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战犯“由鬼到人”（铭记历史　警示未来）

　　 　　1984年，中归联会员为反对日本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举行抗议游行。

　　 　　高桥哲郎向记者展示珍藏的杂志《人道与宽恕》。　　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图书室阅读。

　　 　　2010年6月20日，前日本战犯坂仓清、高桥哲郎及日方代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碑前表达对当年侵略行为的悔恨。

　　1950年至1964年，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里，982名日本战犯接受改造，中国创造了使这些日本战犯“由鬼到人”的世界奇迹。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日本后，感念于中国政府和百姓的善良与宽大，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发誓将后半生献给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

　　“为检验训练成果，新兵要被组织到中国农村进行‘讨伐行动’，屠杀无辜民众是日本新兵训练的必备科目”

　　高桥哲郎，侵华日军老兵，1921年出生于日本宫崎县。从大阪外国语学校中文专业毕业后，高桥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并于1941年被公司派往中国山东济南。时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下，侵华日军死伤不断，需要补充兵源。日本当时实行“征兵制”，年满20岁的男子必须接受征兵检查，只要合格就必须当兵。就这样，1944年2月，高桥在济南直接成为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的一名新兵。

　　按照规定，新兵必须接受6个月的训练与教育。高桥告诉本报记者，新兵训练非常残酷，可谓是“非人一般”。每天早上6时起床，吃饭前先做体操。吃饭、收拾行李等速度稍慢，就会遭到惩罚。此外，新兵还要接受“军国主义”洗脑教育：每天睡觉之前，要集中在一起，学习并熟记充满浓厚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军人敕谕”等内容。而为检验训练成果，新兵要被组织到中国农村进行“讨伐行动”，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这几乎是每个士兵的必经阶段。高桥说，因为自己身体虚弱，在新兵训练刚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他就转到为体弱者而设的“特别训练队”，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躲过了新兵训练的必备科目“屠杀中国无辜民众”。

　　1944年底，侵华日军开始节节败退，此前一直推行的“占领之后便杀光、烧光”的战略也难以为继。为此，侵华日军转变方针，新兵训练结束后，高桥被安排至报道班，发挥其懂中文的特长，开展“安抚”工作。当时戏剧在中国农村非常受欢迎，高桥把俘虏中会唱戏的中国人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约50人的京剧团，通过他们的演出缓解中国老百姓对侵华日军的警戒心，以此骗取他们的配合。

　　1945年7月，第五十九师团被派往朝鲜。8月15日，高桥在朝鲜的一座山上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高兴”——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回日本与家人团聚了。

　　高桥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投降。高桥先是被送到西伯利亚过了5年战俘生活，1950年7月，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二战战争罪犯的规定和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高桥就在其中。

　　“处决战犯非常容易，但改变战犯的思想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做到了。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回忆起那段经历，高桥十分感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才得以过上人一样的生活”，“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生活是我们曾经伤害的中国人民给予的”。他说：“我们住进了温暖的房子，每天可以吃饱肚子，不用参加强制劳动，生病了有医生，还可以理发。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非常贫穷，管理我们的工作人员吃高粱饭，我们这些战犯却吃大米饭。”

　　尽管如此，战犯中不少人因为自知罪恶滔天，担心马上会被判死刑，中国政府对他们越好，他们反而认为中国没安好心，不仅不配合改造工作，反而给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出难题。高桥说，可是，中国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诚意以待，面对我们提出的任何困难与问题，都会及时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政府还通过细致耐心的教育，逐渐改变这些战犯的思想，使他们坦诚面对过去的罪行。很多战犯在管理所通过互帮互学，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例如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关于日中两国战争本质的论述等书籍。他们一边进行理论学习，一边结合自身的社会经历，对日本的劳动状况、军队生活的矛盾等问题进行讨论，加深认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大一样，然而4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少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等都慢慢改变。很多战犯克服了“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以及“不说也可能不会被暴露”的侥幸心理，开始积极坦诚地供认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最终，45名前高级军官战犯在供述书中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详细叙述，其他战犯则通过手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日军在中国的众多罪行。不少战犯回到日本后还将自己的手记出版。例如有一本叫《三光》的书，就是对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日军在华罪行的忠实记载。这些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真诚对待，我们就不会信赖他们，更不会有我们的自我反省。”高桥一再强调，中国既没有强迫他们供认，又没有进行诱导询问。在此期间，工作人员经常对他们说，只有认真认罪并进行反省，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但同时还强调，“一定要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坦白，既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虽然对战争期间日军所犯罪行收集物证非常困难，但中方没有仅凭口证就定罪，还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被害者的证言、照片等证据。

