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寂灭——穆时英的最后八年（1933—1940）（下）

　　五、何以返沪

　　种种情况表明，在国运时局风雨飘摇的敏感时期，穆时英回到上海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水土不服，乡愁日炽；二、经济上出了问题，生活穷蹙，亟待改变生存境况；三、汉奸的影响、拉拢和利诱。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在嵇希宗的安排下当卧底。第一个原因笔者曾有详细分析，第二个原因也有迹可循。

　　从卜少夫、卢敦、李育中等知情人的叙述可知，穆时英任职《星岛日报》后，经济上逐渐宽裕，但好景不长。1939年初，他代理“中电在港一切事务”，同时还做“买卖美金”生意，在这期间“亏空了几百元”，还写信给“中电”联系人李公恪，“答允分期清还”。也就是说，不论是生意亏损，还是赌博欠债，抑或其他原因，穆时英离港前经济上应比较窘急。

　　后来伪日文人的悼文对此也有所反映。据周雨人所述，穆时英曾“言之凄然”地告以在香港“贫苦时的故事”：“最穷困的时候”，患上“极严重的目疾”，“几达失明，不能张视”，只要“付三十块钱便可按日诊治”，可他竟拿不出，每天揣着仅有的一块钱，“摸索着”走很远的路去求医，并因此留下了病根，返沪后眼睛一直不好。日本兴亚院文化官增谷达之辅说：“那时他没有多余的钱，我记得在日旅行他除了书籍以外什么都未购买。”松崎启次更是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甚至连生活下去的钱都没有。”

　　再说汉奸的影响和引诱。叶灵凤曾撰文指斥“诱致”穆时英“下水”“事前事后为他布置一切的‘军师们’”，“军师们”应指“蔚蓝书店”一撮人，可查考的是旧友杜衡，以及新交胡兰成、林柏生，在沪的老朋友刘呐鸥更难脱干系。

　　香港重逢后，杜衡、穆时英即与汪派牵扯不清，多次与林柏生、樊仲云、梅思平等开所谓文艺座谈会，过从甚密。汪精卫叛国后，任职蔚蓝书店的杜衡，一度有参加“和运”的迹象，遭到文艺界的挞伐声讨，还被香港“文协”开除了。据李育中观察，穆时英“非常敬重杜衡”，并在其“影响下而毁灭了”。但杜衡未去上海，后来离开了汉奸圈，1940年初在港投奔逃离汪派的陶希圣，加入了国民党，10月，“文协”香港分会还恢复了他的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衡避走重庆，继续追随陶希圣，虽一度遭到猜疑，但终究“大节未亏”。

　　卜少夫认为，穆时英附逆“和胡兰成的关系最大”，胡本人则说“没有劝过一个人参加汪政府，只有穆时英自己来说要参加，我才介绍他办报”。笔者以为，至少一开始，胡兰成还不足以吸引他作出决断。当然，胡因积极鼓吹“和运”而迅速“发迹”，很可能让穆时英心羡而以为“榜样”。1939年3月下旬，陈璧君在香港“召见”胡兰成，虽然没见到面，但大得“赏识”的胡兰成立即被“擢升”，薪水大涨为360元，并得到2000元“机密费”，而此前他不过是月薪60港币、度日艰难的小编辑，与穆时英同样身患眼疾而无钱医治。

　　嵇希宗回忆说：“那时，林柏生已经去了上海，将出任未来南京汪伪政府的要职，几次来函相邀，他说这是一个回上海的好机会。”能诱引穆时英的应该就是既熟络又是汪派核心之一的林柏生。林在穆被杀后曾称，穆时英“因感国事日非，力谋所以挽救危亡之策”，“艳电”发表后，“极深感奋，即在香港开始参加和平运动”。这场面的话，可能将穆时英参加“和运”的时间提前了，但也表明林柏生的“诱致”是其返沪和事伪的关键因素之一。

