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傅雷、郑振铎……从金山张堰人姚光的日记中读出半部近现代史

　　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前厅的文献展，一排玻璃柜下展陈着有些泛黄的日记手稿、照片、图书……一张黑白照片尤其惹人眼目。那是一张拍摄于1937年10月22日上海的结婚照，新郎身着中式长袍，手托黑色礼帽，新娘则手捧鲜花，一袭西式白色婚纱曳地。

　　在那个年代拍西式婚纱照，必然是富足之家。照片上的新郎是姚光，此时已年届四十有六，瘦削，甚至显得羸弱。这是夫人王粲君1933年去世后，姚光的再婚。姚光在1938年的日记中回忆，“余于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九月十九日与徐氏颖生行婚礼”。夫人徐颖生生于1908年，是一位独立的新女性，结婚前在同德医院当护士。

　　姚光（1891—1945年）是我国近代学者，江南知名藏书家，南社第二任主任，14岁开始写日记直至去世前，他的34本日记由后人捐赠给金山区档案局，日记内容有日常、政治、经济、人文各个方面，是研究南社、国学和地方史的宝贵资料，2021年入选第三批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2年又成功申报国家重点档案专题保护开发项目。姚光文献展展出了姚光部分日记，记录了他与友人弘一法师、陈陶遗、黄宾虹、傳雷、邵力子、郑振铎、柳亚子、白蕉等人的往来，编写《金山艺文志》、召开张堰图书馆董事会、九·一八后参与成立金山反日救国会、救济会，日军登陆金山卫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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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张堰镇新建路130号姚光故居，在秋天落日的光照中安静，沉默，赭红色墙体泛着柔和的光晕。这是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的百年老宅，现在已辟建为上海南社纪念馆，是国内第一家全面陈列南社历史事迹的纪念馆。

　　姚光故居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江南民居建筑，一幢围合式大宅，也称“墙门屋”，硬山顶，沿房顶是一圈高墙。黛瓦白墙，门楼弯檐翘角，也是明显的吴越风格。楼体为砖木结构，二层，四进院落，颇为气派，沉着的老色调，又不失严敬、庄重。内设厅堂、天井、穿堂、厢房、后院等，房间很多，建筑面积达1780多平方米。这样的大宅院，显然是望族之家，门前抱鼓石更显示了姚家的社会门第。其实，这座清末宅院还兼有海派建筑特色，从保存相对完好的淡绿底色带图案的欧洲地砖，可以感受到当时“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

　　就在这座老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家柳亚子、白蕉、高旭、高夑、费龙丁、周迪前等往来出入。黄宾虹到这里后，特作《怀旧楼校书图》，题“忆曩游秦山，道经张堰，曾访石子先生怀旧楼，藏书盈室，丹黄校勘，听夕不倦”。

　　故居大门两侧的墙上，各有四个篆体字“温故知新”“里仁为美”，显示这是一个尊崇仁德的书香世家。仅在明清两朝，金山姚氏就有8人进士及第，17人高中举人，世代施济乡邻。故居的仪门匾额上有砖刻“重华世胄”四个字，姚姓是古姓，“重华”指上古时期的舜，姓姚，名重华。世胄，就是姚氏为虞舜后裔。

　　姚氏先人原居住中原，宋朝时随康王南渡定居于江浙一带，姚南山（1275－1353年）是江南姚氏始祖，最先定居海宁盐官，后迁至平湖广陈，再迁华亭县吕巷乡南陆村。现在的金山区吕巷镇龙跃村三组还有“姚氏敦仁堂墓地遗址”，石碑在一片农家的菜地里矗立。后来，姚光十四世祖姚祚发又从南陆村迁到张堰，直到姚光。

　　从姚南山至姚光一支，前后二十一世，从十五世起，姚氏族谱按“光大前业，垂裕后昆，积善余庆，百叶长新”排序，这几个字也被镌刻在仪门“重华世胄”的两侧。姚光按序排名为“后”字辈，名“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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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光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不只扮演着文化精英，他们血液里奔涌着中华千年传统文化，背负民族复兴的重任，坚持道义的追求与担当，竭尽“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关心国事，在世纪之交的迷茫中探求着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道，同时秉持着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修养的重视和锻造。姚光无疑是尊崇这一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并身体力行的典型。

