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3万人去看的成博大展，长什么样？

　　每经记者 石普宁????每经编辑 唐元

　　刚过去的“五一”，成都博物馆外排起的长队，彰显了旅游市场的强市复苏，也凸显了日渐出圈的“文博热”。连续5天超过3万人入馆，成博的大展究竟有多吸引人？

　　或许，它打动观众的点在于，从观众可触之物出发，并试图找寻千百年前的记忆，主打的就是一场“穿越”之旅。

　　例如，展馆内那一排显眼的化妆容器，女士看了迈不动腿，男士陪着女士，也忍不住多看几眼。

　　进入正式探展之前，我们从那组最吸引眼球的化妆容器说起，其大约有4000年历史，由青铜制成，瓶身多为动物形象。

　　一个冷知识，根据文字提示，我们得知，古人制作眼线膏的目的，在于防晒、防蚊虫和阻挡细菌。而制作的方式也很特别，化妆容器里盛放了从铅盐里提炼出的矿物粉末，古人往容器里加水或油将它们充分溶解，就可以得到“最天然”的眼线膏。

　　这种眼线膏本来发源于埃及，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可见人类文明交流之源远流长。

　　4月28日，由成都博物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灿烂的记忆：亚洲文明古国金属艺术展”在成都博物馆3楼临展厅向公众开放，该展通过来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268件/套金属器经典藏品，以展现亚欧大陆不同文明和地区金属艺术发展、传播的轨迹。

　　展厅以文明迭代为线索，直观地呈现出各亚洲文明古国金属器的形制流变，展品范围囊括了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阿姆河文明、新亚述王国、乌拉尔图王国、波斯帝国、希腊化王国、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亚洲文明古国。

　　“我们这次特别的小巧思是加入了中国的部分，”展览执行策展人张倩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此次展览不光梳理了中国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展厅中的图板中也有多处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金属艺术的对比及映照，“亚洲不同的地区的文明虽然在地缘上可能有距离，但是在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上始终是保持着共通的。”

　　小巧思还体现在对3楼临展厅的长阶梯设计上，“我们利用不规则阶梯，为大家营造出两河流域的氛围，特别是在第二单元，我们将冶金代表的火和两河流域所代表的水相结合，做了特别的造型设计。”展览设计负责人付小玲介绍道。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

　　公元前3500年左右，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青铜时代拉开序幕。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科威特的部分地区）开始进行青铜器的制作与生产。

　　如果不是因为处在一进展厅便能留意到的展柜里，这座银神像极易被人们一扫而过，因为它的高度不过相当于成年人竖着的食指。

　　其塑造的形象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天神安努。由于当时金属资源的稀缺，这一时期金属器主要供王室使用，装饰主题以图腾、神像、祈拜者、王权等为主。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铜牛车。此次展出的铜牛车的制作时期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左右，是展览中时代最早的器物。

　　两只公牛牛角突出，显示出古人对于生命及力量的崇拜。有趣的是，这辆四轮车的车轮还是由木板拼接成圆盘状，尚未出现辐条，在实际使用中会更加笨重，多用于宗教场合祭祀物品的运输。

　　不止公牛，鬃毛茂盛、性情刚烈的野猪也是中亚西部青铜时代盛行的主题之一。

　　展出中一件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铜斧上不仅在外侧饰有卷曲的鬃毛，斧孔两侧更是雕刻了惟妙惟肖的野猪眼睛，其神态捕捉十分到位。

　　而到了公元前1200年，铁器时代到来，金属冶造技术进一步提高，金属材料使用范围逐渐从祭祀、礼仪用器物拓展至兵器、农耕用具和生活用具等。

　　对应历史时期，展览主要展现的是两河流域的新亚述王国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乌拉尔图王国的各类金属制品，“武力”和“战争”是亚述人的关键词。历史上，新亚述王国和乌拉尔图王国也互为对手。

　　展出中的一件权杖头或许是年代极早的铁制品。该权杖头主体为青铜，外表包铁，顶部下方刻有楔形文字铭文，是权杖的顶部装饰，将手柄插入其中后，既可用作武器，也可用于祭祀。

　　文明之间金属艺术的交流

　　从波斯帝国、希腊化王国、贵霜帝国再到萨珊波斯帝国，时间跨度横跨千年。这一时期的金属装饰技艺迅猛发展，金属器也更加贴近生活。

　　在此期间，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未尝中断。

　　展览中橄榄枝造型的金王冠让人联想到古希腊，而中心却又镶嵌着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

　　更晚一些的三件金耳饰，体积不大，但手工精巧，并体现出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件金耳饰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只海豚。在希腊文化中，海豚被视作神的化身和圣兽，广受喜爱。

　　此外，金属器本身也越来越精巧，萨珊波斯帝国更是以发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而闻名，文化影响力极大，艺术形式和图案母题向东方和西方都有所传播。

　　在历史沉浮中，世界文明学习、互鉴，而中国也在其中广泛交流、吸收周边文明成果。

　　例如，一件中亚出土的铜连枝灯，其形状犹如树形，器型与酒泉博物馆的藏品相同，年代当在东汉时期。连枝灯始见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著名的海昏侯墓亦有出土。

　　山羊形铜来通也是见证中外交流的一大例证之一。在波斯帝国，来通被用来象征高贵的身份和强大的财力。随着丝绸之路的传播，来通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唐朝的上层社会生活，唐朝的工匠也会使用陶瓷来仿制来通。

　　此外，包括“永生圣树”“狮子崇拜”“徽章式纹样”等主题或装饰，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体现在了包括金属器物制作在内的中国器物上，而中国工匠们通过吸纳与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古蜀文明中的青铜文化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入围“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老龙头遗址，都是古蜀文明青铜文化的代表。

　　在这之中，亦展现出古蜀文明在金属艺术上，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一个例子是，老龙头遗址是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代墓地，它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其文化面貌除本土因素外，还显示出滇文化、欧亚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

　　在上述提到的权杖头展品旁，还有来自四川盐源的战国晚期的羊首形雷纹杖、蛇尾杖，皆可作为金属器物在表达权力上的对比参照。

　　此外，还有2件枝形饰片、1件铜带饰，实证了西南、西北地区及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交流的历史。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在张謇出使西域时，今四川地区就与阿富汗存在间接或直接的商贸往来。

　　据《史记》记载，张謇在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看到了蜀布和邛竹杖，并得知从蜀（今四川盆地）向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便可通大夏，这条道路即现在的“西南丝绸之路”。

　　事实上，在中国北方草原、长城地带和河西走廊，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相关器物发现，或可证明，早在夏代以前，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就已与中华文明各区域文化产生交流。而作为华夏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青铜文明在中华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持续作出贡献，成为多元文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侧面。

　　纵观发展历史，文明交流的碰撞贯穿始终，“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如展览介绍所言，“古代亚洲各地之间技术、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生动写照。”

　　更直观的感受，或许只有当你身临其境时，才将更加有所体会。

　　本文作者系天府文创云记者石普宁，转载合作相关可搜索“天府文创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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