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与“满蒙都力运动”

　　

　　川岛浪速

　　1912年初，宣统退位的大局已定，川岛浪速竭力劝说肃亲王善耆逃出北京，以“满蒙为根据地进行匡复大清社稷活动”。不久，善耆乘船去旅顺，川岛浪速再利用善耆的名义从事满蒙都力活动。

　　1912年1月29日，川岛浪速向日本参谋本部发出第六十二号电报告了他的行动计划:发动满蒙勤王军，以坚守满人祖先故土决不归还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暂据满蒙，以养实力，俟民国自相扰乱时，再进出中原……此在北方崛起之国，只有在日本的掩护下才能生存。”

　　为实现这一计划，川岛要求参谋本部训令关东都督府给予大力援助。参谋本部和关东都督府派出高山公通大佐、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助和木村植人大尉等协助川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直接组织指挥。在财力方面日本政府以大仓洋行的名义，分别贷给喀喇沁王及巴林王9万日元及2万日元，从3月初开始支付。

　　川岛等人制订的具体行动步骤是:“策划肃亲王从北京逃往东北，喀喇沁王及巴林王潜回内蒙，待武器弹药运送完毕后。两地同时举兵起事，建立“满蒙王国。”1912年2月2日，在北京日本使馆守备队长菊地武夫的配合下，川岛派人将肃亲王耆善及其他一些宗社党人秘密护送出北京，于5日抵达旅顺。3月初，喀喇沁王等人也按计划从北京潜回内蒙。川岛本人则赶到奉天，准备坐阵指挥。

　　但这一活动在即将发动之时，即受到英国的干预。日本政府见时机不当，遂加以制止，同时偷运的武器又被截获。因而，西园寺首相训令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取缔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不久，参谋次长福岛安正给川岛浪速发出“至急归国”的电报，将他召回日本国内。

　　川岛在得到政府方面“绝对不加干涉”将其同伙“安排在满洲各地”以“保持从来的友情与联络”以及“永久保护肃亲王在旅顺的生活”两项“同意与保证”后，表示服从政府决定，中止“满蒙独立运动”。因此，这次“满蒙独立运动”尚未发动，即告失败。

　　

　　川岛芳子与养父川岛浪速

　　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之后，便公开进行帝制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时，日本政府也乘机采取了多边倒袁的方针，力图借混乱之机分割中国领土。

　　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限内阁通过了《针对目前中国局势帝国政府应采取的策略》的决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确定帝国在华优势，“以袁氏从中国权力圈中退出为妥，毫无疑问，任何人取代哀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因此，对于“帝国民间志士对中国人的反袁活动给予同情或财物资助，政府虽然不能承担公然鼓励之责任，但将予以默许”。并决定由外务省专门负责调查执行。

　　根据日本政府这一方针，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传令驻东北各地的日本领事和官宪，不再取缔日本人的“满蒙独立”活动。其实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川岛浪速等人对“满蒙独立”仍然念念不忘，并在暗中活动。1912年8月，川岛便写出了《对支管见一文，向当局力陈占领“满蒙”的重要性。

　　次年，在该文的《再版自序》中川岛又强调指出:“占领满蒙的机会本已失去，此次重又来到眼前，机不可失，如再失去，第三次占领满蒙的机会难期矣。”他还和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重新组织了“对支研究会”鼓吹对中国用兵。

　　

　　与此同时，川岛还和宗社党人一起，在大连、安东、魏子窝等地招募土匪，秘密组织“勤王军”2000余人，并于1915年夏同盘踞在内蒙古达布苏诺尔盐湖附近的蒙匪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策动其同以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相结合，南北呼应，再搞分裂活动。

　　日本参谋本部对此次活动给以全力支持，次长田中义一和刚从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福田雅太郎负责幕后策划，将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军官派往中国东北，由土井担任这次“举事”的总指挥。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至少要牵制北方势力以帮助南方势力的继续发展，如有可能则使满蒙派与南方派互相呼应，逼近北京，并对于起事所需的资金筹措及武器的购买和输送，多多给以方便。同时指导其军事行动”。

　　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由财阀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100万日元，发给“勤王军”5000支步枪和8门野炮。1916年3月，土井等人经由朝鲜潜至中国东北，将川岛一伙划归自己指挥之下，并预定于4月15日举事。

　　但是，这时日本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尤其是对“满蒙”政策上又产生了分歧，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驻安东领事吉田茂等，都对川岛等人的活动持有异议。

　　

　　肃亲王善耆

　　吉田茂在3月16日以绝密电报向石井外相指出:“务请政府速定取缔方针，急向关东都督发出训令。次日，矢田七太郎亦致电外务省，认为一些军官和宗社党徒及绿林之辈的种种策划，不仅毫无成功希望，且有暴露丑行、自讨没趣之虞。他还认为，乘张作霖与奉天将军段芝贵矛盾异常尖锐之机，在幕后支持张作霖搞“满蒙独立”，较土井等人的计划更为切实可行。

　　3月31日，原本支持川岛浪速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改变主意，和石井外相均同意矢田关于策动张作霖的建议，认为是“简捷稳妥之策”。4月10日，田巾致电西川令其与矢田磋商，进一步向张作霖透露真意，促其独立，并保证其本人的身份地位及武器军饷的接济等。矢田等人的活动十分顺利，曾使张作霖准备发表独立宣言。4月中旬，张作霖靠日本人撑腰，驱逐了段芝贵，成为东北最有实力的人物。

　　但土井、川岛等人却坚决反对拉拢张作霖的计划。在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的支持下，他们决定釜底抽薪，除掉张作霖。5月27日，中村“访问”奉天，张作霖前往迎接，返回途中日本预备役少将三村丰怀抱炸弹，直扑张作霖马车，将车炸毁，但张作霖坐在另一辆马车上，得免于难。暗杀未获成功，土井等人决定仍按既定方针行事。

　　土井根据小矶国昭回国探听到的政府方面的动向，重新制订了行动计划，将举事时间定在6月10~15日，届时在南起普兰店、貔子窝，北至盖平、岫岩、大洋河一线，以及安东附近，同时起兵，组成“独立讨袁军”，奇袭辽阳、本溪，进攻奉天，并在奉天城内制造混乱，切断东北与北京以及东北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与通讯。此外，在长春、吉林等地也有所部署。

　　

　　然而，正在其剑拔弩张之际。袁世凯于6月6日突然死去。这样，“满蒙独立”便失去借口，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不得不随之改变:立即中止以反袁为名义的“满蒙独立运动”，支持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以使其投靠日本。经过反复劝说和施加压力，陆军方面及川岛浪速一伙方被迫同意停止武力行动。

　　于此同时，在内蒙古方面，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等人指挥巴布扎布蒙匪骑兵3000人，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于7月1日开始南下东进7月22日在突泉附近被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率部击败，遂于8月14日窜至南满路上的郭蒙店。这时奉军已急派二十八师第二十七二十八两个骑兵团进抵郑家屯堵住了蒙眶归路。

　　日本政府虽然已经改变政策中止“满蒙独立运动”，并决定解散宗社党“勒王军”，遣回巴布扎布，但是仍想保存这支他日可供利用的蒙古武装。因此，先后将800名辽南“勤王军”运送到郭家店，加入这支蒙古武装，并向其提供1200支步枪、4门野炮及弹药派川岛浪速前往犒劳。为了使其安全撤退，日本还先后制造了郑家中事件和朝阳坡事件。

　　8月13日，郑家中日本商人吉本无理毒打一当地男孩，奉军二十八团一骑兵上尉干涉双方发生口角吉本报告日本警署。日本巡警河赖遂引守备队松尾中尉率20余名日兵至二十八团团部寻衅，首先开枪挑起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机扩大事态，一面火速派兵增援，一面要求城内中国军队一律撤至城外30里，后又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中国军队全部撤退。在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照撤无误。

　　

　　9月2日，巴布扎布率部向西撤退。9月3日行经吉林公主岭附近之朝阳坡，遭到当地驻军阻截，护送的日军借口中国军队的枪弹击穿了日本国旗，开枪挑衅，引起冲突。日军借此要挟吉林督军孟恩远撤退朝阳坡驻军，然后将该地占领，并通告：新民县、郑家屯、杨家城子、农安县以东之地，不许奉、蒙军开战，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军的掩护下，巴布扎布率部安全西撤，11月7日进攻热河省林西县城(今属内蒙古)时被镇守使米振标部击毙。

　　日本利用宗社党进行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均告失败。

　　

　　从“勤王大清”到“MM独立” ——川岛浪速的“MM独立运动”

