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蒋介石告诫蒋经国：万不可释放张学良

　　1946年11月2日凌晨，张学良和赵一荻在特务的押解下离开戴公馆，而他的随行副官和秘书却被特务秘密押送歌乐山下的渣滓洞集中营。

　　早6点15分，和赵一荻被押上一架编号为C59的运输机。飞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8点40分到武昌徐家棚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

　　飞机没有飞往东北方向的南京，而是径直向东南方向飞去。

　　张学良一直以为此行是去南京见蒋介石，可是当他透过了云层看到下面茫茫的大海时，张学良激愤地质问刘乙光：“这是去哪里？”

　　刘乙光只得以实相告:“委员长指示，直飞台湾！”张学良听罢，气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被囚禁了整整十年之后，老蒋又耍了个花招，要把他押解到一个遥远的孤岛上去。

　　中午12点15分，专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派新竹县县长刘启光及警备处人员到机场迎接张学良一行。

　　当天下午，刘启光县长便陪同他们乘汽车来到新竹县县城。第二天又乘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张学良一行才来到了新的囚禁地：台湾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

　　井上温泉地处崇山峻岭中的山谷间，只有一条曲折盘旋的山路经桃山隧道与外界相通。这里完全符合保密局要求的看押张学良的条件：偏僻、安全、易于警戒。

　　张学良在井上温泉住的房子，被称为清泉疗养所…是日本裕仁天皇早年来台湾时所建。

　　原来的房子已被1963年那场“葛乐里”台风引发的泥石流摧毁了。现在原址上的这排房子是后建的原住民山货交易市场，只有这条吊桥，河道和温泉井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旧貌。

　　张学良喜欢这里幽静的环境，心绪渐渐安定下来，继续研究明史。赵一荻还养了一群鸡，为这片山野增添了几分温馨。

　　1947年元旦，南京政府公布了《大赦令》，但是在《大赦令》中却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

　　人们甚至不知道张学良被囚禁在何处；更不会想到，张学良在被押解到台湾岛仅三个月后，再一次面临险境。

　　事情的起因是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缉私员和警察查缉私烟时，打伤了一名老妇，并开枪打死了围观的无辜百姓。

　　第二天，愤怒的台湾民众烧毁了烟酒专卖局，殴打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官员，与军警对峙。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二八事件。

　　此时，井上温泉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得到情报，有人把张学良视为反抗国民党的英雄，想借此机会营救，并且派人察看了地形。

　　南京保密局为此曾计划把张学良押解回内地，关押到江西兴国县的阳明洞去。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蒋介石的斥骂。

　　蒋介石指示保密局：务必不要使张学良乘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

　　刘乙光将特务和宪兵共200多人全副武装起来，如临大敌，他们封锁了桃山隧道，切断了井上温泉与外界的联系。

　　十天后，事件平息了。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平静。张学良再次躲过了险遭不测的噩运。

　　这期间张学良写下了一首新诗：

　　台湾！台湾！你的遭遇相当的可怜。被奴役了五十一年，当你回家的时候，又赶上了暴雨和狂风。台湾！台湾！我信，我确信，你会成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好弟兄！

　　1947年5月，正是井上温泉山花烂漫的季节，东北元老、国民政府参政员莫德惠得到蒋介石的核准进山来了。

　　莫德惠、字柳忱，他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个渡海前来探望的人。

　　莫德惠

　　张学良对莫德惠吐露心境时谈到，自己想做一名历史教授，专门研究明史。

　　他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

　　莫德惠辞行前，张学良写了一首《柳老渡台来访》的五言诗送给他。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回到大陆，将合影和这首诗发表在上海的《艺文画报》上。这是张学良被囚禁十年后，第一次有消息传出，这时世人才得知他已被解往台湾。

　　五个月后，南京保密局为了考察张学良到台湾后的表现，选派老牌特务张严佛以建设台湾设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来到了井上温泉，公开说是讨教台湾发展前景。

　　张严佛

　　张学良向张严佛愤愤地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我无话可谈。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不平！”

　　谈到伤心之处，张学良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已。第二天张学良将一首诗送给了张严佛。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张学良还对张严佛直言不讳地谈论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就在张严佛到井上温泉对张学良考察期间，携带家属到台湾休假的张治中，借机前来探望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囚禁后，的第三次探访。

