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综论——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为中心

　　

　　本文作者郑珊珊副编审

　　摘要

　　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的兴起，主要缘于以汉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具有不可撼动的深厚根基。日据前期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刊发了大量台湾女性的汉诗作品，展现了女性独特的个人情感与才华，显示了女性写作从私人生活走向了公共空间。女诗人及其汉诗在公共媒体上的批量登场，既是台湾汉文学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也是女性文学史在近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必然现象。女性公开发表汉诗的行为，她们在汉诗中的自我表达以及她们的汉诗作品受到社会关注的现象，都体现了台湾女性意识的初萌。虽然这份报纸隐藏着日本殖民当局文化怀柔的险恶用心，但台湾女性参与汉诗与汉学的振兴，也有着抵抗日本文化殖民的意义。

　　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女性意识

　　“汉诗”一词，向来用以指称中国域外的汉语古典诗歌。历史上，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都有汉诗创作的传统。台湾岛内在日据以后将汉语古典诗歌基本改称为“汉诗”，无疑是受到来台日本人的影响，也显示出台湾文学的变化。日据前期（1895—1915），台湾岛内汉诗振兴，不少女诗人参与其中，并于报刊公开发表诗作，在当时台湾文坛有一定影响。近些年，学界对此有所研究：吴品贤《日治时期台湾女性古典诗作研究》和林丹娅《台湾女性文学史》各以一节的篇幅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梳理，前者概括了日据前期女性汉诗的创作背景和代表诗作，后者重点介绍了数位代表女诗人。

　　

　　林丹娅主编《台湾女性文学史》

　　这一现象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其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后，便竭力阻隔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破坏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为了挽救民族文化，台湾知识分子努力振兴汉学，反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压迫。不少女诗人投身汉诗振兴的浪潮，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学传统，有着文化抗日的积极意义。其二，台湾文学从有文献可征的明亡清兴时期开始，其创作主体始终是男性。日据以前，关于女性文学的记载仅有只言片语，有作品流传的台湾女诗人仅杜淑雅1人，存诗仅1首。相形之下，日据前期数量可观的女诗人及其汉诗的涌现，表明了台湾女性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三，台湾女性汉诗的大量涌现，与当时大陆女性文学的崛起相呼应，共同汇成了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的洪流。因此，加强对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的研究深具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这一现代媒体，成为日据前期女诗人施展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阵地。尤其是《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后文简称“《汉台日报》”），在其独立发行的6年间（1905—1911）推出了40多位女诗人200多首汉诗，是当时台湾女性最重要的发表园地，也是现存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最多的文献。除此，仅《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阳诗话》，及石中英等女诗人后来出版的诗集中存有少量日据前期的女性诗作。因此，《汉台日报》刊发的女性汉诗有典型意义，对其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窥探当时台湾女性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图景，及其独特的时代意蕴和文学意义。不容忽视的是，《汉台日报》隐藏着日本殖民当局文化怀柔的险恶用心，多少影响甚至规训了部分女诗人的创作。

　　

　　石中英著《芸香阁俪玉吟草》

　　一、特殊时局推动台湾女性汉诗兴起

　　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的兴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这一时局激发了台湾汉诗振兴，《汉台日报》的发行则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汉诗思潮，也带动了台湾女性汉诗的兴起。

　　台湾汉诗的振兴，既缘于台湾有识之士的文化抗日，也与日本殖民当局文化怀柔有关。清政府甲午战败、乙未割台“激发了晚清文学革命的浪起潮涌”，“先进知识分子转而寻求自下而上的文化层面的变革”。台湾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发扬中国文学传统来抵抗外族的殖民侵略，并逐渐转变传统性别观念，鼓励女性接受教育、从事文学创作，以强化她们的中国文化认同。于是，不少女诗人开始登上诗坛。在这一点上，汉诗具有团结台湾汉文化阵营、抵御异族同化的文化抗日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把汉诗当成重要的怀柔工具。一些日本人在台湾打着“同文同种”的旗号，笼络台湾诗人参加诗社活动、参与汉诗酬唱，试图利用汉诗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文化来淡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以构建日本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报刊等新式传媒则成为文化殖民的有力工具。有学者统计，《台湾新报》1896—1898年间刊载的汉诗与文学活动中，日本诗人约200人，与日人唱和的台湾诗人则达300人以上。《汉台日报》专设“艺苑”“诗话”等栏目；《台湾日日新报》也设立“词林”“诗坛”等栏目，所刊诗作与《汉台日报》多有重合。殖民当局试图利用报刊操控台湾文坛乃至社会的风气。这些报刊中，《汉台日报》的影响力最大，其发表的女性汉诗也数量最多。

　　《汉台日报》脱胎于《台湾日日新报》。后者由日本殖民当局在1898年将日本人创办的两份报纸——《台湾新报》和《台湾日报》合并而成，是日据时代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创办之初，《台湾日日新报》以日文版面为主兼有汉文版面。但当时大多数台湾人不懂日语，报纸影响力有限，于是1905年7月1日起，报社独立发行《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直至1911年11月30日据称因财务困难而停刊，又变回《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版。虽然《汉台日报》独立发行仅6年余，但在当时影响力很大，记录了台湾许多政治、社会、文化等信息，现已成为研究近代台湾的重要文献。台湾学者夏春祥指出：“这份报纸的创刊其实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策略，目的在透过现代大众传播的形式，有效地从文化内容的角度，巩固住日本的首个殖民地台湾。”出于文化殖民的目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大量当时日本和台湾文人创作的汉诗，成为汉诗振兴的重要园地。由于女性文学兴起，《汉台日报》对于宣传女性汉诗也颇为热衷，不但在“艺苑”中刊登女性汉诗，而且常常在“拾碎锦囊”“桂香月影”等诗话、杂闻类栏目中刊登女诗人轶事与作品评论。这也是报纸为吸引社会关注、提高知名度而采取的顺势行为。《汉台日报》的编辑和一些文士在评价女诗人时常常不吝赞美之词，如“千秋女史有香禅，雅韵清诗字字妍”，“曾闻谢女播芳名，不意如今更有卿”等，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是对女诗人的鼓励。由于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少女性及其汉诗在这份报纸上纷纷登场，书写了一段独特的台湾女性文学史。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创刊号