　　王 柯

　　当代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著名学者卫藤渖吉，曾经分析过明治后期以来日本社会关于中日关系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1）出于对“唇亡齿寒”的担心，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日本人分为主张清国应该实施“攘夷”和主张清国应该实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开国派占了上风；（2）由 于看到清国迟迟不肯放弃天朝体制，于是清国开国派又分为清国可能开国和清国不可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不可能开国派占了上风；（3）与其坐视锁国的清朝最终落入西方列强之手，不如由日本主动采取行动，于是不可能开国派再次分为支持征服中国和支持中国革命两派。2卫藤沈吉对近代中日关系历史走向的这一概括，代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观点，也确实点出了近代中日历史关系衍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从最初的与人为善的期待到最终采取不惜伤害对方的行动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顺理成章的自然转移法则。很明显，这一观点同时有着成为替日本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之口实的可能。原因在于它没有指出：支持征服中国或是支持中国革命两派的真正的分歧点，只是关于以何种手段才能为日本国家博得最大利益的认识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势力，之后甚至是当时也会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行为的原因。

　　支持中国革命与支持征服中国两派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手段的不同。如果从手段上对支持在中国扩大日本势力范围的日本人进行分类，其实还会更多的层次和选项。大正 3（1913）年 2 月，研究中国的青柳笃恒在《太阳》第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我日本对支那之根本方针〉（上）一文中谈到：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日本社会中关于中国领土的舆论大致可以分为“分割论”、“吞并论”与“保全论”三种，而其中的“分割论”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将南满洲和内蒙古收入我手”，第二种为“将南满洲、内蒙古和黄河以北地区收入我日本之手”，第三种为“将南满洲、 内蒙古、黄河以北之地及江苏浙江地区割让给我日本”。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领土“分割论”，首当其冲被认为应该“收入日本之手”、或者直接割让给日本的地区都是“南满洲”与“内蒙古”，也就是所谓的“满蒙”地区。青柳笃恒的分析清楚证明，20 世纪以来日本染指中国边疆地区的活动，大多始于“满蒙”、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4

　　说到日本对满洲产生侵略野心的渊源，一般都会提到佐藤信渊在其 1823 年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所提到的“所有经略他国之法，以从薄弱和易取之处开始为道。而于皇国而言，当今世界万国中最易攻取的土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一语。而近代日本对“满洲”产生直接关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它开始侵略朝鲜半岛、也即开始侵略大陆之初。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与“满洲”分不开的战争，为日本提供了大陆国家化的坚实跳板。5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中日本就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要求。但是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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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为王柯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的第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15 年，137-192 页）。2 衛藤瀋吉：〈大国におもねらず小国を侮らず〉《中央公論》，1972 年 10 月號、118 頁。

　　3 青柳篤恒：〈支那に對する我日本の根本方針〉（上），《太陽》第十九卷第三號，90-91 頁。

　　4 因本文多用日文歷史資料和先行研究，為尊重原資料和加深讀者印象，以及文中行文方便起見，文中的「滿洲」 即中國東北地區，「滿蒙」即東北與內蒙古東部地區。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5 小林道彥：《日本的大陸政策—1895-1914》（東京：南窗社，1996 年），7 頁。

　　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将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然而 1900 年的“庚子事变”之后俄罗斯却占领了东北地区。“三国干涉还辽”带来的“屈辱”感，令日本对“满洲”地区的权益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才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俄国将自己从清政府得到的旅大租借地、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及二者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了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觊觎大陆领土的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满洲”却变成了“满蒙”。

　　这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了清末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展开的民族革命（“民族” ＋“革命”）的问题：一个“民族国家”何以具有维持“天下”体制的合法性？1911 年10月-11月间，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就明确质问：“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中国如果从一个传统的多民族的帝国构造向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转型，“满”与 “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华”所放弃的“鞑虏”。但是在这一时期，“满”与“蒙”之所以被能够合为一体，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日本势力的染指所造成。正如卫藤渖吉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支持中国革命一派以外，还有部分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势力为了扩张日本势力范围而参加了分裂中国的行动。本章研究的对象就是由大陆浪人川岛浪速教唆和推动的“MM独立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同时参加了分裂中国的活动。

　　1．川岛浪速与所谓“MM独立运动”的发生

　　出生于长野县的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又称庚子事变）发生期间，随着他的同乡、当时被任命为日本临时派遣队司令官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著名情报军人福岛安正少将作为“通事” 即翻译来到了北京。他借助于自己当年在兴亚会下外国语学校支那语科掌握的中文能力，在事变发生时中成功地劝说了在紫禁城中 2000 余名清朝宫廷人员放弃笼城，因此得到了八国联军当局的信任。而被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任命为皇宫总监的川岛浪速，又因保护紫禁城使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害，得到了清王朝的信任。之后，进入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军政署警察部门的川岛浪速，藉助列强和日本军方的支持，在事变期间尽力维持了北京的治安，还参与设立了北京警务学校，因此在清皇室返回北京后，又被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用来说明建立现代警察制度。1当时，与川岛交好的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和民政部尚书。

　　尽管有人对“在北京政界中川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相当势力”一说表示出极大的怀疑，2但是毫无疑问，川岛浪速的确得到了清朝政府高层的极大信任。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通过以下材料得到证明。1901 年川岛希望回国度假，然而清朝政府的总理衙门居然向日本驻军提督山口素臣 （第五师团长）发函，请求山口出面挽留：“该员自到京以来，办理一切事宜，善体帮教，悉臻妥恰，本爵极为欣慰。若一旦言旋，诸多未便，拟请贵军门转致该员，暂缓时日，再定归期，实于公务裨益良多，不胜殷盼之至。” 3作为处理情清王朝外交事务的最高机关，居然会为这样一件 事发出专函请求，足见清朝政府对川岛浪速之重视。

　　下面这件事也可以证明川岛浪速在北京政界中的地位。1908 年 11 月 11 日，川岛前往黄寺拜见来到北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过一段交谈：“（达赖说道）从前日本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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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宗》，《聘請日本川島教練巡捕設立學堂每月需月俸經費若干請將合同原定數目見複由》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 01-14-022-01-005，光緒 27 年 07 月 24 日（1901 年 9 月 6 日），發文人：步軍統領衙門。收文人：外務部。

　　2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年），第 112 頁。

　　3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川島君在京辦理一切事宜悉臻妥洽請轉致暫緩回國由〉，光緒 27 年 03 月 15 日;1901-05-03，01-14-010-02-004。

　　有赴西藏者，我曾见过，今日又与君相见，也很喜欢。达赖问，君何时到京？川岛答：到了没有几天。达赖问：从日本到北京走几天？川岛答：多则十天，少则七八天。达赖问：君先后到北京几多年？川岛答：在京共八年。达赖问：闻君从前在北京曾与喇嘛往来？从前在京见过喇嘛，与谈佛教，深蒙指教。达赖问：贵国大皇帝安否？地方安否？川岛答：托福，敝国大皇帝很康健，收成也好。达赖让茶并命堪布送川岛藏枣及苹果各一盘。川岛辞出携所赐藏枣苹果去。” 1此次 达赖喇嘛在北京停留了近三个月，但是能够见到达赖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为外交官僚并且屈指可数，而达赖喇嘛的随从罗桑旦增（堪布）却在川岛浪速前来拜见打来之前还亲自上门拜访了川岛浪速。2

　　川岛浪速曾经两次得到过清王朝的授勋。第一次是在光绪28 年（1904年，明治36 年）12月15日，“大日本国元陆军通译”川岛浪速获得了由清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三等第二宝星”勋章；3第二次是在光绪 29 年（1904 年）12月4 日，“大日本国人警务学堂监督川岛浪速”再次得到“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二等第二宝星” 勋章。4可见，川岛浪速在与清朝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了清朝王公们的信赖。也正因为这种关系，企图在北京通过扶大厦于将倾的活动展示能力，以接近清朝皇族、借机为日本谋取利益的川岛浪速，很早就对野心家袁世凯抱有戒心。

　　按照《川岛浪速翁》一书的说法，在得知袁世凯被焦头烂额的清王朝重新启用之后，川岛浪速曾经三次组织了暗杀袁世凯的行动，企图将袁世凯杀害在从河南到北京就任的途中。其中两次还得到了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中日本陆军军官的支持，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暗杀行动，但是却都没有取得成功。5 1911 年 12 月 7 日，川岛浪速在从北京发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的电报中谈到：“袁世凯阴谋逐渐膨胀，逼迫摄政王退位，欺负他人之寡妇孤儿，借太后垂帘之名垄断君权于一身。为盗取大清之天下，断朝廷之手足而植以自家羽翼，愈加示威于宫中、府中，毫无忌惮之处，遭到激烈反对。满人之愤懑已达其极。北京不日将化为祸乱之巷街，而其乱当自今日始也。” 6川岛浪速笔下的袁世凯，一副活生生的小人得志猖狂的形象。这段文字，反映出川岛浪速对袁世凯借机要挟清朝皇室、逼迫皇室退位这一做法的强烈反感。然而这段话也反映出川岛浪速的立脚点，不是清朝而是清皇室。川岛浪速之所以站在清朝皇室的立场上，与他在北京得到清朝皇亲贵戚的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就认为，川岛“作为肃亲王等人的顾问得到非常信任。” 7