　　张学良问张治中：“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自由呢？”

　　张治中当时是热衷于国共和谈的，所以跟他说，“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就是你得到自由之时。”

　　这样一说，张学良也很高兴，，走以前送张治中一首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张治中回到南京在总统府面见蒋介石，委婉地提出了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的要求。蒋介石听后，脸色立时沉了下来。

　　蒋介石在1947年底召见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时说：“以后非经我的许可，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形势的发展正如张学良所预料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150万军队被歼灭，蒋家王朝败局已定。美国又一次出面斡旋，要重开国共和谈。

　　几年来，周恩来代表中共多次向美国特使和国民党当局正式提出，把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国共和谈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蒋介石却置若罔闻。他是宁肯丢江山，也不肯放张、杨。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宣告“引退”，把个烂摊子交给了代总统李宗仁。

　　会议结束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追上蒋介石说：“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吧。”蒋介石头也没回，挥挥手说：“你找德邻去！”

　　李德邻就是代总统李宗仁。他接任后，果真下了释放张、杨的命令，并且派程思远专程飞到台湾找到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释放张学良。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已被刘乙光奉蒋介石之命，送到高雄要塞藏了起来，释放张、杨的命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刘乙光认为，井上温泉地处完全封闭的山林里面，张学良绝无逃脱的可能，因此对张学良的监管有所放松。

　　张学良每天在房前田间耕作之余，竟得以避开特务，收听大陆共产党的广播。在消息闭塞的深山里，张学良急于了解内地的形势变化。

　　在新竹幽禁期间的张学良

　　1949年10月1日，张学良突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况广播，兴奋得满眼含泪，他所全力赞助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政权！

　　那么，那位不可一世的委员长，囚禁了他13年之久的蒋介石今在何方呐？丢了江山以后，哪里是他的归宿呢？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溪口。可是仅仅三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占领了南京。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匆匆赶到上海部署“淞沪决战”，希望美国帮助他挽回败局。

　　但是华盛顿对他早已失去了信心。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又飞抵重庆，企图负隅顽抗。但11月28日重庆又被解放军包围。

　　第二天，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里，蒋介石仓惶撤退。临走前，他仍没有忘记命令毛人凤，将杨虎城秘密处决。

　　杨虎城此前被囚禁在贵阳麒麟洞，这里也曾是张学良被囚禁过的地方。

　　特务们依然以蒋介石要在重庆召见为由，将杨虎城一家和秘书宋绮云一家骗到重庆歌乐山的戴公祠，残忍杀害。

　　同期遇难的还有张学良的心腹将领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积极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底他在武汉面见周恩来，商讨营救张学良。

　　1938年，黄显声彻底投身革命事业，向延安输送干部百余名及大批武器弹药。

　　1938年2月当他准备去延安之际，被军统局以“联共反抗中央”的罪名逮捕，先后关押于武汉、益阳、息烽和白公馆监狱。

　　重庆解放前夕，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共同策划武装越狱，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白公馆外的步云桥。

　　黄显声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从成都乘美龄号专机飞赴台湾岛。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危局，蒋介石着手对国民党的党政军加以改造，委任儿子蒋经国为军队政治部门负责人，并撤销了“保密局”。对张学良的管束便自然转到了蒋经国的手下。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为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氏所生，15岁时去苏联留学，两年后加入了共产党，并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的罪行。为此他与蒋介石断绝了父子关系。

　　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蒋经国于1937年回国，父子团聚。

　　蒋介石也叫蒋经国在溪口“好好读书”，但目的却是给他“洗脑子”，一以便将来接老子的班。蒋经国自然是心领神会。

　　张学良的名字对于蒋经国来说，真可谓如雷贯耳。正是这位只比他大九岁的少帅，当年囚禁了他的父亲，如今却又被他的父亲囚禁。

　　蒋经国希望能与这位少帅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为了便于“管束”，征得他父亲蒋介石的同意后，他指示特务队将张学良从偏远的新竹县井上温泉迁出来，到高雄的西子湾暂住。

