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土拨鼠》：民族电影，不止文化景观

　　原创 韩冬伊 中国青年杂志

　　欢迎关注《中国青年》杂志官方微信

　　《再见土拨鼠》：民族电影，不止文化景观

　　文-本刊记者 韩冬伊

　　驱车驶离莫斯卡村，溪声泠泠着湮远。距丹巴县城还有近百公里，长旅默默。

　　有谁的手机怯生生地微鸣，梦呓似的。车子停下来，嗡鸣声参差涌入，人们惺忪起来。在莫斯卡村拍摄的两个月，手机成了一块碍事的手表——在这“川西最后的村落”，通电尚是新闻，通信更未覆及。

　　有人翻拨积压的短信，似有生疏，一个打电话报平安的女孩掉了眼泪。停刹在现代生活与最后村落之间，“像一个默契的仪式”，导演杨程成说。

　　2017年，《再见土拨鼠》主体拍摄了两个月，又逢路断，杨程成和团队吃了许久土豆。“补给只有方便面、榨菜、压缩饼干，连哄小演员的零食都弹尽粮绝。”杨程成说，“只剩下沉浸。”

　　高原轻而易举地刻画着沉浸其中的人们。“进山时还像个大学生，过了十天，头发和皮肤变得粗糙，脸也肿胖。”杨程成倒很得意，“很有当地的质感。”

　　民族电影、儿童片、动物元素……乍听起来，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再见土拨鼠》“标签”十足。不过，在杨程成看来，这并非一个类型化的故事，“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

　　

　　《再见土拨鼠》海报

　　“藏民家的院子里，土拨鼠咕噜噜地来去，旁若无人。人们给它投食，孩子们和它玩闹。”杨程成团队曾到甘孜采风，“从藏地的古老传说至今，土拨鼠是人们的邻居。”

　　如此“友谊”看似匪夷所思，杨程成却心领神会。他在云南临沧长大，后来搬到滇东红河，与风物钟灵最是亲切。儿时，他寄住在乡下的祖父母家。村口有古茶树，上行是巍巍林岭，俯见大河。他给家里的小驴起了名字，常常聊天。

　　“故事是一种记忆。”杨程成说。不是“民族志”或“人类学”的，不是某种文化景观的注脚。

　　近年，许多少数民族电影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秩序的彷徨交锋，叙事主人公也常是孩子——例如小喇嘛的DVD光碟（《静静的嘛呢石》，万玛才旦），毕力格的乒乓球（《绿草地》，宁浩）。《再见土拨鼠》里也有类似桥段，故事的开始，男孩群培从商人手里换来一台iPad，代价是一只土拨鼠。

　　不过，杨程成无意“渲染碰撞”。传统与现代交织，生活仍不动声色。他更愿讲起许多细微的事——赛马会上歌飞云散，带着点冒失的洒脱；那聚散无常的故事，那些一别如雨的人。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

　　《中国青年》：创作《再见土拨鼠》的契机和初衷是怎样的？

　　杨程成：《再见土拨鼠》是我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创作开始于2017年。我的联合编剧的家乡就在四川甘孜，她曾用了很长时间挖掘这个题材，对民族文化也有研究。而我本就喜欢现实主义题材，对民族电影也很有兴趣，于是一拍即合。

　　故事有了基础，我们到莫斯卡村采风。身临其境时，我还是感到惊奇。土拨鼠和当地人的友谊如此真实、自在，不需要冗余的想象或加工。并非城市语境所想象的那样——它们绝不是人的“宠物”或“随从”。在电影里，我们大多是对此做出还原，没有刻意用技术手段刻画。

　　故事里也有我的共情。小时候，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初来人地两生，我和家里的小毛驴熟络起来，有点惺惺相惜，我叫它“小灰”。电影中孩子们和土拨鼠的感情，我也感同身受。

　　就这样，我和导师、同学，老老小小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域，组成一个青涩的团队，去四川甘孜莫斯卡村拍摄。

　　《中国青年》：拍摄及制作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杨程成：前期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和导师去调研、体验生活，也和当地的人们交朋友。第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选演员。我们起初就打定主意用藏区的原生态演员本色出演，但寻觅的过程很波折。眼看就要开机，寻访的几个小主角还是不太令人满意，我们几乎绝望。

