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制衡：明治体制与日本政党政治

　　作者=萧西之水

　　来源=《明治日本建构史》

　　明治二十三年（1890）7月1日，日本众议院第一次全国大选。

　　一共300个众议院席位中，自由民权运动中诞生的“民党”立宪自由党、立宪改进党各自获得130席与41席，总计超过议会半数。如果这些政党全部反对政府提出的法案，或者干脆抛开政府只顾着自己提出法案，那明治政府自然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但有趣的是，“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议会组建起来，政党内部矛盾逐步凸显出来，以自由党议员 星亨为中心的一部分政治家逐渐与政府靠近，在议会里形成亲政府势力。

　　

　　《明治日本建构史》

　　萧西之水/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恰巧同一时期，日本结束立宪与开设国会的工作，着手解决修改对外的不平等条约（条约改正）。围绕这一问题，民党进一步分裂出亲政府势力与“对外硬六派”，双方各不相让，导致日本政坛在1894年上半年遭遇强烈地震，也促使日本打响甲午战争。

　　如何修约：星亨的思想体系

　　提到明治末年的日本政党组织，星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成长于外国人聚集的横滨，星亨一直对英国各项学问很感兴趣，便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一名官方英语翻译，甚至做过横滨税关长，非常了解国家事务。随后他选择离开体制，独自前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获得英国法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日本人，并一度旅居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学习各国关于政党经营与管理的经验。虽然没有参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但他看到议会的诞生以后，依然带着满腔热情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回到日本，加入立宪自由党。

　　明治二十三年（1890）10月19日，立宪自由党为星亨召开欢迎会，他也向在座众人表达了自身对于国家事务的看法：“虽然日本仍不能与外国缔结对等条约，但海关税收权却不可不在今日收回”，“对外国物品增课关税，一可救护国产制品，二可扩大税源”。星亨的发言透露出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对等条约”不能实现的时候，也可以先尝试收回关税自主权，而日本丧失的另一项重要权力、即欧美各国拥有“治外法权”一事可以再行处理。

　　这个思想决定了星亨已经与传统的自由民权派有所不同。在一般的自由民权派看来，如果不能直接实现“对等条约”，那么不如“励行现行条约”，即保持现在的不平等条约。毕竟不平等条约不允许普通外国人进入日本内地经商旅游，也不能拥有土地房产，所以自由民权派普遍认为即便不去催促欧美国家修改条约，欧美国家也会主动要求与日本人“内地杂居”，那日本就占据主动。

　　但星亨的看法明显不同，他认为凡事均有过程，应该允许先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关税自主权，逐步过渡到“对等条约”。受到星亨的影响，11月11日，立宪自由党的临时评议员会议针对“条约改正”问题提出一对权衡之后的纲领：（1）废除治外法权；（2）以日本法律对外国人的内地杂居、沿海航行、拥有“土地矿上铁道”等资产的权利进行规范。

　　星亨虽然与日本政府关系不佳，但思考方式却与政府的实际行动非常相似。日本政府先前之所以探讨是否引入“外国法官”一事，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法律制度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可，从而让欧美列强允许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稍后一点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9月，参与制订日本明治宪法的贵族院议员金子坚太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公法会，随后将包括明治宪法在内的多部法典赠送给这个以西方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学组织，国际公法会决定设立第12特别委员会调查日本法律制度。明治政府以完备的西式法律体系为基础，与欧美国家也开始了关于关税自主权问题的谈判。

　　从星亨的实际思路来看，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批判者立场，改以建构者角度来思考问题。明治二十四年（1891）3月20日，自由党在大阪召开代表大会，星亨等11人被选为党内的“条约改正全权委员”，专项负责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党派政策起草工作。从这一时期开始，星亨作为自由党内最了解英国政党制度的“英国派”，当仁不让成为政策的主导者，而他也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们开始产生了更加严重的理念冲突。