　　1957年深秋，张学良、赵一荻获准迁到高雄西子湾。10月24日张学良一行离开了井上温泉，当晚抵达高雄，住在西子湾十号。

　　这栋房子是曾任国民党13军军长、舟山防卫司令和台湾警备司令石觉住过的旧宅。张学良终于告别了那片囚禁了他11年的深山老林。

　　11月20日，刘乙光向张学良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请张学良把西安事变前后的事情写一回忆呈阅。

　　张学良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的意图是要张学良通过自己的亲笔回忆，承认“西安事变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

　　张学良表示：“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多少年来，失去自由的张学良曾下决心，强迫自己不去回想往事。而如今当他真要动笔写这篇《西安事变回忆录》时，那逝去的风雷激荡的岁月和历历往事，顿时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猛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

　　张学良仅以半月之期便完成了这篇洋洋万言的回忆录。

　　几经修改后，张学良的回忆录通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

　　蒋介石看过后，不满地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于是这篇回忆文章经蒋经国修改后，又退还给了张学良，让他重新抄写一遍。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文笔却大加赞赏。

　　后来蒋介石把这篇回忆录交给了蒋经国，并指示：“把它作为军中的政治教材”，“可以相机使用”。

　　不想，这篇回忆录被人删改后竟以《西安事变忏悔录》为题，于1964年7月相继在《希望》杂志和《民族晚报》上发表。

　　很快，岛内各报争相转载。张学良对这种做法很是不满，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于是，发行的报刊被收回销毁，责任人革职查办。

　　事后，蒋经国亲自到张学良住所当面致歉，张学良却一笑了之。他说：“文章寻常事，发表何妨，妄改又何妨？但历史还是历史，何人能够重造？”

　　多年后，人们向张学良提到那个“忏悔录”时，张学良仍然气愤地说：“什么忏悔录？我没写过忏悔录，我没什么好忏悔！”

　　蒋介石指示蒋经国：把张学良迁到离台北近一些的地方。于是蒋经国告诉张学良，要他在台北北郊的阳明山选择新居。

　　所谓阳明山，就是原来的草山，因山上长满了芒草而被原住民称为草山。

　　台湾阳明山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正式给这条山脉改名为阳明山，还在山腰塑了一尊王阳明的塑像。

　　张学良想不到，他被囚禁后辗转了八个省，而这个王阳明的影子却始终追随着他。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经过对明史的深入研究，已经看穿了王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本质。

　　获释后，张学良曾对记者说：“我对王阳明我不赞成，我不推崇，我认为他是唯心学。比如，王阳明他说这句话，我就根本不同意。他说，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就跟他说两句，你看花，花也在；你不看花，花也在。他是完全唯心的人。”

　　为了选择新房址，保安处长陪同张学良在阳明山上转了一天，没想到张学良居然看中了阳明山公墓边的几间旧平房。

　　这让保安处长大为惊讶，而张学良却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热闹的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做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了

　　蒋经国当然不会同意张学良住在公墓里。他曾想让张学良住到安全局招待所，但宋美龄对蒋经国说：“你怎么能让他住这么破烂的房子？”

　　于是蒋经国将靠近阳明山庄的一幢别墅批给了张学良。他还到张学良的新居，正式会晤了他。

　　从此以后，蒋经国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到张学良的寓所拜会。阳明山麓和阳明湖边，也留下了他们结伴出游和垂钓的身影。

　　1957年秋，蒋介石70大寿时，张学良托张群又送给蒋介石一块怀表作为贺礼。这一次蒋介石让张群给张学良送来一根精制的手杖，张学良把这看成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一年以后，也就是1958年的11月23日，蒋介石在桃园大溪行辕召见了张学良。

　　多年不见，张学良望着已年过七旬的蒋介石感慨万端，但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却一起哽在咽喉。

　　桃园大溪

　　蒋介石说:“溪口一别，二十多年了，我们该见见面了。汉卿，你要保重身体，多忍耐些，国家还有重用你的时候……”

　　蒋介石还说，为了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写了一本书《苏俄在中国》，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文章也是为这本书提供一些史料。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不得不承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决定发动那场兵谏的，“实是张学良本身”，这是“最出人意料的一点”。

