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三峡”（上）

　　原标题：历史的“三峡”（上）

　　书名：历史的“三峡”

　　作者：【美】唐德刚

　　

　　?

　　第一编

　　民国史探微

　　?民初军阀“四圆四方”图解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等等……总之，一个历史学家要想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是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听得懂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美国东部十余家大学都开设了“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中的成人，以及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些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也。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还是姓东、蒋介石姓蒋还是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还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因为感到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当起了“月光教师”，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学生也听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上轿”的过程，岂是因为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有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巨著，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复杂，但是要说当老师的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都只能结结巴巴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语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两组“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四个小圆圈之十二年大混战想不到这两组小图表——一组专讲“军阀混战”，一组专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往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常春藤盟校研究院内的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种知识底子的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什么叫作“四圆”呢？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头绪来，对民国初年那一段混乱的内战，做点有系统的了解。

　　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都会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地图上画出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这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一六）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一部海军和八十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政府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打起两造“区域内战”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七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南方军阀，“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

　　

　　图一

　　护法战争1917.9—1919.2

　　

　　图二

　　（上）直皖战争1920.7

　　（下）粤桂战争1920.8

　　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鹊巢鸠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挤出广州，孙只好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之战”。一九二○年八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风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图三”）

　　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方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

　　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二二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的领袖，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踞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地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图三

　　（上）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4

　　（上）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10

　　（下）孙陈失和：陈叛孙1922.4—8

　　（下）孙陈失和：中山返粤1923.1—2

　　

　　图四

　　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1928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

　　原来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一九二三年），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象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呢？

　　孙中山先生原本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的毫无希望的“北伐”；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水泥的旧称）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中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

　　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的缘故。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三月齐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产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虽只是个起步，但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地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的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二、皖系段氏当权（一九一六—一九二○）

　　三、直系曹吴当权（一九二○—一九二四）

　　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这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就可以用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一面自上到下，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涵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有其独立性。

　　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作“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糅，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

　　且看：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一九一二—一三）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一九一三—一五）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治国（一九一四·七—）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一—五）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

　　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但是他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五万言的“硕士论文”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要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二○）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

　　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一九一七·七—八）

　　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一九一七·九—）

　　四、广州桂系排孙（一九一八·五）

　　五、“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一九·五）

　　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一九二○·七）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祺瑞也。

　　第三，老段为着“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底，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

　　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巨著，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

　　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二三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私下告我，应以曹锟为第一。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曹氏其他部属后来成知名国史专家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里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虽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风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地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改公文，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两字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是说过嘛，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榘、杜月笙那一阶层，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了。

　　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兹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国共产党秘密组党（一九二一·七）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一九二二·四）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一九二二·四—八）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一九二三·一—二）

　　六、曹锟贿选作总统，中山继续北伐（一九二三·十）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一）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一九二四·十）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锅，循序渐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涯涘？

　　“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踞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一九二五·三—）

　　三、奉军郭松龄倒戈失败（一九二五·十一—十二）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一九二五·三—十一）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一九二六·四—）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一九二六·五—）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十二—）

　　八、革命军宁汉分裂，清党分共（一九二七·三—七）

　　九、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七·六·十八）

　　十、蒋冯阎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四—六）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

　　十二、张学良易帜（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一九二七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辈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

　　“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还算是半部书呢（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他在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茨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斯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ites（托派分子）”，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托派分子）”。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 Stalinists（列宁·斯大林主义者）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还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又如何再由赤变白的。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一九二七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那还讲得完吗？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社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于北美洲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今日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

　　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着“护国”和“护法”，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这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李宗仁戎装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的秘书和研究助理，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来说，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可称为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记。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军阀时期的烂账，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者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种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数据、资料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数据、资料不足故也。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做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尚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在分析中国近代史时资料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多的资料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民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的一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是：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圆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圆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形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是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的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三年秋季，他在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云南护国军将领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袁世凯虽是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公不亦是独裁终身？但袁之不幸在于，他基本上是前一“形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里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形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种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驾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逐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们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却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作经界局督办。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蔡锷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见由云龙《护国史稿》）。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实力派反帝团体。此后反袁独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义后的“骨牌效应”，其中甚至还有奉袁密令“独立拥护中央”的。