　　由于传统性别制度的强大约束力，女诗人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报刊对她们的报道往往十分简单，不能充分呈现她们的形象与生活。这使得今天我们对这批女诗人的了解仍很有限，她们的生命历程大都模糊不清。即便是诗名最著的王香禅，由于其感情经历奇特、与名流交往颇多而备受关注，留下了一些传奇记载，但这些记载中充斥着无法证实的传闻或附会性质的说法，反而使得其真实人生难以为世人所知。然无论如何，这批女诗人的汉诗书写，已真实地显露出独特而活跃的女性意识，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台湾女性多舛的命运遭际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一种相对独立且具有个性的话语，是难得的女性文学第一手资料。

　　界定《汉台日报》上汉诗作者的性别，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诗作只有署名，没有诗人的详细介绍。一部分诗作署名带有“女士”“女史”之类的性别称呼，除此之外的诗作，必须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进行考证来辨认诗人的性别。无法确定诗人性别的诗作，笔者暂不将其归为研究对象。《汉台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日本女诗人居台时创作的汉诗，但这些作品所承载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观念与台湾女诗人大为不同，故本文将其排除出研究范围，仅仅关注台湾本土女诗人及其汉诗作品。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汉台日报》刊登的台湾本土女性汉诗，共200多首，可明确的台湾本土女诗人45位。每位女诗人刊登汉诗数量多寡不一，数量最多的王芬兰、王香禅各发表了56首，其他较多的如李如月45首，萧莲卿28首，数量少的女诗人有的仅1首作品。这些女诗人中唯有李如月有词作发表，共3首，但数量太少，且都是咏物词，本文不展开具体研究。

　　

　　王香禅

　　二、从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空间的女性表达

　　《汉台日报》发行期间，台湾女性仍受到传统规范的约束，较少接触社会，生活空间基本囿于家庭，这造成了她们的写作题材与经验颇受局限。大部分女诗人的吟咏没有超出个人生活；但少数才情和视野非比寻常的女诗人，则能突破时代和生活的局限，开拓视野，表现出超越一般的创作能力。无论何种吟咏，在报刊发表后都走向了公共空间，公开展现了女性独特的个人情感与才华。

　　（一）自伤身世引发舆论轰动

　　自伤身世的哀痛与感叹是女性汉诗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也最能引发社会广泛共鸣。日据前期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命运不能自主，大多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而当时台湾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极不安定，不少女性都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悲剧。1905年9月27日，《汉台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为“北门外连氏女”的长诗《自怨》，诗人自述生平：幼习诗书而养父母早逝，长大后成婚才三年而夫君病逝，“那只身命遭磨蝎”“呼天抢地独哀愁”“万哭千啼总不知”。诗句平实无华，自怜命运坎坷，悲痛哀怨之情直呈报端，感染了许多读者，并引来许多文人唱和，纷纷表达同情和宽慰，在《汉台日报》发表了20首和诗。尤其是许多女诗人竞相登报，借诗倾诉悲苦命运，与连氏女相互慰藉，“同病相怜”之类的词语屡现诗中。当年10月5日，“鹿港街连阿好”发表《读台北连氏女自怨诗有感而作》，感慨“偏于薄命女人多”“相怜同病感如何”，又叹“不若男儿天纵子，海南地北日奔波”。到了10月12日，又有位“三貂连氏”发表《读连氏女自怨诗有感而作步连阿好瑶韵》，“剧怜同病还同姓”“世间坎壈谁如我”。两位连氏女因同姓而强化了同病相怜的感慨，借和诗来抒发自怜情绪。还有一些女诗人借机发出结交诗友的意愿，如“盐水港刘氏银瓶”诗云：“不嫌学浅才庸拙，愿结闺门翰墨缘。”“旅台南马兵营骆胜蓝”诗云：“输与神交千古在，天南地北两心知。”连氏女的《自怨》引发了一股女性和诗的风潮，一时台湾女诗人之多、创作之活跃引起文人的赞叹：“风雅销沈名士少，江山秀丽美人多。”这也表明当时文人对于女性创作汉诗的鼓励与肯定。

　　

　　蔡碧吟书法

　　与此类似，1909年9月19日王香禅以“黛卿女士”之名发表《秋感》五首，自述遭丈夫背弃，悲叹“恶缘错认是良缘……多姿毕竟逊多钱……一段欢情化作愁……三载痴心今日醒，任他薄幸觅鸾弦……”这组诗见报后不过月余，“和者如云而起……从北报到南报，摘录百余首”，几乎惊动了整个台湾诗坛。王香禅本是台北大稻埕的著名艺旦，能诗善曲，才色双绝，甚得文人墨客欣赏。1905年，她嫁给举人罗秀惠，然而婚后不到三年，罗就变心移情于家产丰厚的才女蔡碧吟，意欲入赘蔡家。王香禅无力挽回，于1910年离婚。蔡碧吟出身台南书香世家，20岁时未嫁先寡，在家守志，曾被世人称颂为“节励冰霜”；可在25岁时介入王罗婚姻，引起了台湾社会舆论的广泛非议，名誉备受质疑。许多报刊争相登载社会各界对此事的议论。瀛社甚至登报批评罗“有玷衣冠”，将其“议逐出社”。直到1915年舆论稍有平息，罗才正式入赘蔡家。当时台湾社会普遍同情王香禅，谴责“蔡则贪欢，罗则慕利”。值得注意的是，在《秋感》发表的5个月前，王香禅就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葬花》：“落紫纷纷瘗绿池，芳园春尽客空悲。筝琶过耳寻无迹，蜂蝶离魂吊岂知。手把花锄愁脉之，泪盈红袖血丝丝。一抔净土归清净，杜宇声声肠断时。”相比于《秋感》的直白，此诗含蓄蕴藉，用字精巧，艺术技巧上稍胜一筹，感情同样悲切可怜，但社会反响远不及《秋感》。这或许是因为《台湾日日新报》主要面向日文读者，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力要逊于《汉台日报》。《秋感》引发了诸多诗人唱和，或安慰王香禅，或嘲讽蔡与罗。如碧罗女士宽慰王香禅道“直欲金蝉早脱身，从此生离当死别”。吟村老妪直斥罗秀惠“廿载罗山名举子，丑声不值一文钱”。这些女性公开在报上谴责负心汉，劝慰女性离开负心汉，反映出部分台湾女性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不再以夫为天，有了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对待婚姻的态度也较传统社会更加开明。《秋感》所引发的和诗风潮固然是因为三位当事人都是名人，且风流韵事本就是社会关注热点，但也侧面反映了《汉台日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之大，这对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刺激。

