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臣下对君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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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污与贿赂、卖官鬻爵往往是同时存在的现象。贪污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腐败现象，以至于一提到政治腐败，往往就会与贪污联系在一起。

　　在韩非子看来，臣下往往会利用手中的职权便利，侵吞、窃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家财物。他认为“重臣”是“耗国以便家”，即耗费国家财富来充实自家的实力，最后造成“公家虚而大臣实”的严重结果。

　　

　　一、结交外国，恐吓君主。

　　在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列国间时而合纵，时而连横，相互攻伐，战争频繁。因此，与诸侯国的外交关系成为当时君主治国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

　　而臣下正是利用这一点，暗中勾结其他诸侯国来恐吓本国的君主，利用其他诸侯国的势力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私利。

　　韩非子在《八奸》篇中将臣下勾结诸侯国的行为称之为“四方”，列为“八奸”之一。所谓“四方”，具体而言，就是臣下勾结大国的军队聚集在边境上来挟持自己的君主，或者屡次招来大国的使者来恐吓自己的君主，或者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威胁自己的君主。

　　

　　而臣下在挑起事端之后，往往以一幅忠心耿耿、为君主排忧解难的形象出现在君主面前，主动请缨与外国斡旋，解决外交纷争，化解政治危机，从而赢取君主的信任，使君主对自己言听计从，进而捞取个人私利。

　　韩非子在《内储说下》篇中列举了公孙、翟黄、大成牛、司马喜、吕仓、宋石、白圭等人暗中勾结外国势力来要挟本国君主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韩非子看来，臣下勾结外国势力是为了给君主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与诸侯国交往方面，“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从而提高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话语权和重要性，让君主重用自己。

　　韩非子认为，臣下结党营私会导致臣下形成庞大势力，这会对君主的统治地位造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可能引发臣僚间大规模的党争，威胁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

　　他把那些结党营私、破坏国法、势力庞大的大臣称为“重人”、“当涂之人”、“贵重之臣”，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权臣。在韩非子看来，权臣能够形成朋党的原因是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通过察言观色，阿谀奉承，迎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取君主信任，让君主放心地重用他。

　　

　　一旦权臣得到君主重用，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自己的家属和心腹来占据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培植效忠于自己的私人势力，拉拢其他官吏与他同流合污，从而建立自己的小利益集团。

　　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权臣往往打压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排斥忠良贤臣，特别是对智法之士进行残酷迫害。并且，伴随着权臣结党营私行为进行的往往是蒙蔽君主。

　　权臣为了更好地结党营私，防止君主发现其图谋，权臣往往与党羽形成攻守同盟，狼狈为奸，一同蒙蔽欺骗君主。韩非子认为，君主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他称之为“五壅”。

　　

　　权臣结党营私，遮蔽君主，往往会使其逾越自己的权限，进而凌驾于君权之上为所欲为，专擅独断，使君主大权旁落。在权臣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国外的诸侯和国内的人们都会为权臣奔走效劳。

　　韩非子在《孤愤》篇中分析了诸侯、大臣、左右、学士都为权臣效劳的现象，并将这四种人称为“四助”。总之，在韩非子看来，如果权臣专权，一手遮天，君主却不加禁止，这只会造成人们纷纷投靠权臣，替权臣办事，而不向君主效忠，这无疑对君主的权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犯上作乱，劫君弑主。

　　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臣下犯上作乱，劫杀君主的事件是比较频繁的。韩非子引用当时史书的记述来描述这种状况：“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其君而取国者众矣”。

　　据学者统计，在春秋战国时期，仅周、鲁、齐（吕、田）、晋、韩、赵、魏、楚、秦、燕11国的236名君主中，非正常退位的君主比例为28.4%，而齐（吕）、晋等国的比例则几乎高达50%，导致君主异常退位的原因最主要是君位争夺（65.2%）。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原有的君臣关系已经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当时社会普遍呈现出皇帝的位置不固定的现象，臣弑君、君主亡国等事件频繁发生，屡见不鲜。韩非子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谚语“厉怜王”来形容当时君主的危险处境。

　　“厉”是一种癞病，在这里是指生这种癞病的人。“厉怜王”本意是指生癞病的人怜悯君主。言外之意就是说君主的痛苦比生癞病的人还厉害，因为生癞病虽然痛苦不堪，但是与君主受到劫杀的处境相比，往往还好很多。

　　

　　当时的君主死于非命的方式众多，比如被砍死、饿死、等，可见当时君主是一个高危职业，随时有生命之虞。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举了齐庄公被崔杼砍杀、赵武灵王被李兑饿死、齐泯王被淖齿抽筋等历史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三、解决君臣冲突的尝试：尊君