　　为了对付袁世凯的步步进逼，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一批满清权贵于1912 年1 月12日集会，1月19日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俗谓“宗社党”），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制政权，反对共和制。他们密谋驱除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 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但是，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联系到同盟会，1月 26 日同盟会彭家珍炸死了宗社党首领良弼，宗社党遂告鸟兽散。对于袁世凯回到北京以后的各种活动，川岛浪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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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務部全宗》西藏檔，〈日本人川島見達賴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 02-16-007-02-044，光緒 34 年 10 月 18 日（1908 年 11 月 11 日）。

　　2 秦永章：〈1906—1908 年日本當局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接觸〉《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

　　7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 2007 年）。1911 年 10 月 17 日

　　在1月22日给日本参谋本部发出的电报中，就已经直言这是袁和孙中山在演双簧戏。1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将中国大陆作为自己活动舞台的日本大陆浪人，基本上都对袁世凯十分仇恨。在这一点上，日本大陆浪人其实与革命党人非常接近。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日本浪人们对袁世凯的憎恨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憎恨二者完全等同。因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日本浪人之所以憎恨袁世凯，与其说是憎恨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明白比起革命党人来，日本从狡诈的袁世凯处必将更加难以获得他们想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更有一部分日本大陆浪人，他们既不喜欢袁世凯也不喜欢革命派，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下他们才能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他们原本就没有接近过革命派，也不希望看到“革命”的发生，而对袁世凯的憎恨也是因为看到袁世凯已经成为了对清王朝统治体制的极大威胁，成为他们操纵和利用清王朝权贵的绊脚石，川岛浪速就属于后一种。

　　按照川岛浪速的说法，面对袁世凯的“老狯不忠”，清朝皇族中的醇亲王载沣（摄政王）恭亲王溥伟及肃亲王善耆开始密谋利用日本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体制。与川岛浪速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的肃亲王善耆，1912 年1月22日晚亲自找到川岛商谈是否有得到日本的援助，藉助日本的力量逼迫袁世凯辞职离开北京的可能。2尽管东北地区的满族社会和以喀喇沁旗王为首的内蒙古东部蒙古王公表示愿意组织军队进行“勤王”，3川岛浪速也劝说日本军方向“蒙古勤王军”支持军火，4然而川岛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怎么做，清王朝都逃脱不了日益走向灭亡的命运，日本方面能够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因此他在 1月29日开始策划并规劝肃亲王等首先谋求将“满蒙” 地区变成一个日后再起的根据地：“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静等民国自乱必有再出中原之时。宣统退位之罪在于奸臣和失去良心的王公们，可以替祖宗声讨此罪借此告知天下保存大清之名义。”他进而向日本说明这种做法的好处：“此一于北方兴起之国，其首脑当然明白只能靠日本的掩护才能生存。我国可以利用此点为我机关所用。所以应该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 5这应该是川岛浪速关于他策划的所谓“MM独立运动”构想的最早表述，但是可以看到，因为具有“勤王”的因素，直到此时还没有见到“独立”二字。

　　2．蒙古王公的“勤王”与“独立”

　　1912年2月，在得知清王朝皇室已经决定逊位后，川岛马上开始行动，在川岛浪速的计划和具体安排之下肃亲王善耆于1912年2月2日逃出北京，由天津乘坐日本邮船渤海丸于6日到达了当时在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顺。6之后，川岛浪速又设计让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逃离北京，以便回到内蒙古东部可以“举事”、“勤王”。

　　有趣的是，即使在1911年底和1912年初这个敏感的时点，被川岛浪速用来将“满”“蒙” 两个民族集团的社会上层往一起糅合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仍然是即将谢幕的“大清”。包括清王朝在内，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这些王朝， 因为在进入“中国” 建立政权之后认识到无法用自己“民族”的统治方式统治“中国”，逐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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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二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141 頁。

　　2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四号）一月二十三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 142 頁。

　　3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第六一号）一月二十八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144-145 頁。

　　4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144 頁。

　　5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二号）一月二十九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 145 頁。

　　6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 研究所，2001 年），74-77 頁。

　　会向中华王朝转化。然而，由于这些政权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进入“中国”，最初都会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或民族对立，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华文明方式统治“中国” 的同时，又都采用了以周边的“民族”集团牵制“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征服王朝的“多元 式天下”的传统。1而在清王朝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多元式天下”构造中，蒙古社会上层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所以，作为清王朝的一个特权阶层，在面临清王朝全面崩溃的时刻，蒙古社会上层也就对清王朝表示出了那么一点的“忠诚”。例如，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任陕甘总督的蒙古人升允率旧部反抗，他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以表明心态：“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2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由蒙古王公所提出的“勤王”——组织军队进军北京以说明清王朝支撑其统治体制，最初并不是出自于内蒙，而是出自于外蒙。1911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了（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来信，内称：“现闻内地各 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 3 外蒙古四盟王公在信中所提出的“勤王”条件——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事实上是当时库伦大臣所根本无法办到的。因为外蒙古王公已于一年前开始暗中交接俄国势力筹划独立，所以说， 这封信中所提出的“勤王”，只不过是为其之后进行分裂活动制造一个正当性理由。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７时，三多再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 4

　　不能“勤王”就要独立，从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公们的一个逻辑：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大清国的臣民却不是中国的国民。因此，清王朝一旦灭亡， 蒙古与清王朝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而蒙古也就与中国没有了干系。鼓吹蒙古独立 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既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地各省都可以与清朝政府脱离关系而实现独立，那么与各省同为大清国组成部分的蒙古，既然无法通过“勤王”的手段去保护作为母体的清王朝，那就只能与中国内地各省同样选择自保的方法，与清王朝脱离关系。然而，为什么即使勤王作为分裂的正当性根据值得引起注意。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开中国近代民族分裂活动之滥觞。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与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二者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与当年清王朝采用“多元式天下”的思想构筑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而今革命家提倡和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5而蒙古王公之所以以提出“勤王”遭拒为提出“独立”的正当性依据，还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 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正是因为以上关系，蒙古王公在意识到清王朝已经无法扭转灭亡之趋势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勤王”口号，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 的前奏曲。口头上喊着“勤王”，实质上想的却是“民族独立”，内蒙古的王公们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活动，同样也是这种情形。不同的只是，内蒙古王公们的“勤王”得到了日本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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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五章〈多 重的帝国与多元的帝国〉。2 葛生能久：《东亜先覚志士记伝》中，（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 年），第 306 页。

　　3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 年），28 页。

　　4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 年），29 页。

　　5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五章《多重的帝国与多元

　　而外蒙古的分裂活动具有帝俄的背景。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利用诸多档案，记述了这一时期在北京蒙古王公的活动特征。以那彦图（喀尔喀亲王、清廷御前大臣、八旗镶红旗都统）、贡桑诺尔布（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卓索图盟盟长、肃亲王善耆的妹夫）、博迪苏（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博德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佑第三子、辅国公、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兼署正红旗满洲都统）、多尔济帕拉穆（喀尔喀车臣汗部中右旗札萨克多罗郡王、车臣汗部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盟长）、帕勒塔（土尔扈特东部落六世君王巴雅尔之生子，袭封札萨克郡王，科布多办事大臣）为首，当时在北京清廷中有二十几名蒙古王公。1此时这些蒙 古王公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活动特征，一言蔽之，就是激烈反对清帝退位和实行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为首，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又称“蒙古同乡联合会”、“旅京蒙古联合会”、“蒙古联合会”）。2 12月26日以上述三人及多尔济帕拉穆为首，纠集其他24 名蒙古王公，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向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递交信函，向清王朝示忠并要求袁不要与革命派妥协，并声称外蒙之所以宣布独立是因为担心实行民主制，“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 3还向日本公使馆表示：“若果真无法摆脱满朝灭亡、建立共和的命运，蒙古诸王族原本只与满廷相通，隶属于其，对于汉人组织之政府并无继续此种关系之义务。” 4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古王公们在同时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两封信中指责革命党人为“狭隘民族主义”，而他们所提出的之所以反对导入共和体制的理由在于：“满蒙藏回……只知有君主， 不知何所谓共和”，并且威胁说：“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 5而在1912年1月17日至23日清廷召开的御前会议，之所以迟迟不能就接受共和、清帝退位达成统一意见，与会的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惟与清廷有血统上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 6