　　一天，我忽然在人群里瞄到一个小孩，形象很适合。凑过去一聊，发现孩子很沉稳，表达能力也强，我喜出望外地邀约。孩子却摇头，说刚刚放假回来，明天就要去牧场。我赶紧问住址，想去他们家里商量。再一细问，我哑然失笑，竟是我们寄住的那户人家。很快，另一个小演员也由一位熟悉的藏医推荐来，故事中的“群培”和“白玛”就这样聚齐了，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有妙缘。

　　拍摄时，我们团队集体“失联”了两个月。那时的莫斯卡村没有手机信号，像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大家心无旁骛。后来的三四年，我们又反复去补拍镜头、补录声音、补拍土拨鼠，根据后期的意见和缺失调整。那几年，我其实一度很苦恼，心里也没底。再苦再累都是创作应该承担的，只是不知道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后来干脆不去多想，完成总比完美好。

　　

　　《再见土拨鼠》拍摄幕后

　　《中国青年》：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风格有动物元素的儿童片，创作者怎样捕捉儿童视角？又如何拍摄动物“演员”？

　　杨程成：在台词的处理上，孩子就按他们最真实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大人的语言和思维逻辑去设计，也有很多藏语对话。对孩子的表演，我最多只是引导，太刻意的教导会毁了他们的表演。而很多自然生发的台词反而浑然天成。

　　当然孩子还是会紧张，需要创作者付诸耐心。我们的小演员其实很配合，但我还是被气哭了几次。一个月后，反复拍摄和引导中，孩子们有点不耐烦。组里的哥哥姐姐们各展其能，零食早用光了，改用压缩饼干、火腿肠和手机小游戏，更多的时候是促膝谈心。

　　要创作儿童电影，创作者要保有真诚和童真童趣，才能敏锐地挖掘到孩子们的情感。我做的事情是还原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尊重生活的原形态。

　　土拨鼠的镜头大部分是补拍的。团队大部队撤了，只剩我和副摄影蹲守。一小块溪边平地是土拨鼠的乐园。最多的工作就是等待，花很长的时间看土拨鼠嬉闹、惊叫、晒太阳……方法都是现学现卖，看网上的动物纪录片笔记，借鉴些技巧。有些镜头很“惊艳”，比如一个灵动的探头探脑，一次转头凝神，也许万物皆有灵。

　　这部电影的声音也非常丰富真实，后来有一次我又重新进藏，就是专门为了声音而去。我们的声音设计郝智禹是第53届金马奖最佳音效获得者，他都惊叹道，这是他接触到前期声音素材最丰富的片子。

　　民族电影，或可“不着一字”

　　《中国青年》：影片中，故事由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碰撞而展开，这一线索在少数民族电影中似乎常见，您怎样看待这一点？

　　杨程成：最后一次去补拍的时候，莫斯卡村有了许多游客。再细问，原来这里也成了“网红”的神秘旅境。短短几年，现代生活的触角，伸展到了这“最后一个村落”。

　　时代流变，新事物无从抵抗，也没有必要拒斥。只不过，在现代文明的隙缝里，我想莫斯卡村的人们没有忘掉旧歌——餐桌上总摆着酥油茶和糌粑；赛马会飞歌一片，第一名拿到茶叶捆和哈达；午后，孩子们聚在一起游戏，分吃牛肉和香肠，输掉的惩罚是一支藏歌……生活、情感、乐舞、大自然，自在地交融，是与生俱来的无声语言。

　　我是在西南民族大学读的研究生，学校的学生是多民族化的。《再见土拨鼠》的编剧就是藏族，我自己是纳西族。在创作上，我们也许具备一些优势，比如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共情。当然，对于民族电影而言，无论是“内视角”还是“外视角”都有各自的路径。只要抓住真实的共情，表达就是成立的。对一个新导演来说，许多东西需要了解和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融入。

　　

　　杨程成在金鸡奖颁奖典礼现场

　　《中国青年》：故事发生在藏地村落，片中是否有偏爱的一种意象或元素？以什么样的影像风格呈现？

　　杨程成：对于民族电影的创作，我不想刻意加强它的民族属性，或强调或宣传它的民族符号、元素或文化。我喜欢的是融入生活，字句不提，无处不在。打动我的是人们对土拨鼠，乃至对自然、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某种异质性，电影表达像生活一样。

