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卫红：日本学者对韩国木简的研究

　　1928年在三重县柚井遗址中出土了木简，这是日本最早发现的木简。1930年，在秋田县払田栅遗址又出土了木简，直到21世纪，日本各地陆续有木简出土，总计近40万枚。日本研究者开始关注木简，源于中国简牍的发现，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公布释文和图版。日本学界在追寻本国木简源流时，受到东亚世界论的影响，最初认为它源自魏晋以后的木简而不是汉简，没有考虑到来自朝鲜半岛的影响。如东野治之先生认为“从与中国木简的关系来看，一般地说，姑且不论其传来的路线，日本的古代木简源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他在讨论平城宫出土的考选木简时，认为“姑且不论是否是从中国直接传来的，可以说是模仿当时唐代的制度、程序而导入的”。岸俊男先生认为“日本木简源于中国简牍。探究日本木简与中国简牍之间的关系、中国简牍流播日本的过程、木简分类及其特征、功能等诸多问题，需要围绕众多基础的、本质的问题展开”。

　　1996年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在日本木简学会上介绍了韩国出土的100枚木简，第二年在日本木简学会发表了《韩国出土的木简》，从而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对韩国出土木简的极大关注。研究者们积极介绍和吸取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2007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主编的《韓國出土木簡の研究》一书中，就发表了四篇韩国学者的文章，分别是李基東《韓国古代木簡の発見による新羅、百濟史研究の新たな進展》；李镕賢《韓国における木簡研究の現狀》；尹善泰《韓国古代木簡の出土現况と展望》；李镕賢《新羅木簡の形状と規格》。2009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和韩国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共同编写的《日韩共同研究资料集：咸安城山山城木简》由雄山阁出版。李成市、平川南、橋本繁、三上喜孝等先生分别对韩国木简中具体内容及其反映的东亚简牍文化的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李成市先生的研究。

　　李成市先生对贞柏洞《论语》竹简有深入的研究。他从乐浪郡设置以前在平壤地方筑造的板椁坟、及在朝鲜半岛内打造的细型铜剑作为副葬品两件事来推测，埋葬有户口簿和《论语》竹简的贞柏洞364号坟的被葬者是当地出身的乐浪郡属吏。他认为朝鲜贞柏洞出土的西汉木简和竹简“可以视为探讨朝鲜半岛文字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起点’”的证据。而在探究韩国出土的两枚《论语》木简时，李成市先生考察了新罗的国学教育制度，认为起源于７世纪中叶、至690年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新罗国学教育以儒学的经典为中心，对学习者来说，《论语》与《孝经》一样，是必读的文献。由于《论语》是新罗的国学中必读的文献，因此桂阳山城和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简是作为背诵用的学习道具而存在的。在唐代的科举中存在这样的一种考试，即仅给出某一经书文本中的一行，而此行中还有三字被纸贴住，让考生把隐藏的文字补充出来。此外，古代日本的学令中也有“试一贴三言”的记载，这是一种裁断纸后贴住三字、被称为“试贴”“贴经”的测试文本学习成果的考试方式。参照这样的测试方式可以发现，韩国出土的《论语》木简，与新罗的国学测试中存在检测经典习熟程度的试贴密切相关,这大概就是其用途所在。可见，长大形态的《论语》木简，不仅是初学者的识字教材，也是作为“试贴”测试必备品而携带在身边的学习道具。而在日本，出土了20余枚书写《论语》的木简，大多都是练习时的书写。此外，文字的漏写及语序的不同，与韩国出土的两处《论语》木简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德岛县观音寺遗迹发现的《论语》木简是长60厘米以上的多面体、书写《论语·学而》篇。这种长大型木简书写《论语》文本的现象与韩国出土的《论语》木简是具有相同之处。韩国出土的《论语》木简，与强调呪术性的日本观音寺遗迹出土的《论语》木简，可以视为摸索东亚诸国的共通点的具体实例。

　　李成市先生对韩国出土木简的种类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荷札、付札、账簿、文书木简，以及《论语》木简、呪符木简、习书木简、题签轴、封缄木简、削屑、阳具木简等，与日本列岛出土的木简种类基本相同，由此他将两国各自的对应木简作为具体探讨的对象。如，他认为在８世纪中叶的雁鸭池木简中，存在与日本的兵卫木简相同的表记法。其中，列举药物名称和分量并标示确认符号的木简与日本出土的木简相似。新罗木简与日本地方出土木简接近，百济木简与日本平城京等京城地区出土的木简类似。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下，李先生认为韩国木简的出土及其研究的进展表明，日本木简的溯源与其向中国探求，倒不如通过韩国出土的木简进行阐释。考察韩国、中国、日本古代木简的共通性和相似性，他提出如下的图示来说明古代东亚木简的传播、应用和变化过程：

　　中国大陆（Ａ）→朝鲜半岛（Ａ’→Ｂ）→日本列岛（Ｂ’→Ｃ）

　　其中，Ａ’或者 Ｂ’，揭示了接受者选择性的接受并促使了新的变化，由Ｂ自身产生出Ｃ那样的新的形态这一文化接受与变容的模式。从木简来看，朝鲜半岛（Ａ’→Ｂ）的部分由于难以明确，故中国大陆（Ａ）与日本列岛（Ｂ’→Ｃ）的关系也难以究明。

