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大别山，肖永银抓了小保队2000人，野司复电：所有土匪都杀掉

　　1947年7月29日，鲁西南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就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刘伯承、邓小平打开一看，面色充满了凝重，电报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上面标识了三个“A”，这也是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

　　

　　在电报中，毛主席再一次重申了挺进大别山的必要性，要求部队下定决心不要后退，坚决挺进大别山。

　　其实毛主席早在鲁西南战役结束后不久，就提出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但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商量后，认为部队刚刚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苦战，十分疲劳，急需要休整和补充，因此向中央提出在内线作战一段时期再跳转外线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以为，中央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毛主席就给他们发来了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考虑也无用，刘伯承、邓小平商量以后，共同向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

　　“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半个月以后行动。”

　　从战略的角度来讲，挺进大别山确实是历史转折的一次壮举，对解放战争接下来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样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挺进大别山之前，晋冀鲁豫野战军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下辖十个纵队27万人，另外还有地方武装15万人，鲁西南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抽调最早组建的五个纵队，抽调四个挺进大别山，分别是一纵、二纵、三纵、六纵，总计兵力在12万人。

　　临出发之前，野司曾给中央发电，南征野战军各个部队具体的人数，如下所示：

　　“野司直属队：6370人；第1纵队：32357人；第2纵队：31000人；第3纵队：26468人；第6纵队：26322人。南征野战军实有官兵122417人。”

　　可短短半年多，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兵力就缩水了一半。

　　到1948年2月24日，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之后，又给中央上报了一份具体的人数：

　　第1纵队：15363人；第2纵队：11627人；第3纵队：15384人；第6纵队：14280人。

　　

　　如果不计算野司直属队的话，四个纵队总兵力加起来还不到六万人。

　　毫不夸张的说，挺进大别山一战，中野确实是拖苦了、拖瘦了。

　　一

　　我们过去在历史课本上，谈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总是会说一句话：

　　“犹如一把尖刀一样插进敌人心脏。”

　　同样，蒋介石当然不可能容忍这样一把尖刀，更危险的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如果不加以控制，一旦让他们渡江作战，那么南京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194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成立华中剿总，还兴师动众的把海军调到了长江。

　　挺进大别山，中野之所以损失惨重，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剿自然有很大关系，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环境。

　　大别山地区本身原来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一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当初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也曾考虑到这一情况，并且还认为，只要打出红军的旗号振臂一呼，自然能够得到当地乡民的支持。

　　可事实上，我军失策了。

　　因为红四方面军后来转战中失败，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当地居民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当局血腥报复，因为杀的太狠，让当地百姓心有余悸，哪怕明知道是当年的红军回到了根据地，老百姓也不敢支持。

　　更为关键的是，在国民党当局控制下，各个地方都成立了地主控制的小保队。

　　所谓的“小保队”，实际上就是民团，是国民党地方政权依托于保甲制度建立起来的一支队伍，平时是不脱产的，用于防范土匪。因国民党当局灌输的思想，加上小保队本身成员就是当地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叛徒居多，因此对我党的政策也极端仇视。

　　更为关键的是，小保队中还有不少成员原来都是红军叛徒，这帮人十分了解我党政策，知道我们对于老百姓的政策，因此在我大军到来以后，这班人就化妆隐藏在老百姓中间，老百姓因出于畏惧，不敢名言，等到我军过去以后，专门逮住我军落单和留在老乡家里的伤员残骸。

　　当时，在刘邓大军普遍战士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

　　战士们的意思是不怕国民党的正规军，就怕落在小保队手中。

　　

　　当时，盘踞在大别山地区作战的是国民党正规军，还有一部分是桂系白崇禧的部队，这帮正规军出身的部队，还是比较讲究俘虏政策的，加上蒋介石也一再要求“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因此在作战中被国民党当局俘虏，不少人都能受到优待，受伤的还会被送到医院治疗。

　　可落到小保队手中就不一样了，这帮人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必然是受尽折磨，凄惨的死去。

　　据原六纵十七旅49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回忆：

　　当时六纵十七旅宣传干事马保丰同49团在一起，一次行军过程中饥渴难耐，想到了半山腰脚下就是一个村子，想下去讨口水喝，当时杨锦华就劝他：

　　“下面村子里可能有小保队，你最好别去。”