　　在莫斯卡村，民族文化有许多日常。比如每年都会演藏戏《格萨尔王》，老老小小都参与其中。时至今日，仪式没有流失，反而愈加丰富。村里的每一天，有人转山，有人诵经，有人雕刻玛尼石，日复一日，风吹日晒。“土拨鼠”也不一定要理解成某种文化符号。它是当地人价值观的一个小小的日常表征，与传说、自然、生命有关。

　　至于影像风格，拍摄地莫斯卡村被称为川西最后一个村落。村中有一座袖珍城，有百年寺庙，建筑风格极具特色。许多年过去，一些民居从城墙中移溢出来，错落在流水畔。周边自然环境有很多大色块，山峦线条蜿蜒，别具一格。电影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真实景致。

　　

　　《再见土拨鼠》海报

　　《中国青年》：作为一部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再见土拨鼠》的观影反馈如何？

　　杨程成：起初我并没有将《再见土拨鼠》定位为一部儿童片。出发点是那些打动我的元素，然后开始创作和表达。

　　电影最初在金鸡奖放映了两场。2023年1月，获得第十三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评委会奖、最佳导演提名，参加了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儿童片聚焦”单元展映，这是中国选送参加本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唯一一部儿童片。预计将在2023年暑期档全国上映，“六一”档开始做点映。

　　最近是作为中国国际儿童影展的开幕影片与观众见面，大多是亲子观影。映后见面会上，孩子们提出很多“猝不及防”的问题。有小朋友问，土拨鼠今天怎么没有来？还有孩子提问，电影中一共有多少只土拨鼠？我不知道答案，也不能沉默，于是我说：“有多少人，也许就有多少土拨鼠，它们也是某片土地的主人。”

　　创作，一种“心流”

　　《中国青年》：影片也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奖，能否聊聊您的电影创作经历？

　　杨程成：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住，我对电影一无所知，却有一个上小学的表哥爱看电影。印象里，他的片单包罗万象，还有外国电影。表哥很会讲故事，讲《大白鲨》《大话西游》，口若悬河，讲得兴起还加上表演，大家听得入迷。电影让人神往，我开始好奇。

　　上了学，我回到城市的父母家。中学时，我是班上的活跃分子。自己攒了好多短剧本，晚自习停电时分就是我的舞台。灯光暗了，大家正没趣，我就趁机表演，活跃气氛。后来，我被选到地方电视台栏目做小演员，对着镜子揣摩表演，模仿“许文强”。

　　小时候爱写作，也爱幻想，乐此不疲。一次，去上乒乓球课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神游起来，脑中故事一发不可收。公交车到了终点，然后返程，我索性和我的故事游弋终日。

　　高考时父母想让我读警校，体育是我的特长，其实顺理成章。我还是想学表演，演戏太过瘾，像是人生的“心流”。在西南民族大学学表演，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热情。老师布置作业观察人物，第二天回课，我“超额”交出7个片段，创作是有魅力的。到了寒暑假，我频繁跑北京、跑横店，找机会演戏。

　　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时间久了，我发觉内心还有创作的澎湃，不只是表演。比如去建构自己想要的一种状态、一种风格，去抒发，因此想学习做导演。

　　

　　拍摄的两个月，团队集体“失联”

　　《中国青年》：此次获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有什么样的感触？有什么未来期许？

　　杨程成：颁奖人“再见”两个字一出口，我就懵了。站起来径直往台上走，背了好久的致辞好像遗落在台阶上。接过话筒，我鞠了个躬，眼前浮现起师友、莫斯卡村，还有土拨鼠们。

　　我们的监制孙敏曾获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剪辑指导张建华是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声音设计郝智禹是第53届金马奖最佳音效，在整个摄制团队的齐心协力下，《再见土拨鼠》才能取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最佳儿童片提名奖四项荣誉。得到肯定和鼓励，我内心的声音变得更坚定，那种似曾相识的“心流”。

　　导演的工作是沉淀，需要阅历。初出茅庐时只有一腔热血。十年之间，我在北京和川滇两地奔走，也奔波于创业和创作之间，无论处境如何，潜心是最珍贵的。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