　　那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时只是若干衣食难周的流亡革命党，他们想搞联日反袁，声势极小，算不得实力派。

　　所以昆明那时才是“反帝”中心。当蔡锷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计划……早经准备就绪。旋即以唐继尧领衔与北京电战数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独立，反袁的号角也就响遍全国了。洪宪皇帝于一九一六年元旦登基，才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历时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宪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报应吧。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匆草于加州旧金山市

　　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实在是中国国民党中以反共为号召而组织的第一个“派系”。其组成分子中的领袖人物，可说是集早期国民党人才之大成；他们所用以号召的理论体系，说是“孙文主义”的正宗，也不算过誉。照常理来推测，“西山会议派”在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政坛上——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反共斗争中，似应发挥高度的领导作用。孰知它自始至终一直都被党中的当权派说成“反动的集团”。在二十年代的革命浪潮中，它除去发生一点点漩涡作用之外，简直没有起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时至今日，“西山会议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现在我们再来研究这一派系的来踪去迹，应该算是纯学术性的探讨了。

　　“西山会议派”的背景

　　“西山会议派”是怎么回事呢？照传统的说法，其简略的历史，大体是这样的：

　　中国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季着手改组之时，总理孙中山先生决定了一项“联俄容共”的新政策，主张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但是中山先生的主张，只是“师”俄之方法，而摒弃共产党之理论。所以他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目的也只是要运用共产党的“方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

　　孰知共产党钻入国民党之后，逐渐形成一种尾大不掉之局面。不过中山先生在世时，其势尚微；中山先生本人的德望，也还可制服他们。到中山先生死后，共产党仗着“国际背景”便在国民党内纵横捭阖起来，搅得国民党内纠纷迭出。而国民党内少数机敏的领袖如汪精卫等也很乖巧地看出，中国革命若无俄援，亦断无成就，所以他们就一意纵容共产党，以讨好于第三国际。这样，共产党很快便变成了国民党内之“天之骄子”；俄顾问鲍罗廷，也就变成决定全党政策的“太上党魁”了。

　　西山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部分老同志认为此风不可长，思图加以纠正。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七月，戴季陶首先刊印了一本小册子，曰“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这本小册子里面，他对“国民革命”以及“联俄容共”的政策都加以详细的检讨。公开否定共产主义之阶级斗争，并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错误，而呼吁全党同志加以纠正。

　　同年十一月廿三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有十来位和戴氏见解相同的老同志，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了一场会，他们自称这会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这便是有名的“西山会议”。“西山会议派”亦即由此得名。

　　“分共”而不“反共”

　　在这次会里，他们通过了七条议案，并发表了一篇宣言。在这宣言里他们指出国民党“容共”政策之错误。他们认定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并非由于信仰三民主义，而是企图利用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党势，并作苏俄之奥援。但是他们觉得国共两党既各有其不同之“主义”，则“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难并行”。若让共产党长此隐混于国民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反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所以他们主张“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

　　在这《宣言》里，他们并没有公开“反*共”；相反地，他们还主张与分立后之共产党合作。不过他们却公开指出苏俄是“帝国主义”（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篇指苏俄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宣言）。但是在革命进程之中，有联合必要时，他们也主张联合。总之国共的关系应该是“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见《西山会议宣言》）

　　

　　戴季陶

　　

　　居正

　　这篇宣言一出，广州方面遂声明“西山会议”为非法，其组成分子则是“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亦不甘示弱，反唇相讥。随即于上海自组其“中央党部”，以与广州中央党部相对抗，造成了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第一次正式分裂。

　　以上便是“西山会议派”简单的组织史，内容大体上也是正确的。

　　“反共”乎？“反动”乎？

　　公平的说来，“西山会议派”自称其十一月廿三日的会议为“四中全会”虽嫌过分，而广州方面根据这篇宣言便说他们是“反动派”，则尤属非是。

　　若就“党义”来说，“西山会议派”这篇《宣言》，和戴季陶氏这本小册子都可说是中山先生死后诠释“三民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戴氏这本小册子，当时第三国际便认定它是国际共产党运动的一个劲敌。在共产党所出版的各种语言的宣传品上，也都展开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攻击。戴氏竟被他们攻击得名满天下。就是西山派这篇“宣言”中所指出的各点，后三十年来国共关系的发展，亦均不出其所料。国民党尔后所有的反共宣传家理论家，亦未能跳出他们的窠臼。