　　蒋介石言谈间带着几丝伤感，他一再说，“西安事变给国家造成了太大的损失”，明显地流露出对张学良的怨恨之意。张学良没有申辩。

　　蒋介石最后说：“汉卿，你可以搬到台北来住。你跟袁经国商量一下，看看什么地方适宜你居住……”这次会见在场的还有蒋经国和刘乙光。

　　又过了四个月，1959年3月 阳明山张学良旧居的一天，张群兴冲冲地来到了张学良的住处报喜：“汉卿，你自由了！’国民党中常会已经通过了总裁的提议，解除对你的管束！”

　　张群

　　“自由了！……”张学良呆呆地愣了好久，此时，他并没有欣喜若狂。他显然不敢相信这个盼了22年的好消息。

　　蒋介石当真会还给他完全的自由吗？

　　听说张学良解除了“管束”，莫德惠、冯庸、何世礼、王新衡等人在张群的陪同下，一同到阳明山来向张学良表示祝贺。

　　然而，就在大家举杯庆祝张学良重获自由的时候，门外的警卫人员却仍在频频游荡。莫德惠惊讶地问：“安全人员还没撤？”

　　原来，蒋介石对“中常会”关于对张学良解除管束的提议，还有一个附加说明：“为了对张学良安全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实际上张学良仍处在监禁状态。

　　比如说，张学良参加好友冯庸的葬礼，才是他第一次出来见到东北人。冯庸葬礼参加完了，特务都要把签名簿都收走，而且暴力殴打前来照相的记者。

　　冯庸

　　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张学良终于有幸离开了阳明山。他在台北西郊北投复兴三路买下了一块地。

　　当张学良的新居“朴园”建成以后，特务们也同时进驻了对面的平房里，继续对这位已年逾花甲的少帅实施“保护”和监管。

　　对于幽居在台湾的张学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一直非常挂念。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出国访问前夕，提前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的座谈会。

　　他在会上赞扬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千古功臣。周恩来说：“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

　　“张汉卿在被扣押以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张汉卿20年来始终如一，西安事变时的心情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尊敬他。”

　　“张汉卿将来能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个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委：“营救汉卿不要急切从事，我们已与台湾的人打了招呼。如果他们一定要置汉卿于死地，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不能杀汉卿的形势。”

　　1961年，周恩来又邀请各界人士来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座谈会，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二弟张学铭和夫人朱洛筠应邀岀席。

　　周恩来流着泪对张学思说：“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么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为了打探张学良消息，1960年，周恩来特地派张学铭夫妇到香港，通过朱湄筠向张学良递交亲笔信。

　　原来，朱湄筠的丈夫是当年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张学良被扣押后，身边人被尽数遣散，只有朱光沐夫妇一直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直到张学良被押送台湾为止。

　　第二年春天，朱湄筠专程从香港出发，找到了妹妹朱浣筠。朱浣筠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

　　朱湄筠

　　当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软禁已经有所放松，可以让他出来做礼拜。而朱浣筠夫妇因为也是基督教徒，所以经常能够在教堂里遇到张学良。

　　因此，朱浣筠在接到姐姐的托付之后，便将这封信夹在了一本圣经当中。

　　1961年5月，朱浣筠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经常做礼拜的凯歌堂内，不久张学良、赵一荻夫妇也进入教堂。

　　朱浣筠环视着周围的情况，慢慢地靠近了张学良，随后，趁着众人唱圣歌之时，将圣经悄悄递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打开了圣经，里面的密信顿时呈现在眼底。

　　这字迹自己二十多年前曾经见过，纵使相隔多年，依然非常熟悉：为国珍重，修心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这是周恩来最后给张汉卿的一个密信，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的密信，不禁潸然泪下。

　　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还托原杨虎城和宋子文的亲信、当时在香港经商的郭增恺找到宋子文，请他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帮助张学良获得自由。

　　恰好，宋子文当时也到了香港，郭增恺向宋子文提出，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你和令妹宋美龄向周恩来保证三个条件：停止内成，对日抗战，保证张、杨的安全。

　　宋子文则无奈地回复：第一条，“停止内战”早已实现。第二，“对日抗战”也已经实现，第三条，“保证张、杨的安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向周先生表示歉意。

