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节朗惨败后，印度如何靠“舆论”指挥战斗？4天两换前线军长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对于败退的部队来说，它必须作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

　　在什么地方进行抵抗？

　　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时间、地形和后勤等军事因素得出答案。知果答案错了，就足以使部队再次遭受失败。

　　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守住达旺。

　　

　　森将军于1962年10月22日乘直升飞机来到达旺，并下令要那里的部队，总共也就两个步兵营（一个锡克步枪队和四个高尔瓦尔步枪联队)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价固守达旺，说还有两个旅很快就会调来增援。

　　森将军要在达旺过夜，他的直升飞机就空机飞回提斯浦尔。

　　第二天早晨，他会见了率领战术指挥部人员刚从吉米塘来到达旺的第十师师长普拉沙德将军。在陆军总部和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内部，有一些底层军官头脑大概要比这两位将军冷静一些的人强烈地争辩说，要想固守达旺，必然会带来一场灾雄。

　　解放军已展开三路攻势。击溃了印军第七旅的部队，兵力约三个团，转向东南，经过萨客地，于10月23日到达距达旺不到18公里的卢姆拉，这一支部队已经同经过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而下的第二路部队汇合。

　　23日，中国部队还开辟了第三条推进线，通过棒山口并沿着古时商路直捣达旺。这样，达旺南北两面腹背受敌。达旺没有天然屏障。

　　任何印度部队企图在达旺抵抗，都显然会像克节朗河地区印军一样易于遭受围歼。在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帆利特准将极力劝说塔帕尔必须撤出达旺。

　　塔帕尔征询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说要在什么地方打以及怎么打法，现在必须由军方自行决定。

　　在提斯浦尔，第四军参谋长辛格准将也极力敦促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撤出达旺。考尔这时候又不出头露面了；在中国部队进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说服考尔放下电话筒，放弃对第四军的指挥。

　　

　　结果，10月23日第四军给驻守达旺的部队下命令，要他们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达旺约100公里，位于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

　　根据第四军的估计：

　　印度部队能够比中国部队集结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点就是邦迪拉。一切有关的部队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结的通知。

　　然而在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却极力主张命令部队据守色拉（达旺后面仅约24公里处的一座很高的山口)。

　　帕利特在被陆军参谋局长考尔选拔担任陆军总部作战处长之前，曾指挥过驻东北边境特区的第七旅。

　　他早就认为：

　　如果想不让中国军队进入印度平原，必须守往色拉，因为色拉是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阵地。帕利特讲话有魄力，而且又讲得头头是道。不管怎样，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终于在10月23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并下令坚守色拉。

　　第四军参谋长辛格准将要求通知新德里：

　　要在色拉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后勤上根本办不到。可是森将军回答说，内阁已经决定必须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个决定是关键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色拉这个地方确实有诱惑力。山口本身海拔4400米左右，两侧的山峰还要高出300多米。

　　从达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海拔5500米以上的高山，道路陡峭，并受到山口及其侧翼居高临下的控制。

　　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经过色拉，绕过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然而它对印度部队又是个圈套。

　　

　　色拉离印度平原太远，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为主要防御阵地；那条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载重一吨的车辆，从山麓地带到色拉要跑好几天，跑一趟很累人。

　　山口附近有几块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种地形条件下，空投不但浪费，而且要冒风险，同吋气候的变化也使得空运根本没有把握。

　　而且色拉太高，守卫色拉就要求部队在海拔4200米到4800米之间的地段行动，但守卫部队只能是直接从印度平原抽调来的部队拼凑而成。最后，色拉离达旺太近；解放军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将后方基地向前移动，就可以向色拉发动进攻。

　　决定据守色拉，就要保卫邦迪拉和邦迪拉与色拉之间的公路。中国部队可以从几条小路包抄色拉，所以还得保留足够的后备兵力，使公路畅通，不被中国部队切断。决定据守色拉还使印度部队不得不据守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广大纵深地带；色拉与邦迪拉之间间隔100公里，连接两地的公路蜿蜓于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带，艰险难行。

　　对于这个阵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于后勤供应任务。印度政府已作出决定，不能使用轰炸机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进行战术空中支援，怕中国空军对印度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进行报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加尔各答就扔了几颗炸弹，曾引起全城一片惊慌，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这座城市。

