大多数人对它最“恰如其分”的认识。
默哀仪式的诡奇舞蹈结束了,再度登台的,却是一群江户时代的木工,高唱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木工号子。色彩瞬间由暗黑变得绚丽起来,叮叮当当的劳作声,象征着勃勃生气和建设的力量。在热火朝天的劳作舞蹈与愈加欢快的音乐声中,奥运会的象征“五环”也在一片欢乐的阿波舞中竖起起来。让人不由得想起战国时代的杀戮与死亡结束后,江户时代的浮世欢愉,抑或是二战东京大轰炸的死寂焦土中,创造出的日本经济奇迹。
众人载歌载舞合力竖起奥运五环,图片出自央视频奥运会开幕式直播。
生与死,毁灭与重生,阴翳与光明。奥运会举办地东京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它是国际化的现代都市,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像绝大多数现代都会一样,人山人海的街道,霓虹闪烁的商业中心,水泄如流的火车,车流如织的高速公路,主宰这座城市的神明,象征财货与权势缔结姻缘的福神惠比寿,也收敛笑容,身着现代化的机甲,冰冷地守护着这座千万人口的庞大都市空间。
但东京之所以成为东京,并不仅仅因为财富带来的冰冷魅力,它同样也处处点缀着人情的冷暖和绮丽声色的欢愉。在水泥丛林之中,你会发现拉面摊亮着橘黄色的灯光。警察岗亭的旁边,紧挨着歌舞伎的表演场所。也许宽阔的林荫大道取代了数百年前的城墙,但转过一个弯,在一连串迂回曲折的里巷中,会有古老而小小的神社在静默地等待。东京在江户时代的崛起和兴盛,诞育出东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即使接受文明开化的一再冲洗,火灾兵燹的反复摧残,但江户子的意气精神,却融入到现代东京人的骨子里。
富士山与东京塔,与东京大学,上野的樱花与银座的百货商厦——东京是一座行走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城市,既有着浮华声色的灿烂,也有着内敛静默的阴翳。它有着多变的面孔,面向着不同的人,绽放它春日落樱般变幻的笑靥,也摆出它富士山头积雪般幽寂的沉思。
撰文 | 李夏恩
东京、江户,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个不同的名字,命名了同一座城市的今与昔。翻开硬币的东京一面,这座2020年的现代都会,密密麻麻的大楼沿着东京湾排兵列阵,白日里折射着阳光的玻璃穹顶与夜晚闪烁的巨大电子屏幕交相辉映,浓烈的现代文明气息充溢在空气的每一纳米之中,高耸的东京晴空塔是构建在都会繁荣之上的高傲,与赶着去上班的西装革履裹着的冷漠,似乎构成了东京人的主要气质。
但翻开硬币的江户一面,三个世纪前的岁月中,空气被一种温煦的喧嚷声充盈着,高耸的江户城堡里,锦衣玉食的将军和他的眷属高踞其中,恪守武家礼法。但在他们鲜少投下目光的下町平民居所,却充满了喧嚣欢闹,草台班子上演着时下流行的乞丐歌舞伎,江湖郎中售卖来源可疑的偏方,艺伎在游馆中接客,论金卖笑。还有一群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衣着看似质朴,却品位不凡,他们嬉笑着、欢闹着、吵闹、打骂,他们在大人物的眼皮下过着属于自己有声有色的生活——他们是一群“江户子”。
即使在今天的东京,江户子也是一个谐趣的名词,意义之丰富,远超它们字面的含义“出生在江户的人”。在今人眼中,江户子与御宅族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热播泡面番《矶部矶兵卫物语》的主人公矶部矶兵卫就是这样一位江户子,怠惰懒散却故作勤奋、胆小如鼠却自以为是,他典型的一天是“早晨起来吃了早饭出了家门,走路去了学校,然 后坐在位子上和中岛闲聊,上课后就睡着了,大概被老师叫起来有点火大。放学后去了团子屋,那姑娘有些厉害。然后回到家就陷入沉思,吃完晚饭我就钻被窝”——简直是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的形象。他最大的发明就是发现把脑袋贴在墙上平躺着是最舒服、最放松的姿势。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是:
“虽然我啥都没干,但真是辛苦自己了。”
“虽然我啥都没干,但真是辛苦自己了”,图片出自《矶部矶兵卫物语》,欢迎用作表情包。
01
“粹”:成为“江户子”
江户城的开创,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传说,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江户选址的因由:两泡尿。
战国时代的两大豪杰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对着小田原方向撒尿时达成了一个约定,丰臣秀吉将江户与围绕着它的领地作为封赏赐给德川家康。尽管表面看起来丰臣秀吉相当慷慨,但其内心却暗藏玄机,他指望以此让德川家康远离当时的权力中心京都。但德川家康却另有盘算:虽然此时的江户只是片蚊虫猖獗、芦苇丛生的海湾,但他却从中看到了无限的远景,这里有可以通航的河流,易守难攻的地势,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发展上都前景广阔。他在这里修建了雄伟的江户城堡。城下的护城河、房屋和街道则构成了环绕于它之下的“城下町”。江户城由此建立,并在未来的两个世纪初,成为号称有着“八百八町”的江户城。
德川家康像,被认为是其三方原战败后特意请画师狩野探幽描绘自己惨败时的落魄样貌,以志不忘,但这则传说实际上是明治时代以讹传讹的传言。这幅画真正的名字是“家康公长筱战役小具足著用之像”。
两泡尿最终诞育出一座人口达到百万之数的繁盛都会,不能不说给人一种荒诞不羁之感。或许从江户诞生伊始,这种荒诞不羁就作为一种城市性格深植其中。未来,江户子的性情也由这种不羁衍生而来。这种不羁可以扩展出一种豪迈的意气,也就是江户子所谓的“粹”。这是江户子自尊意识的根本。所谓的“粹”,在江户读作“iki”,与“意气”的发音相同。它是指那种活力与魅力并举,喜好新奇而又注重品位的气质。
“粹”的陶冶,自然并非朝夕之功。比起千年京都,江户毕竟是座年轻的城市,要养成一种江户人的精神气质,需要时间的陶铸。江户子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三代世居江户”。江户也至少需要三代人一个世纪的时光,才能培育出自身的城市气质。
《名所江户百景——富士山下》,歌川广重绘,1857年。
对江户这座城市来说,近水楼台的精神气质便是所谓的武士精神。尽管这种武士精神多少是文学小说创造出的神话——当武士在战场上搏杀时,沾满鲜血的双手刀起刀落,是很难从杀红眼的人脸上看出除暴戾和疯狂之外的其他气概的。但随着江户太平时代的到来,远离战场丧失杀戮发泄条件的武士,也开始用精神力量取代杀人屠刀。昔日的森森血气被太平时代的风尚道德所软化,最终剩下的只有身为武士阶级的傲气而已。
从“武士没饭吃也要装着剔牙”的傲气,到江户子“身边不留隔夜钱”的豪放狂傲。这种傲气,恰好是日本思想家九鬼周造在《“粹”的构造》中所定义的“粹”的重要特质。歌舞伎十九番中的侠客花川户助六就是江户人心中“粹”的化身,他很会打架、纯情、好胜,挥霍放浪,并且对衣着有着不俗的品位,在巧计夺得宝刀之时,也能博得美人粲然一笑。他的一举一动恰如最勇武的武士,但他忠于的却并非是主君,而是自己的心灵和情感。
忠于自我,这是江户子“粹”的体现。这种对自我的忠实,所激发出的气概,堪称火热。而且往往也真的会擦枪走火。被称为“江户之花”的消防员,就很为自己江户子的身份而骄傲,这种骄傲会让他们“寒冬只穿一双白袜,连鞋也不穿、单裹一件披风就敢冲进火场舍生忘死”。
喜欢打架,好勇斗狠,也是讲意气的江户子的重要特征之一。出自《北斋漫画》。
江户子的“粹”自然也逃不了火的淬炼。江户时代是个与火神共舞的时代,1657年明历大火是江户时代最著名的火灾之一,几乎摧毁了江户三分之二的建筑。这场大火还有个颇为罗曼蒂克的起因,一位年轻女子因为爱慕一位偶然遇见的武士,欲火炽热,情思而死,她按照心上人衣服花色制作的振袖和服,因此浸透了她内心的爱欲,并导致三位得到它的女子发狂夭逝。最后,收藏它的寺庙决定将它焚毁,却更激发出了它蕴藏的欲火,几乎焚尽了整座江户城。