　　整个4月，自由党内部围绕“条约改正”应定立何种原则而吵得不可开交。以星亨为中心的9名委员均坚持“内地杂居应在居留地制度废除的同时开始施行”，换言之，之前日本实行在“内地”实行日本法律、在“居留地”让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的分类做法应该叫停，统一实行日本法律；但另外两名委员，即自由党激进派大井宪太郎、新井章吾却认为“内地杂居”会使得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日本内地造成不稳定，便明确提出“非内地杂居论”，即无论是不是废除居留地，都不能容许外国人进入日本内地生活、居住、经商。某种意义上，自由党内部也形成了“开国”、“攘夷”两派。

　　“攘夷”派还有更加激进的。12月7日，在政府明确表示“条约改正”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以后，一些同为自由民权派出身的政治家提出《条约改正的相关建议案》，要求“基于万国公法上普通之条理而废止现行条约”，换言之，即在无法与欧美国家达成平等条约时，干脆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重新进入“无条约状态”。由于自由民权派一向反对政府的所有议案，那么反对“条约改正”也就成了政党圈子里的政治正确，这条激进建议一出，舆论自然也跟风更加激进，无人敢提反对意见。

　　面对这份“建议案”，自由党在12月10日进行讨论。席间，稳健派铃木昌司根据当时国会情况提出：“大家盼望对等条约已久，若此建议案现于议会……我党之信念偏好必为其他党派所询问，考虑影响，我党应全党赞成”。由于自由党绝大部分议员也都出身于自由民权派，面对这份激进提案，越稳健的人反而越会被迫认可，以求免于被更为激进的党派所攻击。

　　但星亨却当场提出反对意见：“盼望对等条约自是应当，然而若因此就宣布无条约之事，便宛如向各缔约国发布战书之极端论调，不得不说极为欠妥……希望对等条约的同时，无论是为质问当局者，还是单纯提出此建议，均应适当而止”。在星亨看来，激进思想看似“政治正确”，却很容易把局面推向对国家不利的方向，于是在随后的党报里，自由党做了如下陈述：“条约废弃建议案之议，其之于对等条约的切望之情深有同感，然而对其道理却不得不反对。”由于自由党反对，这份《条约废弃建议案》并没能送入国会正式讨论，而也从这一时点开始，星亨与曾经的自由民权派同侪正式决裂，独自带领自由党走向“国家政党”之路。

　　12月25日，日本政府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明治二十五年（1892）2月15日，日本举行了第2次众议院选举，上一次没有参选的星亨在栃木县1区成功当选议员，并成为第2代众议院议长。

　　跨越党派

　　应该说，日本立宪初期的政治生态并不那么健康。

　　明治二十四年（1891）12月，第2次帝国议会开幕之后，政党针对第二年预算而大举攻击，其中重点便是海军方面增加的650万日元军费。为陈述必要性，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亲自接受众议院质询，面对在场议员的指责，身为子爵的桦山资纪大怒，强烈批判议会阻挠政府通过国家预算[ “现政府便是跨越内外国家多难之艰难情况而延续至今的政府。说什么萨长政府，这与今日保护国家安宁，与4000万生灵都没有关系，所谓安全保障到底是谁的功劳？（场下笑声）这有什么好笑的？”，引发场面大乱。这次所谓“蛮勇演说”激化政府与议会的矛盾，松方正义内阁随即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桦山资纪

　　事情还没完。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2月第2次众议院大选前，内务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扰乱自由民权各党派的选举活动，累计造成25人死亡、388人受伤。虽然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因为“选举干涉”而引咎辞职，但政府与议会的矛盾也达到顶峰，尤其是自由党议席从130席锐减到94席，自然更加不满。这种状况下，民间政党普遍与政府对立，倾向于从各方面反对政府政策。

　　就在政府、议会互相攻讦时，4月19日，自由党主持成立了包括各大党派成员在内的“条约改正研究会”。4月29日，研究会选出10名评议员，其中自由党4人（星亨，河野广中，山田武甫，铃木昌司）、改进党3人（岛田三郎，高田早苗，尾崎行雄）、无党派3人（神鞭知常，坂本则美，鹈饲郁次郎）。从人员构成可以看出，星亨旨在建立跨党派联盟，打破“党略党利”对自身政策的影响，尽可能让议会更有助于新政策推出、而不是一味阻挠政府行政。星亨在研究会开幕式所说：“条约改正实是国家之大问题，关系国运之消长与人民之休息”，所以在选人用人方面也是广纳各党派人士，从技术上对国际法律、对日本需要何种类型的新条约加以“研究攻查”，以求“确定条约之基础”。