　　非常时期，一个理由可能不足以让穆时英冒险返沪，这毕竟是前途未卜，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重大抉择，他在上海还有其他门路和选项——密友刘呐鸥和连襟黄天始。这要从“中华电影公司”（下称“华影”）说起。1939年6月27日，南京伪维新政府与伪满、日本合资创办“华影”。“华影”有一名日方“董事”叫青木义久，也就是松崎启次。此人为日本东宝电影公司的编剧和制片人，也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中日战争爆发后来到中国，专为侵华日军的电影业服务。1937年底，正在南京拍制纪录片的松崎，突然被东宝公司高层召见，告之日陆军部要派他到上海，负责调查搜集中国电影界的情报。松崎到沪首先接洽的是军方给他配备的助手——刘呐鸥。此后松崎启次在上海待了四年，专为侵华日军电影业奔走操持，1941年出版了《上海人文记》，书中有专章记载与刘呐鸥、穆时英的交往和活动。

　　众所周知，刘呐鸥是日籍台湾人，家境富有，1926年从日本来到上海，就读震旦大学，1928年始办书店、出书刊、写小说，逐渐闯出名堂，有上海文化界“小孟尝”之雅誉。1932年淞沪抗战后，因为在江湾的房产毗邻日租界，刘呐鸥与日本军方勾连上，同“军报导部”金子少佐尤为熟络。刘后来专事电影业，1936年任职官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国族意识淡漠的刘呐鸥回到上海，再次与金子少佐“相结盟”，同松崎启次密切合作，全面代理侵华日军在华中的电影业。为了网罗人才，他们从香港“请来了”穆时英。换言之，穆时英返沪的直接原因是“华影”的邀约，到上海首先会见的也是刘呐鸥、松崎启次一干人，并以“华影”人的身份到日本参观访问。

　　“华影”能召唤穆时英的当然是“莫逆”刘呐鸥。卢敦也说穆时英“陷入绝境之际，得到上海旧友刘呐鸥来函，邀他返沪”。穆被刺后，刘呐鸥未与上峰松崎启次相商，便接任了《国民新闻》社长，还“投下大量资金”，准备大干一场。如此行为，大概穆时英由其招来，并因此丧命，心有愧恨，如《国民新闻》“同人”所言：“刘先生为对一个友人表示其挚爱之友谊，勇敢地继承穆先生之遗志，担任本社社长，他曾恳切对我们宣示他对此一重任的主要目的，是继续穆先生的精神与遗志，贡献其一切为本报努力。”刘呐鸥热衷于电影，也没有穆时英那么张扬，但客观上却是文化汉奸，继穆之后也被军统暗杀。

　　此外，穆时英返沪任职“华影”的原因，可能他的妻子也有份，即与连襟黄天始有一定关联。黄天始、黄天佐兄弟皆为中国电影界名人，前者长于管理和经营，后者擅编导，抗战爆发后两兄弟先后事伪。作为“软硬电影”之争的战友，1937年4月，穆、黄（天始）两人还成了连襟。有亲戚作前站、相帮衬，穆时英无疑又多了一个返沪的理由和保障。是以，后来有传闻称穆时英附逆“是他的舞女太太促成的”。

　　六、卧底之谜

　　上述情况表明，穆时英返沪系由主客观多种因素共同促使，但最难分辩的是卧底说。这一说法在穆被刺不久就有传闻。松崎启次曾从汉奸文人张资平口中，听到在南京传出事关穆时英的“流言”：

　　应该是被重庆方面所刺杀的，（中略）据说他离开香港来到上海时，曾向重庆方面有过一个特殊的口头承诺，即“将上海的情报送到重庆”。然而，他逐渐表现出对汪精卫理论的热情，想与重庆方面断绝来往。在得知了他两次赴日之后，重庆方面要求他逃回香港，在那里散播关于汪精卫和日本内情的谣言，他的拒绝被视为叛逆而遭射杀。

　　虽然松崎认为这是“荒谬的谣言”，但无风不起浪，且其中不少说法与事实相合，如穆确系被军统暗杀；他对上海的境况是满意的（也可能是无法脱身），对“和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曾多次受到抗日分子的警告威胁，等等。