1682年,江户又爆发“天和大火”。整座城市再遭祝融之灾。火灾频发,不仅给了“江户之华”的消防员们展现自己江户子意气的机会,也让江户成为名副其实的“三界火宅”。一场大火便可以让整座城市灰飞烟灭,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江户人自然也能感受到生世短暂,犹如浮光。所谓的“浮世”即由之而来。
“浮世”本蕴含着悲苦人世之意,但乐观的江户子却赋予了它一种纵情享乐的意蕴。既然身为微虫一般底层阶级的町人,居住的狭窄逼仄的里长屋不知何时就会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既然如此,不妨“今朝有酒今朝醉”,“身边不留隔夜钱”。而这更促成了江户子一种自在快活,无拘无束的气质。他们身边缺钱便去寻地方打一天工,挣来饭菜酒钱便纵情欢乐,或是将钱抛掷在游馆的艺伎身上,抑或到寄席听段落语快活一笑。回到家后,想自斟自饮就淋漓畅快,想躺平就和衣而眠——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秉持着忠于自我的意识自由自在。
这种忠于自我的自在,是江户子引以为傲之处,也让他们可以傲视凌驾于自己头上之辈。18世纪的滑稽小说家式亭三马就是一位颇为自豪的江户子,在他脍炙人口的名作《浮世澡堂》中,他常常借笔下的江户子嘲讽来自京都大阪的“上方人”,调笑这些自夸懂风雅、有品位的有钱人是何等柔弱小气,虽然自夸出身天子公卿所在的风雅帝京,但到头来还是要跑到“这世上无比繁华”的江户来挖银子。
《浮世澡堂》,式亭三马 著,周作人 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浮世澡堂》里上方女子与江户女子阿山的斗嘴很有代表性。上方对阿山嗤笑江户的鳗鱼“只是柔软,没有什么味”,夸口只有在上方京都大阪这样的地方鳗鱼才料理得法,“用铁串上穿了拿来烧烤,烧好了之后,再适当的切作几段,装在大平碗里,紧紧盖好了拿出来,无论怎么样也不怕会冷掉了。”
江户时代的女澡堂子,出自《北斋漫画》。
这种听起来很讲究的鳗鱼吃法,阿山却嗤之以鼻:“在江户,这样子的小气事情是不流行的。江户前的烧鳗是,把热腾腾的出热气的鱼排列在盘子上拿出来。吃着的时候冷掉了,就那么搁下去,吃那再要来的刚烧好的,那才是江户子的办法。”她更嘲笑上方女子是“上方的赘六”——“赘六”,即是江户子口中“废物”之意,这个词可以说一石二鸟,同时嘲讽了两种人:自命不凡的上方人和江户的上层阶级,那些跨刀横行的武士们。所谓的“赘六”,就是指江户时代那些身佩甲、胄、弓、箭、刀、剑六物却无用武之地的武士们。
自在骄傲的江户子,象征着江户这座城市的欲望与热情,这也是一股潜在的力量。自在意味着不受拘束,骄傲意味着不惧权势,而在江户城划定等级秩序法度的上位者眼中,这自然相当于一种叛逆,是对秩序法度的越轨和挑衅。而江户子也恰恰为自己触碰禁忌的行为感到一种心跳式的欢愉。
《江户百梦:一百幅图读懂江户日本》,田中优子 著,小米呆 译,浦睿文化 |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衣着等级秩序的破坏。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幕府禁止底层町人穿着绸缎,江户子就大摇大摆地把仿丝绸质感的绵缎子和绵缩缅穿在身上。既然下令禁止町人穿着刺绣,那就把刺绣改成染色印花好了。在幕府规定的服饰规制中,町人只允许穿着茶色、鼠色和青色这些黯淡的颜色。江户子们便想出办法,在仅有的三种色系里踵事增华,创造出“四十八茶”和“百鼠”诸多颜色——真正是“五颜六色的灰”和“七彩斑斓的青”。
对既定秩序暗度陈仓的挑衅,对禁忌规则阳奉阴违的对抗,从这种意义上说,叛逆,才是江户子“粹”的真正意义。他们身居社会阶梯的下游,身受上层有司重重法条苛律的束缚,但仍然在秩序的夹缝中活出了真正的自我,而不屈服于世故圆滑。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是真正的江户之子。
02
文明开化来了!