　　在这段时间，自由党也发布了针对“条约改正”的政策草案，列举出“议院内的运动”与“议院外的运动”两方面。在议院内要①将各党派对于“条约改正”的看法总结并上奏；②修改关税法律，在议院外要①向全国各地收集建议；②向贵族院内有共同志向者争取更多支持；③“条约改正”草案尽可能在众议院一举而定，在贵族院广泛争取支持，争取议长向咫尺之距的至尊（天皇）上奏。

　　在提出实现自身目的的方法论后，草案列举四条“改正要旨”以作为自身目标：①废除居留地内的领事裁判权，允许“内地杂居”；②允许外国人在日本拥有土地所有权，包括铁道，矿山，银行，船渠，公司等诸多权利；③编纂各类法典，解除任用外国法官；④改正关税。很明显，在星亨领导下，自由党对于外国人的态度逐步宽容，不仅允许“内地杂居”，还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拥有各项权利，等于是在日本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国”。到4月24日，自由党以这份草案的观点为基础撰写了《新议会之我党方针》，最终在5月24日以自由党、改进党等党派69名议员联名上交给刚刚开幕的第3次帝国议会。

　　

　　日本第4代首相松方正义

　　有趣的是，就在自由党针对“条约改正”试图建立跨党派合作时，日本政府也有着相似举动。稍早一点的4月5日，第4任首相松方正义（萨摩系）在内阁决定设立以7人组成的“条约改正案调查委员会”，专门为政府提供有关“条约改正”的草案。成员中，除外相榎本武扬作为召集人之外，原首相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原外相的副岛种臣、寺岛宗则也纷纷加入。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星亨愈发以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党派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在行为上也与政府愈发相似。事实上当年星亨能够当选议员，也有着当时政府的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私下支持，这也奠定了星亨与日本政府合作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自由党领导提出的草案并未在第3次帝国议会得以通过。需要了解一点：虽然“帝国议会”是当时日本的主要立法咨询机关，但其审议法律草案也需要走流程，即在议会开幕期间才能投票决定通过与否。一般而言，帝国议会的开幕时间是每年11月底到第二年3月，但由于之前的第2次帝国议会只开幕1个月、众议院整体就遭到解散，于是第3次帝国议会就成为补充性质的“特别会”，是为了审核第2次帝国议会遗留下来的议题而开设。如此一来，这一次刚刚提交给帝国议会的“条约改正”草案自然就要排在后面，而短短40天一旦过去，这份议案就只能留到下一次帝国议会，即明治二十五年（1892）11月召开的第4次帝国议会再行审理。

　　但也趁着休会之机，反对“内地杂居”的派别也蠢蠢欲动。6月5日，激烈反对“内地杂居”的自由党成员大井宪太郎等人私下聚会，要求仿照“条约改正研究会”建立一个研究“内地杂居”的组织；6月12日，大井宪太郎组织58名各党派成员集合一处，组建“内地杂居讲究会”，算上未到场的人员，该组织创始时分有77名议员。

　　但有趣的是，大井宪太郎不仅叫了原属于自由民权派的人员，更拉拢了“国权派”势力。所谓“国权派”，具体是指以佐佐友房为中心的一个小团体，而他们都属于第2届众议院里占据81席的亲政府党派“中央交涉会”。该党派以保守派及民间右翼为主要基础，如佐佐友房就属于原“熊本国权会”成员，向来奉行反对“民党”（自由党、改进党等党派）、支持政府政策的策略，因而被冠以“吏党”之称。从理论上说，大井宪太郎与佐佐友房是天然政敌，但由于两人都反对“内地杂居”，反而成为了一对战友。

　　双方之所以能够合作，也与“内地杂居讲究会”如下主张有关：“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内地杂居，认为两件事相关之说纯属误解……内地杂居应单纯由国民利害而判断，决不能为法、税两权之恢复而割让。有人说，对等各国相互杂居乃是普世通义……然而其所谓普世通义乃是牺牲一国利害而成，并非不得不守之原则，更何况杂居之事关乎国民之大利害。”

