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我悟了：不是爱有问题，是人有问题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再见爱人》第二季究竟多气人？就是开朗如吉娜也被激怒了。

　　“我都觉得跟着被欺负了，（好像）一个大嘴巴子给你扇过来。”咱不生气昂，回家让朗朗给你弹个《第九交响曲》舒缓下。易立竞也消受不起，直言采访嘉宾前“必须上个保险，因为我会气晕过去”。辩论高手黄执中则连连摆手，我不想和她辩论。

　　

　　是的，本季战斗力最强女嘉宾张婉婷，参加《奇葩说》是可以直接内定冠军的程度。不是辩才无碍，而是她根本不讲理。在小红书和抖音，则经常会看见这样的评论：“做人不能太张婉婷。”

　　某种程度上，张婉婷已经成为一种人格类型的代名词。即在亲密关系中唯我独尊，在社交场域里以自我为中心。那些说“我妈就是这样”的网友值得同情，坦陈“我就是这样”的网友咱真得注意多做自我批评。不信你看多次尝试与张婉婷共情的胡彦斌，最终也败下阵来。面对“发疯文学”上身的张婉婷，难不成他看到了阿爽的影子？

　　社会学家罗宾·科恩曾提出“后现代情感”概念，即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情感出现了共同的特征——情感表达的隐匿性、排他性。情感需要表现为不愿意被隔离、被孤立，渴望他人的关系与认可。

　　矛盾之处在于，人们一方面想发泄内心深处的孤独、羡慕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想被伤害，恐惧陌生人群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欺骗与不信任。

　　

　　由此观之，张婉婷实在太“后现代”了。憋着呼吸看下来，她折射了某种时代之症。当然，别人是轻症，她是超重症。有些亲密关系的困局，根本不是情感问题，而是个人问题。

　　亲密关系，控制与逃离

　　《再见爱人》第二季有心了，居然找来了艾威和张婉婷这样的“卧龙凤雏”，完全是“控制狂”的典型案例。什么都是为了你好，只要你不顺从就是在狠狠伤害我。为了你好，多少情感暴力假汝之名！

　　张婉婷比宋宁峰小十岁，由于奉子成婚，他们没有经历过二人世界，直接过渡到三口之家。一见钟情一个月就怀孕，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彼此不太熟的情况下闪婚。瞧吧，“先婚后爱”根本就是小言作者的空中楼阁，“先婚后吵”才是真的。

　　

　　宋宁峰是演员，张婉婷是经纪人，两人在日常相处中常常无法互相理解。张婉婷控诉宋宁峰冷暴力，明明看到自己难过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宋宁峰几乎没有指责过张婉婷，但在节目安排的“互写情书”环节，宋宁峰表示自己想被对方尊重表达的权利。

　　的确如此，张婉婷属于见缝插针、反客为主的捧哏。第一期宋宁峰在她面前几乎就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往往是男方上半句刚出口，女方怼他的话就跟着来了。中巴车里，嘉宾们闲聊得挺融洽。张婉婷来了一句：

　　“我说你真有福气，找了我当老婆。要说还是你命好，碰到我这样的人做老婆，奈何我找了你这么一个拖油瓶。”张婉婷你没事儿吧，真想给她塞几颗溜溜梅先闭嘴。在外面不给老公留面子先不提，就算是普通朋友也不能如此拉踩啊。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后面张婉婷看见宋宁峰和另一个男嘉宾卢歌玩飞盘很开心。于是她上来先贬低卢歌的艺术工作“没啥大用”，接着批判宋宁峰作为一个演员，连自己枕边人的心理都无法洞察，怎么还妄图去揣摩那些跟自己生活有距离的角色？晚上她又苦口婆心地PUA宋宁峰：“还没有功成名就，不要谈演员共情那套。”

　　

　　张婉婷之所以攻击卢歌，硬糖君很赞同黄执中的解读。“你可以不经由我得到快乐，我感觉我的权力在流失。”潜在的逻辑可能是，我跟我老公那么不开心，你居然可以如此狐媚、如此让他快乐，那老娘算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复仇。第一期她问卢歌为什么来，卢歌回答“为了钱”，让张婉婷觉得很没面子。

　　陈美玲则是性转版的宋宁峰。艾威（《家族荣耀》里的舅舅）控诉了两期陈美玲疯狂打麻将，结果人家一个星期才打一次，还有一回早出晚归是为了陪即将出国很久不能见的闺蜜。艾威自己呢，一周喝七天酒就行，陈美玲打牌就触犯了他的底线，公平吗？

　　

　　黄觉老婆麦子问出了本质：“你是生气打麻将还是她不听你的话？”艾威回答是后者。所以症结根本不是麻将，而是艾威控制成瘾。

　　个体世界，你我皆流浪

　　上一季《再见爱人》的魏巍，是典型的精神流浪者。“我为你来了上海，你不爱我了，我是谁？我退回长沙我又是谁？我退回北京我又是谁？我最后退回哈尔滨，可是我半生都在外面，我是谁啊？”

　　

　　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一种典型的时代病，而且极大程度地在第二季嘉宾身上蔓延开了。最明显的是苏诗丁和卢歌，整整两期都给观众非常疏离的感觉。连张婉婷都说，你们像我们吵一下都好（硬糖君：怕也不好！）。总之太过peace让人觉得爱已成往事，看不到烈火重燃的趋势。

