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河」优势认知下的遏制

　　

　　对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分析需要在战略逻辑上回答两个逐渐凸显的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边反复表示“无意改变中国”一边加强对华打压；其二是为什么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中美经济竞争，但又以台湾问题为杠杆急速强化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将“遏制”定义为对直接塑造对手意图和行为的预期较低、更重视削弱对手行为能力的一套战略逻辑，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已由以强制为主转为以遏制为主，种种“无意改变中国”的表述正是转变表现。针对第二个问题，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和安全遏制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分别是美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长期优势策略和短期保障策略，并且正因为抱有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感知，才更需要加强威慑。拜登政府还在同时推动对华遏制与战略收缩，在规划安全遏制时更重视动员盟友和维护信誉。这促使其大踏步地将台湾问题多边化。从较为系统的遏制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能更好地认识到其转变和遏制政策本身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对该概念的“去魅”：遏制仅是一种战略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逆转的持续冲突和关系危机。

　　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常常超出预期。不论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还是美欧将俄数家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当今时代的国家间互动较以往有了重大改变。东欧的国际关系“新现实”提醒研究者应更加仔细地审视中美关系是否也在变化。更何况，拜登政府的对华言辞和行动也显现出新特点：一方面其各类政策宣示强调美国无力、无意改变中国，另一方面其对华安全威慑又在高度重视对华经济竞争的背景下空前强化。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既有研究中，对于上述特点罕有清晰识别和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理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框架，并借此探讨“冷战”和“遏制”这对尚未“去魅”的概念。

　　一、关于美对华政策的既有理解及其不足

　　不少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抱有一定期待。他们主张，即使拜登政府难以根本扭转中美关系的下行，但其建制派的稳健风格仍能加以局部改善，不会任由美国的对华定位由“最主要竞争者”滑向“敌手”，也不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的极端议程。然而，各界对中美关系“止损企稳”的期待很快消散。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做法寥寥无几。尽管双方高级官员在安克雷奇等地频繁接触，两国元首也举行了两次线上会晤，释放出中美还在保持沟通的信号，但更多还是暴露了分歧。在理论合作潜力最大的气变议题上，双方的“绿洲之争”表明传统安全正向非传统安全领域“负向外溢”。在本就存在深刻矛盾的涉台涉疆问题上，中美更是激烈碰撞。就此而言，此前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强硬程度的判断颇有不足。

　　（一）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定位

　　当前，学界对于中美关系“不进反退”已有一定共识，但对美对华政策的性质仍无定论。一类研究侧重直接归纳美对华政策的性质，其中大多主张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无特殊性可言。有的认为其承接特朗普政府，继续由“应对崛起”转向“遏制崛起”；有的认为其回到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后的轨道，重新在全球组织同盟遏制中国。相较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拜登政府总体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之变，但在部分领域有所改善。继承表现为经济和安全政策上的“跨党延续性”,两届政府的差异仅是议题先后次序上的。改善表现为拜登放弃了部分极端反华口径，主张“局部接触”，鼓吹合作、竞争和对抗的三分法。在政策层面，多数研究强调拜登政府重视对华经济竞争和利用多边手段。只有少数研究提及其在安全上大幅增强了针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孤立和反推”。一言以蔽之，该类研究的主流认为，拜登政府继承了重视经济竞争的特朗普主义，但强硬程度不及后者，两者区别主要在于是否重视多边手段。

　　另一类研究先确定中美关系的状态，再反推美对华政策性质。此类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美“新冷战”问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新冷战”，因此美国对华政策也并非遏制。陶文钊就认为中美间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竞争并不突出，问题主要是“增量上的无规则竞争”。阎学通也认为美国对华竞争不同于冷战时的对苏竞争，两国处于“不安的和平”而非冷战之中。其依据是拜登政府的联盟政策兼顾战略和商业利益，不愿全面停止对华合作，也无意与盟友相互承担安全责任。不过，他认为美国确实对华实施了遏制，且以机制叠加来增强遏制效果。此外，更普遍的看法是当前中美关系介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和冷战对抗的“前天”之间。其依据是美国尚未公开将中国称为敌人，且仍表态需要合作。归纳起来，该类研究的主流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并非美苏冷战关系的复刻，美国对华政策至少不是完全的冷战式遏制。

　　（二）既有分析的不足及其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逻辑共性，即认为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的现实和预期，遂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并不属于冷战式遏制。然而，该逻辑并不成立。合作可以存在于任何政策和关系中。不仅冷战中的美苏有各种合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全面战争中，敌国间也可能存在贸易。这是因为合作的负外部性并非必然即时产生，也未必会压倒收益。非极端状态下更是如此。例如，一国在实施经济遏制时往往并无必要切断所有的对目标出口。这是因为很多出口并不会改变对手的生产边界，此时出口限制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因此，经济遏制一般会表现为根据对手状况调整贸易限制的范围，有时就可能出现贸易的扩大。一国的经济遏制还会考虑盟友的偏好。例如，美国为了在冷战早期维持北约和西方阵营，并未强制西欧盟友中止与苏联阵营贸易，容忍它们在部分领域与对手合作。