　　从理念上说，大井宪太郎主张“自由民权”，佐佐友房主张“国权”，大体看来并无相似。但具体到“内地杂居”这个问题上，大井宪太郎出于保护民权、认为这会扰乱内地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财产安全，佐佐友房出于保护国权、认为不应该用“内地杂居”来交换“条约改正”，这便是两者合作的根源。6月开始，佐佐友房为主的“中央交涉会”拥戴刚刚辞职的前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成立保守政党“国民协会”，自由党一些激进派也随之合流，大井宪太郎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国民协会，却在11月于自由党内组成小派系“东洋自由党”。日后反对星亨与伊藤博文的六大政党里，这两个政党也成为领导者。

　　自由党稳健派的星亨与政府越走越近，而为了“内地杂居”而独立出来的自由党激进派也与曾经的政敌合流一处，双方矛盾逐步激化。

　　第四议会

　　明治二十五年（1892）8月8日，由于松方正义内阁无法统一内阁意见，伊藤博文时隔6年再度回归首相宝座。虽然他的内阁充斥着数位明治元勋，但在外务大臣人选上却选择了较为年轻的陆奥宗光。

　　

　　陆奥宗光

　　之所以选择陆奥宗光，一方面当然是他作为外务官僚十分出众，比如在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主动联系墨西哥，为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的平等通商条约立下大功；而他的妻子陆奥亮子则以出众容貌与高贵气质纵横美国外交场，被称为“华盛顿之华（花）”，为他赚得不少人气。另外更重要一点，陆奥宗光在青年时代曾因同情西乡隆盛而参与反政府运动，进而下狱，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很多自由民权政治家，比如星亨就与他关系甚笃。在“条约改正”的关键时期任命陆奥宗光成为外相，伊藤博文很明显是在对自由党稳健派示好。

　　有陆奥宗光作为外相，伊藤博文的“条约改正”思路也愈发成熟。9月13日，伊藤博文对各地方官发布演讲：“近代国际法中，相互利益均等乃道理所在”，“若欲实行条约改正，便不能不实行内地杂居、允许外国人享有私有权利，只能多少设置一些例外条项来约束而已”。至于“内地杂居讲究会”拒绝以“内地杂居”交换“对等条约”的想法，伊藤博文则批评其为“空论”。

　　随着政府态度逐渐松动，自由党也更有自信。11月25日，第4次帝国议会开幕之后，自由党召开议员大会，将第3次帝国议会中未及审议的“条约改正”提案上交国会。但由于第4次帝国议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海军预算问题，自由党对政府依旧采取攻势，甚至在第二年（1893）1月23日提出内阁不信任案，逼得伊藤博文内阁进入窘境。直到2月10日，伊藤博文靠着天皇的支持而发布诏书，要求政府与议会“和衷协同”，这才使得自由党提出的“条约改正”在2月15日进入全会审议阶段。

　　针对“条约改正研究会”提出的以“内地杂居”交换“对等条约”的提案，“内地杂居讲究会”成员自然是强烈抨击。双方爆发激烈争执，互不相让。最终到记名投票阶段，众议院以（支持）135票对（反对）121票通过表决，星亨等自由党稳健派的主张通过审议。2月17日，星亨以众议院议长身份向天皇提交“条约改正上奏书”，象征着主张“内地杂居”的“开国”派取得胜利。

　　但从这一次赞成与反对两派的票数分析来看，却会发现一个很危险的倾向。第4次帝国议会中，偏向于“开国”的自由党稳健派在国会拥有88席、改进党38席、同盟俱乐部20席，加起来比135张赞成票多11票；反对派方面，国民协会70席、保守党派“芝集会所”15席、东洋自由党5席再加上10席左右的无党派议员，加起来却比121张反对票足足少了21票。换言之，赞成票理论上起码应比反对票多30张，最终却只多了14张，这意味着大量自由党、改进党等稳健党派成员反过来加入了拒绝“内地杂居”的行列。