　　1944年，“晨曦文艺社”的小弟萧雯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曾听闻穆时英“出走的许多传说，可也无从辨明真正的主因”，大概也包括卧底的传闻。1946年有沪上小报旧事重提，穆时英“曾为中央某一单位服务过”，“乘法国邮轮来沪的途中”，“碰到了旧日的指导人，使他无法被逼走上了复什的路线，硬生生把他送进鬼门关去”。这可能系指卧底一事，所谓“指导人”该就是嵇希宗。

　　照常理，“污点证人”嵇希宗的证言要大打折扣，但事实上其所言种种关目，大抵为事实。笔者即由此循迹觅踪，发现穆时英在上海三年间，与当局有如此深度的交集关联，并了解到，嵇希宗还是一位资深文艺青年，的确与穆时英交情匪浅，写过不少右翼立场的杂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

　　基于以上种种，穆时英当卧底该确有其事，但大概只是个人之间的口头应承或临时起意，而非组织严格、计划缜密的行动。穆时英甚至可能是被动接受，因为彼时汪伪政府还未出笼，“和运”前途晦明莫辨，如何卧底，目的何在，显然不在计划中。简言之，当嵇希宗提出设想时，已决定返沪的穆时英也许只是未以为意的随口答应。只是到汪伪政权粉墨登场，穆时英落入彀中，也未将此放在心上，即使想脱身，也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穆时英生命最后时日在上海惶惶不可终日时，已联系不上嵇希宗，他已到重庆复命去了。

　　此外，从戴望舒事前事后的态度和反应中，也可发现蛛丝马迹。比如确知穆时英返沪后，戴毫不隐晦告以询问者“不必想到他了”，“真是糟糕得很”，在自己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两次刊发启事，曝出穆离港的确切日期，并称他已“附逆”，并作为主事者之一，开除了穆时英“文协”香港分会会员资格。此外，戴望舒日记中也有一些线索：

　　时彦生活改变，又叫我买二张马票。真是使人不安。……时彦也使我担忧。穆家的希望是寄在他身上，而现在他却像丽娟所说的“要变成第二个时英了”！这十年之中，穆家这个好好的家庭会变成这个样子，真是使人意想不到的。财产上的窘急倒还是小事，名誉上的损失却更巨大。后一代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过着向下的生活，先是时英时杰，现在是丽娟时彦，这难道是命运吗？（1941年8月8日）

　　从中可见，穆丽娟眼中，穆时彦不务正业，“使人不安”，一若以前的大哥；在戴望舒看来，穆时英一直都是那个令人失望、不成器的大舅子。这说明戴望舒对卧底一事毫不与闻。

　　若戴望舒不知，同在上海的弟弟穆时彦应该知道吧。1940年底，穆母病故，穆丽娟返沪奔丧，姐弟相见，不会不谈到大哥的生前死后。穆丽娟日后却说：“我也看过文章说穆时英是特工，被误杀，但是我以前一直不太关心政治，对于和政治有关的事情是全然不知。因此这些事情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若兄妹不知道，妻子总该知道，可仇佩佩日后在香港，向侣伦描述穆时英生命最后的境况时，也不曾提及丈夫有什么卧底的事。

　　穆时英被刺前曾多次接获警告，还专门留函（相当于遗书）林柏生，嘱以照顾家人。如此事关生死名誉之大事，再糊涂的人，怎能不给至亲（哪怕是一个）留一点口风？如此看来，穆时英要么根本不是什么卧底，要么他认为只是信口一说，不足为凭，无需告诉家人。还有一种可能，由卧底沦为汉奸，说了于事无补，为保全在沪的家人，不说也罢。

　　七、“穆逆时英”

　　穆时英是卧底还是附逆是两码事，关键是他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如何去看待。事实表明，其汉奸行为清楚明白：

　　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一、加入日伪合作开办的“中华电影公司”；二、两度代表汪伪出访日本，并与拥护军国主义的日本文化人交往密切；第三、出任汉奸小报《国民新闻》（1940年3月）社长，并兼任伪宣传部驻沪“特派员”。而在言论上，主要表现在：一、到沪不久（1940年1月）即开始公开发表汉奸言论；二、为《国民新闻》撰写大量“社论”，密切配合汪伪的舆论宣传，变本加厉的诋毁抗战政策，并大肆攻击重庆政府、中共与英美苏等国。

