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背后的小人物故事，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卢或者（曾做过远洋船员、石油销售和商业记者的媒体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2021年11月中，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家乡话问我是不是在上海？他说他是李宇。李宇和我同村，比我大几岁，我们交集不多近十年没有联系。

　　他说疫情之后老家很难找工作，于是他和中介公司签订合同，应聘了上海某工厂的“短期工”——工期三个月的流水线工人。一周前他们坐着工厂包的大巴车从河南新乡一路封闭式运送到上海，现在他在金山的一个工厂给我打电话。

　　寒暄几句后他支支吾吾地说，他有些担心中介公司会骗他工资。

　　他在这里做短工，一个月工资约8000元。但工作时每月只发放4000，剩余的4000要等到3个月工作期满后一次性发给他，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写进合同里，都只存在于微信聊天记录中。

　　“我保留了全部的聊天记录，听说打官司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当证据？”他问我，如果中介不给他钱，拿着这些聊天记录能不能“告他们”？

　　我说，这种法律问题，我也不太懂。

　　顿了下，他说：“听说你在上海做记者，如果这些中介机构骗我们，你能不能写点儿东西曝光他们，帮我们去要钱。”

　　我说，我主要做商业报道，社会新闻不专业，但我可以找人问问。

　　他有些失望地“哦”了两声，又客气几句就挂了电话。随后我找了一些法律援助、维权律师的联系方式推荐给他备用。

　　他回复说，到时候再看吧。

　　我安慰他说，上海是一个讲规则的城市，应该没什么问题。

　　半个月后，因为一个稿件我采访某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实验室，他们和我介绍如何用人工智能检测iPhone配件上的缺陷——AI模型可以在4秒内完成几微米的缺陷检验，而同样的工作，即便熟练的工人也需要40~60秒才能完成。

　　在解释AI效率的时候，实验室的工程师说，作为苹果手机供应链企业，这些工厂的生产节奏要匹配iPhone的发布周期。以苹果每年9月发布新机的时间倒推，发布前3~6个月是这些工厂的生产高峰期，供应商生产，组装厂备货，苹果方验收，而iPhone发布3~4个月后就会进入稳定期，这些工厂的生产规模逐步回落。

　　所以iPhone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以月为单位的“潮汐式生产过程”。

　　这种生产方式给招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工厂会招聘大量的3个月短期工来应对生产高峰。

　　但短期工并不稳定，工人们对这3个月的工作也不太看重，很多人在入职一两周之后就辞职走人。为了稳定工人，工厂会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明确只要工人中途不离职，三个月后厂方会给中介公司一笔奖金。但很快，这种奖金就演化成中介招徕工人的手段，中介将这笔奖金拿出一部分来激励工人，约定员工只需要做三个月就可以离职，通过这种操作把平均工资拉高。

　　这个工程师和我解释说，你看，当时为了稳定工人工作的奖励制度，最后反而成为催生工人3个月就离职的诱因。

　　他说，疫情期间招工困难，这个工厂要从务工大省对口招募，全程封闭转运。“比如从河南新乡招工，直接用大巴拉到上海、苏州的工厂内。”

　　我忽然想起了李宇，他说的这些工人不就是李宇们么？虽然李宇不在这个工厂工作，但是李宇的务工模式和这种短工毫无二致。

　　同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李宇认为中介公司在“扣他工资”，实际上这笔钱只是工厂发给中介的“奖金”，中介们也需要等到三个月后才能领取，他们当然没办法当月发给李宇。

　　和工程师聊完，我给李宇发消息，将上述招工逻辑讲给他听，告诉他不用担心这笔钱，三个月后，工厂和中介结算后，会转发给他们。我说，“这应该是一种行业惯例，其他工厂也有类似的操作。”

　　他很开心地说，明白了。

　　那一刻我也松了口气，虽然没能帮上大忙，但我也给他解答了一部分疑惑，降低了一些顾虑。

　　同时我从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看到了一个产业的生产逻辑：“果链”工厂为满足“潮汐生产”而招短工，短工流动量大而衍生出两种变革：

