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林说扬州｜谁似我 醉扬州

　　华干林/文

　　

　　一、默数淮中十往来

　　北宋元祐七年（1092）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

　　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工作了半年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

　　

　　船行至大运河的通济渠上，随即便进入了淮河。

　　对于这条旅途，苏轼实在太熟悉了。想当年，他刚刚考取新科进士不久，父亲苏洵在京城去世，他与弟弟苏辙扶柩归蜀，就走的这条水路。只因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官僚，又有重孝在身，扬州虽是神往之地，但却擦肩而过。也许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

　　故而，苏轼一直将熙宁四年（1071）由京城赴任杭州通判，视为他第一次经过扬州。此后，他由杭州知密州、由徐州知湖州；乌台诗案发生后，他由湖州北上，被贬黄州后放还汝州；再经朝廷批准，回常州阳羡归田，不久又被朝廷启用知登州；及至后来再知杭州，又由杭州召还朝廷；直至此次由颍州知扬州……屈指算来，五十七岁的苏轼，已在淮水之间十度往来。想到自己一生宦海漂泊，不禁感慨系之，乃赋《淮上早发》：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不世出的天才往往是这样，如同弹吉他，小拇指微微一拨，定位定向的绝妙好诗，便在这个通往扬州的清晨喷薄而出。

　　

　　来扬州赴任途中，他一路察访民情，看到沿途“麦麻如云”，庄稼长势良好，内心十分高兴。然而当他屏去吏卒，亲入村落，与民众交谈时却发现，民众并不开心，甚至愁容满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前几年忽旱忽涝，收成不好，民众缴不起税收，欠下了几年的税赋，此所谓“积欠”。眼看今年丰收在望，可是庄稼还没到收割季节，各级官员们就忙着向农民催缴积欠了。

　　苏轼心中很不是滋味。唐代诗人聂夷中说“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这不就是现实版吗？于是他到达扬州任所后，在例行的《谢上表》中，直截了当地向朝廷反映了百姓的生存状态，并提出为百姓们免除积欠的奏请。后来又接二连三地给朝廷上书，陈述百姓之苦。在苏轼一再呼吁下，朝廷终于在七月下诏，不论新旧，宽免江淮百姓一年各种积欠。民众闻此消息，无不奔走相告。苏轼在诗中描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工作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州府副职）。加上扬州又曾是欧阳修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苏轼南北往来中曾数度登临拜谒。这份愉悦之情，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中得到充分表达：

　　……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而扬州应该也感到幸运，有这样一位神仙一般的人儿调教，扬州会更加的风流蕴藉，更加的天上人间。

　　二、每到平山忆醉翁

　　“每到平山忆醉翁”，这里有故事。

　　苏轼父亲苏洵，年轻时读书不努力，一辈子没有考取功名，当他自己意识到读书重要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后来就认真培养他的两个儿子。

　　嘉祐二年（1057）有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祐贡举”，主持嘉祐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他有个助手则是北宋诗坛名家梅尧臣。

　　

　　殿试之前的一场考试后，梅尧臣阅卷时，发现一篇好文章，便推荐给欧阳修，说该文有孟子文风，应该判为第一。欧阳修眼睛一瞄，说道：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学生曾巩的。我是主考官，将我学生判为第一不合适，于是判为第二。后来试卷拆封方知，梅尧臣赞赏的这个考生叫苏轼。同时梅尧臣还告诉欧阳修，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参加了考试。

　　后来，苏家弟兄俩又通过了殿试，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便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三十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祐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南迁北还，曾经十多次经过扬州，每一次到扬州都要到平山堂去凭吊老师欧阳修的遗迹。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苏东坡

　　最后两句，有点人生无常的感叹。苏轼为何作此感叹？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白居易有更深层次的体悟：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苏轼诗文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三、未转头时皆梦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

　　不了解“乌台诗案”，就不能真正读懂苏轼。

　　

　　关于“乌台诗案”，扯远点，得从汉代说起。《汉书·朱博传》：“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来暮去，号曰朝夕鸟。”后世因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北宋设有御史台，“掌究官邪，肃正纲纪”。凡群臣犯法，一般问题交大理寺或开封府处理，问题严重就要由御史台查办。可见，御史台权力很大。

　　苏轼少负才华，他在写诗作文过程中，有时对朝政的不满，就在诗文中表达出来。

　　

　　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不久，就有人告发他用诗文毁谤朝廷，将他的一些诗句搜集起来，捕风捉影定罪名。但苏轼的问题，即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诗文上的问题，居然交由御史台办理，可见有人将此事看得很严重，故称“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轼任湖州知州三个月之后，御史台皇甫尊等一行人直扑湖州，将苏轼逮捕。