　　中美之间的较高相互依赖无法推出美国不能转向遏制中国，也没有理由认为冷战只能存在于不可复制的特定时空。固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6年9月的“长电报”中所描述的“没有投资可以捍卫、没有贸易可以损失、没有公民可以保护、没有文化交流可以维系”的美苏关系确实适于实施遏制，因为主要成本不过是失去“关系改善的期望”。但这不代表遏制只能实施于相互依赖较低之时。正如“脱钩（decoupling）”一词所示，相互依赖不足以防止遏制的出现。拜登当政后鼓吹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只是调整了“脱钩”的范围，其逻辑仍是美对苏禁运时所遵循的成本最低和效果最大原则。更不用说，在实践中拓宽“小院”常有，降低“高墙”稀见。

　　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没能识别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特征，遑论加以解释。其一，拜登政府在文件发布和政策讲话中多次提及“无意改变中国”，背后判断则是“无力改变中国”。两者均为“实力地位（position of power）”概念的关键，而后者指导着美国的全盘外交政策。那么，这一变化是中美关系的积极还是消极信号？是政策力度还是逻辑的调整？其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又有何种关系？其二，拜登政府提出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经济议题的关切。但在重视对华经济竞争的同时，其又大幅强化对华安全施压，大力挑动台湾问题，使得中美竞争“脱轨”风险大增。对此，又应如何理解？

　　之所以存在上述盲点，一项重要原因是在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时缺少系统的认识框架和概念定义。正如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说，判断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取决于如何定义冷战。如果将冷战理解为没有热战的“持久国际竞逐”，那么历史中比比皆是。与之类似，如果将遏制理解为打压或弃绝合作，那么前者失之于过宽，后者失之于过苛，均无法有效识别和理解新的现象。鉴于此，下文将首先围绕遏制定义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逻辑；其次，在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描述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政策内容；最后，探讨拜登政府经济和安全遏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从强制到遏制：美对华政策的逻辑之变

　　（一）审视遏制概念

　　遏制（containment）一词常见于国际关系研究，但准确含义却尚未有定论。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认为，凡阻止他国扩张领土与权力的手段均属于遏制。更为流行的观点则认为，遏制是“在不直接动武的范围内打击对手”。尽管众说纷纭，绝大多数研究在理解遏制时都会追溯到冷战早期的凯南。当时，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对苏强硬派主张，迅速崛起的苏联是“不可理喻”的国家：其既不会被美国可能提供的经济利益打动，也不会因为失去已有的好处而改弦更张，必定会竭力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和权势。合理的政策只能是放弃在短期内改变苏联的努力，专注于构建让其难以投射力量的外部环境，在一切苏联试图扩张的方向加以“回推”。如果能塑造出上述环境，那么持续的压力可能迫使苏联最终自我修正。凯南在“X文章”中最为清晰地阐述了遏制，明确规定了其目标：一是“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二是引发“苏联当局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根本变化”。亨利˙基辛格（Henrry Kissinger）认为，凯南的遏制就是以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促使对手在某一时刻发生根本转变的机制，其成立前提是拥有在“所有地方”都能“回推”对手的“有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不过,“削弱力量”和“引发变化”这两者的地位并不等同。前者是服务于长期目标的手段，较容易实现；后者是理论上的长期目标，并不确定能否实现。因此，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中都强调遏制应是“长期和耐心的”，美国要坚持削弱苏联，直到其不再构成“对和平、民族独立和世界大家庭之稳定的威胁”。这意在强调不应抱有迅速改变遏制对象的期待。

　　长期目标可望而不可即，现实中的遏制遂以“回推”为最主要特征，不再希冀对手调整国际行为，而是致力于削弱目标行为的效果。这种削弱努力聚集起来就表现为于对手不利的外部环境。上述对遏制的理解反映了一种关于国家间互动的二分法：一类通过直接影响对方的意图和行为而间接生效，另一类不依赖于对方的主观因素而直接生效。遏制的本质就是对“直接塑造对手意图和行为的较低预期（low expectation of behavior changing）”，并基于此侧重于削弱对手的行为能力。与之类似，利用经济手段改变目标行为的策略被称为经济强制（economic coercive），而直接削弱目标经济力量的策略才被称为经济遏制。转化为“度”而言，国家间消极互动中所蕴含的改变对方的预期越低，行为的“遏制性”就越强。

　　不期待改变对方往往意味着更深的不信任。国际体系中存着广泛的相互塑造。有意共处于同一国际社会的国家需要基于共同观念，制定一套关于恰当行为的安排。共同观念和行为安排的形成均有赖于国家间的相互塑造，这也正是国际体系由“丛林”变为“社会”的关键。与之相反，遏制的出现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去社会化”和国家间关系的更低下限。当然，国家间互动通常是各种异质行为的混合。在冷战中，虽然美国总体上在遏制苏联，但同样存在强制和接触行为。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就主张可以利用贸易和投资来“影响苏联体系自给自足的倾向”，并利用相互依赖塑造苏联的外交政策。尼克松政府据此与苏联签订了谷物协议，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因此，当我们说一国在实施遏制时，有时是指其某项政策有较强的遏制性质，有时是指其推行的主要是遏制性政策。

　　（二）遏制视角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从遏制的定义出发，可以更清晰地识别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发表了题为“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的讲话，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心态。在讲话中，布林肯强调：只有占据实力地位后，美国才可能“有效”接触中国，才能确保中国难以“无视（ignore）”自身诉求。反过来说，现在接触中国将徒劳无功。美国总统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2021年10月的讲话更详尽地展现了该心态。在讲话中，戴琪归纳了2001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三种对华贸易交涉路径，即双边磋商、利用WTO机制和单边施压。她认为所有三种方法都未能改变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转向依托实力地位的新贸易政策。上述讲话表明，拜登政府对于改变中国的预期极低。此外，实力地位的表述也与基辛格分析遏制时所用的有力地位一词高度相似。