　　这些行为有公开的，也有非公开的，有的明显破坏抗战，有的危害性大，却不易被察觉。总的来说，是越走越远，滑向深渊。

　　首先说穆时英的二次访日。第一访日（1939年11月）由日本兴亚院组织，他作为“华影”代表赴日参观。“兴亚院”是日本为加强占领区殖民统治的综合性机构，所谓参观，无非是培养亲日分子。第二次是1940年5月，穆时英代表《中华日报》随汪伪政府“使节团”赴日“答礼”，是正式的“外交活动”。两次访日，穆时英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同日本右翼作家共谋所谓“中日文艺合作”，而且非常热衷于此。首次访日，其他受邀者“十分犹豫难下决断”，只有他“立即答应”，至于与日本作家的交往，更是主动热情、用心投入，同多人有书信往来。今日出海曾说：“他寄来过几封英文信，信中特别强调，一定要争取日中和平，加深两国间的理解是文学家的责任。”另据长谷川仁称，穆被杀前在致其函中写道：“文章报国之心从事于和平运动，以实现中日亲善，希望彼此互相努力。”

　　

　　长谷川仁《悼穆时英君》，刊于1940年7月29日《中华日报》（上海）

　　一些迹象表明，日方在穆时英身上的细心工作成效明显，其文名、风度和表现也令日本文坛泰斗菊池宽高看一眼，认定了他为筹建“中日文艺家联盟”中方“合伙人”。只是穆时英及其接替者刘呐鸥先后被杀，事情搁浅，联盟一直未建起来。虽然汪伪也成立了所谓“中日文化协会”（1940年7月），但此会中多为政治人物，不对菊池宽的口味。1942年11月，“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京）上，久米正雄还特别提到菊池宽多年来的“努力”。穆时英被刺后，日、伪文人写了不少悼文，虽大抵交浅言深，但一致反映其热衷中日亲善、文艺合作诸事。

　　其次，穆时英“和运”理论的总纲是《一年来之中国文化界》（署名“龙七”，下称“《文化界》”），此文别有玄机。其一，《文化界》刊于汪派喉舌《中华日报》1940年的“元旦特刊”，此“特刊”共载十几篇专稿，系汪派对一年来“和平运动”各方面的“回顾”“总结”和“展望”，作者是汪精卫及其“和运”阵营的基本班底和笔杆子，穆时英俨然是其文艺界的代表。其二，《文化界》核心意思是中共、重庆政府分别是苏共、英美的中国“代理人”，彼等不是为了人民，只是为自身利益而豪言抗战，是以抗战必败，“和平运动”才是民族独立解放之正途和时代主流。前文已及，穆时英反共反苏的立场坚定（尽管只偶露峥嵘），这里只加了一点新料——反蒋政权、反英美。也就是说，无论所见略同，还是曲意迎合，“汪中央”的一套理论对他的路子。其三，《文化界》费了相当篇幅逐一检视了“中国文化界”的“思想系统”和分布现状，罗列分析了“第三厅”“生活集团”“中国制片厂”，以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和舆论阵地，并归类点评了王明、潘梓年、丁玲、郭沫若、阳翰笙、邹韬奋、章乃器、王礼锡、胡适等各派要人和作家。也许是口无遮拦（穆时英一向如此），即使反映的情况未必准确，但其指名道姓，将所了解的中国文化界的情况和盘托出，等于是掀了中国抗日文化界的底牌，实乃一份文化谍报。

　　此外，穆时英的“和运”理论虽浮光掠影，但观点直接干脆，煞有介事，有征象表明他早有准备。卜少夫曾述及在香港有段时间，穆时英“读了很多关于政治的书”，回沪前“陆续地邀了不少研究国际问题和研究国内政治的朋友”“个别谈话”。作为受邀者之一，卜少夫切身感受到其“不在研究政治而在于热中于名利，个人投机的倾向极浓厚”。言下之意，穆时英早有“理论”准备，并最终选择了加入“和运”阵营。实际上，从《世界展望》开始，穆时英已表现出对政治与时评的关注和兴趣，逢人总要叨叨一番自己的政治“理论”。