　　究其原因，与当时“内地杂居讲究会”提出的提案有关。稍早一点的1月23日，以国民协会为主的67名保守派议员提出一份《条约改正的相关建议案》，其中不仅明确反对“内地杂居”，还把“内地杂居”与“我国国民仍囿于封建制度习惯下”、“谨防外教（基督教）势力入侵”等问题联结在一起。应该说，任何一种改革的施行都有风险，但如果只强调风险，必然会导致舆论偏向于过度保守，“内地杂居讲究会”正是巧妙利用这一方法煽动普通人的恐慌情绪，扩大自身派系。

　　

　　明治宪法

　　由于“条约改正”上奏案的审议只用了半日时间，很多人便认为星亨与外相陆奥宗光串通一气，以众议院议长的身份在审议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举行投票，而自由党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由民权党派，而变成了亲政府党派。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陆奥宗光对自由党这份提案并不完全赞同，双方在第4次帝国议会期间由于公务繁忙也没有私下见面的记录。更可能的情况是，星亨作为众议院议长已经有了超越党派、为国思虑的思想，这就与拥有同样思路的日本政府有了更多共鸣。

　　根据上奏案的思路，3月中旬，伊藤博文内阁为“条约改正”确立了总体方针，并委派外相陆奥宗光负责专项工作；7月5日，陆奥宗光组织外务省出台了“通商航海条约方案”、“议定书方案”、“附属税目方案”，对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方面面提出建议草案；7月8日，经过一部分文字修正，陆奥宗光的方案获得通过，并在7月19日获得天皇裁可。

　　日本立宪以后，“条约改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不再是外国反对，而是国内反对。毕竟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西式法律制度，这一点让更多希望深入日本内地经商的外国人愿意服从日本法律，争取“内地杂居”；但与此相反，国内政党却以维护“民权”、“国权”为缘由，掀起一股股反对政府的风浪。正如陆奥宗光当时给驻俄公使西德二郎所言；“条约改正之主义已与井上伯的草案之系统一变而成为完全之对等主义，这多少增加了对欧美列国的难度，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国内议论破裂之患”。

　　可以看出，到这一时点，“条约改正”已经与明治六年（1873）“征韩论”类似，从外交问题转化为内政问题，这也就激起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路线斗争。

　　政界再编

　　明治二十六年（1893）2月“条约改正”通过以后，曾经组成“条约改正研究会”的自由党、改进党两大自由民权系党派暂时失去了共同目标，便又开始互相攻击。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两者的互相攻击由来已久。应该说，这种政党之间互相添堵的情节在各大西方国家都算稀松平常，正是因为有了“条约改正”这一件共同事业，两党主要人士才在国会刚刚开幕的数年里结成大体上的同盟，但这并没有改变两大自由民权政党互相敌视的本质。

　　3月7日，第4次帝国议会闭幕，当晚星亨就在自由党会议上宣布了“第5次帝国议会之吾人觉悟”，提到“（我党）还不至于仰仗其他党派之力”，“自由党一党便已是足够，自由党单独便足矣”。由于自由党主导的“条约改正”提案获得议会通过，并逐步成为政府要务，自由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愈发紧密，因而星亨也借助第4次帝国议会闭幕之机，明确表达与改进党分离的想法，两党共同组建的“条约改正研究会”也进入休会状态。

　　4月开始，自由党重镇铃木昌司与外相陆奥宗光会面，在两人共同努力下，6月初，星亨在从东京前往大阪的途中与伊藤博文举行会谈，这也是帝国议会开幕以来首相与众议院议长的第一次私下谈话。虽然这次谈话的详情不甚明了，但星亨却非常配合政府的“条约改正”工作，甚至在7月10日演讲里提到“希望诸君如今不要再行消极举动，即阻碍政府进行条约改正的意图，这一次应进行更为积极的运动，即为条约改正而尽力。”很明显，星亨与整个自由党的立场都已经从单纯的反对党，乃至于被媒体抨击为“真之吏党”。