　　1. AI替代，让人工智能进入工业生产成为现实；

　　2. 分离式薪资，工人和中介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新的利益链条。

　　这种站在第三者视角看世界的感觉让我生出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比大部分人更透彻地理解生活和产业。

　　但，现实无情地嘲讽了我。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李宇给我发消息说，中介未按照约定的比例发放工资，欠了他近万元，他和工友们已经报警，下午去派出所调解。

　　几个小时后，他说调解完了，警察帮他们追讨了工资，但中介最终以考勤问题少付了3000元左右的工资。

　　我说，为啥不给？

　　他说，唉，这就是中介所谓的套路，没有办法。随后说，临近年关买票难，他买了下午的车票回家，说以后回家再碰头吧。

　　“上海不好待啊！”他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对着屏幕打了几段文字，又都删除了。最后回复一句：“一路平安，代向家人问好。”

　　我有些愧疚，觉得自己不仅没帮上忙，还高估了中介的职业操守，带着李宇轻视了生活的恶意。

　　我自认为的透彻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浅薄——实际生活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

　　二

　　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的另一件事。

　　2019年11月，因为一个“双11”的选题，我去贵州普安县西陇村采访。

　　西陇村位处贵州省的西南部，藏在绵延的群山之中，从贵阳坐高铁到这里，一路穿山过隧，窗口光线几乎有一半时间都被山体遮蔽。同时这也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3900多人，当时贫困人口1600多，贫困发生率42.3%。

　　我的采访对象是西陇村一个农户“老伍”，他们家在深山里养殖“乌鸡”，再通过电商渠道将鸡和蛋卖到城市家庭，那一年“双11”助力“脱贫攻坚”，电商平台帮助这些农户增加收入解决就业，我去村子里了解他们的工作细节。

　　没想到，这次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老伍，而是他们的驻村第一书记F书记。F是派驻当地的扶贫干部，一年前他从北京来到贵州普安，计划在这里工作两年以帮助当地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

　　F带我走访了山顶的养鸡场，采访了老伍，工作进展很顺利，下午我陪着他一起去半山腰的学校接了老伍的小女儿回家，但在校门口，他被校长堵住了。

　　校长说：“书记留步，自从县城开设寄宿学校以后，现在村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全校只有1、2、4三个年级，几十个学生，教育局说要裁撤我们学校，我想问下，剩下的这些孩子怎么办？老师怎么安置？”

　　F书记一时也没有合适的方法，他感慨地说：“是啊，这些1~2年级的孩子都很小，去寄宿学校不方便，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事儿我记下，校长你等我两天，我也向领导汇报讨论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校长说，“如果不争取，西陇村小学可能就此消失了，这些孩子们以后能不能在村里读书就靠书记了”，说完长叹一声关了学校大门转身离开。

　　伍家女儿在西陇小学写的心愿  作者供图

　　送孩子回家后，F书记带我下山和我聊起了学校的事情，他说，山村小学问题确实很让人头疼。

　　“自从县、市开设了寄宿学校之后，村里的很多孩子都被送到那里去读书，一个月回家一次，但你也看到这些1~2年级的小孩子实际上不适合寄宿模式，他们生活还不能自理，还需要父母照顾，离开家以后，孩子哭天抹泪，家人也提心吊胆。”

　　我说，那为什么孩子们还去寄宿学校而不在村小读书呢？

　　F书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大概是县里或者市里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他们觉得这样能让贫困山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不知道村里的具体情况，这些孩子去那里读书是不是适应？他们家人能不能接受？他们都没有仔细考虑。”

　　停了停，F书记又说：“而且我觉得鼓励孩子去县城寄宿学校读书的政策和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的政策相悖。我们这些人下来扶贫，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让农村变得更好，让村民在这里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不要让大家都一窝蜂地挤到城市里去。农民进城产生一系列问题，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在乡下，而一线城市却人满为患，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来扶贫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好，让农民愿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你看现在村子里的道路都硬化了，各种资源也都接进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人开始从城市回流乡村。但现在孩子们却不在村里上学了，要知道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村庄。”