　　元老的流亡集团

　　再就西山派的组成分子来说，其发起人与赞助人，事实上占有中央执监委员的半数以上。当时中执委共有二十四人，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四人为共产党。纯国民党执委只有二十人，其中胡汉民被派去俄，熊克武在广州被拘，实际可以出席开会者，只有十八人。而西山会议之发起人与赞助人则有林森、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伧、李烈钧等十一人。纯国民党员而表示反对或未表示意见者有汪兆铭、谭延闿、于右任、柏文蔚、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七人。

　　监委五人中有张继、谢持、邓泽如三人参加西山派（余二人为吴稚晖、李石曾）。所以西山会议之成立，实拥有中央执监委半数以上，自称为“四中全会”，实在也不算怎样太越份。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西山派既有如此强大的阵容，为什么不在广州中央党部开其堂堂正正的“四中全会”，而要跑至北京去开流亡会议呢？据西山派自己以及传统的说法，是因为广州中央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行使职权。其实吾人如稍一追溯国民党的党史，便知道这话未必尽然。此中尚有其他原因。

　　“一党专政”与“民主专权”

　　原来国民党自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后，理论上与形势上均已趋向“一党专政”。当时反对这一转变的人很多，但是大半都自动脱党。而后来“西山会议派”这一群人却是当时拥护这一转变的中坚分子。国民党本身既已向这方转变，所以在一九二三年能与列宁的俄共一拍即合。而第一个介绍列宁代表给中山先生的，同时也是主张“容共”最力的人，不是旁人，正是西山派第一员大将张继。

　　俄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是建立在“民主集权”制这一理论基础之上。这一制度，讲起来是很动听的。但是实行起来，便不是那回事了。

　　试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九条，分明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在中山先生去世前，这一条已经是具文。中山先生事实上是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又仿照俄国方式，组织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则变成一颗橡皮图章。除对中政会的决议无异议的“追认”之外，党政大事，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概无权过问。

　　此项制度在中山先生在世时，犹有可说。因为党章第廿四条尚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中政会尚可假总理之名以行之。

　　但是总理死后，国民党如不能产生第二个“总理”，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是党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了。无奈人类都是好法不如好权的动物。中政会以汪精卫为首的衮衮诸公，既有权在手，如何能轻易放过。至于党章不党章，民主不民主，那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央政府委员会（后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废除“大元帅制”，成立“国民政府”，并选汪精卫为主席。此决议之通过以及立刻付诸施行之经过，不特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知其事，连中央常务委员会亦不知其事。成立国民政府是何等重要的大事，而中常会竟被完全抹杀。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中的地位如何也可以想见了。

　　

　　林森

　　反共和反集权

　　所以在西山会议中所通过的七条议案，除驱鲍分共之外，还要“开除汪兆铭党籍”和“取消政治委员会。”事实上西山派活动的主旨不在前者而在后者。他们反对的不只是“广州中央”容共的“政策”，主要还是反对违背“民主集权”制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这一“制度”，并运用这一机构而挤掉胡“代帅”卒至身兼“国民政府”“中政会”和“军委会”三个“主席”的独裁者汪精卫。如果汪精卫被赶下台，中政会被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了“党章”上所给予的权力，则“分共”也好，“容共”也好，都不成其为问题。

　　这里我们便可看出传统的说法，是过分强调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性”，而忽略了西山会议派争取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这一回事。

　　所以可以说汪是破坏国民党内“民主集权制”的始作俑者，而“西山会议派”则是在党内“集权”而不“民主”的斗争之中被挤掉的一群优秀的领袖。

　　“革命的向左来”

　　西山派既以汪氏为攻击目标，汪氏也一不做二不休而大搞其“革命的向左来”，“与共产党同生共死”，“服从第三国际领导”，以争取俄援及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一面把握外援，一面获得党内军人的支持，汪氏便索性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在眼里了。

　　

　　邹鲁

　　一届中委既以党内法统来反汪，汪氏有钱有枪，就干脆再制造一个拥汪的新法统来替代反汪的旧法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广州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所谓“广州第二届中委”，干干脆脆把第一届“反动派”挤掉，免得他们再以“党统”二字来反汪。