　　有人认为，穆时英有可能为掩饰身份而作《文化界》，理由是他用的是笔名“龙七”，而且两年前还写过慷慨激昂的抗日文字。若仅此一篇，或可作此推测，但《国民新闻》上还有大量攻讦抗战、抨击重庆政府，“大都为穆社长之手笔”的“社论”。在全民抗战同仇敌忾声中，如此放肆,如此入港，并非故作姿态能够解释。事实上，自穆时英返沪后，沪上抗日文化界即对其有所关注，不仅翻出了“文艺检查官”的旧事，还曾点名“忠告”如他这般“落水作家”应及时“反省”，“献身国防文学”，不能被“铜臭熏黑了良心”。有前情，有后续，白纸黑字，事实俱在，视之为汉奸，并不冤枉。

　　结语

　　最后得再说说始作俑者嵇希宗。他是一个经历过风浪的人，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亲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为牺牲品，亲历CC系的《晨报》被无情封禁，也曾目睹（可能还参与）了当局对左翼文化界的手段。他还是真正的双面特工，曾与同学郑苹如策划过刺杀丁默邨的行动，后又奉陈立夫之命与丁勾搭上，被捕后还曾出任伪职，抗战胜利后又当上了接收大员。嵇希宗旧事重提，为穆时英翻案，为的不单是那个可能存在的、不牢靠的口头承诺，可能还有他的“错觉”——一个文坛浪子怎能去卧底，更有他们一起舞文弄墨的青春和友谊，或许还有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慨叹唏嘘。诚如解志熙先生所言，嵇希宗追思穆时英，大概也是在“自我表现”——追忆自己不平凡的过往。

　　嵇希宗曾游走于文艺圈，认识穆时英的人，泰半他也很熟，他的话是有分量的，他搞（记）错了穆时英、刘呐鸥被杀的时间顺序，黑婴、侣伦、叶灵凤等也跟着错。但嵇希宗熟悉了解的只是《晨报》时期的穆时英，并不清楚“特派员”“社长”和中日“文化使者”的穆时英，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搅乱了历史。从穆丽娟、戴望舒、施蛰存、叶灵凤、赵家璧等亲密者，嵇希宗、黑婴、萧雯、侣伦等亲近者，卜少夫、徐霞村、郁风、李育中、卢敦、徐迟等熟悉者，以及松崎启次、周雨人、王予、章克标等事伪后过往甚密者的描述中，已能清晰构建出穆时英的形象，其短暂一生大抵如下：

　　穆时英的确是文学天才，但年少成名，反而限制了他，以致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一路向下。他个性要强，也知道自己是天才，总想特立独行，以示与众不同，却不免浮夸张扬，投机取巧，终致无法收拾。

　　穆时英重表达技巧和形式创新，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必然与左翼文坛疏离与对立；他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传统道德文化修炼不够，兼家道中落，自我管理能力不足，耽恋沉迷十里洋场的浮华，养成都市浪子性格，对写作也渐失去虔敬和耐心。

　　穆时英与右翼文人走得太近与反共反苏的立场，成为他堕落事伪的现实因素和思想基础。大敌当前，左右携手，共赴国难，他不知何去何从，在他昏懵的错觉中，汪政府大概也算当局，何况刘呐鸥、黄天始、黄敬斋等旧识，或隐或显，也在其中，恍若《晨报》那段时光。

　　穆时英曾不止一次喟叹自己是“被牺牲了的一代人”，一语成谶。虽然他的确曾是1930年代文坛一颗耀眼夺目的彗星，至今还留有炫丽的光晕，所谓“性格即命运”，其不光彩的寂灭的苦果终究是自己种下的——“种子播到了路旁，迟早会被行人践踏的”。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四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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