　　蒙古王公之所以敢于声称“血统关系”，是因为多年来清王朝一直实行“满蒙联姻”的政策。而川岛浪速敢于提出组织蒙古举兵“勤王”的根据。当然，川岛浪速之所以能够向肃亲王善耆等人提出“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的建议，既是他出于对清王朝内部政治构造的了解，也是他与当时清廷宗室、以及在清廷中蒙古王公之间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信赖关系的证明。因为是肃亲王善耆的妹夫，最为川岛浪速所重视的就是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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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

　　2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

　　5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 页。

　　6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8 页。

　　由于善耆的关系，贡桑诺尔布与川岛浪速也应该早有来往。1902年春，贡桑诺尔布接受日本秘密邀请，访问日本并到大阪参观“内国劝业博览会”。在此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多有接触，并与曾经担任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参与了镇压义和团的著名情报军人、当时的参谋次长福田安正之间就作为“日蒙亲善”的一环而在内蒙发展近代学校教育一事达成了协议。在归国途中，他又向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提出要在王府内设立女学堂，按照日本的方式进行女子教育，并拜托内田为其介绍教师。内田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京警务学堂担任教习的川岛浪速，于是川岛浪速就介绍了河原操子。福岛安正与河原之父河原忠以及川岛浪速皆为信州（今长野县）松元人，且为旧知。1903 年12月河原操子离开北京前往喀喇沁时，川岛和当时的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青木宣纯大佐为其送行，一直送到东直门外。1继毓正女学堂之后，贡桑诺尔布又设立了武备学堂，聘请日本陆军伊藤柳太郎少佐为教官，伊藤少佐并且带来了一到两名军官，三到四名士官。因为这种关系，内田康哉赞扬贡桑诺尔布为：“近年来蒙古王公中切实向本国求欢之第一人。” 2而从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自 1905 年起，贡桑诺尔布就曾经通过各种管道不断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秘密借款。3

　　为了支持贡桑诺尔布“举事” “勤王”，川岛浪速1911年12月通过福田安正参谋次长介绍横滨正金银行以“其全部领土为抵押”向贡桑诺尔布借款“两万两”。4 1912年2月，为了建立 “举兵的根据地”，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川岛浪速和日本驻清国公使馆武官高山公通大佐又向准备逃离北京返回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提供了三万发子弹。贡桑诺尔布还通过川岛向大仓组借款 20 万日元，并为此立下了字据：“代表卓索图盟五旗因保卫地方期间，借到大日本帝国川岛浪速君名下日金二十万元，言明年利五厘，三年为限，本利归还，以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作为抵押， 若不能归还时，任川岛君随意开采，期内不许他人开办，至支用方法亦必向川岛君商明，以昭信受，立借字为证”。5为了促成这笔借款，川岛关于“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的详情向福田安正作了以下说明：“卓索图盟内矿山极多，大约数十至五十几座，仅喀喇沁旗下就有 10 座金山、三座 银山、一座铜山、七座煤矿。”

　　在组织“勤王军”的实际行动上，因为有自己的民族根据地，“蒙古人”好像是走到了“满洲人”的前面。川岛浪速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蒙古人”本身也的确希望自己能够领先于“满洲”而起事。6贡桑诺尔布以及巴林王在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的分别陪同下，于 1912年3月5日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喀喇沁和巴林。但是值得注意到的是，贡桑诺尔布回到了喀喇沁后向其部下提出的目标却是“蒙古民族的独立”。7尽管日本抱着“将满蒙联合建设为一个王国”的“MM独立运动”之梦，但是中间认为贡桑诺尔布的行动说明，蒙古人的行动不过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而绝没有建设一个满蒙王国的意思。8 事实上，川岛浪速并非不知道蒙古王公的这些真实想法。因为他已经探知，在北京“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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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波多野勝：《満蒙獨立運動》（東京：PHP 研究所，2001 年），第 76-77 頁。

　　6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 146-147 頁。

　　7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62 頁。

　　8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43、151 頁。

　　喀喇沁王和宾图王访问俄国代理公使，询问如果内蒙古独立时贵国可以提供何种程度的实际支持。” 1换言之，蒙古人对组织军队上的热情，可能并不是完全为了进行“勤王”，最大的可能是 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的目的。他们对待日本的态度，其实也是应该在这个层次上被理解的。

　　3．从“满洲”到“满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蒙古王公”藉以发动“勤王”之师的根据地都是邻接“满洲”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而这个地区，当时事实上也是被日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地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虽然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但对俄国却并不放心，为了确保到手的权益利权，就两国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与俄国进行交涉，两国于1907年签订第一次日俄协约，在协约案的《秘密协约》中决定将东经122度以东的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根据铃木仁丽《满洲国与内蒙古—从满蒙政策到统治兴安省》的说法，日本对内蒙古东部产生领土野心，则是随着日俄两国就满洲的势力范围进行的秘密谈判才逐渐明确起来的。

　　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附件的秘密协约决定在东经122 度以东的地区划分南北满洲，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在谈判中，日本并非没有意识到与“南满”相邻接的内蒙古东部的问题。当时日本企图以对俄国在外蒙古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韩国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但是俄国却提出要将蒙古和满洲以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也划分为其势力范围，引起了日本的怀疑。当时的外务大臣林熏认为：“与外蒙古不同，内蒙古位于漠南，与俄国并不邻接而接近北京，若承认（内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就会危及支那本土的安全，以至于打破东亚全局的势力均衡。这不仅是帝国所不能容忍的，也违背了日英协约第五条的精神。” 2日英协约第五条 即“保全清帝国的独立及领土”，由此可知，1907 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日本虽然没有对内蒙古东部产生独占的野心，但是已经注意到了内蒙古在与俄国抗衡问题上的重要性。而到了 1910 年第二次协约进行谈判时，日本表现出了“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野心”。因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内建设铁路引起了俄国以及美国等的警惕，但俄国又因清朝政府借助英美资本建设锦州—齐齐哈尔铁路的计划被延长为锦州—瑷珲（中俄边境）线而对计划本身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设张家口—库伦铁路的计划进行对抗，使日本政府发现如果锦州—瑷珲铁路计划落空，“会造成排除各国在满洲势力的结果而对我大为有利”，所以 1910 年 3 月 2 日作出决定支持俄国的计划。3北冈伸一认为：“以俄国的提议为契机，日本的经济的军事的利益关心得以更加向西部延长”，而铃木仁丽将此解读为日本因此“对东部内蒙古的关心发生变化，加深了野心。” 4

　　辛亥革命以后外蒙古地区宣布独立，日本政府因为担心俄国因此将内外蒙古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决定与俄国开始第三次密约，此时开始称内蒙古东部为“与我势力范围的南满洲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地区”。5 1912 年 7 月 8 日签订的第三次日俄协约，将日俄各自的势力范围以东经 122 度为界改为以东经116.27 度为界，俄国承认“内蒙古与中南满洲铁道有着深厚关系的部分均为 日本的势力范围”。6“以 1912 年日俄之间缔结的第三次协约的附属密约为契机，日本在东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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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 147 頁。

　　2 此爲林熏給伊藤博文韓國總監的第 69 號電報中的一段話，引自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 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5 頁。

　　3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6 頁。該書幾 乎沒有提及「滿蒙獨立運動」，但依然對本文多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4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6-57 頁。

　　5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7 頁。

　　6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8 頁。

　　蒙古的权益得到了承认。” 1 1912 年 6 月，日本还借参加六国银行团的谈判使各国列强同意在会议记录中加入了“日本国银行团，在得到本借款关联事项不给南满洲以及内蒙古东部的日本的特殊权益造成任何不利益的保证下，宣布加入本借款团”一文。2

　　铃木仁丽的研究主要针对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活动，而事实上军方和日本的民间势力在更早 时已经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兴趣。与喀喇沁同处于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旗，也是与日本较早发生关系的地区之一。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巴林王就和日本的大陆浪人频繁接触。1908 年 2 月， 巴林王即以土地未担保向日本秘密借款（具体不详），而日本旅顺都督府陆军部（星野参谋长）极力赞同，理由是：“向该王施恩，打下今后利用的基础。” 3大约是在1908年间，巴林王还招聘 了一位名为片谷传造的日本大陆浪人为自己的顾问。1909 年 9 月 6 日，片谷传造通过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星野金吾找到日本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希望得到对在蒙古巴林与同酋王共同经营事业的赞同”，因为在他与巴林王各出资 5万（巴林王以土地二百顷、牛 400 头、相当 于 5000 元的木材相抵，之外为现金）的合作计划中，由他负责的 5 万元中仍有 1 万元没有着落， 因而希望得到陆军参谋总部的支持。4片谷传造与巴林王之间有一个合作的一揽子计划：成立“德盛公司”，在巴林旗开办实业、包括开垦土地、造酒、采矿、畜牧、甚至发行纸币等。5