　　这一心态转变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方面。2021年9月，中方呼吁美国为气变合作创造条件、防止这一双边关系中的“绿洲”被美强化对华竞争的“荒漠”吞噬。对此，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却公开回应，反对将气变合作“政治化”并与其他议题挂钩。克里的表态反映了美在与华有限合作上的“功能性态度”，不期待其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体现了一种基于“无力感”的拒斥。当前，拜登政府公开宣示无力改变中国因而不必接触中国，这与1947年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看法颇为相似。

　　对于拜登政府反复宣示的“放弃改变中国”，中国国内有不少积极反应。例如，戴琪2021年10月的讲话就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将要与中国“再挂钩”，甚至是表明美国趋于接受中国经济中的“国有体制”。还有一些观点虽然批评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但认为字面上仍属积极。与之类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21年11月表示，拜登政府的目标不是根本改变中国的制度而是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不少人将其视为重大“缓和”信号，认为美因“急需寻求对华合作”而“承认错误”。这种理解难以自洽。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对华打压未有丝毫放松。在美国内“求变”之声最高的关税领域，拜登政府也在以各种理由不断推脱。即使在2022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拜登政府有削减关税的强烈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其释放出的调整对华关税的信号也迟迟未能转化为有力行动。显然，如果将“放弃改变中国”的表述视为积极信号，就只能认为拜登政府是在蓄意欺骗，否则无法解释其在言辞和行动上的严重不一致。相较而言，如将“放弃改变中国”视为转向遏制的消极信号，则更为自洽也更符合历史经验。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调整

　　在比较中可以更好地观察到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变化。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冲突性骤增，但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改变中国，只不过主要手段由接触转为强制。特朗普政府的代表性政策是高额关税和外交讹诈，它们都是典型的强制策略。与此同时，其又始终对达成中美间的“大交易”充满兴趣。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采取的关税战更多是一种高成本的短期策略，总体目标是借此打破不利于美国的各类制度障碍、推进“超级全球化”。这种策略固然会损害中美关系，但后果相对有限。例如，特朗普在香港问题上主要是利用该议题对华施压，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这一心态使其涉港政策远为达到美强硬反华势力的预期，招致了不少批评。在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后，特朗普政府更是大肆宣扬对双边贸易前景的乐观展望，声称2021年美国对华出口将翻倍。正如一项对中美关系的大数据研究所述，虽然特朗普政府抛弃了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但并未“努力在全球组织同盟遏制中国”。比较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后者在表述对华经济政策时更加克制，较少采取情绪化的言辞，但对中美经济关系的预期更低。

　　拜登政府并非仅仅延续或强化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而是调低了对华政策的前提，这带来了更加危险的负面影响。微观而言，在香港问题上，“不寻求交易”的拜登在推进所谓人权议题时就要强硬得多。宏观而言，根据这一认识框架，能够得出一些与通常看法大相径庭的结论。例如，拜登政府没有遵循“更长电报（the longer telegraph）”的建议，不再“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这被很多研究归为中美关系的局部改善。但是反过来说，美国此举也可能源于自认难以分化中国。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杜如松（Rush Doshi）的话来说，不应用“狭隘而高度个人指向的透镜”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更不应对改变中国的策略“过度自信”。然而，放弃分化和改变中国不是为了与中国和谐共存，而是指向放弃“机会主义”，与中国“持久战”。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放弃改变中国”还是不再攻击中国共产党，考察这些表述的“吉凶”时都不能脱离美国的对华战略心态。就拜登政府而言，其相关政策话语指向更加坚决地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从直面中国转为绕过中国。这也使得其国际政策丰富多样而对华政策极为“贫瘠”。

　　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拜登政府的政策语言再次表明其实施的是对华遏制。报告声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行动的战略环境”，要防止中国在周边建立“势力范围”。这显示出拜登政府的政策转向清晰连贯。其在“接触中国失败论”的基础上，进而强调“大棒和胡萝卜”均无甚作用，将“放弃改变中国”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前提。与历史相互参照，可以发现拜登政府先构筑实力地位再与中国“有效接触”的思路可谓凯南对苏遏制理论的翻版，两者的实际重心都落在了可见可及的削弱对手之上。至于这套手法是否能最终带来“有效接触”，可能并不在考虑之中。不过，指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属于遏制仅能揭示部分特征。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表明，遏制也存在不同类型。为充分理解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结构特征，下文将先从经济和安全两个维度分别考察。

　　三、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遏制

　　（一）经济遏制的内涵

　　对华经济遏制被称为拜登政府的长期任务。所谓长期，一是指经济遏制需要较长时间生效，二是指只有长期推行，不合作所的相对收益才能超过绝对损失。如果没有长期化的准备，经济遏制可能得不偿失，也就不会被实施。经济力量的生效机制往往复杂缓慢，只有在长周期规划中其累积效应才会得到重视。例如，他国在经济合作中获得的市场份额优势和技术转移可能为其带来竞争优势，长期累积可能导致本国的绝对损失。在对他国持消极态度的时，战略规划的周期越长越可能实施经济遏制。