　　有趣的是，曾经被认为是“亲政府”党派的国民协会，却因为官方主张“内地杂居”而开始出现反对官方的“跃起组”，他们出于“对自由党的嫉妒心而在近期施行离间策”，而且“欲与改进党结盟”，“暗求威吓政府”。7月12日，以国民协会、自由党激进派为基础的“内地杂居讲究会”再度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如今应进一步联络散落于地方的同志，大举唤起反对内地杂居之舆论，由内地杂居讲究会事务所直接发动身处地方的议员与有志之人。”很明显，国民协会因为不满政府与自由党亲近，开始转而走上反对政府之路。

　　10月1日，“内地杂居讲究会”重组为“大日本协会”( 大日本协会的议员主要来自于“内地杂居讲究会”成员，因而大量国民协会（如佐佐友房）、东洋自由党（如大井宪太郎）等既有政党的成员也成为大日本协会会员。严格来说大日本协会并不是一个明确意义上的政党，其产生更类似于各反对“内地杂居”、反对自由党的各党派合作的象征产物)，确定在当年年底即将开幕的第5次帝国议会上反对政府的“内地杂居”提案，主要理由也定为“内地杂居之许可与否乃是我国主权，与领事裁判权之撤去、税权恢复并不相关，国情既然不许外人杂居，那么则暂加之以限制并无不可”。由于他们力主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利权，也被自由党称为“攘夷党”，幕末的“开国”、“攘夷”之争某种程度上也延续到了明治中叶。

　　面对大日本协会邀请，11月4日，在第5次帝国议会开幕前，立宪改进党也宣布离开与自由党的同盟，宣布“我党向政府要求励行现行条约”。经此一役，最具话题性的“对外（强）硬六派”（ “对外（强）硬六派”：国民协会、大日本协会、东洋自由党、同盟俱乐部、立宪改进党、政务调查会）尽数现身，而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先把星亨从众议院议长的位置上拉下马，斩断“条约改正”的重要辅翼。

　　改进党的官方报纸《改进新闻》报道，指责星亨曾接受全国18家股票交易所总计3万日元的贿赂（事件的真实情况是：1892年11月第4次帝国议会通过《股票交易法》（株式取引法）后，全国有90多家企业申请建立股票交易所，最终只有18家获得许可；1893年6月，为了庆祝18家股票交易所成立，农商务大臣后藤象二郎、农商务次官斋藤修一郎、众议院议长星亨三人参加了庆祝活动。后经过调查与起诉，星亨最终被宣判无罪，相关报道激起舆论哗然。11月29日，六派议员紧急动议，对星亨提出不信任案，由于六派议员占据多数，再加上十余名自由党议员受到舆论影响而反对星亨，最终在12月1日，星亨被选下众议院议长位置，六派也对涉嫌此案的农商务相后藤象二郎提出弹劾；由于星亨拒不接受这次投票结果，六派又一次提议将他开除出议会，这份提案在12月13日获得通过，星亨失去了在众议院发言的资格。

　　拿掉星亨以后，12月8日，六派33名成员共同提出《外国条约取缔法案》：“夫现行条约损帝国主权，大害国利民权，改正不可有一日之缓。且即便全部改正、而其施行缓慢下来，改正亦失其效。故条约不可怠于励行。现行条约虽殊有不当不信之言语，但在其现存之时也无计可施，只得明其范围，确其权疑，严密励行，保我帝国之体面，图我国民之福利”。

　　文面来看，提案并没有直接反对“内地杂居”，也与政府的“条约改正”方向并无区别。但在明治中叶，随着日本与外国贸易关系愈发紧密，外国人进入日本内地已是既成事实，日本政府对相关事件也只能听之任之。一旦要“励行条约”，那就意味着把已经进入日本内地的外国人赶出去，甚至没收外国人在日本事实上拥有的房地产权，这等于是让日本回到另一种形式的“攘夷”运动中。12月11日，外相陆奥宗光对内阁提出建议书中就一针见血：“其党辈中虽含有各种人等，其要旨却都是起因于所谓攘夷精神，即排斥外国人、厌恶外国人的感情”，因而建议“扑灭镇压非开国主义”，否则“其势焰愈发弥漫于国内，惹起内外交涉之大混乱”。