江户子哪里走?
“你老家是哪里?啊!东京?我真高兴,我有伴儿啦……我也是江户子哪!”
眼前这个“身着轻飘飘的薄绢短和服,摇着折扇”跟自己说话的绘画老师,让从东京来到这个偏远小地方当老师的哥儿内心浮起一阵不快:
“这种人也算江户子的话,那我真不愿生在东京了。”
哥儿是夏目漱石的经典小说《哥儿》中创造的主人公,一名二十几岁来自东京的少年,一个典型的江户子:耿直、刚强、鲁莽、不谙世事,也不通圆滑世故,却被抛到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与一群世故圆滑的家伙为伍。这群家伙中也包括那位自诩“我也是江户子”的绘画老师,其本质不过是个虚伪阿谀之辈,却故作风雅。被包围在世故中的哥儿,纵使知道自己被人有意捉弄戏耍,但还是依从本心,纵意逞强,爱与恨都不加遮掩地坦坦荡荡——完全符合一个江户子“粹”的标准。
《哥儿》,夏目漱石 著,陈德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3月
夏目漱石创造这个二十几岁的哥儿的时候,自己已经三十九岁,人到中年,还患有严重的精神衰弱。小说刊载的1906年,距离江户子诞育的江户时代的终结,也已过去了近三十八年。夏目漱石诞生的次年,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维新开始。同年9月,江户改名为东京,成为维新时代的中心。象征江户时代的江户城堡的外门被拆除,两侧的塔楼也被拆毁,石块用来建造维新时代的大桥和道路。
夏目漱石诞辰纪念插画。
东京建造起了像鹿鸣馆一样西洋风格的洋馆,参观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将其谑称为“法国乡下的温泉疗养院”。自诩“开化”的日本人在里面抽雪茄、玩桥牌,乐队演奏着华尔兹舞曲。江户文化的代表歌舞伎表演,也经历了一番匪夷所思的“开化”革新。舞台上开始上演改编过的《哈姆雷特》,饰演哈姆雷特的川上音二郎甚至把自行车骑上了舞台,台下热衷于“开化”的观众对此报以热烈掌声。
东京取代了江户,文明开化取代了江户传统,甚至夏目漱石本人也可以称之为“开化之子”,他在东京大学读英文科,前往英国留学两年,深沐西风。那么江户子这个陈旧的名词在这个新东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明治维新时代鹿鸣馆中的舞会。
夏目漱石用他的《哥儿》给出的答案是,不仅必要,而且在这个拙劣仿效西洋文化的世故时代,江户子的意气,或者说是“粹”,更显得尤为珍贵。那是一种敢于和世俗对抗的桀骜不驯的刚强,也是一种出脱于老于世故的浮华世风的青春叛逆精神。一个纯正的江户子,哪怕人过中年,哪怕尝遍社会世故的摔打磨砺,内心中的刚强与叛逆,也让自己常葆赤子之心。
夏目漱石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刚强的江户子。他笔下的哥儿可以说是自己的内心自况。江户子的叛逆意气,被他锤炼成笔端的现实批判,在他的名作《我是猫》中,他揭露了那些仗势欺人之徒“凭借别人给他们的职权,就耀武扬威起来”“狂傲地认为对他们的活动,人民没有丝毫置喙的余地”。
1910年,政府抓捕审判幸德秋水等宣扬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逆事件”,让他内心愤懑。当文部省软硬兼施要授予这位国民作家博士荣誉,以收买民心时,遭到了夏目漱石的严辞峻拒。明治天皇去世前夕,当局以天皇昏迷病笃为由,企图禁止东京民众举行夏天传统的“纳凉焰火会”。作为一名老东京人,一个江户子,夏目漱石讥讽道:
“我以为天子既未驾崩,就没有必要禁止‘纳凉焰火会’。会有许多平民百姓因为盛会停办而影响生计,我为当局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而感到震惊”。
夏目漱石至死都保留着一种江户子的刚直意气。这种江户子特有的“粹”也存在于与他同道的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小说家永井荷风也是这样一位江户子。他比夏目漱石小12岁,完全是在明治维新的开化新风中成长起来,他游学美国与法国,深受左拉的影响,对西洋奇技淫巧的摩登猎奇之癖和唯美主义的挚爱享誉盛名。“大逆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看到五六辆押送犯人的马车朝法院的方向而去。“这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世上经历过的,想说又不能说的事情,再没有比这件事更令我心烦的了”,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荷风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深感痛苦:
“小说家左拉曾为德雷福斯事件而四处奔走,为伸张正义竭尽全力。而同样是小说家的我们,对于大逆事件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为此我深受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
与一群艺伎坐在一起的永井荷风。他的经典代表作是著名的《地狱之花》。
作为一名江户子,永井荷风面对的是比夏目漱石成长的明治时代更严酷的考验,大正民主短暂的昙花一现,之后便是军国主义的肆意横行。1923年东京大地震对这座城市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江户子所眷恋的江户时代的余痕,几乎都在这场地震中遭到破坏。
这场地震也激发出一种狂热的民族仇恨情绪,狂热分子散布各种谣言,包括外国人制造了一台地震制造仪,企图毁灭日本,而被日本强行吞并的朝鲜人则往井里投毒。他们怂恿暴民对在东京的朝鲜人四下残杀。不久,日本政府发布《治安维持法》,规定任何旨在变更“国体”的组织皆属违法。永井荷风这样的江户子只能再三缄口,以免遭到线民告发,被宪警逮捕。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他身边所谓的左翼进步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时下流行的军国主义狂热,将极端思想伪装成叛逆和不羁的义士之举,煽惑民心将对权威的忠顺当成唯一的美德,集体迈步走上战争之路。
由五社英雄导演的电影《二二六兵变》,讲述了1936年安藤辉三、香田清贞、野中四郎、河野寿等八人为首的陆军下级少壮派军官商议,定于2月26日发动名为“昭和维新”的军人武装政变。
警钟已经敲响,但陷入狂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钟声阵阵传入耳朵,每当这时我不由忧心忡忡起来。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带着和往昔的人们一样的情怀倾听这钟声的人了……”1936年3月,永井荷风写下这段话的七天前,东京爆发了“二·二六兵变”,军队暴走。东京的市民却相信这些杀人者是心怀爱国的碧血丹心。
东京,已经不再适合江户子的“粹”生长的土地了。
03
江户子·东京人
“杀!英美为我国之敌,前进!化作一亿尸魂!”