　　

　　罗秀惠

　　对于当时大多数女性而言，婚姻几乎是人生的头等大事，然而在传统规范约束下，她们对于自己的婚姻并无多少自主权。因而，像《秋感》这类感叹婚姻不幸的汉诗在《汉台日报》上为数不少，而且各有各的不幸。如施莲舫的“可恨偏帷擅专宠，蛾眉长锁万山愁”，是对丈夫宠妾而冷落自己的哀怨；蔡国琳妹的“自作刘家妇，愁眉万迭山。试从明镜问，几度笑开颜”，是对丈夫不通文墨而使夫妻缺乏共同语言和感情基础的愁闷；魏张氏羊的“相思咫尺人千里，永夜罗巾湿泪痕”，是对父母反对之下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伤感。女性地位低下，命运不由自主，令女诗人深感性别不平等，在报上直言“不幸生为女子身”。欢场女子的感受更是悲凉：“孰谓欢场无恨事，枕头夜夜泪痕多。”这类女性意识虽只是一些直观的感受，由于时代局限而未能有更深层次的觉醒和突破，但直白地表现了她们对自身命运的省察、不满与抗争。她们的公开表达激发了更多女性意识的萌发，也引起了一些男性士人的同情与理解，进而助推了公共场域的妇女解放运动。如开明士人陈其春就为女性代言“人生不幸女儿身，历尽艰难困苦辛”，并大力推动了“解缠足”等变革陋习的妇女解放运动。

　　

　　台湾日据前期缠足女子旧照

　　（二）关注时局的敏锐书写

　　近代家国与台湾的剧变也被一些女诗人写入诗中，展现她们开阔的眼界和不凡的见识。其中最铿锵有力的莫过于“吴航女史”以“轱辘体”赋诗五首，记述清廷连年战败，导致中原陆沉、台湾沦陷：

　　诸君何以答升平，奉使无端激衅生。莫慰吾皇忧社稷，还教上相负承明。东沟船破烽烟急，南海筵停鼓吹惊。戎首独无才靖难，中原从此沸如羹。

　　浩劫关东太不情，诸君何以答升平。欣闻董子陈韬略，愁听吴儿曳甲兵。铁路转思追坚亥，金星又复耀长庚。老成第一推刘锜，赤手犹能击巨鲸。

　　纷纷威旅困群英，原禄曾无众志成。天子非常赐颜色，诸君何以答升平。铜台炮委兵先溃，铁舰波腾楫尽倾。枉费廿年阴雨计，可怜丁谓独贪生。

　　难得台民仗义争，谁知蛇足百无成。林含败类尤贪贿，唐俭庸才枉请缨。圣代即今多雨露，诸君何以答升平。怜他越石挥戈起，空说英雄振振声。

　　生愁桑梓寇氛萌，安戢哀鸿仗众擎。巾帼犹思报君父，男儿况要立功名。马江有恨天应泣，鹭岛无情水尚清。惭愧蛾眉学杜甫，诸君何以答升平。

　　这组诗也被《清诗纪事》收录并引其出处：“李梦花《碣阳诗话》：‘吴航邱女史伯馨，诗才卓越。中东之役，慨时事之多艰，痛心家国，因读杜甫《诸将》，作拈“诸君何以答升平”句，拟成轱辘体五首，以寄其良人桂霞真吾道子。吁，忠爱之忱，殆不以巾帼而少灭也。’”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碣阳诗话》由北平京津印书局出版，“版权页未印出版年，梁序写于1926年”，由此推断该书约成书于1926年。相比之下，《汉台日报》关于此诗的记载比《碣阳诗话》早了21年。这组诗每首均借用杜甫《诸将（五首）》中的名句“诸君何以答升平”，责问天下男儿面对家国危亡却无所作为，谴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惋惜列强侵略下的国土破碎。此诗一方面以“轱辘体”写成，形式精巧，体现了女诗人高超的技艺；另一方面引经据典，内容深邃又气势慷慨。“可怜丁谓独贪生”“林含败类尤贪贿，唐俭庸才枉请缨”等句借古讽今，直斥清廷腐败，贪官误国；“东沟船破烽烟急”“中原从此沸如羹”“浩劫关东太不情”“马江有恨天应泣”等句，对应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1894）、日俄战争（1904—1905）、中法马江海战（1884）等侵略战争，痛心祖国山河破碎，中原、东北、福建等地皆遭外敌入侵蹂躏；而甲午战败后，“难得台民仗义争，谁知蛇足百无成”，痛惜台湾人民的奋起抵抗因一些官员组织不力、腐败不堪和汉奸出卖而失败；最后诗人代入身世，沉痛慨叹：“巾帼犹思报君父，男儿况要立功名……惭愧蛾眉学杜甫，诸君何以答升平！”尤其第四首的“蛇足百无成”“贪贿”“庸才”等句，可对照《汉台日报》1905年10月7日“诗话”栏目刊登的乙未年元宵节台湾士人以诗匿名上书台湾巡抚，贬斥当时抗日斗争中的腐败现象：“东海鸣钲鼓，台疆展戍筹。中峰乏帅略，大政托藩侯。募勇来乌合，抽丁斗鸭头。将官凭赂选，稗佐按情收……一声军舰至，插翅遁瀛洲。”国难当头，台湾省的官府与军队仍只顾个人利益，卖官鬻爵，中饱私囊，最终导致抵抗失败。“吴航女史”这组诗并非作者投稿，而是在《汉台日报》“诗话”栏目刊出。或许因为这组诗主要是控诉清廷腐败，字面上并无涉及日本殖民当局，故能顺利登出。“诗话”不具名的编者盛赞此诗：“慷慨激昂，掷地作金石声，大非时辈所能及。真可谓巾帼中有须眉之气也！”笔者无法考证作者“吴航女史”究竟是谁，她的作品也仅见这一组诗。但这组诗用典广博，韵律铿锵，格局阔大，风格沉郁顿挫，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爱国豪情和使命感，极富诗史意味，就文学水平而言，可入一流之列。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汉台日报》还刊登过施莲舫写给内渡厦门的丈夫林廷瑞的一首诗《寄廷瑞》：