　　其实，宋子文早在50年代初就丧失了在台湾政界的话语权，被老蒋当作丢失大陆的替罪羊赶出台湾，因此他对营救张学良也是无能为力。

　　1974年9月29日，周恩来特别批示，让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第二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975年底，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挂念着张学良，当他得知张学良患了眼病且有失明的危险时，立即要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予帮助。

　　张学铭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不顾病痛的折磨，派人把当时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找到病榻前，特别讲到：“我过去讲过很多，给你们讲过很多，你们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罗青长晚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感慨，总理指的就是张学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举国沉浸在悲痛之中。当张学良听到这个噩耗时，却连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去，他无限悲伤地对赵一荻说：

　　“中国失去了一位传诵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

　　根据周恩来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了江河入海口。这位为了中国的解放和富强奋斗了一生的革命家，没能等到与张学良重逢的“后会之期”，他只能在冥冥之中完成他未了的心愿：

　　让他的骨灰飘过台湾海峡，去见一见那位被幽禁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与他肝胆相照的张汉卿！

　　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时曾说：“周恩来这个人我很佩服他。所以说，他给我下八个字考语，爱国英雄、千古功臣。那他这个人是爱国的，不是为自己地位、自己利益。那么，尤其周恩来这个人，我非常地佩服他。

　　话题转向台湾，在迁入北投新居之前，张学良曾先后被安置在高雄要塞和基隆要塞暂时居住。

　　高雄港的西面有一片美丽的海湾，被称作西子湾。西子湾北依绵延的寿山，这里建有蒋介石的别墅和台湾警备司令部，直到现在此地仍属军事管制区。

　　张学良和赵一荻当年就被安置在这个院子里。现代的自动门和原始的铁丝网组成的大门前，有一块褐色大理石，上刻“早觉园”。这很符合蒋介石要张学良“早觉”的心态。

　　在寿山的山腰，有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元亨寺。张学良常到寺内与台湾佛教界的名人、住持印顺法师探讨佛学。

　　张学良没有想到，蒋夫人宋美龄的一次突然造访，竟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

　　1960年的一天，宋美龄造访张学良，问他最近干什么，张学良回答，我研究佛学。

　　蒋夫人她呆了一会儿，打了一个咳语：“汉卿啊，你又走错了路。还是研究基督教吧。”

　　蒋夫人说“你又走错了路”，这句话的寓意颇为深奥。表面上她是劝张学良不该研究佛学，而应该信奉基督教；而话外之音却是说，张学良西安事变时就“走错了路”。

　　而宋美龄劝他皈依基督教，当然也包含蒋介石的意图，希望他每时每刻都要忏悔，反省“西安事变”，张学良只有从命。

　　其实，张学良在南京被囚禁之初，便阅读过《圣经》。他在1937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圣经，读之不感兴趣。”而如今他却被蒋介石夫妇逼着研究基督教。

　　就在张学良向牧师提出要接受洗礼的请求时，宋美龄却对张学良说：

　　“汉卿，依你现在的情况，是不能接受洗礼的。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现在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这就等于有两个太太。根据基督教规定，这是断然不准许的。如果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与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才能接受洗礼。”

　　于凤至

　　蒋夫人的这番话，让张学良真真地犯了难。

　　张学良其实是把信仰基督教当作自保的工具，没想到还得和原配妻子于凤至离婚。

　　1961年8月，张学良在美国的女婿陶鹏飞和女儿张闾瑛应邀参加台北的阳明山会议，蒋经国亲自陪同，来到张学良的新居，分别了20多年的父女终于团聚了。

　　张闾瑛还给张学良带来了于凤至的照片。然而，此后不久，张学良却要做出无奈的决定：与结发妻子于凤至解除婚约。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杭州南路美籍朋友伊雅格的家里，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了简朴而秘密的婚礼。

　　宾客只有13个人，宋美龄、张群、黄仁霖等以及周联华、陈维屏两位牧师。

　　在经历了36年的坎坷岁月后，这对患难情侣终于正式结婚。

　　台北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张学良和赵一荻举行婚礼的消息，其中尤以《联合晚报》的标题最为醒目：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张学良和赵一荻结婚以后，双双在士林凯歌教堂接受了洗礼。