　　想到这层，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决心不再冒第二次风险。考虑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地形和印度空军的局限性，印度空军进行战术干预究竞会有什么成效，也是大可怀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战术支援排除在外的，还不是这些考虑。

　　10月23日，几百名文职人员，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队一起撤出达旺。

　　解放军25日占领了达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队在让河地区和让河后面构筑工事；其中从达旺撤出的几营兵力多少还是完整的，加上从克节朗河溃败下来的散兵，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

　　10月24日夜，有一个营，即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突然惊慌失措向后溃走，但在半路上被挡住，给他们打了气后，又把他们送回防线。后来，这个营打退了中国人从侧翼包抄色拉阵地的多次进攻，总算洗刷了自己历史上的污点。

　　中国部队占领达旺后稍作停留。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端，他们于10月24和25日到达瓦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从那时以后，东北边境特区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10月24日原驻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将调任第四军的新指挥官。

　　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

　　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

　　

　　第62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霍希尔·辛格准将。第65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

　　负责瓦弄一段的第5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本由它指挥的营。

　　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10月24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地惊讶和愤慨。

　　似乎忘记本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

　　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

　　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

　　“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

　　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群众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谴责中国。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利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

　　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

　　

　　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评论对公众反应都表示极度满意：

　　《印度时报》刊载的一幅漫画就是这种情绪的个缩影。漫画的标题是“对中国作战”，画出了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同僚洋洋得意地浏览挂满墙上的图表，各图表上分别写着同仇敌忾，劳资协调，人民信任政府等字样。

　　尽管印度民众的反应被那些脑袋发热的印度人夸大了，但人们对所谓对华战争的挑战所引起的反响也的确是比较广泛的。

　　对于这类印度人，战争是遥远的、浪漫的、而且是能治百病的。对于城市群众来说，战争好像是一场马戏，是为他们提供了参加游行、高呼口号的机会。

　　对于乡村来说，战争是遥远的事，但有些令人惶恐不安，因为战争与其说是对国家不如说是对农村带来威胁，无论如何，对印度农村群众来说，国家是他们不怎么关心的一种概念。最初，政府呼吁为国防基金献款，但不久就怨声载道。人们指责地方官吏强迫村民捐献，连最贫苦的阶层也受到勒索。

　　印度当时鼓励慷慨激昂的情绪和发誓保证的那些做法。

　　就连陆军总部也相信，解放军在东北边境特区不会发动进一步进攻，相信克节朗河溃败后的最险恶的局面已经度过。

　　这种信念也普遍反映到陆军总部以下的整个指挥系统。

　　有几次，在印军开始遭到痛击时指挥部门仓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队立即赶赴东北边境特区，而在中国人停止前进时，又把这些命令撤销了。

　　在此后三周内，印军在色拉附近的集结并不显得很紧迫。

　　而此时，中国部队却在紧张的赶修公路，补充给养。11月初，印度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这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新任军长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

　　“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

　　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

　　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

　　东部军区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前线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

　　据森将军讲，当时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

　　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吋，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

　　尼赫鲁说：

　　“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

　　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

　　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

　　“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

　　

　　前线第四军军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

　　“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

　　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耶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

　　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

　　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10月29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1959年10月，当时由托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

　　根据这个方案：

　　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

　　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

　　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

　　

　　这种设想的优点是：

　　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

　　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开始时估计需要一个师（下辖四个旅）的兵力，但1961年信任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两个师（下辖六个旅）。然而当时，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只有两个旅。那时以后，这个防线设想就被束之高阁。

　　后来调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分布很散，不是从一个全面的防卫计划出发，而是根据情报局关于中国部队可能向什么地方进军的估计进行部署。部队被分割成营、连或更小的单位，拿着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弹药，徒步走进山区，进入新德里总部在地图上选好的阵地，而且要靠已经非常紧张的空运来供应。

　　这样的部署不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自要在麦克马洪线上同中国人打仗的政治需要。这种做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据中国不会发动强大进攻的信念出发。

　　尼赫鲁十一月份在议会中讲到这些，他解释陆军为什么要在“从军事观点来看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企图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战，而陆军原来的意图则是把主要防线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带。

　　在边境战争发生了五年之后，梅农承认，如果“让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之后，再同他们打仗”，可能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是更好一些。

　　但是，他说，“我们当时不可能说服舆论接受这一点。”

　　

　　这样，梅农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认，他和印度总理都自觉地违反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以图安抚浅陋无知的“舆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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