　　这一批“广州二届中委”，便是汪的本钱。以后他每有活动都一口咬定所谓“党统”。这一“党统”便是“西山会议派”被挤掉以后的“广州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上海的“二全大会”

　　汪精卫既然毁掉一个“党统”又重建一个“党统”，西山派不甘示弱，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廿九日在上海召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选出了一批“中委”，以与广州二届相对抗，这便是上海的“二届中委”。

　　殊不知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西山派原是一批在广州中央被挤掉的领袖。党的实力与基础皆在广州，这批人想在上海“另起炉灶”，自然不是容易事。西山派既是搞集权政党的集团，本身又无实际力量，所以就活该做一辈子“反动派”了。“西山会议派”的悲哀便是这批“元老”皆是“总理的老朋友”，为人比较正派，功名利禄心比较淡泊，满腹理想还是围绕在什么“争决议”和“民主集权”之上，一切事情自然都行不通了。

　　共产党的难友

　　等到革命军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定了长江流域之后，国民党内一方面要“清共”，一方面要“打倒独裁”，闹出了“宁汉分裂”的闹剧。汪精卫因为在党中尚有其潜势力，所以卷土重来做了汉方首领。“西山派”自以为是以主张“分共”“反汪”起家的，现在应该是“宁方”的座上客了。谁知即在四月十二日共产党控制的上海武装总工会被革命军缴械屠杀之同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亦被当局查封。西山派的“老同志”真做梦也未想到当国民党在四处捕捉他们历年来所反对的共产党时，“老同志”

　　们自己却和共产党于同时同地作了向四处躲藏的难友。

　　“西山派”功成身死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长江流域的政局变动是迅速的。“汉方”于七月中亦开始“分共”；八月十二日，“宁方”首脑的蒋总司令辞职下野。这时在暗处观虎斗的“西山派”，又开始活动了。在他们不断斡旋之下，“宁、汉、沪三方同志”释嫌修好，共同协议组织“特别委员会”，谋全党之大团结。全党顿时呈现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和平新气象。

　　这一刹那，真是西山派踌躇满志之时。论资望，西山派元老在党中均属第一。如果国民党从此以后，真正推行“民主集权制”实行训政，西山派必然是党的中坚力量。当“特别委员会”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正式成立之时，西山派在上海被查封而又恢复的“中央党部”自动正式撤销。这样便结束了西山派有组织的生命。

　　怎知好景不长，原已赞成“特委会”的汪精卫，于十月间忽又搬出“党统”这个问题来，宣布特委会为非法。认为解决当前党事，应召开以“广州二届中委”为基础的“四中全会”。在汪精卫看来，所谓党内问题便是宁汉双方的事。今日宁方首脑已下野，问题已简单化，难道早已被清除的西山派还想死灰复燃吗？果然这摊死灰已无力复燃，在汪氏一声反对之下，所有兴致勃勃的元老们，又走上流亡的道路。他们自己的团体既散已不可复组，自兹而后，西山分子，只有分别去打他们个别的政治游击战了。凭他们各个人的历史和资望，只要平时能睁只眼闭只眼，向实力派投靠，仍然可以做个吃饭不管事的花瓶；如果仍然执拗不化，那就只有老死沟壑了。

　　这便是“西山会议派”的一段兴亡史。

　　（编者按：本文系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于一九六○年所写的文章，内容简要，分析深刻，原文并有副标题《民国史实试论之一》。现特予重载。唯与本题无直接关系部分，稍加节略，敬请作者与读者原谅。）

　　政学系探源

　　（一）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组织的本身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政学系可就不然了。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的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以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野心虽未实现，但政学系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内的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的派系“CC”系相颉颃。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党政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委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也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相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会说它缺乏“正官正印”！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个团体是一大批做高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也不能只算是“协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后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

　　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日本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并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胞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绝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风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起来。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改组成革命党形式，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变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和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亡。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其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的著名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士中，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健、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派分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对时，谷、张二人又受“丙辰俱乐部”的影响而去职。国会内的“政学会”分子遂公开反段。迨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另组“安福国会”，旧国会议员乃纷纷南下至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并选孙中山为“大元帅”。“政学会”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澜，终于赶走了大元帅孙中山，为华南煊赫一时的政治势力！