　　姚光7岁入私塾学习，后来进入大舅父高煌于1905年创办的秦山实枚学堂上学。姚光母亲是高煌的妹妹，高氏也是张堰秉承仁厚的书香大族。高煌曾中举人，却无意仕途，细心经营家业，捐资施善，福佑乡里。他和弟弟高燮（高吹万）的文学造诣被时人与苏轼苏辙相比。高家后辈更是人杰辈出。高煌的儿子高平子与姚光同是实枚学堂首届毕业生，他原名高均，因钦佩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字平子），自号为平子，后来和姚光一起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姚光因身体原因辍学回家，高平子继续求学，毕业后致力于天文学研究，他推算出周代北极星的正确位置，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他精通国学与法文，诗人雨果的爱情诗《赠彼姝》就是他翻译的。鉴于他的天文学成就，1983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天文学家高平子纪念馆”现正在金山张堰筹建中。高煌和高燮两人的堂侄高旭（高天梅）是颇具革命情怀的近代诗人，第一批同盟会成员，同盟会领袖之一，与陈去病、柳亚子创立南社，名噪当时，而高燮曾被视为南社的精神领袖。如今张堰还存有高天梅故居遗址，只是当年的万梅花庐，只留墙额上斑驳的几个字，建筑已荡然无存，院中的两株150多年树龄的桂花树依然自顾茂盛生长。高家另一位知名人物是我们熟悉的华裔物理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光纤之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他是高燮之孙。

　　实枚学堂坐落在秦山村13组（今张堰工业区内）。“实枚”出自《诗经》，原意为结实的树干，这也是高煌兴学办校的初衷。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变换，实枚学堂已沉没在时间深处觅不到踪迹。这所高煌经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设有国文、修身、数学、中外史地、格致、博物、美术、卫生、体育、英语等课程，聘请的老师多是当时硕儒名师，像顾莲芳、俞贞甫等。老师当中也有接受新思潮的年轻留学生，给实枚学堂带去清新之风。首席教师（教导主任）叶漱润，辛亥革命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松江军政分府顾问，他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投身教育，关注家国命运，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一所学校，少年姚光接受到最初的现代思想和革命启蒙，内心激荡着和他瘦弱的身体不相称的强劲热忱与渴望。

　　年仅13岁时姚光就借文天祥的精忠抗元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场，“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我们看到一个高昂着头的青涩少年，略显稚气却意气风发的姿态。这篇《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在当时的《觉民》杂志上发表，以后他又陆续作《新秋放歌》《题风洞山传奇》《哀秋（瑾）女士》等诗，表达他的忧国忧民。1907年，16岁的姚光因对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愤懑不已，为自己取名姚光，号复庐，隐含光大传统文化、期待国家复兴的愿望。姚光故居三进门的马头墙上，有砖刻“复庐”二字。姚光字“石子”，他在所作《石子歌》中说，“石子，石子！在昔精卫含汝填沧海，娟皇炼汝补苍育……茫茫谁识此苦衷。”表达了他深切的爱国之情。

　　1909年11月13日，表兄高旭（高天梅）与陈去病、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成为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影响长达40年。时年19岁的姚光第一批加入南社，是最早、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此之前，他已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这一年姚光新婚燕尔，妻子王粲君也一起加入南社，成为南社知名的文学伉俪。

　　王粲君早年肄业于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上海第一座女子音乐体育学校），与姚光志同道合，姚光为其取号粲君。她翻译日本人古城贞吉的著作，1913年以《中国五千年文学史》为名由上海开智公司铅印出版。姚光还帮王粲君重印明吕叔简所辑《闺范》四卷，使这部刻于明万历年间濒临绝版的名著留传下来。姚光故居内的“七襄楼”是专为王粲君辟建的书房。

