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然环境研究

　　近年来，日本学界出现了一种“有魅力的研究办法”，即以虎为视点再现环境变迁的历史。日本学者以为，虎在中国的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终点，当森林——特别是处于虎的栖息地和人们活动地域中间地带的混交林——减少的时候，虎就在村庄里出没打食。所以，通过地方志等史料中关于虎吃人畜的记录追查虎的动向，可以搞清植被的变迁过程。[57]

　　而闵宗殿即利用华东地区479种地方志资料，具体考察了明清时期该地区的虎患问题。他指出，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经常发生虎窜城乡、食人害畜的现象。人们称之为虎患，也叫虎灾、虎害、虎乱、虎荒、虎暴[58]。性暴食肉，是虎之本性。但老虎离深山入城乡，不断袭击人畜则是明清时期的特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其时其地出现虎患514次，是前1000年该地区虎患次数的85倍。且愈演愈烈愈广：明代虎患205次，占总数的39%；清代虎患309次，占61%；明以前只杭州、萧山、祁门、福州等少数地区发生虎患，明清虎患几乎遍及东南各省。参见其所做下表：

　　表7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间分布表

　　

　　表2～14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地理分布表

　　

　　虎患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明清东南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统计，伤亡人数至少在万人左右。虎患成为社会问题，反映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59]

　　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出发进行的研究，更形成了潮流。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并论证，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

　　清中期以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一方面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提高精耕细作程度；掀起兴修水利高潮等；另一方面向西南西北边疆、内蒙口外、台湾、甚至海外流动，向传统农业区之外、长江中上游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以及草原牧场、水泽湖泊，沙坦洲荡、山头地角开发、拓展，致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势达到高峰。这些措施，虽对人口压力起了某些缓解作用，但却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森林、植被衰减。如川楚陕、鄂豫皖等多省交界山区，流民移民蜂拥蚁聚，开山垦种，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60]。如祁连山脉、秦巴等山区，过去大都“林木葱茂”、“松柏丸丸”，清代垦殖樵采、“开垦过多”，道光初陕南蓝田、凤县、砖砰、紫阳等境“老林开空”，其余地区山林亦大部开垦。“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垣，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树晒干，纵火焚之成灰”。结果“山渐为童”，“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61]第二是水土流失。其时开山垦荒，多采用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垦殖对象又多是生态脆弱地带，于是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川楚陕交界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62]。又如徽州山区，“自开种苞芦以来，沙土倾泻溪涧，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其山既垦，不留草木，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河道为之壅塞，坝岸为之倾陷，桥梁为之坠圮，田亩为之淹涨” [63]。再如赣南山区，“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64]。丘陵山地，据统计，顺治十八年～嘉庆十七年(1661～812)180余年间，长江流域耕地面积增加82万多顷，绝大部分是中上游丘陵山地，坡峻土薄，又处多雨区，一经垦伐，随即形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65] 如黄土高原，陈可畏指出，虽然遥远的古代就有水土流失，“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66]。第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掠夺性垦殖造成的水土流失增加了江河之水的泥沙量；另一方面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河湖调蓄和泄洪能力，结果水害多于水利，“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67]；湖州清代常发山洪，其重要原因是“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包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草根既净沙土松浮，每遇大雨山水挟土而下，与发蛟泛黄无异。发蛟乃一方偶有之事，山棚则旁山郡县无处不有，湖郡山洪无岁不发，溪河逐渐增高，圩田低洼如故，以致水患益大”。广西东部因“力耕火种，烈泽焚林，雨下荡然流去，雨止即干”，山枯泉竭，旱灾显著增加。[68]。第四是沙漠扩张。沙漠扩张的情况，前文已述，此不赘言。问题在于沙漠扩张和沙漠化原因源于不合理的开垦。如托克托城和和林格尔等山西口外各厅原系蒙古草地，“从前开垦之始，沙性尚肥，民人渐见生聚”，耕耨既久，“地力渐衰”，“承种地亩，均被沙碛碱废，不堪垦种”，至咸丰初年，即有逃亡之户，后“收成荒歉，无计谋生”，人们“挈家他适”以致“丁亡户绝”，成了“黄沙白草，一望弥漫”的沙漠[69]。