　　可马保丰当时已经口渴难耐，坚持要到村子里去喝水，杨锦华也劝说不住，只好对他说：

　　“我在这里等你一会儿，你快去快回。”

　　让杨锦华意外的是，马保丰自走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心知不妙的他立马报告了旅部，旅长李德生得知此事后也很着急，但考虑到那时部队转战，一刻也等不得，只好带着部队离开。

　　马保丰后来始终下落不明。

　　杨锦华一直记得这件事，建国后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马保丰家人的寻人启事，但他其实不确定马保丰是不是已经牺牲。这桩谜案一直到2000年后才有了一个解答。

　　原12军副军长甄申到杨锦华家中探望，偶然聊起马保丰的事儿，甄申告诉杨锦华：

　　“马保丰其实当年一下到村子里就牺牲了。”

　　原来十七旅旅长，也就是后来的12军军长李德生一直记得这件事，解放后特意派人到村子里去调查，这才查清楚。

　　

　　马保丰当年到了村子里以后，就被村子里的小保队抓住了，小保队问：

　　“你们共产党，到我们大别山来干什么。”

　　马保丰义正严词的回答：

　　“打倒国民党，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

　　小保队气急败坏，取来了四枚大钉，将马保丰四肢钉在了木板上，要将他示众，尽管到了这个地步，马保丰始终坚贞不屈，小保队将他割耳、挖眼。，将之残害至死。

　　二

　　马保丰的遭遇实际上只是小保队血债中的一件。

　　小保队手段很残忍，他们并不在大军面前露面，只是专抓我们掉队的战士，并用极为残酷的刑罚对待他们。

　　这也是杨锦华宁愿渴死，也不愿意下到村子里的原因，据他回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绝非少数。

　　““小保队”多如牛毛，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一些过左做法，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小保队”，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相反，“小保队”的消息却很灵通，我们很难打击到它，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

　　战士们只要掉队三四百米，就很容易被小保队抓住，哪怕是我军听说动静赶过去，也来不及，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小保队异常顽固，哪怕是被抓捕了，也不屈服，甚至还高喊：

　　“老子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掉队的战士三五成群的遇害，他们一般都是受尽折磨，有的战士被杀害后，大冬天的被剥去衣裤，只留下一条短裤，吊在树上，有的是被开膛破肚，其状况惨不忍睹，哪怕是留在老乡家里的伤员，也会被小保队搜出来杀害。

　　以至于战士们当时都很担心受伤，如果是留在老乡家，那么就意味着绝对是十死无生。

　　

　　大部分受了伤、患了病的战士，哪怕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爬也要跟着部队，就是担心落到小保队手中，那种情况可能比牺牲在战场上还要惨。

　　也因为有小保队的原因，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地方工作也特别难做，许多的干部战士根本不愿意留在地方，因为当地百姓有的出于畏惧不敢帮助，有的干脆思想就很反动，你大部队前脚刚一走，后脚这些战士就会被害。

　　当然，如果是女兵落在这些小保队手中，她们的命运会更加悲惨，被抢掠为妻妾只能算是一种比较好的结局，据杨锦华回忆称：

　　“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六纵十六旅47团有一名40多岁的炊事员，因为走不动路，被留在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可结果就是，在地方工作比在部队还辛苦，因为小保队迫害不断，几乎每天晚上都得转移，觉也睡不安稳。

　　这个炊事员后来又跑回部队，找到了47团团长李耀光，连哭带诉说，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去了，尽管如此，李耀光还是耐心的劝说了他，这名炊事兵临走之前，和团里要了5名战士，说是要打小保队，结果一直到部队都走出大别山了，这个炊事员再也没有消息了。

　　杨锦华也记得，十七旅也有这个情况，当时49团有个叫袁波的参谋，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可没过几天就受不了跑了回来，当时旅部是跟随49团一起活动的，袁波当时就找到了旅长李德生哭诉：

　　“旅长，让我回来吧，我受不了'小保队’了，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也不愿意去了！”

　　李德生虽然也很担心他，但地方的工作不能不做，只好硬着心肠对他说：

　　“不行，让你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怎么能随便回来？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怎么能说走就走了？”

　　袁波只好流着泪离开了部队。

　　以上这些还只是出自于战士们的回忆。

　　

