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的结果

　　

　　日本电视剧《坡道上的家》直指现实地反映了全职主妇与职场母亲的育儿困境（剧照/图）

　　在日本的家庭关系中，如果妻子对丈夫产不满甚至怨恨，是否会导致普遍意义的婚姻解体？自由记者、作家小林美希追踪十年，先后采访了15位日本女性，写作成《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一书。

　　她的答案是：即使心怀诅咒，很多妻子的选择却是维持和等待。2022年春季，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2012年2月24日，日本《每日新闻》晚报专栏“忧乐帐”登载了一篇题为《搜索“丈夫”这个词》的文章。若将“丈夫”一词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联想结果是“去死”，网上对此议论纷纷。

　　自由记者小林美希当时没有多想。后来，她在有关劳动雇佣和育儿问题的采访中，目睹了一直轻声细语说“我丈夫”“我老公”的采访对象，一旦敞开心扉，会在某个瞬间，怒气冲冲地称丈夫为“那混蛋”，虽然程度不同，但受访者无一例外有过希望丈夫“去死”的念头。这时，她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显然，口头上说的话，并不代表真实的行为。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妻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爱意又是如何转成了恨意呢？小林美希追踪十年，先后采访了15位日本女性，写作成《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一书。

　　这些人中，有41岁“找个差不多的人结婚”的系统工程师，因职场生涯断送而产生恨意；有“跟第二喜欢的人结婚”的58岁护士；还有从幸福美满到产后危机的年轻妻子，丈夫也觉得委屈，是严苛的职场环境导致他们无法按妻子所愿承担家务、照顾孩子。

　　65岁的花村叶子是一名美容师，中老年女性对丈夫的恨意无法估量：“那家伙的骨灰是埋在坟里，还是扔到山手线的火车上，全看我的心情。”

　　20岁时，她嫁给大8岁的丈夫，他像个可以托付的人。刚结婚，夫妇俩住在没有浴室的房子，丈夫每月给她2万日元生活费，负责家庭支出。她总在辛苦工作一天后，回家精心做好饭，却被丈夫破口大骂：“这么难吃的东西，谁咽得下去？”有时坐到餐桌前，菜已一干二净，叶子抱怨：“我还没吃呢。”丈夫却说，“你还想吃？”叶子卖力工作，攒钱买房，开了美容院，还要养小孩、还贷款，丈夫却做起甩手掌柜。她想离婚，母亲却劝她忍耐。美容院的生意渐入正轨，但账目一旦存到200万日元，丈夫就跑去国外旅行，金额重新归零。

　　让她一生无法忘却的是，38岁时，查出宫颈癌，可能要切除子宫。丈夫说：“切了子宫，你还算女人吗？”53岁叶子做了肠癌手术，丈夫每次探望，都说“你躺着舒服，我快忙死了”。

　　丈夫过了60岁后，两人的关系发生转变。叶子的丈夫做了前列腺手术，女儿说，“切除了前列腺，你还算男人吗？”叶子有很多报复的方式，比如，把他的骨灰放在一个可爱的小袋子里，然后，放在山手线的行李架上——之所以选择山手线，因为那是一条环线，很难查出物品的主人。最终，这个小袋子，会被当作遗失物品在JR铁路公司存放。

　　你也许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婚？小林美希的调查揭示了，为什么有些女性想离婚却离不了。她们只能寄希望于丈夫去世，问题就能解决。日本至今保留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就业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女性结婚后就离职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全职主妇离婚，可能面临生存问题。也有人认为，离了婚，下一个男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如和这家伙凑合着过。还有些女性来自单亲家庭，不想让别人嚼舌根，说“果然父母离婚的孩子也会离婚”。“再说，为了孩子，我也不能离。”

　　在日本，按照团体人寿保险规定，贷款人一旦去世，所有贷款都不用偿还。因为丈夫通常是户主，那些在长年累月的婚姻中积攒恨意的女性，也许会在这一刻真切地希望丈夫去死。这可比离婚划算多了。

　　“追根溯源，就业问题是关键，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导致妻子们希望丈夫去死的核心。”小林美希说。

　　

　　日本自由记者、作家小林美希，1975年出生，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后任每日新闻社《经济学人》记者，2007年起成为自由记者，报道以年轻人就业、结婚、生产与育儿、重返职场等问题为中心，著有《不让生育的社会》《中年漂流》《看护崩坏》等（受访者/图）

　　“如果真的没有爱了，那就什么都不会期待”

　　南方周末：写作这本书时，你最想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这本书在日本面世后，读者、媒体和机构都针对哪些议题展开了讨论？

　　小林美希：我采访过的有孩子的女性之间的共同点是“与讨厌到想让他去死的丈夫，无法再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有些女性甚至连丈夫坐在身边都会感到厌烦，有这样的女性，当然会导致少子化。