　　陆奥宗光进而提出四步骤方案：（1）在《外国条约取缔法案》提请议会审议当日休会；（2）休会中，政府对自身政策进行必要准备；（3）以“反对维新以来皇谟国是”为由强迫六派撤回提案；（4）如果六派不服从，“断然申请议会解散之大命”。很明显，陆奥宗光提出了一项极为强硬的提案，而伊藤博文思考再三，也接受了这一提案，日本政府与“对外硬六派”之间的斗争立即进入白热化。

　　第二次伊藤内阁的艰难处境

　　明治二十六年（1893）12月29日，为了阻止《外国条约取缔法案》在日本议会获得通过，伊藤内阁下令解散大日本协会，并在12月30日宣布解散第2届众议院，重新进行第3次众议院大选。

　　在接下来的众议院大选准备工作中，由于大家对于“内地杂居”的看法不一，各地均爆发了集会冲突。经过两个多月的互相攻讦与选战，明治二十七年（1894）3月1日，第3次众议院大选举行投票，最终支持伊藤内阁的自由党获得119席（增加43席），“对外硬六派”总计获得145席（减少51席）。虽然自由党维持着议会第一大党资格，但并没有到达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而“对外硬六派”也依旧有着接近半数众议院议席（共300席）。换言之，这次选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伊藤内阁派的势力，但依旧不能保证亲政府的自由党能够一言九鼎。

　　即便是自由党本身，也在第3次众议院大选之后出现分化，开始涌现出回归旧有民间党派身份的“自由党还原派”；而其对立派别，即星亨本人也为了避免党派分裂而开始考虑与政府划清界限。于是乎，自由党提出一份“解散之相关建议案”，明确要求政府公布为什么解散第5次帝国议会的原因，并要求日后政府不得随意解散议会。伊藤内阁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

　　选举结束后，第6次帝国议会也随即到来。5月15日，第6次帝国议会开幕，而六派也在5月16日向国会递上内阁不信任案，亦即要求伊藤博文内阁下台，并成立以政党元首为基础的“责任内阁”，主张确立以“励行现行条约”为政策核心的“自主外交”。在自由党的支持下，5月17日，这份内阁不信任案以（赞成）144票对（反对）149票而遭到否决。由于日本议会存在“一事不再议”原则，伊藤内阁得以暂时保住自己的位置。

　　但六派依旧不依不饶，针对自由党提出的“解散之相关建议案”，他们首先在5月18日表示反对，并要求在整个建议案里加入“臣等不能置信于阁臣”一言。这句话名义上只是表达不信任，但一经通过，就等于是众议院表达对内阁的不信任，依旧是在倒逼内阁辞职。围绕是否加入这一句话，自由党与六派之间进行多轮协商与投票，最终在5月31日，为了让这份提案能够获得六派的认可，自由党做出妥协，加入对于内阁不信任的语句，最终获得（赞成）153票对（反对）139票通过。

　　面对议会党派的整体倒逼，伊藤博文却也并不愿意辞职，因为日本与英国围绕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明治二十七年（1894）以后，日本与英国进入到实质接触阶段，为了迅速修改不平等条约，日本对英国进行大量妥协：如针对关税自主权问题，日本同意就棉织物、毛织物、钢铁三大品类关税与英国进行协商，放弃全面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针对土地所有权问题，日本决定沿用江户幕府时期的“永代借地”，以保障英国在日商人的实际需求；针对英国希望借助北海道防范沙俄南下入侵的思路，日本也决定专门为英国商人扩建北海道函馆港。而到了5月底、6月初这个关口，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就剩下最后细节需要敲定，这个时候一旦内阁辞职，那么必然会有灾难性后果。