　　姚光在南社刊物《南社丛刻》陆续发表诗文宣扬革命，姚光家也成为南社主要活动场地。故居后院有一棵姚氏先祖手植的百年桂树，挺拔茂盛，枝叶伸到墙外，那时的南社成员时常在这棵树下饮茶赋诗，交流商讨南社事宜。民国元年（1912）南社第七次雅集，姚光以人品和学识得到大家首肯，公推他为书记员。1918年，柳亚子辞职南社主任，社友推举姚光继任，历史上就有了“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说。姚光接任后，曾在上海徐园举行雅集，社中经费不足，《南社丛刻》第21、22两期就是由他个人出资刊印的。姚光自始至终支持南社的创建与发展，品行修养在南社内外有口皆碑。

　　国学广博精微，蕴藏着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姚光一生致力于国学振兴，早年加入邓实在上海创办的国学保存会，民国成立后，6月，姚光与舅舅高燮及表兄高旭等人在张堰成立学术社团“国学商兑会”，定期出版《国学丛选》，姚光出任理事长，他认为国学是“一国精神之所寄”。民国肇兴，文化与学术精神重建，成为姚光等一批文人的自觉意识与担当，也是他们为往圣续学的学术承担。那时柳亚子、李叔同等在上海创办之文美会，因宗旨相同，并入国学商兑会。在1912至1930年近20年时间里，这个群体呈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铁肩风范。

　　袁世凯窃国后，姚光深感“神州虽复，而依然豺狼当道”，1913年3月19日，与陈去病、高吹万一起到黄兴处，和宋教仁商讨反袁之事，期待国家能有光明的前途。民国元年（1912）5月，中华自由党金山分部成立，姚光首批加入，地址就设在姚家的厚生阳伞厂内。他引经据典阐述自由的精义，宣告自由党是“合一群之人而谋民生之幸福”。这些思想也影响到姚光后来的办学理念。6月，自由党并入同盟会，高旭和姚光分任金山分部正副部长。9月，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姚光在1924年到1927年间担任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

　　姚光广泛结交海内外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共产党员李一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革命活动，资助经费，提供活动场所，而其时，姚光并不知道李一谔的真实身份，他只是热烈地向往着这个国家在变革中迎来崭新的希望，真诚地帮助那些在风起云涌中奋进的志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柳亚子等人遭国民党右派通缉，姚光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拒不接受聘任。当营救被捕的李一谔等共产党人失败后，他愤而退出县党部。

　　隐退后的姚光，依旧心怀家国，1932年淞沪抗战后，姚光就忧心日军会在金山卫登陆，他在撰写《正德金山卫志跋》时写道：“近者倭人寇我淞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姚光的担忧在五年后不幸成为现实。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11月5日日军登陆金山卫，11日上海沦陷。金山卫是海防要塞，明代四大卫所之一，《正德金山卫志》是孤本传世，以军制为主，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武备设置和防卫政策，1932年淞沪抗战后，姚光出资影印。他以赤诚的忧患之心，向世人告诫，金山卫“虽偏僻一隅，能控扼黄浦以南江浙间全局。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

　　家乡沦陷前，姚光担任金山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金山民众组织委员会征募处救济股长，宣传抗战，并尽自己的力量给予物质支持。淞沪会战时，姚光滞留上海，任金山旅沪同乡会监事，同时埋首著述，编辑了《复庐文集》，与挚友郑振铎等搜罗各种珍本文藉，避免战争中遭遇损毁，或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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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读书人、藏书家，姚光一生沉迷于书籍，自称“书淫”，并刻有“书淫”藏书印章。1927年后，他一面致力家乡公益建设，一面不惜巨资继续收藏古籍，整理乡邦文献，其中包括明代崇祯刻本《松江府志》、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清代朴学家张啸山日记手稿、清代算学家顾观光（尚之）手稿、《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家批校本等。1931年，姚光以二万五千元收购明版志书数十种，其中崇祯版《松江府志》系国内孤本。他将藏书楼命名为“怀旧楼”，后又取名“重华书库”“复庐藏书”，到抗战前所藏图书达三百多箱、数万卷之多。金山沦陷，藏书遭日军损毁，他心痛不已。抗战期间，避居上海的姚光经济状况不再如以往，还是节衣缩食，收购了《张啸山日记手稿》《顾观光手稿》、李日华《恬致堂集》以及各家批校本《史记》《汉书》、田篑山批校《五代史》、陈眉公评本《西厢记》等。他刻印“历劫不磨”，将在沪藏书盖以“姚光劫后所得”之印。