　　自 1908 年底至 1914 年之间一直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的宇都宫太郎，1909 年 9 月接触内蒙古事以后，一直鼓吹肢解中国，变“满蒙”为日本的领土，尤其是将内蒙古东部地区收入日本势力范围，“以备国家他日之用”。6这也正是片谷传造敢于来找宇都宫太郎寻找支持的原因。之后，宇都宫太郎先后找到递信（邮政通讯）大臣后藤新平、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等人游说，虽然 遭到当时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的阻拦，但是仍然从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处得到了愿意出资的答复。7伊集院彦吉之所以反对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怀疑这份计划的可靠性及片谷人品，一旦出现差错 这些都能够造成外交上的纠纷。果然，巴林王出于担心清朝政府的反对和对片谷的不信任，撤销了这份计划。这件事让宇都宫感到非常惋惜，1910 年 9 月 22 日上午，宇都宫对第二天即将“入蒙”而前来告别的步兵大尉松井清助勉励道：“第一的目的为彻底研究蒙古语和蒙古文学，彻底 研究蒙古以为日本合并蒙古之日所用。” 8到了 1911 年 1 月，片谷再次寻求支持，原因是片谷又说服了巴林王，但是此次满铁只拿出了 15000 元投资畜牧事业。9

　　毫无疑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时期，喀喇沁、巴林、翁牛特等东部内蒙古地区的王公以牧业经营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向日方借款，以进行“勤王”之事，也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积极支持。宇都宫太郎明确表示，“在清国尤其是在满蒙激励获得更多的权益，此事已也向高山、守田、多 贺等进行训示。作为矿山开采权的担保已经从外务省拿到八万元，从（参谋）本部拿出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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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52 頁。

　　2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65 頁。

　　4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 年 9 月 6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268 頁。

　　5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 年），第 98 頁。該書對本文多 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6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 年 9 月 24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374-375 頁。

　　7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 年 10 月 8 日、9 日、11 日、14 日、18 日、22 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276-280 頁。

　　8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 年 9 月 24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374-375 頁。

　　9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 年），第 98-100 頁。

　　共计十一万元经多贺之手交给喀喇沁、巴林等地。” 1满铁、外务省、三菱财阀的岩崎久弥，甚至 是本愿寺，只要是能够借到钱的地方，都能见到宇都宫太郎前往游说的身影。2

　　川岛浪速也就“勤王”之事向日本驻清国公使伊集院彦吉报告经过及对于日本国家之意义， 以便得到外务省的支持：“蒙古举兵之事正在着实进行之中，喀喇沁王已经决定数日之内离开北 京。”“这是掌握在蒙古各种权利的机会”，积极促成日方向多名蒙古王公借款，如向巴林王借款 一万两（以其管辖内的矿山开采权为抵押），“与巴林敖汉等昭乌达盟十一旗之间签订特殊密约之 事已经接近成功”，“宾图王已申请借款，协议一两日中即可成立”，“这些借款大部份的用途为举 兵之用”。3

　　但是很明显，东部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们的行动，并没有一定要建立“满蒙”国家的目的。与其说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王公，还不如说是川岛浪速对建立一个“满蒙”国家表现出了更 大的热情：“即使在蒙古扶植我方势力，满洲方面也定会议论纷纷。如果建立了民主国，（满蒙之 间——引用者）围绕权利问题的冲突必然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对支那外交将比从前更加棘手，为 此两国国民之间感情越来越对抗。列强必然趁虚而入实施离间之计，收渔翁之利。况且蒙古与我 国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消除之墙壁（指因为相隔东北地区而没有直接接邻——笔者），因此不仅 蒙古之经营总是要受到阻碍，恐怕蒙古自身也会因侧面受到威胁而最终以至于无存。故蒙古与满 洲提携方得生存，满洲得到蒙古方得生存。因此，满洲举兵即使有一定困难，但也要排除障碍坚 决实施之。” 4这一点与川岛的政治态度有关，他一直积极主张帮助恢复清王朝的统治，而要做到 这一点，就必须用剽悍勇武的蒙古人。他在 1911 年 12 月 13 日发给福田安正的电报中说道：“东 部蒙古王公越来越团结，而满洲人大多缺乏气魄，不值得依赖，且有类似乌珍那样已为袁世凯所 收买的。” 5

　　内蒙古东部王公的“勤王”最终也没有付诸行动。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出 现了变化。清皇室退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俄英两国极力主张在袁世 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也包括东北地区、即“满洲”在内。碍于这种国际局势，日本政府 2 月 20 日做出了最终决定：只要是没有妨碍到日本的“在满特殊权益”，就对中国内政保持“严正中立”。因此，教唆蒙古王公“举事”的行动被叫停，对各个蒙古王公的借款总额也被限制在 15 万 以内。川岛也因此被参谋本部次长电召回到日本国内，6并被严令禁止继续参与“蒙古举事”。7为 了褒奖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时与多贺宗之少佐积极配合军部的表现，以及对他个人当时所破费 的私财的补偿，5 月 4 日，宇都宫太郎还以“清国学生管理委员长福岛安正”的名义，从该委员 会资金中拿出了 5000 日元“赠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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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4 月 11 日， （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00 頁，

　　2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4 月 11 日，5 月 7 日-5 月 10 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00 頁，108-110 頁。

　　6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2 月 26 日， （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 88 頁。

　　7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43、150 頁。

　　8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5 月 4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107 頁。

　　为了支持蒙古举兵，日本军方曾于 1912 年 2 月 1 日决定向开元（开原）运送枪支 500 挺， 子弹 20 万发。1除了前一年中已经派遣前往满蒙地区的多贺宗之少佐外，高山公通、守田利远大 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也在此时陆续来到了东蒙地区。在得到了“严正中立”的命令后，参谋次长 福田安正通知当地的日本军官等候时机，借此时机“精练军队，秘密储备大量兵器弹药，令各王 公相互联合，以便他日协同行动”。2福岛正安于 4 月 26 日被任命为关东州都督（即当时日本在 辽东半岛占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3 5 月 22 日宇都宫太郎在新桥车站为福岛送别，福岛告诉宇 都宫，西园寺公望首相面命福岛一并处理“蒙古的事情”。而宇都宫太郎在听到此话后想到的却 是：“勿论满洲应该完全由都督来处理，但蒙古则应该交予参谋本部直接经营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川岛浪速为了给在喀喇沁旗的所谓“勤王军”运送军火补给，在日军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 助大尉等人的帮助下将一大批军火从旅顺通过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运送到了公主岭，之后装上马车准备穿过吉林、辽宁、内蒙古交界处的郑家屯运送至喀喇沁。此次行动有多名日本人参与，由 外号“薄天鬼”的在东北的日本马贼薄益三及其侄子“薄白龙”领导，另有中国马贼左宪章（薄益三的拜把兄弟）带领大批马贼进行护送。但奉天将军赵尔巽侦悉了川岛浪速的计划，严命驻郑 家屯统领吴俊升进行拦截。6 月 8 日，运送队伍在奉天近郊的郑家屯附近与中国军队发生枪战， 13 名日本浪人和 30 多名中国马贼被击毙，随行的松井清助大尉也受了重伤，薄益三等 23 名日 本人被捕，43 辆马车上的武器都被悉数烧毁。5“蒙古举兵”、“勤王”乃至所谓的“第一次MM独立运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在清帝退位以后，许多蒙古王公纷纷投向了袁世凯，如曾经由清廷派往日本留学 （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决定清王朝前途生死的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反对过清帝退位的 帕勒塔，很快就投入了袁世凯的阵营。也有部分人也的确开始了“独立”的活动，而这一活动又 让他们与川岛浪速走到了一起，贡桑诺尔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通过川岛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 火，潜回本旗图谋起事，但是因为武器被截梦想成为泡影，最后才不得不回到了袁世凯的身边。6这些再次说明，蒙古人与“MM独立运动”，不过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 不过是民族的独立，而川岛等人的主动接近，不过是给了他们一条接受日本援助、从而便于走向 独立的道路而已。然而，川岛本人的想法显然不是为了蒙古的独立，而是为了维持清王朝及其余 党的统治。这一想法虽然与宇都宫太郎的观点相同，但是却遭到了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 反对（虽然一时也有这种想法）。川岛就是要利用勇敢剽悍的蒙古人来实现这一目的。

　　事实证明，虽然被冠以“满蒙”之名，然而所谓“MM独立运动”不过是在以日本军部支持 为背景的川岛浪速的设计、策划和利诱下才能够成型，其策划人、发起人、精神领袖、运动核心 甚至运动主体都既不是“满”，更不是“蒙”。川岛浪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面上看来尽是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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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2 月 1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81 頁。