　　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将对中国的长期经济竞争作为主要挑战。拜登本人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就提出“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foreign policies for middle classes）”，强调打破国内与对外、安全与经济政策之间的藩篱，表态要用外交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取得经济成功。当然，并非所有美国涉华经济政策都属于经济遏制。经济遏制有两条标准：第一，塑造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而非直接要求中国改变内外经济行为；第二，环境塑造的目标是损害中国的经济投射能力。经济投射是指一国试图拥有和利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优势地位。优势一旦拥有，不论一国是否有意加以利用，都能发挥权力资源作用。因此，经济投射能力既是一种行为性选择，也是一种资源性状态。需要指出，拜登政府表面上并未停止要求中国改变内外经济行为。如2021年3月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下文简称《指南》）中就表示，“组成共同阵线、提出统一愿景、汇集共同力量促进高标准、建立有效的国家规则”的目标是让中国落实“公平经济竞争场域”。但如前所述，拜登政府并不期待中国的改变。进一步说，只要能显著削弱中国的经济投射能力，那么后者是否改变也不再重要。从其提出的削弱公有经济等要求来看，美国应自知其要求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其目的很可能是故意让“有条件的短期政策”长期化。

　　与经济投射能力相对，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遏制也可分为资源和行为两类导向：一是削弱中国的优势经济力量，堵塞他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源头；二是削弱中国利用优势经济力量的效果。《指南》将两者分别归纳为清除“不公平优势”和阻止“侵略和强制性行为”。“不公平优势”狭义上是指责中国一面“不对等地”享受美西方提供的国际经济环境，一面采取包括产业补贴在内的“市场扭曲”政策和在劳工、环境标准上的“逐底竞争”。广义上，则如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所言，是指中国“利用了我们的开放和自由社会”。“侵略和强制性行为”指向中国对他国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实施的正当经济反制。2016年后，中国在核心利益遭到侵害时更加坚决地实施经济反制。这使美国更加重视行为导向的遏制，拜登政府多次将所谓“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强制”放在政策文件的显要位置。2022年3月，布林肯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西方国家应在“确保我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比各自与主要竞争者之间更高”的基础上，共同支持遭到中国经济反制的国家。

　　资源和行为导向的分类在西方政策研究中多有体现。2021年7月，在拜登访问欧洲前，美欧多家智库共同推出报告《注意分歧：跨大西洋中国政策的优先项》。其将经济议题分为“推动公平经济竞争”和“增强经济安全”两类。在前一议题中，尚主张追求与中国的对等贸易条件；在后一议题中，则直接给中国贴上“不受信任的供应者”标签，不仅呼吁将中国排除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还提出应限制中国的技术成长，防止中国掌握不可替代的关键技术，确保供应链排除可行。这种排除既要求“出口限制”式的技术封锁，也重视“进口限制”式的市场压缩，以达致长效技术压制。

　　（二）美对华经济遏制状况

　　在所谓“清除不公平优势”方面，拜登政府一面延续对华加征关税，一面试图修改国际经贸规则，打压中国的竞争优势。其中，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影响最为重大。美意在“提高”WTO贸易规则的标准，纳入更多限制产业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移等符合发达国家偏好的内容。然而，修改WTO规则绝非易事。即使取得一定成功，新规则也不一定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虽然拜登政府一直维持对华加征关税，且以疆港问题为由与部分欧美国家发起新的贸易抵制，但是2021年前11个月中国对美出口仍增长了19.2%，对欧盟出口增长23.9%。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也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但上述数字仍能说明人为干预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并非易事。不过，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并未显露改弦更张的迹象。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22年3月发表了关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排除名单，确定了352个适用物项，仅占2021年10月到期的549个物项中的64%。这说明拜登政府仍在收紧对华贸易限制。

　　在与“盟伴（allies and partners）”共同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时，拜登政府更为依赖“负向手段”。由于严重的国内掣肘，拜登政府难以用更多分享收益的方式赢得盟伴支持。拜登明言，不会在显著增强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前缔结新的贸易协议，拒绝重返“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CPTPP）”，这使其无法以经济引力将其他国家“拉离”中国。拜登政府遂不得不以“破”代“立”，损害中国增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努力，弥补自身不足。苏利文在尚未就任时，就高调敦促欧盟不要在与美磋商前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劝阻未果后，美国又挑动欧盟共同对华实施就涉港涉疆制裁，终于引发中国的正当反制，使得欧洲议会投票冻结CAI的批准程序。美国还致力于削弱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在美煽动下，立陶宛于2021年5月宣布退出该合作框架。不过，与奥巴马力推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深化经济合作的“正向手段”相比，拜登政府依赖的“负向手段”较难持续生效。

　　相对而言，拜登政府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采取的排除措施收效更为直接。在国内，其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将更多中国实体纳入各类名单，阻断对美投资，逼迫退出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立法，增强高科技产业的国内研发和生产，防止对华供应链排除严重扰乱美国经济。仅2021年12月8日—2022年2月7日，拜登就采取了6轮对华限制措施。其中，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分四批次将76家中国企业分别列入实体名单、未证实名单和投资黑名单。在2021年1—11月，还至少有58家中国企业被纳入各类名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21年12月敲定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执行细则，于2022年3月分三批将11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纳入预摘牌名单（provisional list），其中包括百度、微博等知名公司。此前，美国商业界在法案通过后一直期望中美达成妥协，但在拜登上台后，局面“距离让中国公司退市更近一步”。在投资领域，美此前大幅增强针对中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使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由2016年的450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54亿美元。2019年和2020年该数字略有增长，但仍在低位，且“在半导体、航空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接近空白”。在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经营上，美国在2018—2020年先后策动日澳英法等国或公开或委婉地禁止了华为参与本国第五代移动通信（5G）建设。德国国会也于2021年4月通过新版《信息安全法》，规定如提供关键组件的供应商被外国政府控制或有危险行为，则准予排除该“不受信任的供应商”。