　　卢歌是音乐剧的舞蹈导演，苏诗丁则是一名歌手，不算小透明，还拿过《天籁之战》的冠军。但也可能是两人事业上的差距，导致沟通减少。卢歌的工作圈子在上海，苏诗丁要在北京发展。谈恋爱的时候周周飞机不嫌累，结了婚则再懒得去维系。

　　等到苏诗丁打电话给卢歌说离婚的时候，卢歌的回复还挺虐心的：“你早就不需要我了。”如果说张婉婷和宋宁峰是柴米油盐的生活问题，那么卢歌和苏诗丁就是“人如何在大环境中自处”的理想问题。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妥协，结果就是男的emo了，女的没察觉，或者察觉了不知咋办。女的emo了，男的也没宽慰。

　　

　　看两人互写的信就能明白，他们对爱情的印象还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候。苏诗丁的手账里纪录着他们一起到过的许多地方，在尼泊尔过年，在德国的小路上驰骋。也许沈奕斐说得对：“他们对爱的理解太重、太大、太抽象。”但本质上，是两人太过沉浸在各自的生活，而忽略了亲密关系。

　　在工业化冲击下，劳动力快速流动已成为常态。以氏族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变成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原来稳定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人们很容易陷入“我是谁，我在哪儿”的流浪状态。

　　杜琪峰在《钟无艳》里，借演员之口阐释了三种离婚状态。第一种是“怒冲冲”，只是一时之气并不是真想离婚；第二种是“恨绵绵”，指爱意全消只剩悔恨，复婚渺茫；第三种是“淡淡然”，属毫无感觉、心灰意冷、覆水难收。

　　看卢歌和苏诗丁的状态，属于“淡淡然”，还没有窥见真正一击致命的问题，或者压根没有。艾威和陈美玲是“恨绵绵”，艾威写信的时候说自己还有点恨，吓得陈美玲直往后退。张婉婷和宋宁峰则是“怒冲冲”，张婉婷抱着玉石俱焚的态度上节目，不但没解决问题，还因为情绪反噬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不过，纵然不懂张婉婷的疯，但或许可以理解她的难。因为被迫接受了一种没法用以往经验掌握的生活，所以时常有分裂的人格和逻辑跳出来搞事。有在努力解决问题，只是不得其法。

　　离婚综艺，私人生活公共化

　　唐宋诗词、明清戏剧，文娱史也是社会观念史。时至今日，从一个垂类综艺的发展历程观察，往往可以理出一条社会思潮流变曲线。传播学者尹鸿就指出，真人秀创造了一种“比纪录片更戏谑、比剧情片更真实、比现实生活更有强度、比戏剧故事更有生活质感的特殊媒介体验”。

　　沈奕斐为《再见爱人2》的drama打掩护：“如果连这么极端的案例都有解决的可能，那么观众面对生活中别的问题也就更从容了。”其实，当下的观众看恋爱综艺或离婚综艺，已经不是为了得到“方法论”了，而是寻求公共舆论入侵私人领域的快感。

　　

　　这种感觉有点像村口的大妈评论东家长西家短，但又不完全雷同。离婚综艺本质上是一次拟态化的乌托邦展演。它将私人生活公共化、道德化，这种虚拟凝视最终成为一个媒介商品。

　　每一期节目播出，都展现了互联网的众生相。大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硬糖君在不爽张婉婷的时候也常反思：张婉婷惹到我什么了？别人夫妻的事，我真能审判清楚吗？

　　当然，想了之后还是忍不住看、忍不住评判，并自我解释：既然TA做嘉宾我做观众，就是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这种评价协议。

　　

　　当节目定下演播室和真人秀的双重叙事结构时，就已经对嘉宾的个体权利做了两次让渡。一次是让渡给演播室的观察员，另一次是让渡给屏幕外的观众。且如果观察员“三观不正”，观众也能对他进行“观察者之观察”、“批判者之批判”，以期符合内心的正义和秩序。

　　不过，初代的相亲与调解综艺，大多是“形而下”的具象呈现。比方说硬糖君最爱的《金牌调解》，我们在其中看到婚姻分崩离析的状态都是一个个有形的问题。家暴、婚外情、财产纠纷、亲子教育乃至房事不谐，都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涂磊那样的生活化调解，不按绝对政治正确，只求不违背人性和人情味。

　　而当下的离婚综艺，则趋近于“形而上”的抽象描绘。表面上是打牌、冷暴力、两地分居，实际问题则是亲密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就需要郭采洁、胡彦斌这样能够拿着纸巾共情的观察者，虽然我们没解决问题，但我狠狠吃到了婚姻之苦的代餐。

　　十几年前的《非诚勿扰》，女嘉宾关注的是房子、车子。现在的《心动的信号》，小姐姐嫌弃男嘉宾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说我们在物质上更丰裕了，但也可能精神上更孱弱了。每个人都想索求情绪价值，做被完全理解、被充分呵护、被坚定选择的那个。

　　

　　说什么爱情吃苦婚姻不幸，如今看来难免归因有误。两个人的问题之外，怕是个人的毛病更要先抓紧“有病治病”。指望爱和爱人来治自己的病，不是不可以，多少有点求全责备和缘木求鱼。就算你找了个心理医生，人家也不能全天候上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