　　他说这话时，太阳正从远处的山头落下，一瞬间，暮色四合，山岚升起，坡道上几只黄牛停下脚步，对着夕阳仰起头，长声哞叫。

　　贵州的山路 作者供图

　　这一幕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认同他的观点“一个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老家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村庄空心化、街上只剩下面容沧桑的老人，没有了孩子的奔跑，整个村庄显示着落寞的气氛。这也让我对“县领导”的决定感到疑惑，他们为什么不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一天后，我结束了贵州的采访，去往下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湖南城步。在城步我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副县长L，他也是派驻下来的扶贫干部，在做完既定采访后我和L聊起贵州西陇村的学校问题，我将F书记的抱怨和盘托给了他——虽然他们不在一个省份，但我想知道同样身处贫困县的L是如何看待“没有孩子的村庄是没有希望的”这一观点。我甚至揶揄地想，作为“县领导”的L县长会不会接受基层F书记的质疑，承认“鼓励贫困乡村孩子到县城寄宿学校读书”的做法欠妥。坐在他办公桌前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甚至带着一种“替代基层村官反映困难”的正义感。

　　但L县长的回复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让孩子们到县城或者镇里的寄宿学校读书根本不是县领导、市领导的鼓励所能决定的，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人们就是要离开贫困的山村，到经济更发达，教育资源更丰富的镇里或者县城去读书学习生活工作，大家都想改变自己或者改变孩子们的命运，这是一种趋势，是农民自主的选择。不仅是我们这样的贫困县镇，纵观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从东部到西部多少农村孩子一步步进入城市，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尝尽艰辛，但他们愿意承受这种苦难，愿意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付出努力，西陇村这些孩子和家长的苦恼也是这种艰辛的一部分，所以是村民们选择了寄宿学校，而不是任何领导。

　　L县长又说，乡村空心化这个趋势没办法阻挡，那些定居在深山里的村落必定会面临空心落寞甚至消失的可能。F书记今天在山村扶贫的那些工作，很难改变这种趋势。当前生活在山村的这一两代人，他们在村子长大，对山村还有感情，他们愿意在这里继续居住，但是后一代人还是会离开农村。是的，“没有孩子的农村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村子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番话让我哑口无言，我立刻意识到并不是县领导不了解基层，实际上他们比基层更了解扶贫的意义也更懂得经济规律。同时我也为F书记的工作感到一丝悲凉——他复兴农村的愿望注定渺茫，大部分乡村都很难恢复到早前的活力，他所有的努力最多只能让这些村子消亡的更加舒缓，让“最后一代农民”更加安静平和地离开这片土地。

　　结束采访，回程路上我反复思考这两段对话，我感到了国家的复杂，某些时候你认为自己懂得了一些规律明白一些道理，但那或许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像自己嘲笑的那些人一样——只是众多摸象盲人中的一个。

　　三

　　我另一次盲人摸象般的经历也同样来自两次对话。

　　2019年8月，某大厂的云服务延伸到西藏，为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远程医疗提供云服务。阿里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增加了这个项目的关注度，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平均含氧量只有内陆的60%，同时还是国家二类风区，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我出差去了西藏阿里，想采访一些援藏医生和医院领导，写明白医疗援藏的细节和过程。我选择一个海归博士G作为稿子的主角，他是名校博士，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访问学者，回国后登上高原，克服各种困难为阿里地区的妇女做“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其专业技能和奉献精神都堪称楷模。

　　稿子发布后还受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关注，人民日报编辑联系了G博士做了后续报道，大厂官方做了一个长图来介绍G博士说他《万里援藏，仗剑天涯》。

　　不过除了G博士外，这场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人——阿里中心医院中医科负责人刘首壹。

　　刘首壹生于1990年，天津人，中医药硕士。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个藏族人，他皮肤粗糙，面容黝黑，还穿着藏袍和我打招呼。