　　1950年5月，姚光５万余册藏书由后人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有诸多稀世珍本、善本、海外孤本。５月31日《解放日报》报道此次捐赠，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撰文予以嘉奖，其中有“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最早的重大珍贵文物捐献，这种信任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示范效应，在文化界乃至全国产生了极大的持续性影响。后来这批藏书转存于上海图书馆。

　　姚光藏书是为保存传承国粹，他常和江南藏书同好交流传阅，还想方设法传录或集资刊印，使之广为传播。1925年姚光和徐积余、胡朴安等人共同发起“中国图书刊传会”，并与图书界朋友多次举办各种文献展。

　　在金山档案局“姚光文献展”上，姚光之子姚昆遗先生表示，姚光珍藏的书籍是公共文化资源，藏书的捐赠，更是秉承了姚光“书以致用”“书是公器”的遗志。

　　姚光藏书同时又为他读书、著书服务，他自称是“藏书者之藏书”，又是“读书者之藏书”，周大烈更是称他为“著书者的藏书”。周大烈娶姚光二妹竹修，是藏书家、国学家，祖上是著名江南藏书家周厚堉，新中国成立后，周大烈长期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校订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的后人将藏书近万册捐赠上海图书馆，2016年，又捐献1197册（件）给金山区图书馆。

　　姚光有三个胞妹，竹漪、竹修、竹心，父亲姚裕谦极为开明，不只对独子姚光寄予厚望，还请塾师教授三个女儿学经史，习诗文。现在姚光故居，留有竹心的书房“盟梅馆”。民国13年(1924)姚竹心与高君宾成婚，成为高吹万的儿媳（竹漪嫁高君定），姚光编印妹妹诗作《盟梅馆诗》作为嫁妆，一时传为佳话。历经近一个世纪，这本线装书难得地保留了下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上去老旧，古朴，封面有些许残破，标价近四千元。

　　姚竹修才情横溢，她还有一段堪比班昭“昭续固书”的佳话。姚光编著《金山艺文志》二十多年，数易其稿，1945年因病去世，完成八部中的六部，尚有“寓贤著述部”“金石部”未完稿。竹修带着丧兄之痛续编，几年后终于完成兄长遗愿，使这部专著成为完璧。《金山艺文志》属于《金山县志》的一个门类，系统梳理了金山地区从宋代至清代的学术脉络。

　　姚光散文学韩愈、欧阳修，南社诗人、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评价他的文字“简洁明净，得韩之骨，而无学韩者之粗厉；得欧之神，而无学欧者之沉晦”。

　　立德、立功、立言是每一个士人孜孜以求的梦想，虽然实现路径不同，但都指向现实社会，同样是对政治的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姚光对这“三不朽”更是有极强的身份认同。他曾自述家世说，“自明以来，世以德业文章显”，“说者谓云间之姚，几等于江左之王，人从有集”。在文学上卓有影响的除了姚光，金山姚氏中还有姚培谦（1693—1766年）和姚椿（1777－1853年），同是姚南山后裔，松江府娄县（今金山廊下）人，到十六世祖姚璋后分支。

　　姚培谦被誉为汉宋兼采经学家、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字平山，一生著作丰富，自刻出版《春帆集》，校刊宋代刘克庄的《后村居士后集》二十卷，与松江徐是效同作《茸城蹋歌》，记载松江府一带的风俗习惯。他的《自知集》中《宋诗别裁集》是一部对后世很有影响的著作，《经史臆见》《松桂读书堂集》入《四库全书》存目。他深受方苞、沈德潜、纪昀等名流推重，和徐乾学、汪士禛等同为当时名宿。