　　在国际层面，拜登政府正在逐步构建“民主十国（D10）”或“科技十二国（T12）”阵营，联合所谓“科技民主国家(techno-democracies)”将中国排除出西方供应链。其最主要进展是建立起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理事会下设立了十个工作组，负责协调针对中国的保障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技术标准政策等。TTC已于2021年9月29日和2022年5月15-16日在匹兹堡和巴黎召开了两次会议。在强化跨大西洋协调之外，美国也在推进与亚太盟伴的协同，包括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合作（QUAD）机制“软化”，将基础设施投资和关键新兴技术等纳入议程。拜登于2022年5月访问日本并参加QUAD线下峰会，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该框架并非TPP式的经贸“加法”，而是聚焦于关键技术投资和供应链，试图树立对华共同壁垒。2022年1月21日，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会晤，宣布建立由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同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对接的经济和安全“2+2”机制，以支撑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参与该机制的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与在TTC中的安排一致。这表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的机制化和互操作性均趋于加强。

　　四、拜登政府的对华安全遏制

　　（一）安全遏制的内涵

　　对华安全遏制被称为拜登政府的“近期任务（near-term mission）”。近期不是指仅在一段时间需要削弱对手的军事投射能力，而是指要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遏制力度，以慑止紧迫的安全挑战。这表现为安全政策由有限手段（limited means）向激烈手段（intense means）转变。在遏制力度增强后，如果目标没有进一步反应，则可能再趋平缓。这是因为安全遏制并非主动挑起战争，且在必要水平之上过度强化可能招致资源错配和自我削弱。安全遏制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威慑目标的对外军事力量投放，二是在目标投放后加以“回推”。以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的方式强化安全承诺和军事力量是实施两类遏制的共通手段。

　　拜登执政后迅速强化了针对中国的安全遏制，但有其特点。第一，其试图集中资源应对中国，但也有显著的“成本控制”偏好。例如，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均主张战略收缩。但前者接受“好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坏战争（伊拉克战争）”的两分法，扩大了在阿军事存在。后者则不顾内外反对，以严重的声誉损失为代价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就批评拜登既希望从国际秩序中获益，又不愿为维护秩序承担成本。第二，其在中美力量消长上的判断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失败论”不同，对自身前景更自信，认定美在科技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地位”。这呼应了美国内认为中美力量差距并未缩小、中国的对美军事追赶难度不降反增的主张。这一判断有利于支撑成本控制。第三，其认为中国的安全挑战的范围相对有限，集中在东海和南海区域。拜登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将之归纳为“对台不断施压和在东海、南海针对邻国的霸凌”。这一认知同样有利于成本控制。概括而言，拜登政府对华安全遏制的目标主要是“关闭”美国在亚太特别是台海地区的“脆弱窗口”，防止中国基于“时不我待”的心理转向战略冒险。

　　（二）美对华安全遏制状况：强化涉台承诺

　　强化承诺是物质成本最低的遏制手段。或许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强化关键安全承诺的节奏极为迅速。甫一执政，其就在台湾、南海和东海等敏感涉华议题上表现出“毫无战略耐心”的态度。2021年1月20日，台湾当局“驻美代表”萧美琴被邀请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这是1979年以来的首次。在中国反制后，拜登政府随即表示美对台承诺“坚如磐石”。2021年2月4日—3月11日，至少三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穿经台湾海峡。2月5日，拜登政府发起任内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命令“麦凯恩”导弹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水域。这一系列操作使得外界对中美关系重启的预期迅速“趋近于零”。和特朗普类似，拜登一当选就挑动台湾问题；不同的是，拜登在中国反制后大踏步地采取了后续措施，显示出以台海地区为支点强化对华威慑的决心。

　　与特朗普时期主要在美台双边互动上“切香肠”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将对台安全承诺多边化、清晰化。2021年3月，美日在外交和防务“2+2”会谈中提及台湾问题，声明“重视台湾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其后，拜登接连在美日峰会、美韩峰会、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峰会、美欧峰会、七国集团（G7）峰会和北约（NATO）峰会等双多边场合嵌入涉台表述。不到半年，美国就将大多数盟伴“拉扯”进涉台议题。与多边化相伴，美国还在将对台安全承诺清晰化。2021年10月，拜登在访谈时声称，“如果台湾遭受中国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尽管之后白宫辩称美国没有改变台湾政策，但此举仍被视为对涉台“战略模糊”的明显偏离。在11月的中美首脑视频峰会中，拜登提及了一个中国政策，但声称“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12月9日，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时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生死攸关的利益（vital interest）”。他还将“保证美国有能力抵制对台动武以及其他损害台湾安全的强制措施”称为“绝对的优先事项”。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拜登政府还专门派出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领衔的前高官代表团访台，发出绝不会因东欧危机而“抛弃台湾”的信号。

　　在美国“四十年未见”的政策转向下，其盟友的涉台政策有明显变化。日本在《2021年国防白皮书》中明确写入涉台内容，声称“稳定台湾地区局势对于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提出要怀有“危机感”。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在台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12月下旬，日本媒体又放出消息，称日美正在制订联合涉台作战计划，日本将为美国干预台湾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持。澳大利亚也在涉台问题上配合美国。时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在2021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采取涉台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必定支持美国。除承诺军事支持外，美国盟伴也在积极增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政治联系。2021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将台湾地区称为“关键欧盟伙伴和民主盟友”，明确要求欧盟与之强化经济、政治关系。这部法案还只是欧盟各机构在2021年通过的诸多涉台文件之一。在美国看来，盟伴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同样能增强对华威慑。如中美在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它们可参与对华经济封锁、提供间接安全支持。