　　1975年4月6日，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凌晨，张学良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张群打来电话告诉他，蒋介石已在午夜去世。

　　张学良再无睡意，他在床前坐了很久，才给蒋夫人打电话，提出到灵前吊唁的请求。

　　第二天，宋美龄派秘书陪同张学良来到吊唁厅。望着静卧在水晶棺中的蒋介石，张学良百感交集。

　　这个孤傲顽固的君主，终于带着他永远不能“光复”大陆的遗憾撒手西去。

　　从1928年东北易帜算起，张学良和蒋介石打交道共有47年，没想到竟被他囚禁了40年！

　　张学良一生写过很多挽联，这一次，他给蒋介石也写了一副只有十六个字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而张学良在后来录制的口述历史中，则对蒋介石的人格痛加贬斥，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蒋先生这个人，他要有机会，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蒋先生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对抗日和台湾都没有贡献。”

　　蒋介石晚年虽然“法外开恩”“放宽”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但他一直对张学良耿耿于怀。直到临终前，蒋介石仍不忘告诫蒋经国：万不可释放张学良，对他的监管不能马虎。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囚禁了张学良将近四十年，不杀也不放。他有权力放，也有机会杀。

　　这是个谜，如果解开这个谜的话，必须是从张、蒋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和两个人的人格差异上去理解。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张学良有大功于民族。蒋介石囚张，已经遭到了千夫所指，如果再杀了张，会给蒋介石带来千秋千夫所指，万代万人所骂。

　　一般的政治人物在生前，他看重的是权力，但他又顾及死后的声名，所以蒋介石是不敢杀。

　　张学良在被囚禁期间，玩花弄草，不问政治，心向“天国”。开始的时候，是研究明史，后来又向佛，最后皈依基督。给蒋介石的感觉，就是不杀也无妨。

　　那为什么又不放张学良呢？一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心存三恨：

　　一恨西安兵谏，张学良活捉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颜面。

　　二恨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的结果，使共产党坐大，把国民党和蒋家王朝挤到了台湾孤岛。

　　三恨张学良死不认错，一直不认为自己发动“西安事变”误国误民。

　　除了三恨之外，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还有三怕：

　　一怕放了张学良，张学良有可能把西安事变的内幕公之于世，有损于蒋介石的名声。

　　二怕放了张学良，张学良纠集部下，重整旗鼓，对他的统治不利。

　　三怕放了张学良，张学良又会联合新中国，再搞一个什么“三位一体”。

　　除此之外，蒋介石不放张学良的原因，还有他的封建帝王意识。

　　西太后当年有一句经典名言，谁如果让我不痛快一时，我就让他不痛快一世。蒋介石呢，谁要囚我一时，我就囚他一世。

　　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毕竟不同，尽管他的职务不断升迁，但始终与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1958年，张学良就对蒋经国说：“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

　　虽然蒋经国一直没能让张学良实现重回故土的愿望，但他对张学良坦荡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却十分钦佩。

　　1972年，蒋经国做了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后，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里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建设吧。”

　　台湾高速公路的工程开工以后，台中以北的每一路段，张学良都曾去看过。台湾儿童剧院改建成停车场，也是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

　　1978年10月，蒋经国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一个打电话祝贺的就是张学良。蒋经国在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一周年之际，特邀张学良夫妇参加了在官邸举办的中秋茶话会。

　　1980年10月20日，张学良夫妇获准在特务和军方人员的“陪同”下到金门岛参观。

　　当张学良通过高倍望远镜隔海眺望祖国大陆时，他的心绪随着海潮一起翻卷起来。

　　张学良遥望大陆

　　44年前的1937年1月2日，他刚被囚禁之时，曾在日记中写道：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一日。

　　没想到当年的这个愿望，如今却变成了最难实现的奢望！他张学良不仅没能回到故乡，而且连海峡对面的大陆也难以踏上。

　　他被关押到这个孤岛已经34年了，当年的少帅如今已变成了80岁的老翁。他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获得自由，重归故土呢？

　　张学良参观金门以后，在写给亲友的信中引用了于右任《望大陆》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感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82年圣诞节，张学良在蒋经国的特许下，到一个朋友家观看大陆拍摄的历史影片《西安事变》。