　　2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49 頁。

　　3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4 月 26 日， （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05 頁。

　　4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5 月 4 日，（東 京：岩波書店，2007 年），113-114 頁。

　　5 根據中間立夫獨自發現的資料，薄益三在被中國地方治安當局逮捕後的供詞中，稱此次運送的物資爲步槍 1500 支、子彈 30 萬發、短槍 200 只和 25000 元、銀 500 兩等，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56 頁。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２―陸軍大将 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 年 8 月 10 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37-138 頁中記述爲「兵器步槍 1500 支， 子彈 30 萬發等」。

　　6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際駐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動》，內蒙古大學中國內蒙古地區黨史、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 編：《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2-13 頁。

　　自由行动，我国只是在暗中给予支持而已。” 1尽管其目的与其他许多大陆浪人的在华活动一样为 扩张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然而由川岛浪速设计的“满蒙独立运动”不是通过利用新的反政府势力 去开辟新天地，而是借维持和恢复传统王朝的名义利用旧势力直接控制一直为日本垂涎的满蒙地 区，真可谓是独辟蹊径。由于这一特点，川岛浪速的许多想法与做法也是独出心裁。例如，袁世 凯之所以要遭到反对是因为他导致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不是因为他抵制了革命党，以反对皇室 退位为目的而成立的宗社党能够被转化成了“独立运动”的象征，边疆地区的“民族”的要求在 软硬兼施的利诱之下很快就冠上了“勤王”的美名。

　　中间立夫认为，所谓的“MM独立运动”作为一个实体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川岛浪速所追 求的一个幻影。2因为所谓“独立运动”，究竟指的是“满洲”或“蒙古”地区的独立，还是“满” 族或“蒙”族的民族的独立都说不清，而“复兴清朝”与“MM独立”二者的政治方向根本不同。3究竟是“打造满蒙为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呢，还是割据过去的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拥立肃亲王 建设一个新国家呢，而且这个满蒙新国家的领域范围究竟在哪里？所谓“运动”根本就没有一个 明显的目标。4他的看法的确有着一定的道理，要让“满蒙”这样两个本来就为不同的民族集团 构成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天生就具有了一种矛盾性和对抗性因素在内。

　　4．川岛等人政策提案报告中的“MM独立”话语

　　肃亲王善耆来到了旅顺之后曾经吟诗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5这些对往日权贵生活的留恋，能够令人感受到他何以要去追求“MM独立”。然而， 一直与肃亲王保持联系的川岛浪速以及其他支持“MM独立”的日本人又是出于什么用意呢？日 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着当时这些人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政策提案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在所谓“MM独立”的问题上，他们其实有着肃亲王不可能想到的目的。被召回日本的川岛浪速耐不住寂寞， 于 1912 年（大正１年）8 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两份政策提案报告，其一为 8 月 25 日提交的《对 支那管见》，另一为 8 月 28 日提交的《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其中，毛笔书写长达 46 页 的《对支那管见》 6（以下简称《管见》）全面阐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见解。从他对位于北部边疆 的“满蒙”、特别是“蒙古”与中国近代国家之间关系的解读来看，其中所展现出的川岛浪速关 于“MM独立运动”的思路至今仍然值得注意。

　　1．中国未来的局势必将是一场大分裂，这是由于中国、汉民族的“一团散沙”的国民性所 决定的。由于这种国民性，汉民族不可能具备作为近代“国民”的素质：“吾人之口癖，常以沙 子比喻汉民族，是因为性格如沙子。任何一粒都个个坚固如石，自我守卫力量坚固不易粉碎。此 正如支那人的利己观念极端发达，其保卫自我利益的能力是我邦人远不能及。然而由于沙子个体 过于坚固因而其粘合力完全消失，无法将其多数合而为一个团结体。此正是支那人即使具有成为 一个人种的能力，也缺少成为国民资格的原因。”（《管见》第 10-11 页）

　　虽说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没有改变这种一团散沙的国民性，反而使 这种国民性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世人常视今回革命之乱为汉民族觉醒奋起，以为将来出现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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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 147 頁。

　　2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253 頁。

　　3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06 頁。

　　4 中間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第 124 頁。

　　5〈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 年），第 302 頁。

　　国家之希望，其实是一大谬误。爱新觉罗氏用来囊括之皮囊三百年间已经腐蚀朽废，……至于去 秋彻底破裂，囊中沙粒尽然散乱于地，以致再无收拾之器。此为今次革命乱之真相，决非意味着 囊中沙子开始活动自己冲破皮囊。试想义和团以前支那人之状态，屈服专制政治，发一言书一字 尚且战战兢兢，决非敢触犯一点忌讳，故十年以内此国民性绝不可能在短短日月中出现根本变 化。”（《管见》第 12-13 页）

　　2．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只有走向更加分裂，而帝国主义列强必将借此机会在中国分割争 抢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见全社会充满不义诈术、无耻诡计、欺瞒排挤、苟合反复、横夺虐杀等 各种罪恶，分明不过是乱沙散漫一片，何处可见共和之真意？如洒水于沙虽一时可以凝为一 团，……水即利益之水，然一朝水干即立刻分手，此亦沙之本性也。彼袁世凯为支那人中性情和 才智最为发达者，亦不过为此种散乱沙粒中最大的一颗而已。满腔个人野心，毫无诚意可言，只 有一时权术，而无立百年之国经纶。……然沙子最终无法集合团结沙子，……如最富于支那式伎 俩的袁世凯尚且无望，即使孙黄（即孙中山与黄兴——笔者）又怎能完成统一之业。吾人敢于断 言，以此汉人种之性格，即使出现一二豪杰，也难以找到统合全体之方。因此，只要没有一种神 的力量对其国民性加以根本改良，支那终究无望组织一个健全的国家，为最早难逃亡国命运之属。这是帝国制定对支那政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管见》第 15-16 页） “据吾人所知之现状，中 华民国分裂土崩之势或者不出数旬。……最终各国肆无忌惮地以武力制定压服自己有利的势力范 围。”（《管见》第 17 页）

　　3．日本固然有独自征服中国之能力，但为国际局势所不容，因此中国最后只有被列强分割。但如果列强分割了中国，则必然会对日本也造成威胁。“元清诸族尚且完成征服之功，况我帝国 具大元清数倍之力，征服汉民族决非难事。然眼下国际形势不会容忍帝国单独占领，如此一来只 有列强分割一条道路。”（《管见》第 18 页）“勿论分割时机到来时帝国也会占有其中一份，然并 不可以此为庆喜悦，因其恐引来远方的欧美列强与我擦肩比踵邻近接触，致使我国外交愈加困难， 不堪烦累。即使帝国势力发展，也有直接给予他国压力、肇白种联合之端，乘我国实力未有充实 之机实施压迫，陷帝国于无法再起之境地。”（《管见》第 2 页）

　　4．为了应对这种列强分割中国、进而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局面，日本应该加强在中国的实力， 找到巩固的落脚点，而最好的目标就是满蒙地区。“要之，在支那领土上加强我国实力，将来无 论出现何种事态，我们也可以对列强一直优胜的地位，发挥东方主人公的实力。”（〈管见〉第 3 页）“为了实现以上理想，首先就要从满蒙出发建设和巩固我们的立脚点。”（〈管见〉第 3 页）“不 论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为了帝国的生存发展，作为建立解决支那问题的立脚地，都应该趁此良机 将满蒙完全收入我实力范围之中。”（《管见》第 5 页）

　　“我一直反对帝国采取俄罗斯式的单纯无意义的侵略政策，但认为必须得到满洲之一部及蒙 古东部，今次列举其理由。一，出于针对俄国势力保卫我国的需要，……；一，将来不论支那或 其他亚洲方面何等强国勃兴，帝国至少在满蒙方面具有坚强的立脚点就可以掌握亚洲霸权，持此 牛耳可一直制约操纵诸国，……；一，适当安排以异常速度不断繁殖增加之人口，为救国民脱离 将来之生存竞争的大苦境而准备人口稀少的领土；一，通过殖民加深与母国之关系，制造终古不 可分离的集团形势，……；一，占有天然富矿未开的地区，……；一，为最终解决横在眼前的支 那问题而在大陆占据最为有利的立脚点。”（《管见》第 1-2 页）“无论将来在支那及其他亚细亚方 面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强国，帝国只要在满蒙方面具有巩固的立脚地，就可以永远握有亚细亚的霸 权。”（《管见》第 1 页）

　　5．然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日本也不能实行对“满蒙”的直接占领。一为，“最值得担忧 的是，一旦帝国为始作俑者，必然出现列国仿效的结果。”（《管见》第 6 页）另一为，如果日本 直接占领满蒙，就会变成满蒙与日本相对抗的局面，那么日本至少需要三至四个师团才能够镇压。即使镇压成功，驻守广袤的内蒙古的守备部队就需要两个师团。但当地人因此心中越来越仇恨日本，与日本永远对抗，反而使日本永远得不到满蒙。（《管见》第 7-8 页）

