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一生：从不消极，绝不躺平

　　

　　说到褚时健的企业家精神，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石引用巴顿将军的名言所总结的，“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我见过很多职场人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有幸曾有几年的时间近距离仔细研究褚时健的人生，发现褚时健的企业家精神里，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东西——自强不息，永不躺平。

　　褚时健原名褚时俄，因为他特别喜欢“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句话，在中学时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褚时健。

　　褚时健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了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褚时健经历了战争、反右、文革、改革、牢狱、疾病，实际上顺境的时候并不多。91年的人生岁月里也就是在烟厂的17年算是顺境，其他时间总是在遭遇着不同的坎坷。但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总是在不停地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改善着周围的小环境，改变着、改善着家人和周围人的生存状况，战争也好、反右也好、文革也好、牢狱也好、疾病也好……他一直都在自强不息，从来没有认命，没有躺平过。

　　褚时健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家里有十几亩地，一个酒坊，父亲还做着为旧锡矿提供木材的生意，生活算是不错。但是，褚时健十五岁那年，父亲因为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重伤，一年之后不治而亡，家中骤然失去了顶梁柱，木材的生意没了，酒坊也请不起了师傅，家里、田里、酒坊，都只有妈妈一个人顶着，同时要养活六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才一岁。作为老大的褚时健，那时候小学还没毕业，他没有沉溺于愤怒的情绪里，也没有任由家境败落下去，十五岁的褚时健毅然放下课业回家帮助妈妈，从妈妈手里接过作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酒坊。

　　褚时健家的酒坊主要用苞谷烤酒。传统的苞谷烤酒分几个步骤：泡苞谷、蒸苞谷、放酒曲发酵、蒸馏、接酒。其中蒸苞谷的环节要求把泡好的苞谷放在甑子上连续蒸十几个小时，直到苞谷开花，这个环节要求柴锅里一直有水，锅灶里一直有火，否则，水烧干了苞谷就会煳，意味着全部失败；而柴烧尽了苞谷就不熟，一样烤不出酒。而且，蒸的过程要定期搅拌，不然受热不均，影响出酒量。

　　蒸苞谷这个环节一般要两个人轮流守灶，但褚时健只能一个人对付。这在白天容易做到，晚上就很麻烦，夜里人困，总想打个盹。那个时候也没有闹钟，一不小心就会睡过头，要么火灭了，要么水烧干了。听褚时健讲，他在做酒的时候经常夜里闻到街上飘着苞谷被烤焦的味道，那准是谁家的柴锅里水熬干了。水熬干了，一锅苞谷也就完了。褚时健知道，只要苞谷一煳，自己和弟弟妹妹的学费就没有了，家里的开销用度也会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挑战，褚时健没有畏难退却，也没有抱怨辛苦，不断想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认真仔细的观察和思考，褚时健总结出一条规律，一锅水加满，一般要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才能熬干，心里有了这根弦，褚时健就会在加满水的一个时辰内浅睡一会儿，等到快熬干的时候就准时醒来。

　　凭着这份韧劲和执着，褚时健从一开始做酒，从来没有干过锅，也没有熄过火，这件事连三伯家教他烤酒的师傅始终都没弄明白。至于为什么他总能做到准时醒来，褚时健只是云淡风轻地说，“心里有事，不会睡过头”。

　　靠着自己做酒，褚时健保证了家里的生活费用以及兄弟妹妹上学的学费来源，母亲也因为有了褚时健的分担而没有过度劳累。就这样，十五岁的褚时健帮助家里挺过了最难时刻。

　　1958年，褚时健因为同情“右派”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玉溪行署人事科长的岗位上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红光农场在一个山谷的底部，常年酷热难挡，蚊虫肆虐，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当时很多像褚时健一样的玉溪市的精英，被划为“右派”，一下子被流放到这个地方，他们受不了这个落差，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没心思做事。褚时健总是劝他们，“你这样做没用，生闷气是最没用的事情”，“我不生闷气，我找事情做，我要通过做事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农场的工作，无非就是种地种菜种甘蔗，喂猪喂马喂牛羊，砍柴做饭，但褚时健对于手上的活计，总是比别人更积极一些，他翻过的地、种的菜、看管的甘蔗，都比别人像样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讲，“因为我这个人认真，不管是什么环境，活儿到了自己手边，就要做好，不然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959年，因为全国性地粮食供应不足，吃不饱饭，农场里大部分“右派”开始身体浮肿。褚时健看大家生活实在太艰难，就给农场领导提建议，把交完国家任务后剩余的甘蔗用来榨糖、烤酒，然后用自制的糖和酒跟周围的傣族老乡换食物。农场领导忙于政治运动，就索性让褚时健去管农场的工业和副业。就这样，褚时健用最简单的工具，榨出了糖，酿出了酒，还把农场果树上残余的果子搞下来，塞进一些蔗糖，在火上烤，做成北方人喜欢吃的蜜饯，很受农场“右派”和周围傣族老乡的欢迎。不但如此，褚时健还开了一块荒地种菜，收了菜大部分交到农场食堂。当然，有时候自己也留一些，悄悄开个小灶叫上其他“右派”来吃。

　　为了给大家搞到更多的营养，褚时健有空的时候还去河边钓鱼。他是拿鱼高手，几乎没有空手而归过，出手就有。很多个傍晚，在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缺少营养，尤其缺少蛋白质的时候，褚时健的家人和农场的“右派”们还能时不时地炖一锅营养丰富的鱼汤喝喝，真是让人羡慕。