　　姚椿少年时就勤读好学，成为姚鼐入室弟子，多年钻研诗词文章，著作丰富，主要作品合辑为《樗寮先生全集》四十二卷，王昶称其文“义法高洁，和平醇雅”，洪亮吉称其诗“如洛阳少年，颇通治术”。姚椿编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

　　前辈在望，姚光也是十分勤勉。在姚光故居，他读书写作的书房自题“自在室”。早在1907年，他就开始编写《金山卫佚史》，1919年开始２０余年致力于《金山艺文志》的编著。1935年，姚光与丁迪光等发起组织金山县鉴社，编辑出版了第一、二期（即民国24年、25年）的《金山县鉴》。姚光一生著作丰富，后来其子姚昆群、姚昆田、姚昆遗编辑了《姚光全集》，作为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之一，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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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光故居有“敦仁堂”，来自姚家世代家训“敦仁树德”。姚氏以诗书传家而不衰，家道殷实且乐善好施，历代都以家训为宗，为官者也品行仁厚、清廉爱民，正是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道”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姚光十五世祖姚参（1477－1525年）曾入南京国子监深造，曾中举人，任江西宜春知县时遭遇灾荒，他千方百计救济饥民，节省下自己十之九的茶贡杂费上缴赈灾。他立十限征粮，禁盐策骚扰，使百姓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当地传有歌谣，“宜春令，阳春改，不爱钱，民安静”。

　　姚光高祖姚前绶和弟弟姚前纲，兄弟和睦，且都仗义慷慨。张泾河淤积严重，二人捐献巨资疏浚河道。兄弟俩还时常捐献茶米，接济乡邻。光绪十六年，燕地遇灾，孙曾辈们遵循家训赈济灾民，捐助绵衣裤一千套，朝廷特许建坊，奖“乐善好施”四字。

　　姚光曾祖姚业勤，好学能文，因病没能参加乡试，但他精通绘画，能左右手珠算，性格和气仁善。道光二十九年发生饥荒，他和同里人倡捐施粥，咸丰年间，又与弟辈助军饷六千两白银。

　　姚光父亲姚裕谦，字介山，光绪二十八年任户部员外郎，不久就辞归故里。光绪二十九年，又被金山县令委任为团防局董，虽没多久就谢职，但仍热心地方治安事务，时常捐资金山公益事业，成为有口皆碑的地方士绅。

　　姚光虽世传丰厚家产，济世助人成为寻常事。至今生活在张堰的姚昆渝，是姚光的堂哥之子，老人回忆说，姚家在张堰有“姚半镇”之称，但姚光从来都很温和，经常帮助人。

　　姚光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青少年时期就写过一篇《金山农民疾苦调查记》。1917年，姚光参与筹备开浚张堰的骨干河道张泾河，担任财政管理员，他筹集资金、组织民工、沟通商借机器，无不亲力亲为，个人捐款是张堰镇之首。1923年后又继续开浚沈泾、小桥河、东市河、山塘、旧港、惠高泾等。1920年饥荒，米价飞升，他全力组织平粜，将自家存米250石捐作平粜，售出的钱款再购米平粜，辗转反复共平价粜米达1000余石。1925年，他又主持张堰济婴局。

　　姚光在多方面扶助家乡建设，1907年，与高旭、何宪纯等一起创办钦明女校，这是张堰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地方风气之先，他任文史教员，亲自编写《金山乡土地理教科书》。为培养师资人才，民国13年（1924），又参加创办松江、青浦、金山等七县女子师范学校。次年与高君定、高君介等创办张堰图书馆，亲任馆长，馆内所有开支均由姚光负担。姚光有胸襟，有大义，有情谊，晚年寓居上海，发现很多朋友向他借钱的借据竟装满一箱，随后将所有借据付诸一炬。

　　蔡元培曾在《中国人的修养》里写道：“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姚氏一脉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意志赋予家族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世易时移，时光铺展中，以无穷的景深映照了一方水土，也映照了他们所在的时代，并辉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