　　6．通过以下步骤最后实现占领满蒙的目的，“不如暗助利导当今满蒙人脑中和发现中的独 立实行，只待时机成熟后，表面上是他们自己希望从支那分离出来自成团体，日俄协力首先共同 对其暗助密援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使此满蒙团体不得不与支那本土进行对抗竞争，因而势 必成为愈加依赖我方的一种势力。而我方则在一段时间内利用该势力，根据两国之间提前协商的 势力范围，逐渐掌握政权收取权益，不出数年帝国即可在南满洲及内蒙古方面形成坚定的巩固的 实力。此即省力节费避名取实之法也。”（《管见》第 6 页）

　　第一步通过诱导和支持满蒙在实质上的独立使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是日本逐渐掌握 这个保护国的实际权力，在此之上才是第三步、即寻找直接占领的机会：“如他日遇到公然割取 冠以我国领土名义的机会，只要立刻再来一次类似合并朝鲜时的手续即可矣。当然，这比起朝鲜 来说要更加容易。所以，只要首先帮助他们成功，在恩威并施之上适当怀柔控制操纵，让他们满 蒙人个个感觉生活幸福增长，其来归化自如水流入卑。此为五千年来彼等传承而来之国民性，为 历史所屡屡证明。欲取其国者先取其民心，千古不易之原则也。”（《管见》第 6-7 页）

　　7．这个国家必须是 “满蒙”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造就一支无敌于中国的军队：“如 能如上所述巧妙利导满蒙人使其实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希望，促成感情融和相互信赖之状态， 我们的理想就不难实现。使其一切政务大都凭借邦人（即日本人，下同——笔者）之智识方能运 转和组织，可使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军备，让独立军之精锐兵力在邦人的指挥训练下成为全支那 都无法比拟的强兵。”“蒙古人无疑具有惊人的体力和勇气，说按照蒙古式的实践和训练的兵卒材 料冠绝世界也不为过（但日本人除外）。虽说当年作为成吉思汗的部下扫荡横行世界的资质并没 有全部湮灭，不过这三百年来中了清祖的巧妙政略之毒，一直安于晏然愚昧而已。如今彼等蒙古 人正从长夜睡梦中醒来，但是尚无指导统合的有智识之人。如果以邦人的智识、德性、勇气，由 邦人隐然起到首脑作用，建成一支坚强团结的军队，必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强大作用。”（《管见》 第 8-9 页）也就是说，在川岛浪速关于“MM独立”的思想中和如何付诸实施的思路上，蒙古人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武装力量。

　　8．利用练就出的这只军队，借汉民族对北方民族的恐惧感，以便最终达到以满蒙控制中国 的目的。“对汉人种来说，古来认为北方强悍之传言至今犹为事实。居住于满洲的汉人之勇悍刚 强气势且远胜于支那本土，如使满蒙人坚强联合团结，勿论其武力将无敌于四百余州。”（《管见》 第 8-9 页）“我最终拿出的方案，即上述通过MM独立建立立脚点之策。建设一个有名无实的保 护国，掌握其实权，培养其兵力，到了中原溃乱不得不收拾之际，立即暗中指挥彼等满蒙团体以 猛烈的武力（勿论当以日本人为其中首脑）突入中原，以令人恐怖之威力攻击之，以恶鬼罗刹之 势踏破之，就如在沙中滚动滚烫的大铁球，使其四百余州无人敢于抵御。以彼等汉民族性格，即 刻战栗恐怖、小儿止啼、望风而降，与当年元清侵入时毫无二致。而帝国只要能够始终掌握满蒙 团的命门，能够控制并教其建立巧妙对内对外政策，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以轻易统一半部，如 此他们的国权及地域所至即为帝国的势力所至。在支那国土上无论出现如何事态变化，无论其统 一是否长久，我方只要在此期间建立排除不了之实力，就绝无落人之后之虞。”（《管见》第 18-19 页）

　　川岛浪速之所有会有以上关于“MM独立”的思想和思路，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在 “满蒙”地区 “打下安定坚固的发展基础”，“关系到帝国百年国运的屈伸消长”，所以他才为了 实现“MM独立”而“苦心积虑”。（《管见》第 17 页）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川岛浪速关于“MM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在为了实现日本的利益。如果不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川岛浪 速是不会支持 “MM独立”的：“如果按照我的设想决定首先促成MM独立，须具备以下要素：一，首先在帝国与满蒙团之间进行意思疏通，为了建立强固的结合关系而使其完全相信我方对其 之保护；一，使满蒙团的内政外交完全听从帝国的指教，文武要职通过合适名义全部启用邦人（即日本人），由邦人掌握实际的枢纽；一，为达到以上目的，成为满蒙团主脑的人物，必须由我方 选择我方信任并认为可以成为傀儡而自由操纵的人物。”（《管见》第 19-20 页）

　　1912 年 8 月 25 日的《对支那管见》说明，川岛浪速进行“MM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至 少在此时已经不再是为了恢复清朝，而提出“满蒙”的概念也不过是为了进行操纵而已，而操纵 “满蒙”的目的，已经是为了保证日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正如波多野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 川岛浪速来说孙文的革命不值一提，他的关心不在中国南方而在满洲及中国北方。虽然的确具有同情清朝的成份，但是在他的视野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客体，只不过是为了强化日本的存在根基的一个政策而已。” 1

　　川岛浪速于 1912 年 8 月 28 日向外务省提交的第二个意见书《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 2（以 下简称《私见》）只有短短四页，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在他提交〈管见〉之后又紧急写就的。其背景一是日本与俄国于 7 月 8 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协约〉，二是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对中华民 国进行承认的问题。如前所述，日俄第三次〈日俄协约〉的〈秘密协议〉的内容主要就是重新划 分两国在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3 最近由于逐渐受到俄国行动之刺激，在满蒙问题上全国普遍 产生不安，有关满蒙处理方法事实上已有成为国民普遍关心之一大问题的倾向。”（《私见》第 1 页）因为 2 月时川岛浪速的第一次“MM独立运动”之所以被叫停，原因就是俄英两国主张在 袁世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所以可以想象，当川岛浪速知道了日俄两国之 间关于内蒙古势力范围的秘密外交活动之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私见〉开门见山即提出：“如果帝国想要实现帝国在满蒙长久以来的理想，通过和平外交 方式从民国得到在满蒙的权益，那么就不能不首先提出充分具有价值的要求进行谈判尝试，其要 义与主要着眼点必须是争取与俄国在满蒙之所得利益保持均衡。出于生存和自卫之目的，帝国可 以堂堂正正地就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提出要求。估计世界各国原本明白，甚至心中已然理解。尤其是英俄，对照其自身在蒙藏之行为，本来就已没有对我行为容喙之权利。帝国也必须让民国 看到这一点，让其明白只有承认了这一点，两国之间才具备提携的可能，因此知道答应给予俄国 的权益，必须与给予帝国的权益相等。必须看到，如不采取这种态度而只顾迎合民国之感情，即 如他人所说：为一时之策而满足于得半文一钱的乞丐外交，会为将来留下后患，成为一大失策。” （《私见》第 1 页）

　　“可以预料，如现内阁依然实行姑息的对支外交，即使有些零碎所得，国民也决不会满足和 对之进行讴歌，反而可能以此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大呼政府外交无能。”（〈私见〉，第 1-2 页） “俄国在蒙古方面的行动到何种程度可以为我国对支外交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按照这种程度， 不得更改。我认为俄国必然只有推进而决无后退之理，即使一时停滞也必然会再有第二、第三步， 得寸进尺已是必然之势，无疑是企图在占有了全蒙古之后再染指中原。更何况支那自灭自亡已是 必然之势，不久的将来万里长城将会践踏在俄军骑兵铁蹄之下。”“支那的最后结局，不过是一 个是由俄国而为还是由帝国而为的问题，只是迟速问题。此亦帝国的存亡兴废之判决，岂可局促 于目前而忘长计。”（《私见》第 2 页）

　　川岛浪速建议利用新生的中华民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在满蒙问题上同民国政府 进行讨价还价：“依我预料，目前俄国在（外——笔者）蒙古的活动一定能够成功，不论以何种 名义或何种一时之计，其实质无疑都是要由俄国掌握实权和独占权益。更何况西藏业已落入英国 之手，民国要想完全恢复全部领土已经无望。因此，如果承认民国，如何认定其领域将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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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 研究所，2001 年），第 78 頁。

　　3 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的詳盡內容，參見蔡鳳林：《日俄四次密約——近代日本滿蒙政策研究之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80-130 頁。