　　君在中华妾海湄，片笺聊写易风诗。改装斩发文明国，台岛翻新一局棋。

　　这首“易风诗”看似因夫妻分居两岸、寂寞无聊而写的，实则别有意味。“改装斩发”说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劝诱风俗变革，一些台湾人剪去清朝传统辫发，更换清朝传统长衫马褂为日式现代服装，接受“文明社会新规范”的风气。台湾民众身体与衣帽的新变，寓意着政权的交替，社会文化的变革；而正是台湾改隶，才导致丈夫内渡厦门，夫妻分离。诗人欲言又止，对于易风之事不多加评论，只是隐约有“世事如棋”的感叹。

　　这类关注时局的书写在女性汉诗中较为珍贵，反映了女诗人在题材上的突破，从专注日常和个人转向放眼天下，而诗境也比较开阔，思想更加深沉。只是囿于时代，大多数女诗人难以走出闺阁，眼界有限，也限制了她们在思想境界和创作水平上的进一步提升。

　　

　　台湾日据前期地方士绅服饰

　　特别的是，前引的“吴航女史”和施莲舫的汉诗并非作者投稿，而是由编辑辑录后刊在“诗话”栏目中。相对于《汉台日报》其他版块而言，“诗话”栏目比较开明。一般被视为日本殖民当局半官方报纸的《汉台日报》，对于报刊内容有着较为严格的管控，直接批评日本殖民统治的汉诗难以发表。不过，“吴航女史”和施莲舫的汉诗在字面上并无针对日本殖民统治，前者痛斥清廷腐败，后者感叹移风易俗。相对而言，“艺苑”主要用于笼络台湾诗人，是殖民当局更为关注的栏目（“艺苑”是常设栏目，基本每期都有；“诗话”自1905年7月1日起开设，不定期推出），刊发的诗作大都是风花雪月之作，粉饰太平；最常登场的几位女诗人如王芬兰、萧莲卿、王香禅、李如月等，都与日人有过唱和，因此特别受到《汉台日报》的推崇。可以说，“艺苑”的设置更加体现了《汉台日报》鼓吹汉诗、实行文化怀柔的用意。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文学场域中，仍有女诗人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与家国的变革，并反映到诗中。而她们的敏锐为台湾有识之士所关注，并见诸报端，也应被文学史所铭记和流传。

　　

　　台湾末代巡抚唐景崧

　　（三）跨越门闾的酬唱赠答

　　报刊是深闺之中台湾妇女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重要媒介。前文说过，一些女诗人在报上发表自怜身世的诗作，引发其他女诗人的共鸣，开始在报刊上结交诗友、相互酬答。而报刊也鼓励女诗人们以诗会友，使女诗人们得以突破传统道德的约束，足不出户就能结交男女诗友，并在社会上发声。如在《汉台日报》发诗最多的王芬兰，其发表的56首诗中有16首是与女性诗友酬答唱和的，尤与萧莲卿酬唱最多，达13首。从她们的酬答诗中可知，王芬兰为萧莲卿的表嫂，二人均有诗才，相识十多年，故感情特别亲厚，诗歌交流特别频繁。当时文人对她们盛赞道：“淡北女子能诗者以萧娇莲（引者注：应为萧莲卿）、余芬兰为最。于报上屡见其诗，令人倾倒。岂是瑶池王母宴，诗仙逃下一双来也。”女诗人的唱和常常在诗风上颇为一致。如王芬兰的《偶作》描摹了夏末黄昏的景象，文字清丽，风格婉约。编辑逸涛在诗后盛赞其结句“拂袖荷香尚未秋”道：“直是为残荷吐气，可以倨芍药、傲海棠。”此诗生动的写景抒情带动了萧莲卿、李如月、高红绸、何阿绣等女诗人的唱和，纷纷围绕着夏末秋初的景观与感受而抒写，文字风格大体一致，也都获得了编辑的好评。王香禅、萧莲卿还有一些与男诗人互相唱和的诗作在报刊发表。这些彼此唱和的男女诗人，有些是相识的，有些则素未谋面，纯属文字之交。唱和的诗歌大都属于应酬之作，艺术水平比较普通，要么吟咏同一题材，以状物写景为主，要么互表离情别意或思念之情。但女诗人彼此唱和时，往往真情流露，有些诗作颇有感染力。而且，对于难以参加社会交往的女诗人而言，这些公开发表的诗作一方面传达了她们的真情实感，扩大了她们的生活接触面，另一方面也为后世留下了女诗人公开文学交游的难得景象。

　　更难得的是，当时有少数女诗人能走出闺阁，与男诗人一起参加诗社活动。如1910年10月，瀛社于大龙峒召开观菊会，王香禅列席其中。诗人郑作型写道：“席边有一妇人淡妆冶艳，隅坐相视，予不知为何许人。西圃告余曰，他乃王罔市（引者注：王香禅旧名）女史也。”可惜的是，此次诗会并无记录王香禅是否有诗作。作为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社会的女性，王香禅在诗境与诗艺上的提高很明显。1912年她再婚后，随夫谢介石赴大陆，临行前作诗《留别一山师并寄剑楼同学》四首，语调激昂，特别是其二、其三别有胸襟：

　　乱髻乌云掠鬓丝，临歧高唱木兰辞。如何鼎沸中原日，不作丈夫作女儿。

　　三岛曾传矫矫名，争传王谢有前盟。平生最慕梁红玉，击鼓从军是此行。

　　

　　谢介石

　　两首诗均用了古代女英雄的典故，以立下军功的木兰、梁红玉自喻，希望自己到“鼎沸中原”的大陆能有一番作为。对比其早年创作的轻艳柔靡的香奁诗，王香禅此诗胸怀壮志，气势迥然有别。显然，婚姻的美满、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对未来的期许，让女诗人的创作一扫浅唱低吟的柔弱气质，注入了更多的自信、豪情和活力。王香禅创作这组诗时，《汉台日报》已经停刊，故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上。但这组诗在日据前期女性汉诗中风格较为独特，可以证明女诗人一旦拥有更好的创作环境，诗艺能够有明显的提升，因此值得特别拈出。