　　（三）美对华安全遏制状况：亚太军力构建

　　强化承诺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支持，可能不仅无法有效威慑，还会引发冲突。为支撑对台承诺，美国会在2021年12月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军费开支上限提高到7777亿美元，较上年增加约377亿美元。法案还就印太区域列出11项条款，包括确保美国有能力抵制针对台湾地区的“既成事实”策略。美国的亚太盟友也在加紧扩充军备。2021年5月，澳大利亚出台了总额446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较上年增长15%，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缔结“澳英美三边防卫协议（AUKUS）”。根据协议，美国将首次向除英国以外的盟友分享包括核潜艇在内的最先进军用技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动力潜艇。2021年10月，日本自民党提出要将军费增加到GDP的2%。这意味着日本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吉田主义”，不再将防卫开支控制在GDP的1%左右。2021年11月，岸田文雄在赢得众议院选举后即增加了67.5亿美元的补充预算，让2021年的防卫支出达到GDP的1.3%。2021年3月，美韩军费分担谈判实现突破。韩国将在2021年分摊10.59亿美元的驻韩美军军费，较2019年增长13.9%，2022年还将再上涨5.4%。在美韩首脑峰会后，拜登政府还开始允许韩国自主开发中程导弹。

　　美国还积极推动北约盟友军事介入亚太。在2021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和30个盟友发布联合声明，声称中国“构成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与联盟安全息息相关之地区的系统挑战”。各国还要求北约秘书长在2022年马德里峰会之前制定新涉华战略概念。2021年上半年，英国、德国、法国以及荷兰等北约国家先后派遣海军舰艇穿越南海。7月，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Ban Wallace)率团到访东京，声称英国愿意“对印太地区的共同防卫和安全承担义务”。日英关系“准同盟”色彩趋浓。9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高调访日，进驻横须贺海军基地。2022年1月，日法外交和防务“2+2”会谈也在暂停两年后重新启动，发表了“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局势的联合声明。

　　由于地理距离遥远，美国并不指望北约盟友在亚太地区发挥实质军事作用。拜登政府更期待北约盟友扩充军力，自力维护在东欧和中东等“邻近”地区的美西方安全秩序。这样美国可以将更多军事资源集中到亚太地区，使对华威慑更加可信。基于该考虑，拜登政府持续推动北约盟友增加防务开支。布林肯2021年3月在布鲁塞尔表示，虽然不能仅用防卫开支来衡量盟友的价值，但是各国还是应该兑承诺，在2024年前将其提高到GDP2%的水平。截至2021年6月，已经有10个北约国家的防卫开支达到了2%的水平，其中法国和挪威属于新近达标。2022年2月，俄乌危机爆发让美国获得了推动欧洲盟友增强军备的绝佳机会。在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不久，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就宣布将在2022年预算中列入1000亿欧元的防卫开支，达到GDP的2%，远超2021年的470亿欧元。

　　美国扩大军费开支、推动盟友强化军力有其政策延续性，但如果与其对台承诺的多边化和清晰化结合起来，就有了突出的安全遏制意味。更何况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将扩充军备与中国的对台政策联系起来。目睹拜登政府的“双管齐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布兰德斯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中国正面临1989年以来最具敌意的周边安全环境，他们甚至将这一环境类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所遭遇的战略包围。这固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能反映出拜登政府的安全遏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显著塑造和日益紧张的地区气氛。

　　五、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结构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最鲜明特点是经济与安全遏制“并重”。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证明，“地缘政治逻辑—安全维度”正取代“国内政治逻辑—经济维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在拜登政府的挑动下，台湾问题进一步升级。到2021年下半年时，其已常与乌克兰危机相提并论，成为可能诱发大国军事冲突的地区安全热点。然而至今为止，低估双边安全冲突和美国对华安全遏制的观点仍普遍存在。它们强调中国不是苏联，不具有对外扩张性，不构成对西方的共同安全威胁。同时，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中美无法清晰确定彼此界线和“现状”。因此，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经济特别是科技领域展开，集团式安全遏制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现状来看，上述观点的解释力日渐减弱。虽然美国对华安全遏制尚未达到1947年时针对苏联的强度，但无疑正朝着消极方向迅速发展。那么，为什么拜登政府明明高度重视对华经济竞争，却又大幅强化安全遏制呢？其经济和安全战略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考察拜登政府所设想的对华竞争前景。

　　（一）优势策略与保障策略

　　在拜登政府看来，对华长期竞争固然意义重大，但并不严峻。意义重大是指其将对华竞争视为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而结果将决定人类的未来道路；并不严峻则是指其不认为美国居于下风，相反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上优势显著。美国要做的只是“更新（renew）”始终存在的“持久优势(enduring advantages)”。在竞选中，拜登就表现出对中国现有力量和发展前景的低估，声称中美之间“不存在竞争”。他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多，经济力量被“高估”，不可能取代美国。美国家情报委员于2021年4月发布了《全球趋势2040》报告，详细说明了上述逻辑。报告指出，中国虽可能再维持一段相对高速的增长，但终究存在两大弱点。其一，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不可逆转地迅速老龄化；其二，中国的制度环境抑制创新。与之相对，美国能享受移民对人口结构的改善，制度环境也更鼓励科技创新和人才流入。美国只要坚持阻塞中国利用西方创新资源的渠道，就能缓慢但确定地扩大对华优势。基于此，拜登政府偏好对华“稳态竞争（steady state competition）”，不必且应着力避免可能大幅改变力量消长态势的高风险策略。简言之，美国的优势策略应是“坐待敌疲”的消耗战。