　　苏轼获罪的消息很快传遍朝野上下，更引起了苏轼朋友们的密切关注。押解苏轼的船从湖州出发，沿途经过苏州、润州等地，老百姓都在为苏轼求神拜佛，祈求他能平安无事。

　　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到十分沮丧。在被押解北行的过程中，曾经几度欲投水自杀，都因御史台士卒看守而没有成功。

　　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

　　在此要特别介绍一下时任扬州知州的鲜于侁。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累官至集贤修撰。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有《诗传》《易断》等著述传世。

　　听说苏轼被捕，将押解回京，经过扬州。鲜于侁立即表示要见苏轼。御史台士卒板着面孔对他说：“你和苏轼是好朋友，平日往来有不少文字书信之类的东西，最好把它烧了，否则很可能为此而获罪。”鲜于侁却理直气壮地说：“欺君负友的事，我不忍心做。我和苏轼是老朋友，去看他是忠义之事，如果为这事而受处罚，我甘心情愿。”于是他冒着受牵连获罪的危险，去看望了带着枷锁的苏轼。

　　鲜于侁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受到了朝野正直人士的一致称赞。尤其是在朋友受难之时，能不畏权贵，大义凛然，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更令人敬佩。

　　四、竹西歌吹是扬州

　　参与办理“乌台诗案”的苏轼政敌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幸好因为一众之人参与营救，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判处发配黄州。

　　

　　苏轼到了黄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朋友帮他弄到几亩荒地，朝东向阳，是一块坡地。苏轼非常高兴，对于家人的生计而言，这是雪中送炭啊！他就专门给自己取了个号——“东坡”。于是“苏东坡”千古不朽。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苏轼由一个年轻有为，奋发进取的小官僚，到看透社会、看透人生的智者，并最终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空前绝后的文化大咖。

　　

　　元丰七年（1084）正月，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突然亲手书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

　　苏轼得诏，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他上庐山、过湖口、留金陵，一路诗文喷薄，一路旧友新朋。

　　闻说苏轼消息，他的学生秦观喜不自禁，专程从高邮赶去润州迎接，并陪同苏轼一起上扬州、到高邮。

　　这是苏轼第五次到扬州。

　　禅智寺外好风光 朱其明 摄

　　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四年的贬谪，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当年任杭州通判时就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的他，此时归隐常州阳羡（宜兴）的想法更加强烈。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一路逶迤，前往任所报道。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将所乘官船停靠在竹西寺。竹西寺在扬州城东北，因唐代诗人杜牧诗《题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而知名。苏轼借寻访古迹、会见友人消磨时间。在竹西，有《别择公》诗。择公，又作无择，当为竹西寺住持。诗云：

　　黍离不复闵宗周，何暇雷塘吊一丘。

　　若问西来师祖意，竹西歌吹是扬州。

　　

　　在此期间，秦观一直陪伴左右。有人为秦观画了一幅肖像，秦观请苏轼在肖像上作题。苏轼遂作《秦少游真赞》，赞曰：

　　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

　　

　　这是一篇将仕与将隐，出世与入世的妙文。此时的秦观，尽管还在科场打拼，宦途并不明朗。但苏轼却以过人的眼力，把握住了秦观之神韵，准确预见了其一生都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

　　在扬州苦等月余，朝廷仍无音信，苏轼只好继续北行。在杜介、秦观、孙觉等人陪同下，先过邵伯，再至高邮。在高邮又勾留数日，与孙觉、秦观等饮酒论诗，品评时事。高邮文人听说苏轼到来，争相一睹其风采。

　　五、此去真为田舍翁

　　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因而一路蹭蹬，于元丰八年（1085）二月到达南都（今商丘），专程拜谒了退休在此养老的张方平。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对苏轼一直很赏识，尤其是在“乌台诗案”中为营救苏轼，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义举深深感动着苏轼。

　　在南都又住了不到一个月，苏轼终于等到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其官衔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最后六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没有盖章签字的权力,没有所谓的“一支笔”。

　　

　　收到诏令，苏轼悲喜交加。用一首《满庭芳》来表达他此时心情。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篇前有序曰：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这首词当然很好，却不甚有名。但仅开篇第一句，即可与“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交相辉映。水至清则无鱼，再隐影有千仞嵯峨，看似美景，却让人不寒而栗。看来无论是琼楼高处，还是至清溪底，都没有苏轼这条鱼，容身之处。看得出，虽然他卜居常州（阳羡）的梦想已有十年之久，今日终于得以实现，东坡居士还是由衷欣喜的。但自己未满五十岁就退出政坛，这对年轻时代“有奋厉当世之志”的苏轼来说，多少也有些黯然。但来不及多想，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回常州！