日本战争宣传画《打倒心中的美英思想》。
1941年12月12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五天后,永井荷风看到广告和开战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和电车车厢内。荷风对那些充斥着“钢铁”“力量”“国力”的口号大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江户子,一个老东京人,这些狂热的战叫,得到的只有他的一声冷冷的嗤笑。他自知仅凭手中的笔,无力对抗举国的躁狂。但他骨子里仍有属于江户子的尊严,那是他曾经亲历、生活、并诉之于笔墨的江户时代的风习,尽管他深知这一风习,已经在集体狂热的轰炸下“渐渐绝灭”,但他仍能用手中的笔,点滴记录下来:
“我生在东京,而且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漫长的岁月……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和声音,都未曾使我感到珍稀和怀念。随着时光的流逝,逐一地消失了,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然而现在,却使我一一清晰地回想起来。我的心头第一次感触到绵绵无尽的奔涌着的思绪。犹如分别的恋人,回味着往昔的情爱。 岑寂的夏夜,木屐踏过板桥的声音。门外雨滴哗哗地淋在油纸伞上。掠过夕月的雁叫。雨里黄昏,呼唤着渡船的过河人。夜间,投网入水的声响。货船的舵声。…… 今天,时代过去了,思想变了,风俗变了。出生在这座城市,老朽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今后直到死去之前,他们要想寻求往昔永恒不变的情趣,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晴日木屐》,永井荷风 著,陈德文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1日
这当然不是写给当下的文字,而是一个来自过去的江户子,写过未来的东京人。1944年,荷风挚爱的东京遭受空袭。他的住所也被炸毁。在东京大轰炸中几乎失去了一切的荷风,却没有责怪他同胞口中的“鬼畜米英”摧毁了自己的家园。在1944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他如此写道:
“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害的,我们一定要记下他们的罪行,让后人见证。”
1945年8月15日,躲避轰炸被迫离开东京的荷风,辗转抵达冈山寓居。沿途仍能看到应征士兵和欢送的小学生队伍。冈山也是一片焦土,在一条烧焦的街道上,荷风找到了一个自来水管洗了脸。他刚到寓所就听到了一个让他心神振奋的消息:这天中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日暮,染坊店老板娘拿来鸡肉、葡萄酒,开宴庆祝休战。众皆醉而就寝。”在这天的日记栏外,荷风欣喜地用墨笔大书:“正午战争停止!”
阔别已久的东京,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废墟。那些昔日江户子们勾连的狭邪游馆,那些他们挥汗赚取一日报酬的商铺店肆,那些仅可容膝却不乏欢声笑语的里长屋,连同明治维新东西合璧的洋馆、大正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一并都在战争中化为飞灰。焚烧死难者的火焰无日无休,升腾的灰烬缓缓在黑色的废墟上,犹如夏日里的死雪。
1945年东京大轰炸后城市化为一片废墟。
但东京还在,东京人也还在。在东京的一家歌舞伎剧场,台上的演员高声喊出“江户第一!”台下的观众高声起哄,尽管他们大都饥肠辘辘。与永井荷风齐名的另一位江户子,时代小说家池波正太郎在战时被迫入伍,但他一直坚信,“这样泯灭良知的日本,不战败是不可能的事情”,退伍后,他在一片废墟的东京中游荡,居然意外地在一家小摊上吃到了荞麦面。豪气地吃着久违的荞麦面,让他想到这种面条原本是江户时代太平光景下,从容的町人创造出的美食。他由此相信,日本一定会复兴。
永井荷风去世于1959年,此时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日本繁荣时代已经到来。他虽然来不及看到五年后东京奥运会的举行。不过以他江户子的腹黑性情,一定会喜欢那首关于奥运会场旗帜的小诗:
“一面又一面,总共九十四面国旗,当中一些指不定还曾相会于战场。”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的日本。昔日战争名义上的统帅裕仁天皇如何正坐在皇家包厢里向全世界挥手致意,散布爱与和平的福音。八千只和平鸽展翅翱翔的空际,正是当年轰炸机隆隆落弹的天空。昔日废墟的焦土上,东京塔傲然伫立,新干线列车在当年焚烧尸骸的土地上飞驰而过。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点燃奥运火炬火炬手坂井义则,他出生于1945年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之一。
对欣喜若狂的东京人来说,这场奥运会的压轴大戏是日本国宝级柔道大师神永昭夫,对战体型如巨人一般的荷兰选手安东·吉辛克。
信心满满的东京观众们认定神永会是最终的胜出者,但结局却出乎意料:神永被吉辛克摁倒在榻榻米上,无法动弹。吉辛克获胜。
一片死寂的会场上响起啜泣的声音,但就在这时,吉辛克却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抬手制止了蜂拥而至的荷兰粉丝,转身面向神永,对他深鞠一躬。
日本观众纷纷起身,向这位对手报以热烈的掌声——含蓄中的自傲,安守分际中的张狂,胜利者的谦虚,以及失败者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江户子的“粹”与东京人的肉体,就通过一位战胜了日本人的外国选手的日本式谦逊,以这种莫可名状的形式,连在了一起。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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