　　

　　《梁红玉击鼓退兵》

　　不必讳言的是，一些女性受日本殖民当局的笼络，与日本人进行诗歌交往唱酬，参与日本人召集的诗社活动，甚至诗作有媚日倾向。如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义士安重山刺杀身亡后，《汉台日报》刊登了一组《吊伊藤公》，其中有几首台湾文人的作品。署名“台北 女士刘乙金”的诗人刊发了两首诗，盛赞伊藤博文为“揭地掀天一伟人”，称其遇刺身亡是“抱恨无穷哈尔宾……留将遗爱系人思”。《汉台日报》时有推出“熙朝雅颂”栏目，组织各种逢迎“颂圣”的诗作；还会在日本殖民当局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政治性活动时，组织诗人写一些应景之作。个别女诗人也参与这类写作。如殖民当局每年组织台湾神社祭典，试图借助宗教信仰来操控台湾人民的精神，将台湾人民彻底“同化”为日本人。该神社祭祀的是1895年率军攻占台湾的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其他日本神灵，与台湾本土信仰无关。但仍有台湾文人参加祭典，并写诗歌颂。女诗人萧莲卿就曾参与《台湾神社祭日恭赋》的同题赋诗，称颂“盛典明禋肃穆开……崇隆庙貌壮山河……明德惟馨千古在，好将笾豆靖干戈”，显示其已丧失民族意识，被日本殖民当局“同化”了。这类媚日诗作当然没有艺术价值，必须为文学史所谴责。

　　

　　

　　伊藤博文遇刺图

　　（四）咏物赏景的清词丽句

　　咏物赏景是《汉台日报》上占比最多的女性汉诗。这是因为，生活空间的大小决定了她们题材的多少，大多数久居深闺的女诗人只能从身边的景物中寻找创作题材。这类书写多是专事描摹，虽然在遣词造句上有一定的艺术性，但诗境格局不大。当然，有些诗才出众的女诗人还是能够突破藩篱，写出一些独特的风味。如萧莲卿《剑潭寺》：“寒潭碧水卷雄风，剑气销沈霸业空。二百余年遗憾事，暮钟敲彻夕阳红。”台北剑潭寺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据说寺名缘于郑成功曾在此地掷剑平妖，斩杀作乱的蛟龙。联系这一传说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女诗人所谓的“霸业空”“二百余年遗憾事”意味深长。此诗在写景之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诗风雄浑，意境苍茫。再如陈氏凤《探菊》：“杖藜扶我入园来，三径黄花次第开。傲骨果然难世合，孤标晚节伴寒梅。”诗人巧用“三径”典故、菊与寒梅的意象，将自己塑造为孤傲高洁的隐士形象，有别于一般的柔弱的闺中女子。《汉台日报》编辑湘沅在诗末附评道：“结联有高傲气，不似闺秀口吻。”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生活的描写，虽是日常，却是以女性眼光书写富有女性个性的情感体验。如王香禅《读□溪渔隐集唐句戏答》：“一春无事且衔杯，快读新诗日百回。不识句中知误否，夜深还过女墙来。”对比王香禅早些年在其他诗中的自怨自艾，此诗清新明快，表露出她读诗时的轻松适意，这也佐证了汉诗对女性重塑精神世界的积极作用。

　　

　　

　　台北剑潭寺旧照

　　三、强势话语规训下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我价值和独特经验的自觉感知。女性主动参与文学创作，介入文学史，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表面上看，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汉诗当然出自女诗人们的自觉表达，显示了她们的女性意识。但细究之下，大多数女性汉诗中往往不自觉地浸染着强势的男性意识——毕竟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始终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当时台湾女性仍然受到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处于弱势地位。而“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除了身份遭受殖民，性别的‘殖民’亦使得女性成为‘殖民再殖民’的情况，是种社会位置的边缘化”，一些女性汉诗因此受到了日本殖民规训的影响。这样复杂的文学表达，反映了女性意识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和依赖性，也体现了当时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困难。

　　（一）强势话语的规训

　　不可否认的是，日据前期大量女性汉诗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境界流于浅俗。当时女性汉诗大多耽溺于咏物赏景，伤春悲秋，内容比较单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女诗人们久居深闺，使得创作题材极其受限；另一方面，是受到强势话语的规训。日据以后，诗风趋于柔靡成为台湾诗坛的通病，这是日本殖民当局有意引导、粉饰太平的结果。《汉台日报》刊发了许多诗社雅集时的限题限韵诗，这些诗社大都由日本人发起，或者有日本文人参与，不是题咏风景名物就是赠答酬唱，营造出一派繁荣活跃的文学表象。然而，这些汉诗往往停留于表面的文字雕琢，而无深刻的思想感情，更无实质的诗风变革或内涵提升，日趋娱乐化和社交化。由此，汉诗原本承载的传统诗教精神和台湾文人的文化抗日精神被逐渐消解。而且，日据前期一些台湾文人因家国沦陷、前途未卜而陷入迷茫，索性逃避世事，流连诗酒。汉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逃避现实、自我催眠的梦幻之境，慰藉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与失意。这种浮华风气自然影响到了规模男诗人的女诗人们。

　　

　　首任日本殖民台湾总督桦山资纪

　　1.传统男性意识的浸染

　　当时台湾名士连横（1878—1936）曾说：“女子不可无学，而智慧每出于男人。”男权社会中，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是来自男子，其女性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男性强势话语的影响。《汉台日报》报道了不少女性受教育、学习汉诗创作的情况，她们既有书香名门中的大家闺秀，也有一般家庭里的普通女性。名门闺秀因家学渊源，有学习诗书的优良环境。如蔡碧吟（1874—1939），其父蔡国琳（1843—1909）是台南名儒，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任国史馆校尉，台湾澎湖文石书院、台南蓬壶书院山长，台南南社（1906年成立）首任社长。作为蔡国琳的独女，蔡碧吟“幼承庭训，冰雪聪明，过眼便成诵。年及笄，学问淹博，诗文辞赋，无不精通，尤善书法，工算术，理家政绰有余裕，人推为台湾女士之冠”。蔡国琳还有一妹“自幼聪慧过人，得母教，淹博群书，于诗尤妙”。再如施莲舫，其父施琼芳（1815—1868）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曾任台南海东书院山长。施琼芳次子施士洁（1856—1922）是光绪二年（1876）进士，亦曾任台南海东书院山长，在台湾颇有诗名。施莲舫留下的诗作仅数首，但在当时是有名的才女。还有出身买办家庭的李如月（1891—1980），家风开明，曾被报纸以《女子有志》为题报道：“大稻埕建昌街二丁目李氏如月，年才十八，系李高盛之长女也。自少力学汉文，旁及诗书又好习字，加之稍谙国语（引者注：指日语），亦近时女界中之仅见者。闻近日拟入沪尾英国女校再求学问，有志竟成，想后来女界中之特色耳。”报道虽简短，但对李如月的好学和才华大加赞赏，反映了社会对女子接受教育的正面态度。