　　可是，偏偏在此时，朝中出了天大的事：才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因积劳成疾，不幸驾崩。得知噩耗，苏轼如五雷轰顶。因为他知道，神宗皇帝是如何赏识他的才华，在他的政敌整他的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神宗保护了他。但是，此时的苏轼，连赴朝吊唁的资格都没有，只好面北怅然而望。为了致哀，苏轼没有立即启程，而是在南都张方平家又住了些日子，直到四月初才启程，沿运河南行，四月下旬，苏轼第六次经行扬州。

　　扬州是苏轼一直喜欢的地方，他在过去选择归老之地时，也曾考虑过扬州，甚至还在扬州西边的真州（今仪征）置有房产。所以，来到扬州，竟有如归之感。加上此时的他已是“无官一身轻”，于是，就在扬州多住些日子。他游览了寿灵古寺，拜访了文觉显公、无著僧人等。

　　

　　五月一日，苏轼再游竹西寺，走到门口，听到扬州的父老乡亲们在赞美新登基少年皇帝哲宗。虽然此时苏轼已是在野之人，但当听到民众赞美皇帝的话，他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竹西寺连赋绝句三首。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一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二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第一首表达的是他在平山堂上汲泉品茗，并将归阳羡养老的轻松心情；第二首描写的是他在扬州往来于友人之间的平和心态；第三首是他听百姓夸赞新皇帝的话之后，表露出的喜悦情绪。却不料，正是这第三首诗，又给他的政敌抓住，作为攻击他的把柄，这是后话。

　　六、我亦化身东海去

　　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常州府属西南部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还时常走出山中，往返于真州（仪征）、润州之间走亲访友；与老友、扬州人杜介同游金山；与江天寺住持佛印谈禅论道。

　　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司马光向皇上进言道：“苏轼兄弟等，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朝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

　　

　　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这对苏轼来说，又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消息。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

　　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

　　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择老，此前为竹西寺住持，此时移住石塔寺。苏轼专程拜访，并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

　　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这首诗看似平常，但千年以后，却被一位叫做崔健的摇滚歌手，给洗了稿，洗进了两首歌里。

　　一首是《花房姑娘》：

　　……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

　　一首是《假行僧》：

　　……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却不知道我是谁

　　……

　　这两首歌是崔健最具人文关怀和品质深度的经典之作，后来崔健成为了中国摇滚之父，但如果没有苏轼，没有扬州，估计他这个“爹”，当得不会那么理所当然。

　　在扬州勾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邵伯古镇，乃东晋谢安所建邵伯埭，其地有古迹名斗野亭，是一座以天文星宿命名的古亭，建于北宋，宋代文人曾多聚于此，诗文雅集，一时之盛。

　　最早在斗野亭题诗的北宋文人是高邮人孙觉。

　　孙觉是苏轼的老朋友，见故人诗作，苏轼兴而和之。其诗中有“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之句，清楚地表明了这是苏轼第七次往来于江淮之间，也是他第七次经过扬州。自苏轼和孙觉诗之后，北宋黄庭坚、秦观、张耒、苏辙、张舜民等亦相继题诗唱和。千百年来，邵伯斗野亭一直浸润在宋代七贤的诗意墨香中。

　　七、还来一醉西湖雨

　　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达则经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偾张着。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不仅为他洗白了“乌台诗案”，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经善天下的机会。

　　然而，到任登州才五天，却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

　　元丰八年（1085）底，苏轼赴京就任礼部郎中，此后，又连续升任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位居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任帝师。

　　

　　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

　　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但因与时任润州知州的著名书画家米芾有约，故苏轼此次经过扬州行色匆匆。

　　七月三日，到达杭州。慕然回首，十五年前任杭州通判，顶多副厅，而今干部大多了，在正部和副部之间，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故而有《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颇有些聊发少年狂的跳脱意气：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八、珠帘十里卷香风

　　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工作，真是天遂人愿。他兴奋无比，甫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又因为是第二次任职杭州，工作上熟马旧路。他带领杭州人民抗灾救灾、疏浚西湖、防病抗疫；他热爱百姓，体恤民情、提携后学；他处置诉讼、秉公执法、同情弱者；他热爱自然、讴歌山水、访僧问道……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89）二月，朝廷下诏，招苏轼还朝。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多次向皇上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

