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六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陷入混乱，分成二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趁乱炸死蒋介石以取而代之；一派是以宋美龄为代表的蒋介石亲属派，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急切得到中共的帮助，急盼周恩来前来解决西安事变。

　　同时二王又致电于凤至夫人，请其率子女由英国拍电到西安，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日，孔祥熙为王树常、王树翰去西安致电张学良，请求少帅应允。张学良对孔祥熙发动的攻势借机利用，向故旧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因，争取同情和支持。12月18日，张学良致电孔祥熙，复述致王树翰、莫德惠电文大意。电云:“南京财政部孔部长庸之兄勋鉴:秘电悉。斗密。庭午、维宙两兄来陕，至所企盼。其来电迄未收见。弟前致维宙、柳忱一电,未审得达否? 该电大意，略谓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否则，救亡无方，空言商洽，非弟本意云云。恐前电有失，请兄再将此意转达庭午、维宙两兄为盼。再，兄之“寒”、“寒秘三”“咸秘二” 三电均奉悉，倍承关注，尤深铭感。日内子文、墨三两兄即将来陕，似无庸再由雨岩、翼如两兄传达意旨矣。并闻。弟张学良叩。 ”第三天，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飞到西安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在电报中，希望孔祥熙将这份电文大意 转告王树常、王树翰，实际上是说给孔祥熙等人听的。少帅希望南京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来。1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八、三十六、五十七等师进入潼关，空军轰炸三原、富平。张学良面对南京讨伐派的气焰，毫不示弱，于 19 日又电孔祥熙:“孔院长庸之兄勋鉴:咸、洽两电均敬悉，濮密。前电拍发稍迟，致劳切念，复承拳拳故旧，再三见救，至感。铭三兄到京，想已悉此间真况。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决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弟之部队，初未前进，而中央军进入潼关，占据华阴一带，反诬此间准备攻豫，抑何颠倒事实之甚耶? 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特复。弟张学良。”张学良在电文中再次声明: 自己的行动出于抗日，并非有其他目的。同时表现出威武不屈、对正义和力量的信心。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事变的有关消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广播电台采用强大的电波进行干扰; 切断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都受到严格检查或删节,有些报道则是流言蜚语。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宋美龄无法考虑解决对策。为此，她需要尽快与西安沟通对话。她让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少帅指定一处电台，以便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她发电报给张学良，说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12 月 14 日上午，刘鼎的报务员彭绍昆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周恩来一行人 16 日可到肤施。原来，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请中共方面派人来 西安共商大计。张学良急切地盼望着中共的反应并希望得到中共的配合，要刘鼎随时准备用他的专机去迎接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天下午，宋美龄得到少帅的答复:允许端纳来西安。于是，宋美龄派蒋介石顾问端纳带宋美龄给少帅和蒋介石的信，乘飞机到了西安。当天晚上，西安广播电台向社会各界广播张学良的主张:“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 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主权，日本基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绥东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 我们的政府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青年爱国。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置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 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一个国家必须有坚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大家只知做官，自然有改组的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 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 ，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 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 动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今后我们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昭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后我们要郑重地向全国人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我们愿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好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

　　端纳是英国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与英国的情报机关有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是张学良的顾问。少帅被迫下野出国期间，端纳又当蒋介石的顾问。他与少帅的关系很好，亲自将宋美龄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宋美龄在信中说，希望少帅本着以往和蒋介石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张学良看罢信，向端纳详细地介绍了这次事变的意图，郑重地说:西安的行动，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委员长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还是拥护他做领袖的。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介绍之后，对少帅的主张表示赞成，愿竭力劝蒋介石转变。尔后，张学良陪同端纳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理办法，把宋美龄夫人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从信中知道:“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原来，西安事变 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陷入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 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明令讨伐,趁机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以取而代之; 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蒋介石亲属集团，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设法营救蒋介石。两派斗争异常尖锐，各行其是。蒋介石看完夫人的信，基本明了南京何应钦派的阴谋,伤感地禁不住哭泣起来。这时，端纳趁势劝蒋介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 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位将军的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 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 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的心思的一转念啊!”蒋介石听端纳这么一说，感到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想到西安事变两天来，张学良每天都来看望自己，确实没有加害的迹象。他看了夫人的信，又品味了一阵端纳的话，明白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让他迁居的真意。于是，蒋介石的态度缓和下来，答应从这里迁居到安全之处。张学良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很高兴，立即和端纳陪着蒋介石从新城大楼迁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端纳完成了宋美龄委托的使命之后，于12月15日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真相和张、杨的意图及会晤蒋介石的详情，强调了少帅的善意和蒋介石的安全及 和平解决的希望。12月1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举行了群众大会，共同向公众解释了逮捕和扣押蒋介石的原因。少帅在大会上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求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 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而他却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张学良 接着又说：“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 长在言 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蒋委员长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决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 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 件。”最后，少帅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给全国民众。同胞们! 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

　　这天，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极力主张出兵西安，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宋美龄无可奈何，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只好请端纳再赴西安，请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等人以讨伐西安为名的军事行动，以便顺利地进行政治协商，加速营救蒋介石的进程。翌日，端纳由洛阳飞到西安，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此行目的。张杨两将军同意由蒋委员长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等人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对此答应考虑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写信，派蒋鼎文送信到南京。但是，蒋介石内心还有一个想法: 想利用南京“戏中有戏”的军事攻势，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为此，他亲笔写下电文:“敬之吾兄: 闻昨天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