　　

　　连横

　　出身一般家庭的女性较难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但当时台湾一些儒士主张男女平等，公开招收女弟子。如台北赵一山（1857—1928）门下男女弟子至少70名，女弟子中以王香禅、王芬兰、洪碧梧等诗名最著，均在《汉台日报》发表过汉诗。澎湖陈锡如曾在高雄、澎湖设帐，致力女学，女弟子蔡旨禅、蔡云锦、蔡月华等是当时的佼佼者。陈锡如1927年刊印《留鸿轩诗文集》除收录自己的诗文外，还附女弟子诗钞。连横多次撰文鼓励女子读书，对前来求教的女子慷慨指导，王香禅就曾拜其为师。

　　

　　陈锡如

　　受教于男性知识分子的女诗人，主要在男性文学话语的引导和影响下进行表达与抒发。她们在创作上追随男性继承了注重诗词等韵文的中国文学传统，艺术技巧也规模男诗人，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意识，但女性意识还较为被动。当时台湾风行“香奁体”，而这一诗体特别适合当时主流的咏物赏景诗。男诗人在教育女诗人时，也倾向于传授这一轻艳绮丽风格的诗歌。连横曾叙述王香禅的学诗经历道：“稻江王香禅女士曾学诗于赵一山。一山，老儒也，教以香草笺。朝夕咏诵，刻意模仿。及后遇余沪上，袖诗请益。余谓欲学香奁，当自玉台入手。然运典构思，敷章定律，又不如先学玉溪，遂以义山集授之。香禅读之大悟。继又课以葩经，申以楚词，而诗一变。今则斐然成章，不减谢庭咏絮矣。”其中提到王香禅入门所学的《香草笺》，是清代乾隆年间福建诗人黄任的诗集，风格细腻温柔、清思秀致，是典型的“香奁体”，对台湾诗坛影响很大，是清中期以来台湾流行的诗学教材。连横引导王香禅继续学习“香奁体”，传授以《玉台新咏》和李商隐《义山集》。可连横自己并不喜欢这一诗体，自云“少年作诗，多好香奁，稍长便即舍去”，他指摘学香奁的诗人“多不求其本”“四始六义不识”，将诗沦为“游戏笔墨”，“诗格日卑”。因此，连横引导王香禅学诗着重“运典构思，敷章定律”，终于“斐然成章”。然而，在“香奁体”整体“诗格日卑”的情况下，像王香禅这样能超凡脱俗的诗人毕竟不多。故而，《汉台日报》的女性汉诗受男性诗风大环境的影响，以流丽绮靡的风花雪月之作居多。在自我书写上，女诗人也常常呈现出传统的柔弱的深闺怨妇形象。如前文所述的自伤身世之作外，还有不少闺怨思妇诗，表现出依附男性的姿态。当然，这也是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写照。

　　

　　黄任像

　　2.日本殖民当局的规训

　　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打着“先进文明开化”“革除陋习”的旗号推动台湾“妇女解放”，试图以日本性别文化来改造台湾的性别观念。他们通过创办女子学校和女性社会团体、利用报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等方式，规训台湾女性的身体与思想，进而向台湾民众灌输日本国民意识。日据之初，日本殖民当局主导成立了日本爱国妇人会台湾支部和台湾妇人慈善会等女性社会团体，通过举办医疗、慈善活动，倡导“剪辫”“解缠足”等现代理念，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李如月《初秋病后偶咏》中有“塞外月明战马归……几家巾帼送寒衣”等句，自注云：“时适有爱国妇人会赠慰问袋于讨蕃队，故及。”这里提到的“讨蕃队”是镇压台湾山区少数民族的日本军警。1906—1915年间，山区少数民族频繁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汉台日报》常报道“讨蕃队”的作战情况和社会各界对“讨蕃队”的慰问。而诗中所说的爱国妇人会，就多次举办“义捐”“慰问”活动。李如月此诗只是病后有感而发，不经意提及爱国妇人会和“讨蕃队”，但其语气显见，其立场已倒向日本殖民当局，对抗日的原住民并无同理心。

　　女性团体及其中日本妇女较高的社会参与度，对台湾的传统性别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出于对参与社会的向往，一些台湾妇女乐于与日本妇女交往，甚至加入女性团体，再通过女性团体的社交活动，带动家中男性加入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社交圈。部分台湾人士由此受到诱导，渐渐削弱了抵抗意志，软化了他们对殖民当局的敌对态度，乃至改变政治立场，认同日本殖民统治，甚至攀附日本殖民者。由此可见，日本殖民当局大力推动的台湾“妇女解放”，实际是一种殖民规训，其真实目的是希望妇女“在家庭内以妻子或者是母亲的身分，对殖民地教育对象的台湾男子发挥间接影响力”。如新竹诗人蔡启运，在日据之初就受到日本官员横堀三子的重视，曾被“聘到苗栗厅，专办笔墨”，并“经营致富”。其妻林次湘是当时著名才女，夫妇二人曾共同参与诗社活动，传为佳话。在蔡接受殖民政府聘任前，夫妇二人就已与横堀诗歌往来。1897年，林于《台湾新报》刊发《寄怀台中县书记官横堀词伯大人斧削》诗二首，盛赞横堀是“老杜雄才惊李伯”，又自诩“小乔佳婿是周郎”，并表示“女中我愿为鸡口，世上君真唤虎头”。此诗发表后很快引起其他文人的唱和，称林次湘“其人与笔两芬香”“尽兴珠玑字字香”；也有当代学者认为，林次湘之作呈现其“聪明慧黠，颇有豪迈之气”。虽然林诗在技巧和艺术表现上有一定水平，但不容忽视的是其诗重点在于“人才尽向网珊收，深愧儿夫德未酬”，暗指希望对方能将丈夫视为人才予以网罗。这组诗实际上带有为夫投献干谒的目的，字句之间尽显对日本殖民官员的恭维，这就使得此诗格调趋于卑下。联系蔡的经历和诗友的和诗，在对待殖民当局的态度上，林不但对其夫有所影响，对其他诗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洪郁如著《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治时期新女性的诞生》

