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政治与学术伦理的尴尬（2012）

　　罗东

　　刊于《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从2008年初开始，北大社会学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前后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在这期间，他先后探访县乡161名干部，收集了他们在升迁、虚假政绩、学历以及秘而不宣的政治规则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并逐层揭开了这个农业县的“政治家族”面纱。经过社会学的研究和分析，最后综合而成长达25万字的博士论文。论文取名《中县干部》，中县是虚名，代替了真实县名。

　　一

　　中国历来是崇尚“善”的国度，以善为美，以善化天下。善的文化体系是以道德为核心，强调行为的动机，至于靶子能否打中是另一回事。近代以降，西方给输入了另一个伦理逻辑：“真”。严复在向国人介绍斯宾塞《群学肆言》（现多译《社会学研究》）就已经认识到西方的求真精神，还联系到古代中国的“格致”，但尚未认识到“真”背后的伦理意义。在中国环境下，柔性的善和刚性的真难免会撞击出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火花。

　　正是如此，冯军旗和他的《中县干部》挤在了“善”与“真”的夹道。

　　《中县干部》是否涉及违规学术伦理？实际在报道之初就有人开始怀疑，而将质疑的声音推向高潮的则是程海华在《环球时报》撰文《<中县干部>有悖学术伦理》，认为《中县干部》“如果是由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撰写，并且配合大众媒体报道，那么，不但作者本人要被取消学位并开除，作者的导师以及所在院系、甚至校长都要受到处罚。”

　　在西方科学界，的确非常重视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在美国不少研究型高校都设立了专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以避免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道德破坏。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主要包括“人格威胁”和“隐私”两个方面。人格威胁主要是在科学试验，如曾在美国社会学史上，找大学生志愿者分别担任监狱御史和囚犯的先例，实验结束之后，扮演御史的变得自傲、暴戾，而扮演囚徒的则意志消沉甚至颓废。

　　隐私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伦理方面。如调查研究就必然涉及到访谈、询问。严格意义是该在事前告知对方研究的意图，以争取同意。比如问卷调查，必须注明隐私保护，所有数据只能用以学术研究，被访问者可以拒绝接受调查。若是田野研究，由于研究是秘密进行，以不干预不介入的形式观察记录，过程中不可能告知对方实情否则可能阻碍研究。这种情况应该在事后告知被访问者或被描述者，检查内容是否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公开出版发行。

　　《中县干部》是在揭开“官员交易规则”、“黑幕”，欲征求他们的同意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由此冯军旗在论文里也没有透露出是否征询同意的相关信息，而是简单地对地名和人名做了更名处理。既然如此，又该怎么办？

　　在学术伦理道德中还有这样一条（如在心理治疗、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若是发现当事人曾有或正在实施违法行为，应该立即告知相关部门或警方。然而，《中县干部》的当事人似乎又不相符，单就这而言可能尚构不成今天中国意义的违法犯罪。目前，论文尚未出版。但，作为博士论文终究要进入中国知网，必然会面临这一尴尬甚至由此带来的麻烦或批判。况且冯军旗目前已在《南方周末》披露部分内容，网络也传开一些章节，更有网友已经通过冯军旗的开会照片和中县部分信息（人口、GDP）推断出中县的真实身份。

　　中国在学术伦理规范上不是没有研究，但都集中在近年来出现的“抄袭”和论文知识性方面，暂无形成文字的明确的伦理规范。就是说，学术伦理依然是模糊状态。

　　学术的制服穿错了，但冯军旗却迎合大众的政治诉求，符合了“善”的伦理。尽管饱受学术伦理争议，《中县干部》仍然博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在网络则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一边倒”。“冯博士也太认真了，证明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社会问题”，他的“治学精神值得敬佩”。

　　或者说，这是被大众美化了的违规。

　　二

　　事件能够掀起如此大的舆论风波，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体又尤其是网络的发达（如微博的兴起），各式各样的县级黑幕和丑闻被不断报道、传播。但这些都是零散的纪录或报告，内容都是新闻结果而缺乏具体幕后过程的考察。媒体除了在新闻标题上下功夫，实际已经难以引发大众的广泛兴趣，大有司空见惯之感。

　　正如如此，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对“县”史无前例的学术性阐述经报道后立即引发热议，令痛恨官员黑幕的读者不禁拍手称快。

　　人们愿意看好《中县干部》，根源出在畸形病态的“县”。《中县干部》披露了改革开放以来“县”的幕后运作方式，一些潜规则人们虽早有所耳闻，但这样的系统性阐述仍是触目惊心。他告诫国人，“县”如今的状况是畸形的，是有病的。甚至说，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病。《中县干部》的价值正在此。