　　换言之，当时伊藤博文内阁意图达成“条约改正”，但同时又面临着国内反对派意图倒阁的压力；既然不能放弃“条约改正”，又无法调停政府与政党之间的矛盾，伊藤博文内阁就只能想方设法转移矛盾：那么战争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在整个1894年，朝鲜半岛局势都很不稳定。当年2月开始，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东学党起义”的混乱中，农民军在5月底占领了汉城南部的重镇全州，对朝鲜李氏政权形成巨大威胁，朝鲜被迫向清朝申请军队镇压农民军，这就让日本国内担忧清朝会不会彻底控制朝鲜并封锁日本通往大陆的航路。5月31日，就在众议院通过弹劾内阁的提案后，文部大臣井上毅提醒伊藤博文，日本可以通过《中日天津专约》而同时出兵朝鲜，这就可以转移国内各反政府党派的注意力。于是伊藤博文下定决心，准备出兵。

　　考虑到这些问题。6月2日，伊藤博文再度下令解散议会，进行第4次众议院大选。一年之内两度解散议会，可见伊藤博文贯彻“条约改正”思路的决心，甚至不惜吃罪于整个议会。最终在7月16日，《日英航海通商条约》正式签订，英国宣布在5年内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也对日本实行最惠国待遇，日本则给予英国人“内地杂居”的待遇。

　　也就在6月2日当天，伊藤博文内阁决定派遣混成旅团8千人前往渡海前往朝鲜；6月5日，日本设立了只有战争状态下才会设立的大本营机构，初步进入战争状态。随后清军与日军分别出兵朝鲜，其中清军在西南部的牙山驻扎（6月8日-1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直接进驻汉城的日本公使馆（6月10日），双方剑拔弩张，走向开战之路。7月16日日英缔约后，伊藤博文再无后顾之忧，便在7月23日派遣已经登陆朝鲜半岛的4千名日本陆军进攻汉城，再到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1游击队在丰岛海域进攻清军运兵船“高升”号，正式掀开甲午战争的序幕。

　　

　　被击沉的高升号

　　有趣的是，虽然“高升”号本身是一艘英国商船，但在日本将其击沉以后，英国并无怪罪之意，甚至有英国法学家在《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最终英国政府设立在长崎的海事法庭也判决日方攻击属于正当的战争行为。很明显，在与英国达成对等条约后，英国政府与舆论对待日本的态度已经全然不同。

　　但从开战过程来看，不难发现日本在1894年决定侵略朝鲜、乃至与清朝开战都是伊藤博文内阁对沸腾民意的一种转嫁，否则一旦表现出“对清软弱”的姿态，整个内阁都有可能遭到民意推倒。这种转嫁当然让伊藤博文逃过一时的下台危机，也顺利修改日英不平等条约，但从长远而言，这却为日本政府开创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即为了掩盖内部矛盾、躲避眼前危险，不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靠着一系列偶然因素，日本最终战胜清朝，但问题的原点却已经深深种下。

　　经过整个“条约改正”事件，日本政党势力靠着煽动舆论而把日本政府逼入窘境，这为政党政治家第一次获得直接影响政治铺平道路。不过与此同时，日本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也显露无疑：政党为了自身利益而爆发激烈的内部竞争，为了攻击对手不惜编纂莫须有的假案（星亨受贿嫌疑事件），政策组合的变动反复无常，这都为1930年代日本政党政治失去国民信任埋下隐患。

　　政党政治的隐患

　　从明治国家的初始形态来看，日本事实上就暴露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明治宪法体系存在大量缺陷，二是明治政府开启了以对外侵略解决国内矛盾的先例；前者为日本军国主义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后者则为日本在近代反复挑起战端立起了实践准则，两者都为日本在1945年的覆灭埋下隐患。

　　应该说，明治国家的设计非常精巧。既以行政权至上的理念保护住了政府本身的权力，又以一个拥有法案提案权的众议院来激发民间政党的参政议政积极性，同时再为所有法律提案加上一个枢密院作为最终审理机构，这就等于在天皇与旧贵族、明治元勋、民间政治家三大群体之间形成平衡。

　　只是，精巧之物总会有些脆弱，之所以埋下隐患，便是因为明治国家的制度本身建构于1890年前后的政治关系。仅仅过了40年，到1930年前后，明治元勋早已作古，民间政治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还存在内部斗争，天皇与旧贵族的权力不断与民间右翼结合，最终从中下层杀出来的少壮派军人架空了整个政治体系。某种意义上说，越是精巧的制度，越不容易挺过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