　　（三）

　　当“政学会”在北京组织之初，谷钟秀实是要角。钟秀为直隶定州人，谷氏为该地巨室。谷门“钟”字辈兄弟早年赴日留学即加入同盟会。钟秀更是一位长于权术的领袖。辛亥起义之初，十一省代表齐集武昌集议成立临时军政府，钟秀即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参加，成为创立民国及共和政府的元勋之一。旋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成立参议院，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钟秀仍为参院内直隶代表。迨南京参院迁往北京，钟秀竟当选为北京参议院全院委员长。嗣国会成立，乃改任众议员，与是时当选为众院全院委员长之张耀曾相表里。

　　张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参议院时代的元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耀曾乃以众院全院委员长身份被罗致为司法总长。迨政学会成立，谷、张二氏乃运用其政学系首领及两部总长的地位，纵横于直、皖两系军阀及国民党研究系两派政客之间，颇能展其所长。其后钟秀且以同乡关系交结直系军人以掀起民国九年直皖之战，搞垮段祺瑞。

　　但是当民国六年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时，政学系领袖亦随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杨永泰二氏继起为中坚人物。李根源，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厅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学校）留学，并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三年，后升总办。因此后日滇军将领非其部属即其学生。

　　

　　谷钟秀

　　

　　张耀曾

　　辛亥革命云南独立，蔡锷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国五年反袁之役，滇军为两广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坚，根源便以滇军关系出任副都参谋，因此与老桂系的岑春煊、陆荣廷等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陕西省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险麻子，然自诩为“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院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巨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只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的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划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有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取得广东省省长一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州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订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划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学系在南方又失势了。第一，滇系军人之间，发生了“二李（根源、烈钧）争兵”的内讧。至民国九年春斗争至白热化，结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钱顿时打了个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的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乐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请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任命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冲突，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军人压迫去职时，索性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所有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懑的表示，但是却宣布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的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的？

　　

　　李根源

　　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的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成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政府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恶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人的利益呢？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应该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清朝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做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派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做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做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哪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还不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的传统产物。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风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拼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的。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们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一股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身，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清朝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上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之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地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这北伐又带来了左右两派的分裂，天下又复多事。历史事实告诉过我们，统兵善战的将才和口若悬河的策士们是唯恐天下无事的。天下愈多事，他们的机会也愈多。政学系的枯木因而又在这多事的国民党两派的夹缝中开始发芽了。

　　今且检讨一下国民党分裂的经过。

　　国民党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打走陈炯明，孙中山又在广州挂起“大元帅”招牌之后，开始改组和联俄容共了。但在这改组之初，当权派的首领人物都是一字号“中华革命党”的老班底。他们一致认为政学系是革命党的叛徒，甘心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的官僚。尤其令他们不能容忍的则是出任张绍曾内阁的李根源，竟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五月三日的国务会议中主张下令讨伐广东。虽然这一议案被黎元洪拒绝盖印而打消，广东国民党人对政学系实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谁知政治是变化莫测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党权逐渐旁落，老一辈的“中华革命党”终于变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广州。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竟形成汪精卫、蒋介石联合独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风气笼罩之下，中华革命党的老领袖都已被目为“反革命”；那些依附军阀的政学系的反动性，就更不必提了。当时汪精卫所领导之下，“国民革命”的“内容”便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谁呢？政学系自然也在内了。谁知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的第一任独裁者汪精卫不久也垮台了。党权落到自称为“党中后辈”的青年军人蒋总司令之手。

　　当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声势如日中天之时，国民党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联合了共产党，对这位以枪杆起家的新领袖实行反击。这位新领袖原是一介匹夫，于三年之间一跃成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因而在军事胜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党内党外一致围剿他之时，为着扩展力量，为着自身生存，他便发现他四周的军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贫乏了。他虽掌握偌大的政权和地盘，但是环顾四周穿草鞋打绑腿的忠实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产党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号的新进少年。例如当时像程天放那样一流的人，做个乡长尚且才有不济，做到江西教育厅厅长便已天旋地转了，遑论其他。但是反蒋的却都是一时俊彦，有萧、曹之才的人物。蒋公要开府东南，囊括天下，光凭几杆破枪和一些只能喊口号耍皮拳的喽啰，实不足以成大事。这位才大心细的领袖因而开始在党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