　　也因为小保队凶残的本性，我军后来也发起过几次针对小保队的作战，并采取从严处理的态度，打击小保队，但基本上收效甚微，因为这些小保队，基本上都是乡民，比我军战士更熟悉地方，正规部队来了以后，这帮人就扔了枪，钻进老百姓之中，让人很难找到他们。

　　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宋埠事件。

　　三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的大别山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小保队，当然他们也是各有各的凶残，其中就数麻东的小保队特别强。

　　麻城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可即便是在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也未能实现控制麻东，该地区因地处山区，与外界沟通较少，因此极度落后，地方宗族派别势力很强，而且也特别排外。

　　三十年代初，任湖北省主席的夏斗寅就是木子店夏家垸人，当时的麻城县长、县保安团长詹剑锋也是木子店人。他们对麻东的小保队很支持，所以麻东的小保队势力很大。他们也把麻东作为他们的根基。

　　也因为麻东的小保队特别凶残，引起了我军高度关注。

　　1947年12月3日，野司对六纵下达作战命令，要求攻占宋埠，肃清当地的小保队。宋埠虽然是一个镇子，但人口过万，离得麻城也不远，因为地处鄂东北冲要，战略上甚至比麻城还重要，因此当时一部分溃退下来的小保队后来都盘踞在宋埠。

　　当时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在大别山作战时不幸摔断了腿，因此宋埠这一战是6纵政委杜义德同时任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负责指挥的。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战士们早就安耐不住，在一道命令下，火速将宋埠围城了一圈，因为怕土匪趁着天黑跑掉，肖永银决定围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亮以后再发起进攻。

　　天亮以后，肖永银下达了总攻命令，部队如猛虎下山一般冲进了镇子里，很快就结束了战斗，结果战果报上来以后，肖永银大感意外。

　　

　　宋埠战斗打响之前，肖永银就听说此地盘踞着2400余小保队，但一仗打下来，只打死打上了200余人，这样的结果实在出乎预料之外，既然没有人逃走，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帮小保队又隐藏起来，就藏身在宋埠老百姓家里。而且这帮小保队本身就是麻城地方人，与宋埠百姓混杂在一起，基本上没人能分得出。

　　一开始进行甄别，主要是考虑那些拿过枪的，手上有拿枪留下老茧的，这部分人其实很好挑，但挑出来的数额还是不足2000之数。

　　就在这时，有麻城籍的战士给肖永银出主意，从口音上辨别。

　　尽管都是属于麻城人，但在口音上，两地有着不少细微的区别，外地人或许听不出，但是麻城本地人却能分辨的出。

　　当时这些麻城籍的老兵带着一盆水到老百姓家里，问他们叫什么。如果是宋埠一带的人对水的发音近似于“fui”，而麻东人的说水近似于“fru”。

　　这样甄别起来是很快的，很快2000余小保队的成员就都被挑了出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鉴别方法还是太原始，准确度也不高，根据一些老战士的回忆，准确度在百分之六七十差不多。其中还包括麻城县长，保安队队长等等。

　　

　　对于这些人如何处理，肖永银一开始也有些犯难，这帮人都是顽固不化的土匪，根本没办法补充部队，在当时紧张的环境下，也来不及对这些人做教育工作，但如果就这么放了，将来还有可能继续危害地方。

　　肖永银请示野司后，野司很快回了一封电文：

　　“排以上的土匪杀掉。”

　　可即便是排以上的土匪处理了，也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肖永银后来又请示野司，这次野司很快又回了一封电文：

　　“所有土匪统统杀掉。”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有不少战士是下不了手的，新兵就不用说了，哪怕是一些参军多年的老兵也受不了，毕竟我军一贯的传统都是优待俘虏。

　　可没办法，指导员后来做这些战士的工作：

　　“想想我们牺牲的战友，有多少是惨死在这些土匪的手下。如果放他们走，他们回去立即又成了还乡团来祸害老百姓。”

　　想到这里，战士们也就不再犹豫。

　　

　　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并不小，特别是国民党军后来又来到这个地方，挖出了小保队的遗体，拍照后登在报纸上，抹黑解放军在宋埠杀了6000人，企图抹黑我军。

　　不过对我军而言，却起到了另外一种作用，即小保队再也不敢明里暗里的对我军下手，甚至不少地方的小保队还主动拥军，对我军在大别山地区的生存起到了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