　　大问题。例如，如果俄国在全蒙古的意义上承认民国主权，那么帝国是否应该对此默认？或者俄 国欲使蒙古之一部脱离民国范围，那么帝国是否应该默认其分界线？俄国若号称与帝国尊重协议 范围而自定分界，因其事实上掌握实际权力，而我最终也不过是徒拥虚名而已。但如果帝国将此 独立出去的蒙古地区也无条件地认定为民国的领域，无异于自认东部蒙古将永远不会为我所有， 就会自绳自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若他日再想从民国割取该地域，就等于自求对全世界背信之 名。考虑到这些，就可知对于帝国而言，是否承认民国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关系重大、并非一个以 些微利益就可以成为交换条件而轻易答应的问题。我认为我国政府必须在此问题上进行深思顾 虑。”（《私见》第 2-3 页）

　　川岛浪速并且直接为日本政府设计了从中国割让满蒙地区的具体方案：“出于以上考虑，我 认为，作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帝国政府应该获得在满蒙的权利。姑息是绝对得不到敬服的手 段。虽说不如以某种方法使满蒙与民国自动分离更好，但我国政府必须制定出方针。而在未承认 以前，帝国可以提出关于满蒙的条件之要领大体如下：一，民国若要承认俄国关于……独立的要 求时，不能将东部蒙古（以图明示）划入其范围内；二，永远不许将东部蒙古割让于他国；三， 俄国臣民在蒙古得到的商业工业上的特权，帝国之臣民也必须在东部蒙古得到与此相同待遇；四， 若俄国在蒙古铺设铁道，就必须在东部蒙古为帝国保留此项权利；五，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 的土地矿山森林铁道及其收入让与他国之人，或者以其为借款之理由；六，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 蒙古的铁道铺设权利给予他国；七，给予帝国建设吉会铁道及奉海铁道等我国之急需各铁道的权 利；八，给予帝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全境居住、营业的自由和土地所有权；九，延长所有 各项帝国在南满洲既得权的期限。”（《私见》第 4 页）

　　那么这些川岛浪速提出的日本关于“满蒙”的要求，与他所鼓吹的“MM独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无法肯定民国政府是否接受以上条件。如果不肯接受，就可认以此认定民国无视帝 国在东亚生存和自卫上的权利，宣布民国缺乏与帝国一致协力维持东方大局的诚意，暗中反对承 认民国，同时在满蒙问题上作出允许其自由活动的姿势。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会不得不屈 服，何况民国已经不得不放弃外蒙，在西藏问题上也要答应英国的要求。”（《私见》第 4 页） 也就是说，川岛浪速希望日本政府学习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做法，将鼓动“MM独立”当做一个 不时要挟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工具。

　　当然，将“满蒙”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想法绝对不是川岛浪速的创作，而将内蒙古东部也纳 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一事，不仅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也是许多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政 治家和大陆浪人的共同愿望。1911 年 10 月，井手三郎（众议院议员）、岩田凡平、小越平陆（大 陆浪人）、田锅安之助（东亚同文会常任干事）、根岸佶（《东京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中西正 树（大陆浪人）、中野二郎（大陆浪人）、中村弼（《二六新报》主笔）、山内岩（大陆浪人）、松 平康国（汉学家，曾为张之洞顾问）、荒贺直顺（大陆浪人）、宫岛大八（书法家，川岛浪速好友） 等人1向外务省提出了一份《对支那时局卑见》（以下简称《卑见》），2内容主要也是关于 “满蒙 问题”：“鉴于俄国在外蒙古活动，日本应借机将内蒙古收入我势力范围之内。”

　　《卑见》主张将日本的势力范围由“南满州”扩大到内蒙古的理由有三点：“将此地收入我 方势力范围，以此作为对抗俄国的立脚点。此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一理由”；“如果想让支那政府 常常与我方采取共同行动，就有必要使其一直感到我们的震慑力。如果我们收入内蒙古并在此铺 设一条可以从奉天到达张家口附近的横断铁路，我方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北京背面运送大量兵 力，北京政府自然会因此一直感受到我方压力，恰如俄国想铺设恰（恰克图——笔者）张（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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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上人物簡曆一部分參考大裏浩秋：〈漢口楽善堂の歴史〉（上），神奈川大學人文學會《人文研究》第 155 期， 2005 年，第 59-87 頁。

　　口——笔者）铁道却由我取而代之。北京政府因感知我方有此准备方才能听从于我，如果不做这 种准备而漫谈保全（中国领土——笔者），日后难保其不会成为英美走狗而反咬我方。?此为需作 如此处理之第二理由。”

　　作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三理由”，《卑见》则是分析了汉民族的国民性：“正如某人对支那 民族所疑：极端自私的人民今后如何能够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立足和维持国家独立？作为政治的国 民极端缺乏公义心，作为军人极端怯弱。如以此等人民组织国家，其结合力自然极端薄弱，稍有 动作即会自行崩溃，遑论面对外敌抵抗能力微弱。如果今后祸乱续发，支那自动解体，受到最深 刻影响的无须置疑即是我们日本。”“如俄如法如英，都是通过其属国边境与支那相接、而本国在 数千海哩之外，不会受到发生在支那政治变革的影响。只有日本，支那的存亡兴废马上与本国的 国势力消长相关，严重时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笔者）独立。”“况且今后我国今后主要发展方 向，为通过领土近接、能够缓急相救的支那向外发展。但是（支那——笔者）万一发生问题，就 等于出路遭到堵塞。”“尤其是今后支那因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自行崩溃或被分割等与日本兴废发 生紧密关系的问题时，日本就不应该将支那交给横行的乱民和互相争夺的白人，而应该主动出兵 解救遭到涂炭的国民，从而履行作为友邦国家的最高义务。虽然支那现状如此，尚不知何时发生 问题，但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制造立脚点。”

　　虽然川岛浪速所提出的《对支那管见》在《对支那时局卑见》之后，但从关于汉民族国民性 的议论上来看，《卑见》可能是受到了川岛浪速思想的影响，或者是二者之间互相影响。无论是 从对抗俄国上，还是从牵制中国的问题上，还是因国民性而导致分裂后对日本影响的分析上，《卑 见》的思想都与川岛的想法十分接近。但是与这些人的空泛议论不同，川岛浪速明确提出了一条 实现“MM独立”的路线图，并且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川岛浪速的思想和行动，对日本主张向大 陆发展伸张国力、因而一直对俄国抱有高度警惕的所谓国权主义者们起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辛亥 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变得暧昧， 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从 1913 年春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1开始与在 1889 年时即已开始 策划“MM独立”、 2因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 3的川岛浪速迅速接近，转向赞成从中国分 裂满蒙地区为日本保护国的活动，4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 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前文已经提及，内田良平在其 1914 年 10 月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 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 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而其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实即后日“21 条”的蓝本。

　　1913 年 7 月 27 日，川岛浪速与内田良平等人一起，联合主张对外实施强硬政策（对外硬） 的 12 个政治结社一起组成了“对支联合会”，对当时尚不愿过多介入中国内政的日本政府施加压 力，其中当然少不了“满蒙问题”。1913 年（大正二年）8 月 1 日，大竹贯一（国会议员）、冈部 伊三郎、中西正树、中井喜太郎（《读卖新闻》总编）、中岛気峥、望月龙太郎和五百木良三（著 名国粹主义者）等人共同向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顕提出了《对支那意见书》， 5其实也主要是强调 “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和在 “满蒙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的方针：“一，南満洲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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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１）,(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 年)，第 172 頁。

　　2 〈川島浪速の支那渡航と最初の満蒙建国計画〉，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龙会出版部， 1935 年），242 頁。

　　3 〈満洲建国の先駆者川島浪速〉，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 年），212 頁。

　　4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１）（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 年），第 173 頁。

　　日本丧失 20 万国民和消耗 18 亿国财之地，而今日俄之间协商（指第三次〈日俄密约〉—作者） 又同意将南满与内蒙古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应该将如何处理南満和内蒙古问题作为合 并韩国之后制定大陆政策的原则（实即出发点，下同——笔者）。一，如果确立了这一原则，之 后就是捕捉时机，而此绝好时机非今日莫属。只要中国南北交战，就不会受到南北双方的共同反 击，同时会减轻抵制日货运动的压力，因此容易坚持这一原则。一，随着支那战局的发展，不论 将来满蒙形势如何发展，只要保持现状，不论是进入中华民国治下还是归谁，日本都应该借此机 会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势力，至少要不失时机地获得居住权，向这里事实上进行强行移民以 得到扩大势力范围之实。一，如果不能处理好满蒙，日本既无法在国防上保护朝鲜并因此在支那 外藩地区不能与英俄保持势力均衡，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永远对中国政府保持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