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有种“护身符”，却是女性苦难的罪证，老兵：不打仗就是幸福

　　如今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日益丰富，或有朋友感叹“今天真幸福”，但不知为什么，至今仍有人强拉各种理由制造骚乱；关于“幸福”的定义，抗战老兵的解释很简单“不打仗就是幸福”。当然，年轻的朋友或许会幻想“战场杀敌”的那种酣畅，却忘了战争的残酷；用老兵的话说：战场没有快感，唯有无尽的伤痛，不仅是“壮志男儿”，女性同样深陷其中。以抗战为例，在“军国主义”的熏陶下，日军几乎癫狂；他们的妻子同样如此，虽然未涉足正面战场，却在后方做着一种“护身符”，也成了女性苦难的罪证。

　　或许很多朋友都将1937年7月7日定义为战争开始，以此类推就形成了“八年抗战”的定义；但如果从1931年东北战事开始算，战争则进行了14年。14年的烽火硝烟，华夏儿女经历了难用语言表达的伤痛，牺牲的英雄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日军同样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是战场殒命的军人，他们的妻子同样在遭受苦难。战争期间，日军不仅在正面战场派驻大量军人，还在其后方成立了“国防妇人会”；该团体同样为战争而生，主要成员是正面战场上士兵的妻子或母亲，主要活动内容为：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

　　从1937年算起，“国防妇人会”的人数为458万，到了战争后期，人数升至1000万以上；这里说明一点，早在1933年，当时的“皇后”为了鼓励战争，在宫中亲手为前线日军缝制绷带；虽然仅是“象征行为”，但很快成为潮流，一时间上至皇后、亲王妃，下到普通民众，纷纷缝制各种战争必需品，一种“护身符”应运而生，它的名字叫“千人针”。简单的说，“千人针”可以理解成腰带，主体多为白色，其上的针线为红色，须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为其缝一针；这种东西工艺虽然不高，但要搜集一千名女性为其缝制，其难度还是很大的。

　　“千人针”并无实质作用，是妻子在丈夫战前献上的礼物，据说用来保佑“武运长久”，丈夫能在战场上获得幸运，甚至有“避弹”的作用，因此被视为“护身符”；据说侵占南京的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他就曾收到亲王妃亲手缝制的“千人针”和一双袜子，为此还在日记中夸夸其谈，十分珍视。说到这或许有朋友不理解了“前面说‘千人针’是女日本性苦难的罪证，但这么看似乎仅是美好祝愿而已”乍一看，这种东西是妻子对丈夫或母亲对儿子的祝福；但在日军高层的渲染下，“千人针”很快成了支援战争的理由，也是女性遭受苦难的开始。

　　东条英机曾说“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乍一看，这句话似乎没毛病；但后来就演变成了“想让丈夫或儿子平安归来，女性要付出行动，已达到尽快结束战争的目的”。随着战争的推进，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以至与国内男性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女性制作“千人针”已不能满足战争需求，于是她们不可避免地被要求进行军事训练，甚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尤为“经典”的女性叫做井上千代子。

　　她与丈夫新婚后就自杀了，理由竟是“为了不让丈夫在前线打仗时对家庭有牵挂”；这种行为很难让人理解，但在当时的日本，井上千代子却成了“女英雄”。军国主义借此大肆鼓吹，还将其拍成电影在军中播放，这就是著名的“昭和烈女”；让人心痛的是，无数家庭为此支离破碎，丈夫还在前线打仗，妻子却在家中选择了自杀，而其“罪名”竟然归结于无辜的华夏儿女身上，不仅如此，日本社会也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扭曲”。

　　在军国主义的渲染下，女性遭受的苦难令人难以理解。当时的日军为了战争，不惜将国内男性掏空，此时女性的主要“贡献”就是生儿子，目的依然是为了战争机器的转动；于是，有儿子的女性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地位崇高，但没能生儿子的女性却沦为社会底层，甚至饱受舆论压力。史料中曾有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有这么一段话“我多么希望能为国家生育一个男孩，可我连个女孩也没有生，像我这样的人，于君、于国都感到极端不忠，每天恨不得将自己粉身碎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能否生育并不是女性一方的责任，当然生育也并非女性的绝对义务；实事求是的说，当时日本国内男性大部分被派往战场，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女性又怎么能单方面生育呢？这在今天或许是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但在战争期间的日本，能否生育，甚至生男生女都成了衡量女性地位的“硬性指标”；举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在战争期间的日本，结婚即被视为男性上战场的最后一夜，女性也被贴上“即将生育”的标签。

　　新婚夜后，如果男方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但女方却未能怀孕，那么此女就会被鄙视；如果丈夫尚在人间或还能回家，那么这位妻子尚有赢得尊重的机会，但如果丈夫死在战场上，这位女性或许只有自杀这一条路。更有甚者，当时还出现了“照片新郎”或是“物婚”，简单的说，就是以“照片”代替新郎，或以新郎物品与女性举行婚礼，或许有朋友会觉得“可笑”，女性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怀孕呢？公正的说，当时日本科技并不弱，类似科学知识基本普及，理论上不应再怪罪女性；但事实却截然相反，由此可证，战争带给女性的苦难该是多么的残忍和荒诞。

　　尤其战争后期，“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成了军国主义的宣传口号，几乎整个日本工业均由女性来运转，类似兵工厂工人、炼钢工人，甚至是挖煤工等，据说东条英机的女儿也响应号召，在兵工厂中劳动；不仅如此，当时的日本用“全民皆兵”来形容毫不夸张，军队强制12至39岁的女性登记注册，并根据体质分配相关工作。为了顺利履行这项政策，军方制造大量舆论，以至不参加军方活动的女性，会被扣上“不爱国”、“好逸恶劳”的罪名；1944年统计，日本国内超过1500万女性成为主要劳动力，大多在兵工厂等“二线战场”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2到16个小时。

　　暂且不说中日战争的孰是孰非，从某种角度看，日本女性是悲哀的，受到的伤害甚至超过了战场上的丈夫；战争已过去70多年，但今天并非“风平浪静”，正如老兵所说“不打仗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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