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千与千寻》重映：时隔18年，我们还能从片中看到什么？

　　撰文 | 林子人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千与千寻》重映及“高空坠物”事故后的种种反思。

　　《千与千寻》重映：时隔18年，我们还能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什么？

　　6月21日，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在首映18年后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千与千寻》由吉卜力工作室制作，宫崎骏担任导演和编剧，在日本国内创下了308亿日元（约17.4亿人民币）的票房纪录，是至今为止日本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甚至超过了创造日本进口片票房奇迹的《泰坦尼克号》。

　　在国际影坛，《千与千寻》也是一部高口碑的神作。2002年，该片一举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值得一提的是，金熊奖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动画电影的奖项，在《千与千寻》之后还没有一部动画电影能够再次获得这一奖项，因此《千与千寻》可以说是代表了亚洲动画电影在国际上取得的最高成就。

　　《千与千寻》的故事讲的是10岁少女荻野千寻和父母在搬家途中意外被妖怪“神隐”至神怪的世界。千寻的父母因为贪食变成了两头猪，千寻不得已进入汤婆婆的澡堂“油屋”当帮佣，结识了白龙少年。白龙是一位年轻的河神，他曾是幼年千寻的朋友，也曾在琥珀川救过千寻的命，但由于琥珀川被人类填平而失去了家园，白龙也被迫“神隐”。千寻与白龙互相帮助，最终帮助家人和朋友逃离了神怪世界。

　　时隔多年回顾这部神作——虽然在中国《千与千寻》其实是首次正式公映——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读出许多不同层次的意味。“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刊文《夏至，重回那场梦》指出，宫崎骏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创作《千与千寻》的初衷：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很少有专门为10岁左右的女孩创作的影片，他朋友的女儿当时就差不多是10岁，每逢夏天都会到他山边的小屋来。在观察了朋友的女儿后，宫崎骏发现处于“前青春期”的女孩开始有许多对成人世界的想象和成长的困惑，因此，“我想做的是告诉孩子们怎样好好地生活在这个现实中。”

　　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实世界的残酷：因为贪食而变成猪的父母，因为膨胀的欲望成为吃人怪兽的无脸男，遗忘了自己的名字、逐渐被内心阴暗面吞噬的白龙少年……即使是在神怪的世界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人性的晦暗复杂，宫崎骏通过千寻这个角色告诉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面对种种欲望和抉择，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的侵蚀，不忘本心，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看理想”公众号则指出，《千与千寻》除了大量引用日本传统文化元素之外，也反映了大量日本的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千寻和她的父母坠入的神怪世界其实象征着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在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千寻刚到那条被废弃的美食街时，她的父亲就说，“这种地方泡沫经济时期多的是，后来都破产了，就没人来了。”“这种地方”就是过去曾经过度开发的“文旅地产”，因经济衰退而在人类世界里沦为无人问津之地，但入了夜，神仙妖怪们依旧来到这里泡澡吃喝，放松休闲，“那些熙熙攘攘的妖怪顾客，其实都是活在泡沫经济时期的一场梦里。”

　　片中的重要地点油屋则象征着一个典型的泡沫经济时期的“托拉斯”大企业。汤婆婆作为这个企业的老板垄断了附近所有的澡堂，在油屋工作的青蛙们就是勤勤恳恳的上班族，千寻来到这里，仿佛就是进入了职场，她与汤婆婆签的协议相当于员工和老板签订的劳务合同。签署合同后，千寻就在那里遇到了在职场里能遇到的所有东西，比如友善的前辈、阴险的前辈、讨厌的上司、职场暴力、同事间的排挤。“对于上了班的人，或者是被职场‘荼毒’过一段时间的年轻人，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片子，跟小时候看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千与千寻》剧照。来源：豆瓣另外，“澎湃新闻·有戏”撰稿人徐春伟认为，《千与千寻》也反映出了宫崎骏的环保理想。在片中，油屋中的二号人物白龙少年有着悲惨的过去。他本是掌管琥珀川的河神，1980年代，人类在大兴土木的城市化扩张中填平了琥珀川，导致他无家可归，不得不投奔汤婆婆成为她的弟子，在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的同时渐渐也迷失了自我。片中的另外一个角色更明显地点出了人类破坏环境的恶果：千寻和小玲曾接待一位浑身腥臭体型巨大的客人“腐烂神”，千寻等人费力帮他清洗，拉出自行车残骸、汽油桶、废旧轮胎等各种垃圾，除去大量垃圾的客人这才露出真身——一位经年累月被垃圾和污水侵蚀的河神。