　　正如前面所述，韩非子认为君臣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君臣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冲突。不过，他更强调君臣冲突的一面，带有夸大君臣冲突的倾向。韩非子将君主身边的臣下都视为是君主的潜在威胁，他们时刻都有动机来侵夺君主的权力。

　　

　　这些臣下对君主的权力带来巨大的挑战，君臣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君臣易位。为了应对臣下给君主带来的威胁，确保君权不至于旁落，韩非子提出了绝对尊君的主张，力主君主专制集权，削弱臣下势力。

　　在他看来，君臣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协调，实现君臣合作，是存在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臣下必须要“尊君”。显然，韩非子试图通过尊君的方式，高扬君权，让君主拥有无上威权，而臣民对君主必须惟命是从，从而让君主取得压倒臣下的权力优势，将君臣冲突中臣下给君主带来的威胁降至最低程度，最终达到巩固君主统治地位的目的。

　　

　　由此可见，韩非子试图尊君的思路来解决君臣冲突，采取张扬君权、抑制臣权的策略，将君臣冲突压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冲突危害到君主的统治以及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

　　虽然君臣之间有互利的存在，但是法家更突出看重君臣冲突的一面，重点关注臣下给君主带来的威胁。韩非子之所以聚焦于君臣冲突，这与他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礼崩乐坏，宗法制趋于解体，原有的君臣关系受到剧烈冲击，君主受到来自臣下咄咄逼人的威胁和挑战，很多君主丧失了权力，甚至有的君主就连自身性命也难以保障，出现了很多以下凌上、以下弑上的事件。

　　君权处于危机之中，这导致当时的君臣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据学者统计，在春秋时至少发生了六十起以上弑君事件，以及二十二起逐君事件，而战国时发生的弑君事件则有八起，其中臣弑君的有六起，比春秋时大大减少。

　　

　　从春秋到战国，发生弑君事件的次数趋于减少，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君主权力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过程。这与战国时各诸侯国进行的变法改革息息相关，这些变法改革包括废除世卿世禄制、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等内容，增强了各诸侯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

　　不过，虽然战国时代发生的弑君事件较少，但是君主依然面临着国内大臣篡位夺权的严重威胁，一些诸侯国发生篡位事件。

　　

　　在变法高潮过后，各国国家政权中相继出现了宗室贵族专权的现象,在战国七雄中，韩、楚两国的宗室贵族长期专权的现象最为突出，这严重威胁着君主的统治。韩非子所在的韩国，自韩宣惠王起，韩国的国政一直掌握在宗室贵族手中，其中公仲和公叔先后在韩国专权时间长达五十多年。

　　韩非子对这种宗室贵族专权的现象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韩国的政治现状而发，比如在《孤愤》篇中，他痛斥当时的君主“臣有大罪而主弗禁”，因此“当涂之人擅事要”，导致“主上愈卑，私门益尊”，那些懂得治国安邦的法术之士却命运悲惨，“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韩非子将专权的大臣称为“重人”，认为这些“重人”对内徇私枉法，侵夺君权，对外勾结诸侯，要挟君主，使得韩国政治黑暗，国家危乱。

　　作为一名思想家，韩非子倾向于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从维护君主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当时的政治问题。他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建构的。

　　他已经认识到君主权力的衰弱是危及政治稳定的主要症结，因此他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解决政治实践中君主权威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特别是解决韩国存在的大臣专权的问题。

　　

　　为了找出解决君臣冲突的秘诀，韩非子注重从以往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深入研究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臣弑君、子杀父以及君主身死国灭的历史事例。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总结，韩非子认为君权衰弱是君主受到臣下侵犯的主要原因，也是国家出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国家危乱现象的症结所在。

　　在他看来，臣下能够劫君弑主固然有诸多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君权衰弱，臣下势力过度膨胀，造成君主大权旁落，从而形成君弱臣强、干小枝大的局面，使得臣下能够侵夺君权。一旦有机可乘，臣下就会犯上作乱，劫持控制君主，将君主的权力架空，让其形同傀儡，甚至进而杀害君主，篡夺君位。

　　

　　《韩非子》一书的内容，几乎完全聚焦于维护统治者权威的需要，并一再警告君主他所面临的种种威胁。

　　他以历史事件为例来论证说明这一点：商朝灭亡、周朝衰微都是因为手下的诸侯过于强大，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大臣过于富裕。韩非子劝告君主：“腓大于股，难以趣走”。

　　

　　在《韩非子》一书中，他反复提及两个史实来警醒当世的君主：一个是田氏代齐，另一个是子罕取宋。田常窃夺奖赏权而齐简公被杀，子罕窃夺刑罚权而宋侯被杀。正因为如此，韩非子在《亡征》中将君弱臣强的现象列为君主身死国灭的征兆，“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

　　参考文献：[1]韦政通.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