　　2016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就以志愿者身份援藏，成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的中医医生。他本来对口分配到日喀则，但他觉得那里不够艰苦“不够劲儿”，而西藏最艰苦的地区是阿里和那曲，那曲海拔高，阿里路途远，他们组长向他推荐阿里，说阿里古老而神秘，有神山冈仁波齐，还有古格王朝的遗址。刘首壹自幼喜爱传统文化，对神山圣湖、古格遗址向往不已，坚定地选择了阿里。

　　此后三年，他没下过高原，没回过天津，唯一一次休假他也被抽调去拉萨做高考保健医生，作为志愿者他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补助“存不下钱，只是够花”。

　　三年里，同期援藏者都陆续离开，唯有他留了下来并续签了5年的合同，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工作，他说他想在这里将中医发扬光大。

　　他说，他来之前阿里地区没有中医，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这里建立了中医科室，他很骄傲。未来他希望能将中医和藏医进行结合，他正在研究藏医里面的“放血疗法”，他觉得这些技巧可以运用到中医体系内，创造一些新的诊疗手段。

　　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青年是一个宗师级别的人物，他创造了历史，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中医药带进阿里的人。

　　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关注他在做的这些事情——一个90年出生的青年，正在偏远的西部边陲传播中医文化，开宗立派的创立了一个新的诊疗方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首壹也不在乎这些，他又签了5年合同，他决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采访最后，我问他去看神山圣湖，古格王朝了吗？

　　他说，没有。他也是后来才知道，受各种原因所限，他无法去这些地方，即便距离很近，他三年也没能成行。

　　他说，最接近的一次是路过，当时一名病人需要从阿里转运到拉萨治疗，作为随车医生他陪同前往，车子途经冈仁波齐，透过车窗看着高耸入云的神山，他在车上对着神山的方向默默地拜了拜。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他闪闪发光。

　　而这也是我没有选择他作为那篇稿件主角的原因之一——他完美得不真实，这样纯粹的人，很难写好。

　　做完这篇稿件后，我们很少联系，大家回归各自的生活。

　　但几个月前，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上海分房的故事后，我莫名其妙地又想起刘首壹。

　　我当时和朋友讨论浦东房产，她说她一个朋友家境很好，在浦东某高档小区拥有两套房产，和父母住前后楼，经常自己不做饭而去父母家里蹭吃，活得开心富足。

　　说起这两套房产的来历，她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语——“洗户口”。当年开发浦东她朋友家被拆迁，分了一套房子，随后他们通过一系列运作将户籍又转回外婆的老宅里，十年后，外婆的房子又被拆迁，他们又拿到第二笔补偿款，一举实现了财务自由。这种预先布局利用规则漏洞卡着时间迁移户籍，重复领取拆迁款的方式就叫“洗户口”。

　　她说原本她朋友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偿款，但第二次拆迁时因为户籍问题和舅舅家里闹矛盾，舅舅揭发了自己姐姐，导致洗户口失败，补偿未能全部落实，所以现在姐弟俩老死不相往来。

　　她说这样的事情在当年的拆迁中并不少见，那时候上海拆迁没有电脑记录，不像现在会做很多调查，所以部分居民就投机取巧地实现了财务自由。

　　现在，她的朋友，这个92年的女生已经结婚，成为全职妈妈，日常居家带娃，自由富足，她说在上海，类似的家庭还有很多。

　　她说完这些我就突然想起刘首壹了，他们一个在西藏一个在上海，一个要开历史先河，一个开始享受人生，他们是同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

　　我又想起那个午后刘首壹坐在窗前，闪闪发光的给我讲述他在阿里开创了中医门诊的画面。

　　李宇和中介、F书记和L县长，刘首壹和92年女生，新乡和上海，贵州和湖南，浦东和阿里，这些无数个时间、空间，无数人的行为、选择、价值观组成了今天的社会。精英群体踌躇满志地引领潮流，普通民众谨小慎微地求取公平；理想主义者将理想视为人生目标，利己主义者将利己当做个人信条。甚至同一个人某些时刻会让你肃然起敬，另一个瞬间也会让你嗤之以鼻，这个国家跨度之大，差异之巨令人咋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业江湖（ID：shangyejianghu），作者：卢或者（曾做过远洋船员、石油销售和商业记者的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