　　两位河神的处境，正是宫崎骏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隐喻：“腐烂神”身上清理出来的垃圾是人类破坏环境的结果，白龙因家园被人类侵占而失去名字，越来越变成凶神恶煞，隐隐指向被污染的环境终将反噬人类。但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结尾，“腐烂神”和白龙在千寻的帮助下寻回了名字和自我。徐春伟指出，宫崎骏不止一次在作品中强调保护自然的重要性，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风之谷》中呈现了被工业和战争毁掉的世界，令人触目惊心。

　　在《千与千寻》中，白龙与千寻的互救更进一步指出人类只有通过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避免《风之谷》这样的悲剧。一个重要的细节是，白龙在离别时告诫千寻千万不能回头看，这其实亦是在告诫人类不要再走破坏环境的老路，他许诺的与千寻在人类世界重逢，则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在未来重新建立。正如宫崎骏自己所说：“千寻与白龙的‘爱’是一种在困境中互相扶持、给予彼此坚强活下去勇气的朋友的感情，也代表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高空坠物”事故频发：我们如何杜绝悲剧再次上演？

　　6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一住宅楼20层玻璃窗坠落，砸中楼下一名路过的五岁男童，三日后，该男童因抢救无效离世。该事件发生一周后，6月19日下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又发生一起高空坠物事件，一名放学回家的女童在家门口被砸伤头部。警方通报称，这是一名8岁男孩高空抛物所致，由于男孩还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按法律规定其家属需承担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年来，高空坠物引发的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澎湃新闻以“高空坠物”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了1400多个结果，高空坠物轻者致人伤残，重者致人死亡。对于受害者家庭来说，如此飞来横祸可谓晴天霹雳；对围观者来说也是心有戚戚，毕竟这样的惨剧防不胜防，有可能落在任何一个人头上。

　　无论高空坠物是事故还是人为，都免不了事后追责。澎湃新闻记者王选辉检索公开案例、采访法律人士，梳理了高空坠物发生后通常会有的几种处罚和赔偿形式。《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因此从此前的案例来看，在高空坠物发生后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判决“全楼连坐”。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鉴于这条规定，父母应该教育、引导自己的孩子不要乱扔东西，如果未成年人主观存在故意且导致后果严重，也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同样，高空坠物伤人事件肇事者也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钟兰安指出，此类判决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如果高空坠物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就有可能涉嫌相关犯罪。第二，如果肇事者在主观上存在刻意（比如在人流涌动的街道上随意抛掷酒瓶），就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高空坠物伤人事件频发背后更加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是社区维护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媒体人张丰在“腾讯·大家”撰文认为“中国楼盘的中年危机过早来临了”。深圳的事故是建筑物本身老化的问题，南京的事故则是楼盘管理的问题，两起事故的深层原因其实是同一回事：楼盘未老先衰，导致危险增加，“人们买房的时候，因为有70年产权的预期，也会想当然地有一种70年的安全感，但是才过去15年，楼盘就已经危险重重了。”

　　张丰指出，“楼盘衰老”是个系统性的安全危机，靠法律和监控威慑亦只是亡羊补牢。除了高空坠物之外，社区维护不善还包括电梯等公共设施的老化，这些都蕴含安全风险。而物业管理水平的问题也会降低小区的安全水准——据南京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南京高空坠物伤人事件的发生地是一幢汇集美甲、艺术培训中心等小公司的高楼，楼下角落处有一个露天垃圾池，平日里经常有住户从高处往下扔垃圾。

　　往深里说，“楼盘衰老”其实还反映了中国社区公共性不足的问题。从小区开发伊始，开发商就不重视公共安全的问题，在建筑设计上留下种种安全隐患；在居民入住后，业主缺乏有组织的交流协商空间、维权困难重重，导致居民只是原子化的个体。“缺乏‘公共性’的小区，最终必然会导致安全形势的急剧下降。一个楼盘的‘生命’，不但是建筑物本身的生命，也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对整个安全形势来说，后者的重要性甚至包括前者。只有居民有了更好的公共意识，才能真正减少甚至杜绝人为的高空抛物。”

　　在经济学家韦森看来，中国社区建设乏力有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上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而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众多传统典籍推崇“崇公抑私”，使得“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变成了一个负面词，导致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另一方面，绵延千年的帝制让当权者只考虑政权与江山永固，民众也因此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害，就不必去关心公共财产。

　　“从社区来讲，想要形成一个互动良好可持续的居民自治模式，精神上的基础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要有愿意参与社区事务的公共精神。从哈耶克关于自由对道德影响的理论来看，如果想要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拥有一个有着良序运作的法制体系的社会环境，才是提升民众道德水准、激发公共精神、重建商业伦理的前提条件。”他说。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宪辰基于其长期对制度变迁与行为等问题的研究，指出“水平式的民治”是社区治理的出路。所谓水平式的民治，就是与陌生人平等地商议达成、遵守合作协议。要形成这样的社区治理制度，首先需要让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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