　　中县政治的畸形包括权位的不对等性、非党员干部的被歧视、纪委“摘帽”成技术活，而官员（政治精英群体）的流动则是问题的关键。影响中县干部流动的两大因素是两张网——靠金钱和礼品支撑的关系网、以血缘和婚姻建构的政治家族网。关系原是人与人的社会性联系，而官场的关系已是政治化的关系，它为的是建立一种类似费孝通老先生“熟人社会”的政治网络。

　　整个网络以当事人为中心，逐步推开，网状的密度和广度往往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

　　较冯军旗年长几岁的干部告诉他“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而关系又主要是指晋升道路上的人脉。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施行民主推荐方式。在中县，2002年推行民主推荐制，由此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如何获得更多的选票，关系最重要。没有关系就要建立关系，一位乡镇党委书记透露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可以看到，关系买卖已经被实码标价。

　　第二张网是政治家族。

　　相较于关系网，政治家族更牢靠更封闭。政治家族的建立主要是通过血缘和婚姻完成，前者往往是亲属的连带、子女的政治社会化，后者则是以政治联姻固化了的关系网。据冯军旗的梳理，在中县之内出了21家政治“大家族”（含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140家政治“小家族”（含5个以下、2人以上副科级干部）。举例政治大家族“王家”，核心人物王天雨曾任县人大副主任，以此为中心扩展到同辈的弟妹，次辈的儿和儿媳、女和女婿、侄子，再到女婿叔父以及叔父的姐夫等，构成了帕累托所谓的政治精英（又称狭义精英）。政治家族的典型特征是成封闭式，他们多是靠核心人物的近亲或行内繁衍，而大小规模则在相当程度取决核心人物权位的大小。

　　关系网和政治家族构成了中县政治网，它们还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比如一个干部要升迁，最先考虑到的是家族，若缺乏这个基础就要转向关系网。关系网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与支持者已经是铁关系，二是靠金钱来建立的新关系。关系建立牢靠了，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以政治联姻的形式固化，形成更大规模和实力的政治家族。

　　两张大网之外，中县集最终大权者是县委书记，他的点头或摇头就能决定一项县内政策甚至干部升迁。作为县里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俨然已经皇帝化。冯军旗举了一个例子，中县为农业开发计划而大量栽培苹果树，县公疗医院前院长张南国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曾有过一个比喻，公安局、组织部和人民法院是县委书记的三大“看门狗”，县委书记的权力已经演变成县内寡头政治。

　　帕累托对政治精英的流动有经典的论述，学界称“帕累托精英循环理论”。在他看来，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流动则因时、因地、因势、因事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总的说包括两种流动类型：精英与精英之间、底层群众与精英之间。冯军旗总结，中县政治精英的子女通过教育和入伍、关系网的提拔或政治化培养走向政治岗位。先天的教育和资源差别以及后天的公务员录用被操控，实际阻碍了底层群众与精英之间的流动，消减了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

　　如此看来，是不是政治家族就已经控制了全县政治？笔者认为这尚待商榷。实际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都是择取《中县干部》这方面的内容来报道，整部博士论文谈及的问题远非这几点。

　　同时，关于大小家族的划分标准也值得进一步思考，21家政治“大家族”和140家政治“小家族”可能给读者的多是视觉刺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大城市的吸引实际已经在制约“政治家族”的发展。这一点，冯军旗有所论述。不论是政治家族还是关系网，共同的因素都是搭建和利用的“关系”（亲属关系、朋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面子”和“官本位”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解决随意的人为的关系。关系和制度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硬化制度能促使关系的弱化，这已是老生常谈。在这层意义上，可以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澄清和破除关系链条。澄清就是指让关系链条透明化，在干部流动过程严格杜绝近亲繁殖，控制第二关系（职务以外的关系）的建立，防止形成新的政治家族。祛除精英群体的道德化，应代之以高效而精简的理性政府。

　　此外，当下备受关注的“公开干部的个人和家庭财产”实在也是一条渠道，如果能够妥善实施，将能在财源上消除贿赂、腐败的机会，也就相应抵制了建立第二关系的介质。要治本，制度以外还要重点关注政治精英群体自身，不能总是一味扎在思想教育，而要练就理性的公务员角色。

　　既然问题已被披露，承认和解决才是重点。古今中外的治理都不存在捷径可走，制衡监督才是关键。这该是我们在《中县干部》的最后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