　　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

　　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 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这次朝廷招苏轼回朝的职务是翰林学士。苏轼忌惮于朝廷党争激烈，又因为此时他弟弟苏辙已担任宰相，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从接到诏令起，他就反复向朝廷申请辞免。到了扬州，他继续向朝廷提出请辞，上书了《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

　　右臣近者奏乞辞免翰林学士知制诰恩命，伏蒙降诏不允者。天地之恩，义无所谢；父母之训，理不可违。而臣至愚，尚守所见。再倾微恳，不避重诛。非独以学问荒唐，文词鄙浅，已试无效，如前所陈。实以劳旧尚多，必有积薪之诮；兄弟并进，岂无连茹之嫌。诚不自安，非敢矫饰。伏望圣慈亮其悃愊，特许追还。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谨录奏闻。

　　这次苏轼经过扬州时，有一种疾病正在流行，苏轼与知府王存商讨并实施控制疾病的方法。扬州百姓听说苏轼到了扬州，十分兴奋，争相一睹他的风采。

　　由于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

　　九、谁似我，醉扬州

　　苏轼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但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

　　

　　苏轼在元丰八年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有《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三首》绝句。其中有一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

　　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

　　苏轼知扬州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除了本文开头所述呼吁减免人民群众的“积欠”之外，还有两件事史书有载。

　　一是为漕运船工分忧解难。

　　由于长江与大运河在扬州交汇，自隋唐以来，扬州便是官府控制的漕运集散中心，原本相关从业人员甚多。苏轼到任后却发现，漕船数量减少，漕运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于是他深入船工中间了解情况，发现根本问题是由于当时漕运管理制度死板，漕船员工收入甚微，生存艰难，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漕运。于是苏轼向朝廷提出了《论纲梢欠折厉害状》奏议，建议允许漕船员工在完成政府漕运任务的同时，可以私自代运一些其他物品，以提高他们的收入。这项奏议也得到朝廷批准，漕船员工无不称赞苏轼是体察民情的好官员。

　　二是罢万花会。

　　苏轼本是风流浪漫之人，棋琴书画、诗酒花茶，文人雅士之好者，他无不精通，而且均为神州五千年来天花板式的存在。后世之所谓诗书画三绝，和他一比，基本上和初中刚毕业差不多。但他到扬州任上之后，却干过一件“煞风景”的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扬州作为当时东南中心城市，有很多全国性的活动在此举行。比如“万花会”，这是苏轼的前任们在此举办并延续了多年一项以花事为主的节庆活动。苏轼春天到任，扬州城上上下下正在全力筹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但是苏轼通过走访发现，万花会只注重文化搭台，毫无经济唱戏之意。更由于万花会搞得太隆重，太繁琐，劳民伤财，民众怨声载道。于是苏轼果断做出决定，罢除万花会。苏轼的做法当时有人不理解，但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书信中说出他的心声：“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虽然苏轼罢了万花会，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位人文素养丰沛，艺术情趣盎然的人。在扬州，公务之余，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

　　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苏轼也曾有过自己的偶像，这就是陶渊明和白居易。年轻时代，他的诗追慕白居易现实主义风格和人民性情怀。“乌台诗案”之后，经历了宦海几度沉浮，再加之人生已经进入中晚年时期，陶渊明的那份出世逍遥、恬淡自在的诗风，深得其爱。在扬州任上，他有计划地开始了和陶渊明诗的主题系列创作，简称“和陶诗”。

　　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

　　后人一直低估了苏轼“和陶诗系列”的重要价值。甚至很少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过2700余首诗作的中国文学大师，在他的余生，为什么如此乐此不疲地、以一种近乎模仿的姿态追和陶渊明的诗歌，从韵律形式到心性神思上努力接近陶渊明？其实答案十分清楚，这就是说，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又一次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的写作计划启动，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显得从容不迫，应付裕如。

　　在扬州工作期间，苏轼有感于恩师欧阳修对他的提携，还在欧阳修当年所筑平山堂后面建了谷林堂，并赋诗纪念。“谷林堂”堂名就取自苏轼诗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说到这个话题，千百年来，扬州一直有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现象——若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苏轼早已超过了欧阳修。可是偏偏在扬州，在扬州蜀冈上，欧阳修的平山堂一直独领风骚，占尽风流；而苏轼的谷林堂乃至苏轼与扬州的一生情缘却鲜为人知，而这正是我撰写此文的动议所在。

　　

　　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

　　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 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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