　　近年来，李先生一直把汉字传播与接受的问题与作为书写材料的竹简和木简一起进行论述，从而对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的理论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二、平川南先生的研究。

　　平川南先生以屋代遗迹出土木简为中心，对日本木简及韩国、中国出土的木简进行了比较，指出在长野县屋代遗迹群出土的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的木简与中国、韩国文字资料的共同点，强调了韩国城山山城出土的附札木简和日本木简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种对比研究中，他通过对扶余出土的木简以及木器物的材质分析，还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扶余双北里发现的一枚写有“那尓波连公”、上端有切槽的木简，使用的是韩国不存在的杉树，此枚简有可能是7世纪中叶日本制作的物品标签，自日本列岛携至百济的，或者是自日本列岛运至百济的杉树木材被加工制作成木简。

　　他从城山山城、陵山里寺址出土的附札和文书木简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木材松树入手，指出它们和中国楼兰或尼雅遗迹出土的3、4世纪魏晋时期的木简制作方法及其相似；而日本木简使用松树、杉树等木材，书写一行、仅2-3厘米的书写宽度，是深受古代韩国木简的影响。从而强调研究日本（倭）接收汉字的过程，必须关注与古代朝鲜间的关系。韩国相继出土的6-8世纪的木简，其中一些木简的形制、记载样式和日本木简相似，而且，在汉字的音和字体方面，也和日本有共通之处。他明确指出在复原日本文字生态的同时，共同使用汉字的东亚各国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随之逐渐增加。

　　三、桥本繁先生的研究。

　　1975年庆州雁鸭池出土的木简，是韩国最早发现的木简。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该遗迹没有充分发掘。虽然它们被视为8世纪新罗宫廷官衙使用的木简，但木简特征尚存在诸多不明之处。桥本繁先生将研究和调查的对象聚焦于雁鸭池木简。在约40枚写有文字的木简中，推测有21枚为食品标签。

　　对于桂阳山城和金海凤凰洞出土的两枚《论语》木简，桥本繁先生认为两者虽然均上下部损失，但是残留的文字与现行《论语》文本作对比，具有几乎等间隔的空白，因此现在损失的部分应该书写有公冶长篇中原有的内容。对这两处发现的木简的缺失部分进行复原，可以发现两者均为120至130厘米左右长的多面体木材、其上如实地记载了《论语》的文本内容。这两种木简发现地均不是京城，而是地方，具有共通之处。

　　这两处发现的《论语》木简，被推测与统一新罗的小京或郡的施设有关。如果参照古代日本的事例可以发现，对于《论语》的习书来说，与所具有的实用性相比，地方官人更为重视《论语》的象征性，由此可见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呪术性。这两处《论语》木简，不仅与小京或郡的施设密切相关，而且还与统一新罗的小京或郡的学校中举行释奠这一祭祀仪礼有深刻的关联。

　　桥本繁先生对咸安、城山山城出土的木简进行了调查，并在2009、2011年撰文向日本学术界介绍韩国木简研究的现状。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2014年出版了《韓国古代木簡の研究》一书。

　　四、三上喜孝先生的研究。

　　在2006年，三上喜孝先生对日韩出土木简的整理状况以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探讨。三上喜孝先生对扶余郡双北里出土的百济《佐官贷食记》木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木简记载“佃目之二石上二石未一石(个人姓名+食品的支给额+上纳二石+未纳一石)”的部分，就是借出的石数、返纳的(上)石数、未返纳(未)的石数。古代日本的出举木简也使用同样的表记。总之，此木简是管理食品谷物的官吏所写的借出(公出举)记录，个人姓名下记载借出的数额，并记载返纳额与未纳额，最后记载了借出数额的总计与返纳额的总计。由此可知，百济曾出现返纳借出额50%的现象，这与日本“官吏借贷谷类的利息是半倍”的规定是相同的，同时代的唐也是如此。据双北里木简可知，至少7世纪前半期，百济曾系统地依据“官半倍”的原则实施谷类出举。日本8世纪以后，基于《律令·杂令》规定而实施的谷类出借方式，已经在7世纪的百济出现。由此来看，日本出举制的确立受到百济出举制的巨大影响。双北里木简的发现表明，出举的实施方法以及记录技术也同时从百济传播至日本。之后他对城山山城出土新罗木简的特征进行分析后，与日本出土木简进行了比较。

　　其他学者也着重于探讨日本和韩国出土木简之间的联系，如市大树认为７世纪初的新罗文书木简（庆州垓子木简、二圣山城木简）的格式，在日本古代木简中也能见到的，即所谓的“前白木简”；罗州伏岩里出土的百济木简也与日本的地方木简和平城京木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安部聡一郎还从木简的制作方法入手，比较了韩国城山山城木简和中国居延汉简。

　　（本文摘自《韩国木简研究》，戴卫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本文原有注释，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