　　在褚时健的影响下，农场里的“右派”们，尽管依然经常遭受饥饿之苦、劳役之累，但是，原来沉闷无光的生活开始变得有乐趣、有希望。

　　文革时期，褚时健被组织上派往玉溪市新平县曼蚌糖厂（后来改名戛洒糖厂）当副厂长。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在串联、武斗，没有哪个企业在正儿八经地搞生产，曼蚌糖厂也是这样，几个派系斗来斗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厂子连年亏损，成为新平县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连褚时健的好友，时任新平县县委书记的普朝柱都担心，“连年亏损的企业，可能不好干”。褚时健讲，“试试吧，好不好干都试试”。

　　褚时健到曼蚌糖厂之后，看着破破烂烂的工厂，松松垮垮的员工，连绵不绝的内斗，他没有绝望，也没有观望，更没有参与其中的任何派系斗争，一上任就扎到生产一线，调查研究，熟悉情况。一个多月下来，他已经心里有谱，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

　　褚时健在糖厂的第一年，采取了三项看似很小的改进措施，却收到了出人意料的大效果。一是敲锅，即把糖厂熬糖用的大锅锅底的泥巴和锅垢敲掉，增加锅底的受热面积，从而减少燃料消耗；二是改燃料，把原来不能充分燃烧的低价褐煤改为厂里堆积如山的蔗渣，降低燃料成本；三是增加榨糖机的滚筒，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六个、九个，提高出糖率。经过这三项措施的改进实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糖厂就传出爆炸性好消息——企业盈利了。工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厂长和党委书记再也不用头疼如何向县里申请补贴，县里再也不用背着这个亏损的包袱。

　　糖厂在褚时健的带领下，后来又引进了蔗渣里喷温水洗糖技术、真空蒸汽锅煮糖技术、螺旋棒代替人工搅拌技术，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出糖率、降低了燃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不但如此，蔗糖的质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一级品占比越来越高。企业利润逐年增长，第一年8万（有人说是11.7万），第二年20万，第三年40万。全体员工第一次尝到了全年足额发放工资的滋味。

　　厂里的生产是搞上去了，但由于物资短缺，员工的生活依然很差，褚时健又带领员工在戛洒江边的河滩上开荒种菜，带领员工用糖厂的生产废料（糖渣）养猪。文革期间，全国大部分工厂的食堂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糖厂的食堂却能够做到让员工每星期吃一次肉，再加上5角钱，全家都可以跟着吃，蔬菜更是多得吃不完，剩下的就以市场价一折两折的价格卖给职工。糖厂成为新平县其他企业和机构人人羡慕的好地方，就连糖厂的造反派们对褚时健都心服口服，有的造反派甚至讲，“我们真不如他，给他提个鞋子算了”。

　　文革结束后，褚时健被调往玉溪卷烟厂。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以内斗激烈、人事复杂而远近闻名。褚时健之前的几任厂长，都没有干成过像样的事，一路疲疲沓沓走过来。褚时健原本并不打算去玉溪卷烟厂，而是更喜欢组织上提供的另外一个选项——塔甸煤矿，因为那里人事简单，可以干事，工作之余，还可以打打猎。但因为妻子马静芬的强烈反对，褚时健才选择了回玉溪。

　　为了避免派系斗争影响自己干事，褚时健在上任之前，就和玉溪市委书记胡良恕要了一把尚方宝剑：给他一年时间改变现状，无论谁去告状，一律驳回。胡良恕一口答应。争取到市委书记的尚方宝剑后，褚时健就可以放心去干事了。

　　但当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的时候，所见到的情况比想象得还要糟糕：职工生活条件简陋，很多老员工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工人纪律涣散，人浮于事，经常是一人干活，几人围观；产品积压如山，很多产品都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退货。用褚时健的话讲，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员工软、散、懒，车间跑、冒、滴、漏。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厂里的领导班子有12个人，分成两派，形成的传统就是相互拆台，特别是党委书记，是一位只在乎权力，只擅长告黑状，对生产毫无兴趣的人。

　　面对这么多问题，已经52岁的褚时健完全可以选择躺平，过几年安安稳稳的的日子然后退休颐养天年，但这不是褚时健的风格。他等了52年，终于有了可以大干的好环境，他不可能再失去机会，他选择了强势出击。他跑到地委直接和胡良恕书记摊牌：“书记干，我走；我干，书记必须走。”最后，党委书记被调走，玉溪卷烟厂的领导班子按照褚时健的意见进行了大调整。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发起了员工生活条件改善、工厂生产现场整顿、老设备技术改造、莫林公司MK-95的引进、整套卷烟设备的引进、工资体系改革、第一车间建设、烟叶烟厂烟草的三合一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经过十六年时间的整顿和改革，褚时健终于把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年盈利不足一个亿的企业发展成年上缴利税超300亿元的大公司，成为全国利税第二大户。

　　褚时健的一生和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可谓历尽坎坷。但是，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坎坷，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始终没有消极过，始终没有躺平过。

　　褚时健的一生，一直在尽可能用自己的行动，改善着自己身边的环境，改善着自己身边人的生活。逆境中，则小改变小改善；顺境中，则大改变大改善。

　　他也确实做到了：失去顶梁柱的家庭被改变了，他成了家里新的顶梁柱；沉闷无望的红光农场被改变了，绝望之境有了希望之光；曼蚌糖厂被改变了，成了灾难时代的幸福之地；玉溪卷烟厂被改变了，由一个地区小厂变成云南省的财政支柱；大营街因他而改变，从一个贫困村成为云南省第一村；新平县因他而改变，原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金山银山……这就是企业家的力量，企业家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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