　　殖民当局还利用教育、报刊等大肆宣传灌输日本文化，干预和规训台湾女性的思想观念，使其转型为殖民当局需要的女性——“既要当好‘贤妻良母’，又要有国民意识；既提倡女性的现代化，却又将女性放在附属地位，并不尊重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汉台日报》刊登了大量日本妇女勤学、敬业、擅长家政等“先进事迹”，称颂她们“性最巧，过目便了了，且温婉能得众人之欢心……是可为就学者劝”；报道有的日本妇女是“巾帼中丈夫”，背诵丈夫所写之家训“不遗一字”，主张“女子当勤谨家务”，还直斥男女“恋爱自由之弊”；称颂日本妇女奔赴各国从事文化殖民活动，“企为雄飞远征者，尔来已逐渐加多，诚可喜之现象也……能移日本文明之花而植之”；介绍世界各国妇女运动情况，宣扬“男子，国家之建设者也；妇人，家庭之建设者也。然而，妇人非仅建设家庭，亦有拥护男子之责”。这些宣传所体现的女性观念，杂糅了一些陈腐的妇德观和现代妇女思想，显然是基于殖民统治需要来塑造的女性观，在鼓动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同时，又不允许女性独立自主，仍要从属于男性。这种“妇女解放”其实是将台湾女性从传统的身体和活动空间的束缚中，置换到殖民统治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虽然她们在“解缠足”、教育、社会活动等方面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但实质上却受到了“日式妇德”和殖民奴化教育的束缚，自主意识仍然受到压制。

　　在殖民当局的诱导和规训下，部分台湾女性出现了媚日倾向。“殖民压迫的最大特色即是将语言书写化为文化意识斗争的战场”。殖民当局利用汉诗刻意营造一种暧昧的汉文化交流环境，规训了台湾女诗人的文化观念，使其在社会和精神上奴化。前文说过的台湾女性参加日本殖民当局召集的诗社活动，写作媚日汉诗，就是这种殖民规训的结果。

　　

　　日本殖民台湾总督府旧照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

　　（二）女性意识的初萌

　　女诗人群体及其汉诗的涌现，标志着台湾女性意识的初萌。前文分析过，日据前期不少台湾女诗人敢于在报纸发声，倾诉身为女性的种种不幸遭遇，控诉男权的压迫和社会的不公；乐于公开表达她们突破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主动结交诗友的意愿；勇于针砭时弊，书写复杂的时局，发表她们的观点。《汉台日报》200多首女性汉诗中，富有个性特色的佳作不在少数。这些诗歌直接而真实地呈现了女诗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形态，展露了她们的才华与个性，表达了她们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展示自我的欲望。

　　更有女诗人表现出特别强烈鲜明的女性自主意识，如王香禅曾在《汉台日报》引发了关于“女子可否以‘鄙人’自称”的讨论。此事缘于王香禅将自己的诗作寄给台中知名诗人林朝崧求教，并附上一封书信，信中以“鄙人”自称。此信被《汉台日报》刊登后，引起了一位署名“疑问生”的人的质疑：“不知鄙人二字，系男女通称否……其果该女史自称耶？抑代捉刀者之以女为男、以鹿为马也？呵呵。”“鄙人”是对人称自己的文言谦辞。“疑问生”则认为该词为男性专用，王香禅作为一名女子不宜用以自称；他甚至怀疑，该词的使用可能暴露了王香禅的诗与信均非自作，而是由男性代为“捉刀”。面对这一质疑，王香禅很快在报上登文反驳：“其称谓出于千古文翰之佳人，脍炙人口，三尺童子，犹读其书。”她又咄咄逼人地质问，她写给林朝崧的这封信，连横和《汉台日报》编辑都看过，均对她自称“鄙人”没有异议，“疑问生”的水平难道远远高于这些名士吗？她还进一步质问：“夫鄙者，卑鄙自谦之谓也；人者，男女之通称也。鄙人不幸生而为女，据生意则女人并不称为人。敢问生之母若妻，谓为何物？”显然，她的语气流露出仅仅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质疑与轻视的愤愤不平。同日，有位“诡辩生”支持王香禅道：“（鄙人）即非通称，亦不专指。”他还引重耳自称“亡人”、息妫自称“未亡人”的历史典故认为，称谓“于男女固无大别”。同日，编辑在报尾称：“接留仙（引者注：王香禅的别名）女史答疑问生之书，即付手民排印。惟疑问生所谓疑问者，系‘鄙人’二字果得为女人自称之辞否？而该女史之所答者，又不能明举其证。该书登报之后，彼疑问生又不能默然可知矣。”可见，编辑认为王香禅并未明确证明“鄙人”一词可为女子自称，“疑问生”一定会再次发声。果然，次日报上登出“疑问生”的辩驳：“鄙人”二字“分说之诚然，而合称则又不然。夫自称、他称及称人，男女各别。但就自称言之，男称仆、女称妾，从未闻男以女之称为妾者而仍其称曰妾，亦未闻有女以男之称仆者而仍其称曰仆。盖男女不得相混也。如女史之称，于史之上，特加以女者，所以别于男也。其他不遑枚举。至于他称之君卿两字，男女通称，是尤为例外也”。几日后，又有“一记者”考证“鄙人”一词的出处指出，古代女性使用“鄙人”自称的只有蔡文姬和崔莺莺。在他看来，蔡文姬是“一代女杰”，一般女子“非可学”；而崔莺莺“不守闺训”“又不足学”。他又考察晚清女子尺牍教科书，并联系近代女权变化情况说道：

