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被南北话柞蚕

　　养蚕自古便是农家重要产业，劝课农桑也是古时地方官员主要职责之一。但与南方养桑蚕不同，山东一度以柞蚕闻名于世。柞蚕又称山蚕，人工养殖不知始于何时。明清时柞蚕丝绸已风行全国，20世纪曾一度成为世界性产业。

　　五莲县由原莒县、诸城、日照的山区组成，与胶州湾相邻，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土壤以棕壤为主，不滞水，山多柞，宜放蚕，发展柞蚕生产可谓得天独厚，原莒县、诸城、日照三地柞蚕主产区大部分位于其中。据说远在宋代，当地农民就有利用农闲放养柞蚕、捻丝织绸的风俗。明万历《诸城县志》卷七《土产·货币类》，首列“山茧绸”；清康熙《诸城县志》记述南部的土产山绸是“衣被南北，为一方之货”；清乾隆年间李文藻纂《诸城县志·方物考》云“其利最久且大者，曰山蚕”。柞蚕业已成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

　　

　　明末清初，技术成熟

　　顺治八年，时任礼部太常寺少卿孙廷铨在他的《南征纪略·山蚕说》里记载了当时诸城人放蚕的场景：“蚕月抚种出蚁，蠕蠕然，即散置槲树上。……听其眠食。食尽即枝枝相换，树树相移。皆人力为之 。 弥 山 遍 谷 ， 一 望 蚕丛。……野人饲蚕，必架庐林下，手把长竿，逐树按行，为之查阴阳，御鸟鼠。其稔也，与家蚕相后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岁凡三熟也。”康熙年间诸城王沛恂所著《匡山集》中有《纪山蚕》一文，记载当时诸城南部山区山蚕放养情况颇详，“人食其力，习为业，其勤苦殆有倍于力田者。初春买蛾，下子出蚕。蚕形如蚁，采柞枝之嫩叶，初放不及麦大者，置蚕其上，捆枝成把，植浅水中，不溢不枯，方不为蚕患。看守不问昏晓，谓之养蛾。保护如法，蚕长指许，纳筐笸中，肩负上山，计树置蚕。场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则 二 十 余 千 或 十 余 千 不等。……防御疏，则饱无厌之腹。以故昼则持竿张网，夜则执火鸣金。号呼喊叫之声，殷殷盈山谷。极其力，以与异类争”。

　　在长期实践中，五莲人掌握了柞树生长规律，创造了墩柞和桩柞两种剪定型式，促使柞树生长旺盛，俗称“查桲椤”。在柞树集中的山场清除杂树，用闸山沟和垒坝墙的方式保持水土，培植专供放蚕的桲椤场，即现在通称的柞岚。至今五莲许多山沟里，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闸的山沟和垒的坝墙。

　　此时当地还没有缫丝技术，乾隆《诸城县志·方物考》云“或疑山茧之丝捻而多纇……不知山茧亦能缫丝，但今县人不能缫而”。当时是将茧煮熟去蛹，茧皮挤成团，晾干后用捻线砣或纺车捻丝成线。孙廷铨《山蚕说》里记述了用砣子捻丝的方法：“缫之不用缫车，尺五之竿，削其端为两角，冒茧其口，重以十数，抽其绪而引之。”织出来的绸，俗呼山绸，“织成山紬，虽不如椿紬之贵，而衣被南北，为一方之货”。当地较富裕的蚕农嫁女时多会陪嫁一条山绸被子和一件山绸袄，以显富足。

　　地方官员也非常注意加强对柞蚕生产的保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分巡青州海防道陈为祥，就禁止地方豪强串通官府吏役私行向蚕场派捐索税一事，写了《禁蚕场流弊详文》，受到巡抚部院的重视，表彰陈为祥“足见留心地方”，勒石以记。

　　随着当地人到外地为官，柞蚕放养技术也向外传播。最早将之传向省外的是刘墉的祖父刘棨。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刘弢子方伯事略》，康熙三十七年，刘棨任陕西宁羌知州，“见山多槲树，宜蚕，乃募里中善蚕者，载茧种数万至，教民蚕。茧成，复教之织，州人利之，名曰‘刘公绸’”。

　　清末民初，黄金时代

　　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约半个世纪，随着丝绸销路开拓，山东的柞蚕丝及其制品，已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物资。

　　丝绸畅销，茧价、丝价只增不减，吸引了更多农民从事此业。这是旧时五莲山区柞蚕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当地农谚：“柞蚕收不了，冬天无棉袄”“山地安出钱，载地并放蚕，有柞不放蚕，收入减一半”“待要赚钱，种地加放蚕”“有柞不放蚕，还得过歉年”等等。农民竞相植柞放蚕。据《五莲县志》记载：“民国十年前后，柞蚕业处于最兴旺时期，境内约有纩头1000支左右，当时茧丝价格较高，每千粒茧可卖4元（银圆）钱……下芦沟村60余户，家家放蚕。放带蚕者（即仍以种地为生，附带放蚕）每人一般收茧20千左右。专业放蚕户郑淑增一家5人放蚕，只一季秋蚕即收茧二三百千，约合2000公斤。罗家丰台村约100户，一半以上放蚕，连妇女也参与此业。有柞岚的放，没有的租柞岚放。柞岚多的大户之家还雇工放蚕，地主丁治平就雇佣到八把剪子（人手一把剪子，即八个放蚕工）。刘家槎河、魏家沟等村，是刘棨后代的居住之地，也是著名的柞蚕之乡，1930年以前，每户一般收茧30千。当时魏家沟有个叫李龙的，原以扎觅汉为生，后来父子们致力放蚕，终于发家致富，变成拥有100亩土地的‘李财主’。段家庄地主林正桃，兄弟三人经营蚕丝业，经常雇佣20多把剪子放蚕，清末即拥有两座纩坊，两匹专用运丝的健骡，常年骡铃叮咚往来于南山、昌邑之间。有一次两骡子蚕丝运到昌邑县柳疃丝庄，庄主孔某故意压价要挟，林正桃当即改变主意，改卖丝为就地设庄大批购丝，与孔某展开了争夺战，赚了一大笔钱，使昌邑绸商既怨且服，惊叹不已。”