　　在不断地学习中，高桥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穿着军靴、拿着枪，“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侵华日军服役”这一事实无法抹煞，所参加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恶本质无法改变，因此必须向中国人民坦诚道歉。

　　他告诉记者，处决战犯非常容易，但改变战犯的思想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做到了。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

　　“中国人民心胸宽大，善待、改造战犯，把我们由鬼变为人。这也正是我们在战后几十年不顾日本国内的巨大压力、向日本民众宣传当年日本侵华罪行的一个原因”

　　1957年2月，这些“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发誓将后半生献给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的前战犯”，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同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确认了该组织的两大方针：促进会员生活稳定与改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促进日中友好。

　　“基于认罪思想进行加害证言”是中归联成员的活动指针。1988年，高桥当选中归联事务局长，通过募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立“谢罪碑”，不断促进日中两国交流。与此同时，高桥与其他成员一起在日本各地演讲，揭露731部队罪行、无人区作战、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曾犯下的滔天罪行。高桥认为，这是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上世纪90年代，针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将侵华战争说成是“正义之战”的逆流，高桥等推出《季刊中归联》，用事实去回击这些声音。

　　到了2000年，中归联会员数急剧减少，仅剩的会员大多数已年逾80，难以再组织全国性活动，解散中归联、成立继承团体成为现实问题。2002年春，“抚顺奇迹继承会”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为日本的全国性组织，继续推动日中友好。

　　如今93岁的高桥默默关注并支持着年轻人的活动。他说，中国有个词叫“世世代代”，看到“抚顺奇迹继承会”的负责人各司其职，和平友好活动正在世世代代开展下去，他感到欣慰。

　　高桥说，中国人民心胸宽大，善待、改造战犯，把我们由鬼变为人。这也正是我们在战后几十年不顾日本国内的巨大压力、向日本民众宣传当年日本侵华罪行的一个原因。

　　高桥对日本政府的历史观忧心忡忡。他说，当前日中关系的障碍都源自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政府不正视侵略战争的事实。他返回日本后，一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日本民众介绍那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非常遗憾的是，这没有成为日本舆论的主流。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日本人在提及那场战争时，大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各大媒体的论调也都站在这一边。如果谁要说日本侵略过中国，杀害了无数中国无辜百姓，就会被扣上“自虐史观”的帽子，说那是“日本人玷污日本人”的行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怕。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历史，实现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和解。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如果不构建友好关系的话，彼此都难以承受。尤其对于日本来说，从经济、文化，甚至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如果不正视历史，不谋求与中国等亚洲邻国搞好关系，日本将没有生存的空间。”高桥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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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7月，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二战战犯的规定和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共计982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改造战犯所确定的一系列政策，给予战犯人道主义待遇，终于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

　　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该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释放回国。

　　（车斌）

　　忏悔，直至生命尽头（记者手记）

　　对高桥哲郎的第一次采访是在2014年8月19日。那天，他借给记者一包资料，其中包括一本外文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杂志《人道与宽恕》，还有《侵华战争罪犯名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起诉免除的决定书》等。高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并特意让记者写了一张借条。临别之际，还再次提醒记者一定要归还。10月28日，记者当面将资料交还给老人。

　　高桥回日本后，先后在东京、大阪、札幌等地居住，搬了十几次家，绝大多数物品都已换掉，但这些资料却一直视若珍宝地保存着，为什么？

　　93岁的高桥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其实，年轻时他身体状况并不好，新兵训练只能去“特别训练队”，在西伯利亚的5年战俘生活让他差点死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饮食与医疗条件，还有规律生活，让他拥有了第二次生命。然而高桥说，这包资料珍贵之处并不是因为它们记载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因为它们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的证据，对日中关系非常重要。这包资料是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象征，是向全世界呼吁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伟大之处的重要资料。

　　高桥说，随着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人相继离世，能够向世人说明日本曾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人也越来越少。现在在日本，当年的战犯所剩不足十人。采访中，他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写有战犯联系方式的笔记本。记者注意到，这些名字与联系方式是用铅笔写的。高桥说，每当有人去世，他就会把相关的联系方式用橡皮擦掉。想必他这样做时，内心一定非常复杂。他还建议记者抓紧时间去采访那些还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何时去世谁都说不准。

　　2014年11月15日，记者前往神奈川县的一所养老设施，采访了当时101岁的曾经的战犯绘鸠毅。2015年1月3日，绘鸠毅离世。现在的这篇“自白”，就是绘鸠毅最后的历史证言。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31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