　　丈夫既不做家务也不带孩子，导致女性无法在社会上活跃，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也减少了，相应地，日本的竞争力也就丧失了。由于家庭收入也不增加的情况很多，所以也存在孩子出现教育差距，且差距固定化的问题。收入不增加，那消费也会减少，所以也会对经济造成影响。我想研究其中的关系。另外，由于反过来也出现了“丈夫也辛苦啊”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也想做个采访，看看是什么情况。

　　在媒体反响方面，电视上主要是综艺节目，其中介绍了很多女性主义方面的反馈，杂志和网络新闻网站上也有很多报道，也有媒体提到其背景在于日本历史上的男女歧视。媒体的负责人如果是女性，则大多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想研究一下，为了应对女性离婚、未婚生子、工作、将来照顾父母，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社区。

　　南方周末：在你的调查中，许多女性进入婚姻后常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这种感受的来源是什么？

　　小林美希：结婚后首先觉得被骗的是，丈夫不怎么做家务。其次，在怀孕、生产后会迎来最大的夫妻危机。怀孕后男性仍然喝酒或工作到很晚，过着与以前差不多的生活，女性则不一样。由于腹中有胎儿，不能喝酒，还要注意健康，有些女性还会饱受妊娠反应之苦。哪怕是产后，如果丈夫把照顾婴儿的工作完全推给妻子，女性就会觉得被欺骗了。很多丈夫在小孩子乱写乱画的时候会真的生气，妻子则绝望地想：“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吗？”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一位受访者说，“只是嘴上说说‘去死’的妻子，真的还算是可爱的呢”？

　　小林美希：“去死”中包含了对对方有所期待却被背叛的想法，所以心存期待这一点还算是可爱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爱的另一种形式。如果真的没有爱了，那就什么都不会期待。对此，我的理解是，那是“所以也没必要生气”的意思。

　　南方周末：有意思的是，许多女性年轻时在婚姻中承受了很多委屈。年老之后，夫妇地位则会发生大反转，比如丈夫依赖妻子的照顾等等。男性对于妻子的“恨意”会警惕吗？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来自男性的读后感？

　　小林美希：很多男性不觉得自己被妻子讨厌了，认为自己上了年纪，妻子会照顾自己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只知道埋头工作的男性在退休后没有容身之处，甚至还被孩子厌烦。能注意到这一点的男性会在退休后突然开始做早饭、打扫卫生，但在妻子看来这往往“为时已晚”。妻子内心想的是“在丈夫做家务的时候，就暂且放过他”。能注意到妻子充满恨意的丈夫还有机会改过，真是幸运呢。

　　在男性读者的反应中，有的说“我会注意自己不要变成那样”，但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态度，认为“也有挺好的人啊”“我不一样，真好”。对于这样的丈夫，往往会迎来妻子“你也一样”的冷眼相送。

　　南方周末：许多妻子会有怨念，在于丈夫在婚姻生活中不懂得付出与经营、看不到妻子的价值与付出。对家务劳动价值和育儿价值的重视，在现在的日本有改善吗？

　　小林美希：丈夫自己有意参与家务和育儿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由妻子清楚地告知希望丈夫做什么，做多少。最近我采访的一个有趣案例是，带孩子的女性以“妈妈撑不住了”为由短暂离家出走，去酒店生活。这一招对于不会主动分担的男性会不会有用呢？

　　抹去前半生

　　南方周末：书中“团块世代”和“昭和式夫妇”的家庭性别结构，有怎样的世代特点？对今天的日本还有什么影响吗？

　　小林美希：团块世代是出生于1947~1949年的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也是在日本昭和时代实现高度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活跃的一代人。在这一代人中，女性一结婚就离职是理所当然的。她们是在“女性要忍耐、要顾家”的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男性则在急剧成长的企业中猛烈工作，那时甚至流行“能干24小时吗？”（意思是“干24小时吧”）这样一句话。女性大多有“与在一流企业工作的高收入男性结婚才是人生赢家”的想法。

　　在这种价值观之下出生的团块世代的子女，也就是现在四十多岁的人，还有他们的孙辈所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也存在不反抗而被灌输父母和祖父母价值观的情况，所以昭和式夫妇的价值观至今也没有消失。

　　南方周末：日本女性在结婚后需要从夫姓，这相当于抹去了她的前半生。为什么这个制度至今无法更改，有没有人抗争过？如果选择不从夫姓，日本女性可能会遭遇什么呢？

　　小林美希：在日本，旧的价值观——家长制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在地方上，即使是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很多地区都说女孩子不上学也可以。

　　根据内阁府的意识调查，2021年度，对于可选择的夫妇别姓的制度化，18-49岁之间的人有40%赞同，50-59岁的人也有30%赞同，60-69岁有25%的人赞同，70岁以上的只有15%的人赞同。年轻一代希望夫妻别姓的声音很多，中老年人的理解也在进步。高龄者中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以高龄者为主要选票来源的自民党政权不允许修改民法，所以对女性来说人权侵害的状况不会改变。

　　即使不想冠夫姓，在日本开设银行账户或者签订买卖合同、支付费用时，也经常只承认户籍姓名，有时会被要求修改为户籍姓名。大学里的研究者会被以姓名评价成绩，所以现在仍然存在一旦改姓，结婚前的成绩就被清零的问题。