　　原来，电影《西安事变》于1981年上映后，很快轰动全国，这部影片首次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等人搬上荧屏，引发了街头巷尾的热议。

　　因为题材新颖、重磅历史人物多，这部电影不仅风靡大陆，甚至也在港澳引发观影热潮，不少台湾人也利用港台沟通的机会观看此片。

　　片中出现的临潼捉蒋、蒋介石亲口承诺放弃内战等情节，蒋经国对此非常恐慌，于是希望命令当事人张学良能以亲历者的名义，写一份批判此片的材料，以便在港台媒体公开发表。

　　片名一推出，张学良的神情便紧张起来。当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和那一个个熟悉的人物相继出现在屏幕上时，张学良完全被带回了半个世纪前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他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竟老泪纵横，没有看完便离开了朋友的家，并拒绝了蒋经国要他写批判材料的命令。

　　张学良后来谈到此事时仍愤愤不平：“这是真历史，你也抹不掉，将来你还能抹掉吗？谁能把历史抹掉？”

　　杨虎城一家人的遇害让张学良尤为难过，他多次对朋友说：“我始终不明白蒋先生为什么要杀他，被枪毙的应该是我。”

　　蒋经国虽然对张学良礼遇有加，但仍谨遵蒋介石遗愿，从未放松对张学良的监管，反而将监管张学良的人马增加到120人。

　　这些人有伪装成路人、佣人、司机的便衣，还有穿制服的特务、宪兵、警察。

　　其中直接勇于看管张学良的就有40多人。直到蒋经国去世前，这些人在张学良家吃饭还得摆四张桌子。

　　而且张学良自由活动的范围也被限定在北投住所5公里内，离开这个范围，张学良得提前给蒋经国打报告，并由特务全程“陪伴”。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灵堂设在荣民总医院的怀远堂。张学良在蒋经国的灵前深深地鞠躬告别。至此，88岁的张学良已送走了蒋氏父子两代人。

　　虽然蒋经国最终也没有让他彻底恢复自由，但张学良始终承认，蒋经国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对台湾是有贡献的。

　　此时的张学良也许并不曾意识到，在被幽禁了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

　　蒋经国去世后，没出一个月，台湾岛内便掀起了为蒋氏父子执政时的历史旧案平反的浪潮。

　　张学良被无理幽禁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尤其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愤不平。一些政界人士纷纷著书撰文，向台湾当局上书，要求立即解除对张学良的非法关押，并彻底平反。

　　这年年底，宁恩承、张捷迁等人发起，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并致函敦促台湾当局，体念张学良“谋国之忠”，恢复他的全面自由。

　　宁恩承

　　岛内有识之士甚至公开提出，“让张学良回到东北去”。

　　面对岛内外的强烈呼吁，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心里清楚，对张学良的软禁看来迟早是要解除的。但是他并不准备公开为张学良平反，尤其是他不愿看到张学良回到大陆去。

　　又拖了两年，张学良迎来了90岁的生日。他的好友张群很早就告诉他，要公开为他祝寿。

　　尽管张学良一再反对，但反对无效。就连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也提前送来了寿礼。

　　可见，在岛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的态度也变得宽松了。

　　于是，张学良在被幽禁了54年之后，这次规模盛大的祝寿活动，竟成了他命运转折的标志。

　　1990年6月1日，台北市富丽堂皇的圆山大饭店。为张学良90华诞祝寿的庆典，在12楼的昆仑厅隆重举行。

　　寿堂喜气洋洋，来宾冠盖云集。大厅里悬挂着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从北京发来的贺电。

　　寿庆由102岁高龄的张群主持。前来祝寿的有陈立夫、郝伯村、孙运璇、王铁汉、梁肃戎、马英九、辜振甫等岛内外知名人士100余人。宾客纷纷发言，称颂张学良的历史功绩。

　　90岁的张学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各界人士。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学良和赵一荻切开了九层高的生日蛋糕。

　　海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尽管台湾当局对于为张学良平反一事“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这次隆重的祝寿活动，公开称颂张学良对历史的功德，从而改变了台湾官方认为张学良是“千古罪人”的一贯论调，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张学良的一种变相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