　　然而，如果“稳态竞争”确为取胜之道，就会带来新问题。这是因为美国很难将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不会发掘和反制其策略上。逻辑上，中国既可能针锋相对地抵制美国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塑造，也可能釜底抽薪地破坏该策略的基础，将一场对己不利的长期消耗战转化为相对有利的短期决战。借用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son）的话，上述逻辑可以类比为：当一国通过某项政策持续增强赢得与另一国战争的可能时，其“或许无法保证继续实施该政策不会促使对方在某一时刻立即发起攻击”。站在对手的视角上看，如果一国的优势策略持续奏效，那么任何时候都适合终止“绥靖”，转而在相对更好的条件下投身战争。正是因此，加迪斯在讨论中美关系的前景时表示，只有双方都认为时间是己方之友时，持续冲突才会转变为冷战式的“长和平（long peace）”。相反，任有一方认为自身每况愈下，其政策偏好都可能由相对稳健转向激进。基于此，如果拜登政府确信自身对中美长期力量消长的判断，自然会认为中国有动力抓住当前时机，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采取更高风险的政策。这样一来，要保持“稳态竞争”，美国就必须增强威慑，防止中国偏离轨道。

　　在冷战中，美国有过在推行理想的优势策略时遭遇重大挫折的经历。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全面展开对苏遏制后，其主要决策者判断美军事优势并未动摇且拥有远超苏联的经济实力，后者不大可能因美国的遏制发起军事挑战。立足该判断，杜鲁门政府采取了“谨慎冒险（calculated risk taking）”的策略，竭力压低军费，以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内，进一步拉大美苏经济差距。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击碎了美国的战略规划。美国国内将战争爆发归因于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误判。一方面，他们批评压缩军费的“预算天花板”是将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家安全需要之上，削弱了威慑能力，让苏联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他们批评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没有将韩国等纳入美国的“防卫半径”，未能给出有力的安全承诺，为战争“开了绿灯”。为了弥补错误，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由压减军费转向长期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由主要依赖战略空军的核威慑转向同时扩充陆军，迅速落实和增强了联盟体系。在这一时期，杜鲁门政府因低估遏制目标的反应付出了双重代价：一是巨大的战争支出，朝鲜战争的花费远高于增强威慑所需的资源；二是沉重的政治代价，朝鲜战争的泥潭给予了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政府“软弱无能”的口实，扰乱了其国内议程，最终使民主党输掉了1952年大选。

　　当前拜登政府的处境与1947年的杜鲁门政府有相似之处。民主党正在国内推动进步主义议程，在国家安全政策上也遭受着共和党的攻击，后者指责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上“软弱无能”。与此同时，拜登还要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遏制有相当分量的“同等大国（peer power）”。两者的差异在于，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远小于冷战初期美苏之间的差距，美国更难将威慑寄托在综合国力上。以此而言，拜登政府更有必要为长期经济遏制这一优势策略搭配“保障策略”，增强短期威慑。这催生了美国对华遏制的双重结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林肯提出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的三分法就有了更强的战略性：为确保消耗战的经济遏制不被扰乱、将对华竞争“锁定”在有利于美国的轨道上，必须以适度激化对抗为代价增强安全遏制。

　　如果将对华安全遏制视为对经济遏制的“保险”，就能理解美国为什么既要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又声称要防止冲突。2021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美国对华遏制持续推进但政策表述上却局部趋于温和的态势。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在2021年7月访问天津时表示，“不想让激烈而持续的竞争偏离为冲突”。她呼吁为中美竞争装上“护栏（guardrail）”。拜登在2021年9月与中国领导人的通话中重申，要为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设置“护栏与半径”。在乌克兰危机后，中美元首再度会晤。会后，中方表示拜登再次对华重申了“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的五点保证。在五点中，不支持“台独”和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都强调美国无意将作为保障策略的安全遏制升级为预防性战争。在中国眼中，美国言行不一，但在拜登政府看来，又可能表里如一。其间关键正在于如何理解美国加强对华安全遏制的动机。

　　（二）战略收缩下的保障策略

　　作为保障策略的安全遏制有多种实施方式。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均认识到，要想赢得对苏冷战，需要长期经济遏制和短期安全遏制的搭配，但搭配方式则各有千秋。朝鲜战争停战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就否定了杜鲁门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提出的应对“最大限度威胁（maximum danger）”的安全遏制路径，并批评该策略损害了美国的长期潜力和最终赢得冷战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强调，“除昭然若揭的紧急状况之外，对于一切应对外敌的军力建设，都应当尽可能地审视其长期和国内影响，并以后者为标准来加以衡量”。基于此，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0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中提出了“大规模报复（mass retaliation）”概念。其核心是用核武器替代开支浩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同时更加坚定宣示美国敢于使用核武器的决心。艾森豪威尔还是“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的信奉者，相信“印度支那的崩溃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其最终结果是整个东南亚都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这促使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国家对苏博弈。与拜登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的保障策略至少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不惮于盟友的反对，营造不惜打核战争的高度紧张气氛；二是积极对外干预，总体倾向战略扩张而非收缩。