　　（女子尺牍教科书）其文内用以自谦者亦杂用鄙人二字……考其用鄙人二字之义，固为自谦，尤属泛称……且该书之作，于数千年支那女权之积弱，亦有振起之之意存乎其间。故其称谓多与男子相混，如曰足下，如曰不才，又如曰晚曰仆，杂然用之。称妾称贱，则绝无之。女子之称，其变亦烈矣，是其矫枉过正也。留仙殆为读该种尺牍以其为范欤？则留仙又学之过也。彼怀疑者之疑问生，想为旧学派中人，喜旧事不喜新事，区别男女之界过严者欤……则留仙之用者有所本，而特用之不当者耳。疑问生之执旧学，而不喜随今之变，亦太过矣。从此愿各味鄙言，共谅鄙意，毋再争可矣。

　　

　　崔莺莺像

　　“一记者”认为王香禅有不当之处，“疑问生”也过于守旧，最后希望息事宁人，大家不要再争执。仔细考察“一记者”所言，显然他赞同“疑问生”所说的称谓男女有别。他指出，晚清女子尺牍教科书中使用的称谓“多与男子相混”，这表明在他看来，“鄙人”“足下”“不才”“晚”“仆”等都是男子的称谓，“妾”“贱”才是女子的称谓；男女称谓混用，是试图振起女权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

　　称谓，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当时社会对男女地位的态度仍相当守旧，尤其是一些男性士人对男权的固守。虽有一些开明文人鼓励女性从事文学创作，但仍有保守人士对女权“振起”感到不安。王香禅提出，“鄙人”一词在字面上没有性别含义。可有的男子仍要赋予其男性专属权，不让女性使用，显示出男权的霸道与专制。汉语词汇浩如烟海，自称之词繁多，可有的男性只允许女性以“妾”“贱”自称。在称谓上留给女性的空间就如此狭小，那么，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能有多少自主空间和权利呢？“一记者”此文发表后，报上再无关于“女子可否以‘鄙人’自称”的争论。但王香禅显然不接受“一记者”对她“学之过也”的批评，其后她仍坚持以“鄙人”自称。她对这一称谓的辩护与坚持，反映出她强烈自觉的女性意识。不过当时台湾传统性别制度的松动还十分有限，女性的自主性还不够强，女性意识还不够成熟，像王香禅这样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女性还很少。但她的努力让台湾男性开始正视女性力量，对女性权益有所思考，如“一记者”所说的“随今之变”，不得不正视女权的“振起”。

　　

　　王香禅诗作《自题小照》

　　四、余论

　　在复杂时局之下，台湾女性汉诗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杂糅了古典与现代、柔弱与刚强，台湾女性汉诗展示了不容忽视的文化力量。当然，《汉台日报》的女性汉诗并非台湾女性汉诗的全貌。由于殖民当局的严格管控，许多背离日本殖民意图的文学作品难以得到传播和保存，因此今日我们难以见到这份报纸以外的更多的女性汉诗。但《汉台日报》中女性汉诗的丰富与复杂，已能反映殖民统治下文化场域的矛盾与冲突。该报推出的女诗人是当时台湾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的创作积极性很高。毕竟刊发汉诗使得她们不必抛头露面就能凭诗才获得社会的肯定，既遵守了传统规范，免于遭受道德上的非议，又体现了个人价值。而且，女诗人通过报纸以诗交友，让她们突破了原本囿于家庭的狭小生活空间，获得真正的知己好友，并能互相欣赏鼓舞，成为彼此的精神寄托，为她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光明和色彩。女性的思想、感受从个人私密变为公开表达的公共话题，表明了日据前期台湾社会的传统性别制度有所松动。她们积极发表汉诗的行为，她们在汉诗中的自我表达，以及她们为汉诗创作而作出的努力，都体现了她们对文学话语权的竞争意识，也反映了女性意识的初萌。

　　虽然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有意推动，但从根本来看，台湾女性汉诗的兴起是缘于以汉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具有不可撼动的深厚根基。由于民族危机、女权振起等因素的刺激，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女性汉诗很快蔚然成风。再则，这也是由报刊这一新兴媒体引发的文学变革，是近代以来女性文学崛起的必然趋势。只不过当时台湾报刊被日本殖民当局所掌控，因而女性汉诗的发展方向受到了文化殖民政策的影响。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虽然日据前期台湾女诗人及其汉诗的数量有显著增长，但相比同时代的男诗人而言仍少得多，而且整体文学水平和思想境界还比较低。其二，日据前期女性汉诗的兴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反映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具有抵御异族同化的文化反抗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兴起有一定虚假成分，在日本殖民当局和日本汉文学家的有意引导下，一些女性汉诗的主题、思想和格调渐趋卑下，甚至有媚日倾向。

　　

　　顾敏耀、薛建蓉、许惠玟著《一线斯文——台湾日治时期古典文学》

　　但是，女性解放必须进行漫长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在日据前期短短20年间，处于殖民统治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下的台湾女性能够在汉诗上取得明显进步，已是不凡的成就。日据中期以后，台湾一度出现诗社林立、汉诗繁荣的现象。然而，随着大陆爆发五四运动，台湾也很快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勃然兴起，汉诗等旧文学逐渐式微，女性汉诗的发展也随之趋缓。但女性汉诗的传统在台湾始终传承不绝，后来越来越多的台湾诗社吸收了女性成员，如嘉义的月津吟社（1922）、台北的网珊吟社（由倡设于1921年的小鸣吟社于1925年改组而来）、鹿港的芸香室吟社（1929）、淡水的沪江吟社（1935）等；还出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诗社，如1926年由蔡旨禅、蔡月华等创立于高雄的全台第一个女性诗社莲社，1930年由石中英创立于台南的香芸吟社，1930年由张李德和创立于嘉义的连玉诗钟会等。这些可以说显示了台湾女性意识日益觉醒，女性汉诗不断取得进展。随后，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到发展，直到现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大放异彩。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日据前期台湾女性文学的兴起有着肇始之功。更值得肯定的是，在日本殖民当局试图摧毁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之时，台湾女性参与汉诗与汉学的振兴，为抵抗日本文化殖民贡献了一些力量，这一意义已超越了文学，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作者：郑珊珊，东南学术杂志社]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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