　　柞蚕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蚕种优化、技术进步。民国四年（1915年）田荫堂编写的《山东诸城县柞蚕报告书》，以教科书的形式，从选柞、放蚕、制种、除害等方面，系统记述了五莲山区蚕农的技术实践经验。1929年，在费县开纩的大古家沟人古善升，带回4000粒一化种于王世疃一带试放，因其抗病力强，茧丝易缫，每千粒较二化种多出2两丝，颇受蚕农欢迎，很快推广，当地人呼做黄蚕或睡庄。

　　此时制丝早已采用缫丝技术，1920年又从辽宁丹东引进高纩机，缫丝效率大幅提升。昌邑丝绸商竞相来五莲山区安庄收茧，设纩缫丝，在洪凝、高阁庄等村设纩18家，每家有纩车20—30支。受此影响，当地缫丝者也日渐增多，仅竹园、街头、河东一带缫丝的纩车就达500支以上。县境内约有1000支纩车。

　　这一时期，五莲柞茧、山丝大部分销往昌邑，其次是烟台、青岛、上海，挽手多经烟台、青岛转销日本。民国二十年（1931年）山东省实业厅编印的《山东农林报告》云：诸城县“从斯业者三百四十户，年产茧106.5万公斤，每斤值洋一元二角，行销本境及昌邑各地，甚属畅销”；日照县柞茧推销只限本境，丝则销于昌邑。民国《重修莒志》说“昌邑绸所用之南山茧，半输自莒”。孙仲宣的《山蚕辑略》载“昌邑人呼栖霞为东山，呼沂洲、日照、莒州为南山”，当时有“昌邑绸，南山丝”的说法。

　　据《潍坊市志》记载，1920年前后，柞茧都是由私人收购缫丝。今五莲县的石场为莒县、诸城、日照3县柞茧最大集散地，仅昌邑县茧商就在此设茧庄几十个。除平日进行交易外，每逢石场集，茧庄达100多个，茧市长达1里多，收购柞茧2万余公斤。

　　规模较大的纩坊，都有自己的驮队，直接送货。小纩坊大都将丝交到丝庄，由丝庄集中外运。运输主要靠牲口，也有靠车推、人挑者。为防匪路劫，送丝者常结成几十人乃至百余人的大帮，并雇保镖沿途护送。

　　衰落与新生

　　1929年后，国际市场丝绸销路停滞，价格猛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战乱频仍，兵匪迭起，民不聊生，蚕无人收，丝无处卖，柞蚕业由盛转衰。1936年，抗日战争前，五莲有柞岚约35万亩，年产茧50万公斤左右，1943年不足25万亩，全县只剩12把剪子，年产茧仅1500公斤。五莲山区的柞蚕业呈现了有柞不放蚕、有蚕不收茧、有茧不值钱的萧条景象。

　　1943年，五莲山区大部解放，抗日政府大力恢复柞蚕生产，1945年发放专项贷款扶持。这一时期织绸业在五莲山区短暂兴旺。由于“丝绸出口销路不畅，丝价大跌，每市斤柞蚕丝仅值北海币2—3元，于是，许孟、红杏沟、曹家屯、吴家沟、吴家庄、苗家沟等村的棉布机匠纷纷改业，购丝织绸，仅吉家楼子一个村就有几十户织绸的。织的都是纩丝绸，面宽40厘米，长20米为一块。当时的许孟集已形成较大的绸市，卖绸者达数十人。每块绸约换2斗小麦（每斗20公斤）。绸商将收购的纩丝绸销给陈疃、日照的绸庄。1947年后，因战乱与灾荒交加，织绸业即逐渐停止”。（《五莲县志》）

　　1948年，胶州专署在五莲设蚕场1处，对全县柞蚕生产作技术指导。新中国建立后，柞蚕业纳入经济建设计划。1953年农业合作化开始，柞岚折股入社。放带蚕者为专业放蚕队伍所取代。蚕丝生产也纳入国家计划，由私人经营过渡为集体经营。1950年在五莲县的户部、街头建立两处缫丝厂。1952年6月两处缫丝厂合并，9月移交五莲县供销社，并改称五莲县缫丝厂。自1954年开始，柞茧一律由供销社统一收购。

　　从1953年至1957年，柞茧产量平均每年增长24.6%，1957年，总产达34.87万公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兴盛时期。此后几经起伏，至1979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全县年产柞茧60.35万公斤，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

　　从1981年起，随着柞蚕丝外贸销路不畅和高效经济林的兴起，柞蚕生产再度滑坡。1988年五莲县共有柞岚5.2万亩，主要分布在户部、槎河、石场、松柏、山阳、王世疃、罗圈、杜家沟、山庄、街头、魏家、叩官等乡镇。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柞蚕蛹需求的增加，柞蚕业再度兴盛，成为不少农户重要的经济来源。

　　（惠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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