　　导致差异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可用资源的多寡。在冷战早期，美国的对苏遏制可谓在资源充裕的状态下追求“效果最大化”。其一面以“杜鲁门主义”的形式给出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的广泛承诺，另一面依托前所未有的经济优势，以充分补偿盟友经济损失的方式说服它们加入对苏遏制。当前，拜登政府则没有能力追求对华遏制的“效果最大化”。在可用资源评估上，《全球趋势2040》报告分析的五种可能场景的四种中，中国的经济规模都与美国势均力敌甚至占优。这一态势意味着仅依靠美国绝无可能负担冷战早期式的高成本遏制政策。即使是与奥巴马时期相比，当前美国分享收益、负担成本的意愿也大幅降低。经济上，奥巴马政府将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视为维护霸权地位的优先手段；安全上，奥巴马政府维持了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反观拜登政府，其在原则上认可美国必须维持和扩大对外贸易，但强调“不会在投资美国人民并使他们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之前加入任何新的贸易协议”。其立场甚至比特朗普时期还要保守。

　　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视效率的遏制。拜登政府在《指南》中列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三项重点。其中，第一条是维护和培育美国力量的源泉，第三条是维护“由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联盟支撑的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第一条较为直白，即“重建更好美国”与更多投资国内。第三条则相对曲折，没有明言美国要如何利用联盟来支撑国际体系。对此，布林肯在2021年3月于布鲁塞尔发布的联盟政策讲话中有详细论述。他在讲话的开篇即表示，“我会说出盟友们能对美国抱有何种期待，以及反过来美国对盟友又抱有何种期待”。之后，布林肯说明什么是拜登政府所需要的“联盟现代化”，那就是“更强盟友即更强联盟（stronger allies make for stronger alliances）”，且应聚焦与大国对手的竞争。综合以上，可以判断拜登政府仍在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由于短期内美国的总可用资源不会有重大增减，那么更多投资国内就意味着挤压军费和对外援助；对更强盟友的呼唤更是明显的负担转移。拜登政府的对华安全遏制兼顾威慑强化与成本控制，是战略收缩下的竞争策略。因此，拜登政府在安全政策上表现出更依赖联盟且联盟结构更趋平衡的特点。

　　布林肯提出过关于美国对华和联盟政策的“最简公式”，即只有当占全球GDP25%的美国与欧亚盟伴联合起来、总GDP达到占全世界40%—60%之时，才有可能让中国正视西方国家对其的异议。联合起来则意味着美国要更多照顾盟友利益。这种照顾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政治安全上的。这可以解释拜登政府迅速强化对台安全承诺的原因。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就不再对台湾地区负有正式安全承诺，这使得美国“背弃”台湾政权的成本相对较低。当前，美国需要亚太盟友提供更多的安全资源来遏制中国，这要求更可靠的战略信誉。此时，美国的对台政策很可能被盟伴视为其是否愿意兑现其他承诺的“试金石”。如果“背弃”台湾政权，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将大打折扣，亚太联盟体系也将遭受重大削弱。此外，当前西方世界正弥漫着“民主国家坐困穷城（democracy under siege）”的悲情意识，认为“民主国家”正在遭受内外侵蚀，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倒向“威权主义国家”。在这一情势下，“民主程度不断增强”的台湾地区就显得更加值得“捍卫”，在展示美国对外承诺的可信度上也更有价值。正如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所言，“对被抛弃的担忧总是超过对被牵连的恐惧”，对于要在战略收缩中实施安全遏制的美国来说就更是如此。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盟友，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保障策略才会以强化对台承诺为关键内容。

　　六、结论

　　本文为理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提供了新框架。其不仅可以更精确地识别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华经济和安全政策的关系。提出这一框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展示和解释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一些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分析的现象。基于该框架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拜登政府一系列“放弃改变中国”的表述并非中美关系趋于改善的“吉兆”，而是美国对华政策转为遏制的风向标；第二，拜登政府认为经济遏制是赢得对华竞争的关键，且相信自身拥有长期优势，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搭配“保险”性质的安全遏制。其本质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降低优势策略的风险；第三，拜登政府推行对华遏制与战略收缩并行不悖，这使其更加依赖盟友，更重视信守对外安全承诺。

　　站在更广阔的理论视角上，学界应当对冷战和遏制“去魅”。就核心定义而言，遏制并非只能用来指代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阵营国家的政策；更不应认为，只有在所有内容上都精准“复制”历史，一项政策才能称为遏制。遏制应当是一个有着宽广频谱的政策群。在不同条件下，实施者会有不同偏好和约束，遏制的形式也会随之变化。202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显然不是1947年的美国对苏政策，但这不妨碍两者中存在一以贯之的战略逻辑。此外，之所以称为“去魅”，是因为很多研究或明或暗地将遏制等同于极端对抗和持续危机。固然遏制意味着国家间已存在相当程度的敌意和对抗，但在其范畴内仍有较为温和的形式。更何况，也没有理由认为遏制是“不可逆”的。归根到底，无论是凯南设计的对苏遏制还是拜登政府强调的“实力地位”，均没有否定最终应与目标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只要遏制与被遏制的双方能够在“长和平”中寻找到新的相处之道，支撑遏制的战略认知就有可能被证伪或削弱。以此而言，指出当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属于遏制并非要证明中美关系绝无转机，更不是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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