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斗胆直陈不过江,缘于他三次执行抗日先遣任务,两次挺进江南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颗战略棋子”部署的决议。随即,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渡黄河进豫西,陈粟大军越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成品字形展开,纵横在江淮河汉之间,不仅出乎敌人的意料,而且还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为进一步“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1948年1月7日,毛泽东特意发电报把远在千里之外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叫来,专门布置派遣粟裕兵团渡过长江开辟南方根据地之事。毛泽东对陈毅说:“粟裕南进行动计划必须要在春秋季之前执行。”
1月22日,还没有等陈毅返回山东传达这一重要指示,粟裕即向中央军委发去了一封长达1400余字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因为按照中国古代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纪事方法,1月为“子”,22日为“养”。粟裕在电文中提出应首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进行决战,然后再渡江南下的战略设想。
这封电报粟裕早在40天前就写好了,但为了避免干扰中央决策,粟裕一直未发。直到中央决定派遣他渡江南下的正式命令到了华野司令部,他才将它发出,以供党中央参考。而且,粟裕还特别在电报的末尾写上:“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亲自起草电报回复粟裕,他在电文中写道:“关于由你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乙)二、三、四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月,然后渡江……(丙)二、三、四三个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五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就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毛泽东还在分析三个方案的各自利弊后指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并正式电告粟裕:中央渡江南进决议不变,请他“熟筹见复”。
1月31日午时,粟裕复电,提出了渡江南进时间和路线的两个方案,同时复述了他1月22日电报的意见。他写道:“职对于中原战局的认识,除已于子养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4月18日,粟裕再次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他在这份长达2800余字的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大意是:河流交错、稻田密布的苏浙皖赣地区,对于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救援上也有许多困难。即使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中原战局仍然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而解放军3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而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将3个纵队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更为有利。
为此,粟裕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歼灭仗。然后再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为再次避免影响中央决策,粟裕还在电文的最后写到:“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待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在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粟裕将电报发出之后,在等待中央的复电的同时,着手做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在认真研究了粟裕建议后,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在粟裕兵团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毛泽东看完粟裕和刘邓的电报后,在自己的屋子里整整思考了一夜。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刚好看到警卫员从毛泽东的屋子里端着一只碗出来,走近仔细一看,碗里竟是满满的烟头。当时,毛泽东也要求东北的林罗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林罗从实际考虑复电暂不南下。做为一个胸怀全局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手下两个负责战略方向的主将一个不南下、一个不过江,等于明确反对自己的战略决策,这可急坏了毛泽东。
毛泽东吩咐秘书:“发急电给陈毅和粟裕,让他们马上来城南庄开会,越快越好!”4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4月25日)至卯世(4月30日)数日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4月30日,陈粟二人抵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是自从延安撤退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全体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会议的一项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先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然后再渡江南下的建议。
粟裕阐述了为什么要推迟渡江南下计划先决战中原的理由,并预测在中原地区可能将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共战略大决战。他强调:“种种迹象表明,这场迫在眉睫的决战态势已经形成,它迫使我们做出正确应对,因为这场战略大决战将会决定中国的命运。目前,我军在山东、中原地区有50万军队,已经具备与敌人决战的力量了。但是敌人数量仍然优于我军,达到80万之多,并不排除敌人还有继续增兵的可能。在此前提下,如果此时抽调华野主力10万人组成南进兵团渡江南下,将大大分散我军兵力,改变国共两军在中原地区的兵力对比,造成战局上的被动,对未来我军集中兵力作战十分不利。”
会议期间,毛泽东一边认真倾听着粟裕的发言,一边不时看着中原作战形势图,但他很少发言,最后突然说:“粟裕同志,如果你不敢渡江南下,挑不起这副担子,党中央可以考虑另外换人去!”粟裕沉默了一会站起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只要党中央决定派我去,我个人坚决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决定人民解放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中央书记处会议连续开了几天,经反复讨论,慎重思考,最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而毛泽东从善如流,和粟裕谱写了一曲将帅合璧。
1948年6月,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取得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从而也验证了粟裕建议的正确。
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高兴地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随着之后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先后胜利,国民党赖以立命的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已消灭殆尽。而在这个战争奇迹过程中,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粟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野战军的主要领导,粟裕一方面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同样,他以对党负责、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贯彻上级指示。而粟裕三次斗胆直陈,很大程度上缘于不是科班出身的粟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缘于他丰富的作战经历和经验,缘于在历史上他曾三次执行抗日先遣任务,包括两次挺进江南。
一是1934年,中革军委紧急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红七军团组成,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团约有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人,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共中央派出的随军工作团。许多战士拿的是梭镖,但其他物资却不少,包括中共中央为他们印制的大批宣传品,有300多担。部队新成分多,非战斗人员多 武器不足,负荷沉重,行动迟缓,给先遣队日后行军打仗带来很大不便。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在进攻福州失利后,又相继转战于闽东、闽北、浙江和皖赣边,一度攻占罗源、穆阳、庆元、清湖、常山等城镇,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影响。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十军会合,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奉命编为红军第十军团,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继续担任抗日先遣的任务。1934年11月,不幸在潭家桥伏击战中失利,寻淮洲牺牲。后红十军团在敌优势兵力堵截中转战于皖浙赣边地区,损失严重。1935年1月,红十军团又在德兴县港头村遭敌伏击,被敌20个团的兵力合围于怀玉山区, 经7昼夜激战,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被俘后牺牲。在主力部队失败的情况下,参谋长粟裕冷静分析了当时形势,与政治部主任刘英一起率领剩余部队,突破封锁,转入三年艰苦的南方游击战时期。
这段时期,作为参谋长的粟裕曾多次提出有见地的建议,但都被"左"的领导人所拒绝。但是他却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周密运筹能力,使这支部队尽量减少损失,为革命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一批骨干,同时也给粟裕留下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
二是1938年,为了推动新四军挺进敌后,4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并特别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从所属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共400多人,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深入到已经沦陷的江南侦察,在日本侵略军重兵控制的腹心地区活动。
粟裕率部进入江南敌后以后,几乎天天都要把部队行动和侦察得到的情况发电报告新四军军部。他根据战略侦察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作了极其详细的分析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决策参考。
1938年5月,陈毅率一支队由皖南东进,沿着先遣支队开辟的路线向敌后挺进。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石臼湖东的溧水会师。至此,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的任务圆满完成。他领导的抗日先遣支队为新四军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打开了首页,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是1944年,为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越来越好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
粟裕受命第三次先遣,率领南下部队近万人,顺利渡过长江,越过敌人封锁线,先到达溧阳陶庄,率部继续南进,1945年1月6日晚到达目的地浙江长兴县的仰峰芥,与在当地坚持的十六旅会合。1945年2月5日,苏浙军区正式成立。至此,粟裕第三次先遣任务胜利完成。
在三次抗日先遣任务中,锻炼了粟裕,使粟裕对江南敌后错综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地理地形、群众条件等有了充分了解,这也是他斗胆直陈的重要依据。而粟裕尤其善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缜密的思考,使之能够在此后的解放战场上,“尤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大放异彩,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优秀的高级将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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