　　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小学等，如果只有母亲的姓氏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同，那么即使把母亲的姓氏明确写在文件上，大部分情况下她也会被人用丈夫或孩子的姓氏称呼，很多女性感到失去了认同感。

　　南方周末：中国近年来有很多关于全职主妇的讨论。中国民众熟悉的日本影视作品中，也有许多全职太太的身影。在日本，现在全职主妇的境遇如何？制度和法律如何对全职主妇进行保障？

　　小林美希：在日本，全职主妇现在呈两极分化。有与高收入男性结婚后自愿成为全职主妇的，这就是所谓的名流太太，另一种是因为怀孕或育儿得不到社会的理解而导致被解雇，不得不成为全职主妇的。政府呼吁“女性活跃”后，还出现了不工作的女性感到面上无光的现象。

　　日本还保留着在高速成长期建立的以“男性工作，女性当全职主妇”为前提的制度，所以有一种制度可以让全职主妇受益，即作为全职主妇的妻子由丈夫抚养时，可以不用承担社会保险费，税费负担也可以减轻。

　　在日本，或许是明白女性所处立场之悲惨，所以小孩子和大学生倾向于将来当全职主妇。据民间调查，小学里的女生将来想从事的职业中，第1名是开蛋糕店或面包店，第2名是艺人，第3名是当护士，第4名是开花店……主妇排在第20名。对大学生和二十多岁女性的调查显示，想成为全职主妇的人呈增多的倾向。我想这是由于稍微年长那一代的劳动环境太惨了，使她们受到了影响。

　　南方周末：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放开了非婚生子上户口的政策后，关于单身育儿的讨论很多。据你观察，在日本，女性单身独立育儿可行吗，需要什么物质和精神准备？

　　小林美希：日本也是，不需要丈夫但想要孩子的女性之多超乎想象。只不过在日本，有孩子的女性往往工资明显要低，难以自立，所以离婚很难。有孩子且能离婚的情况有时被称为“人生赢家”。日本的现状是，女性独自带孩子伴随着很大的困难。

　　物质准备是如何让收入稳定。剩下的我觉得就是，控制丈夫持有的存款等。如果女性不去管理家庭资产，那丈夫就随心所欲了。在心理准备上，我觉得要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妈妈圈的朋友等互相帮助，从平时就构建合作关系。

　　南方周末：疫情以来，日本女性的处境有哪些变化？疫情的发生对结婚率、离婚率有无影响？

　　小林美希：日本的餐饮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中以非正规雇用的方式工作的女性较多，她们因新冠疫情受到了很大打击。因此，想离婚也无法离婚的女性越来越多。不过，在由于丈夫收入减少而指望不上丈夫，而且丈夫暴力或不参与家务和育儿的情况下，也有痛下决心离婚的事例。

　　在结婚方面，则呈现两极化现象：有交往对象的人由于社会不安的促使，倾向于结婚，而没有交往对象的人则由于新冠疫情而导致邂逅减少，更难结婚。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现在都无法知道会与宏观统计有何种关联。

　　“她们不能简单地离婚了之”

　　南方周末：这本书六年前在日本上市，这六年间，书里提到的问题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小林美希：与采访时相比，日本情况没有很大改变，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大，情况其实是恶化了。原因就在于为预防感染而居家办公。尤其是夫妇双双居家办公，孩子所在托儿所或小学停课。

　　在日本，尤其是城市里的住宅或公寓非常狭小，很多情况下就只有卧室、儿童房和客厅，没有书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丈夫一个人占领能够安静下来的房间，妻子则在客厅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对着电脑。饭菜也是妻子准备。

　　丈夫参加线上会议时，如果孩子吵闹，妻子会被骂，导致妻子完全无法推进工作，要等孩子熟睡之后在夜里工作。对丈夫的恨意比以往更多。其中也有开始家暴的丈夫。但是，因为处于疫情下，对前途心有不安，所以她们不能简单地离婚了之，而是一直在忍耐着。

　　南方周末：女性个体的困境是复杂多样的，如果要彻底改变，你认为男性、职场、政府、社会机构等，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推动女性处境的改善？疫情两年多了，是否给解决各项问题增加了难度？

　　小林美希：日本指望的是海外游客，国家对保障就业、振兴产业一直束手无策，所以餐饮业和旅游业受到了很大打击。餐饮业和旅游业中以非正规方式雇用的女性很多，很多女性失去了工作。和以前一样，如果依赖餐饮业、服务业、薄利多销，事情就不会改变。我认为必须回归原点，在制造业和IT领域创造有附加价值的东西，谋求雇用质量的改善。

　　然后，日本至今为止持续实行的放弃保障就业的劳动政策的失败，导致了日本技术能力的下降。日本资源匮乏，所以必须绞尽脑汁让制造技术重生才能恢复。我认为这一点经过新冠疫情而得到了验证。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