　　上述严重生态问题的出现其综合表现就是，加重了灾荒。

　　夏明方认为，自然灾害下作为“受虐者”的人，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 “施虐者”的重要角色。人类固然不可能直接干扰大气运动，但通过对森林、植被、水体、土壤等施加的影响，却可能极大地改变局部气候条件，其“不自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无不成为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因子”。由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累积性和很强的滞后性，环境学者称之为“隐形的狼”。一旦生态环境退化发生，不仅很难恢复，还可能形成一种加速度发展态势，以致来自外界较小的干扰也会引起生态系统内部极为剧烈的反响，造成的灾害也会更大、更频繁、更严重。夏明方指出，明清以来人口的剧增、生存的压力，迫使大量人口（其中多是破产半破产的农民）由人口密集地区向地广人稀、原本不适于农业开发的环境脆弱带如丘陵、山坡、草原、水系等地区源源不断地迁移和扩散，乃至出现“土满人满”的状况。这种空间上急剧扩张和聚集的活动，即便在固有的生态背景下，也意味着人们将较之往昔要承受更多的灾害。而为求生的开发造田活动多数是急功近利、原始落后、掠夺式的农业生产[70]，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如竺可桢精辟指出的那样，造成17世纪以来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既不是史料记载偏差产生的错觉，也不是永定河河道变更的结果，“最圆满的解释”应该是“人口的增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不可”[71]。有关具体研究，可举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72]等。而在技术、制度无大变动的前提下，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限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加深民众生活的贫困程度，使愈来愈多的人口经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大大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往往极易借助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产生连锁效应，由一种灾害引发出一系列众多灾害，由冲击力较轻的灾害扩大为冲击力较大的灾害，由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形成灾害的并发续发局面。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大水（旱）之后有大蝗”等民谚，就是人们对水、旱等气象灾害与疾病或蝗患等生物灾害之间存在的因果相循、相互触发链式关系的朴素的经验总结。[73]

　　人们注意到，在灾荒期间死亡的人口中，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并发的疾疫大流行所造成。如“丁戊奇荒”中河南安阳死于瘟疫之人占死亡人口的半数以上，山西因疫而死者达“十之二三”[74]。夏明方以为，疫势如此之猛，显然与长期干旱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因极度饥饿导致的灾民体质严重下降紧密相关[75]。曹树基、李玉尚则在研究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两次鼠疫大流行[76]及咸同年间云南鼠疫流行中指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18～19世纪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社会转型是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 [77]

　　生态环境研究除以上两途之外，还一种强调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的研究愈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

　　曾雄生指出，过去农史研究忽略环境，过分强调人定胜天、人对环境的改造、人及技术的作用；现在环境问题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过多地把目光投向环境变迁的影响（甚至有人重新祭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投向农业对环境的破坏，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对环境的适应、保护与改造，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78]。

　　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为例。自然科学家认为存在“自然侵蚀”（“地质侵蚀”）及“加速侵蚀”两类引起水土流失的原因。其中“自然侵蚀”是地质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向，其受自然演变规律的支配，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下自然发生侵蚀；人类过度活动向自然侵蚀中的地质施加影响，使之加速发展，引起下游河道急剧淤积，就变成了加速侵蚀。当社会科学家强调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环境的破坏时，自然科学家对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所营造的泥沙量进行了量化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得出结论：黄土高原的总侵蚀量中自然侵蚀最少占70%，加速侵蚀最多占30%，亦即人类活动破坏植被所能够增加的水土流失的泥沙量，最多占30%。这一比例表明即使在今天黄土高原人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也仍然以自然侵蚀为主，人类活动导致的加速侵蚀，仅占较小的一部分。[79]

　　以疾疫为例。余新忠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应对措施，在生态环境研究角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他指出，清代江南瘟疫的分布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比。时间上呈逐渐递升的态势；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以苏、沪、宁、杭等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平原地区，并由东向西、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步递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加大，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疫病流行日趋频繁。瘟疫已成为人们所付出生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瘟疫始终未对人口造成结构性的破坏[80]，瘟疫作为旧生态体系中保持人口资源间平衡的重要调节器的功能渐趋减弱，旧体系中的生态平衡也逐渐被打破。这表明，它的社会生态已经开始脱离旧生态体系。[81] 梁其姿认为对18世纪以来人口剧增最好的解释是：当时人口死亡率降低。而人口死亡率降低的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提高，其次是种痘术推广以及存在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再次是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82] 龚胜生等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83]。

　　与生态环境发生最直接、最重要关系的是人类的农业活动。曾雄生认为，传统农业反映出“人”、“天”、“地”、“稼”的关系，所谓“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84]。其中“天”、“地”是自然环境，“人”、“天”、“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稼”兼具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人之所需与自然之可能，选择和种植农作物。[85]

　　事实上，所谓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但真正决定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反映这种适应的、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改造。王建革对此具体解释说，小农生产的过程，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的层次讲，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类活动干预下，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均未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即所谓“自然生态系统”或“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简称NET；另一种是在人类活动干预下，特定生物区域内原自然状态下的生物组合关系——土质、能量、水、氮素及矿物营养循环等部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生态系统，即包括作物种植业、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在内的大农业，所谓“农业生态系统”或“被改变了的环境”(The transfomcd environment)，简称“TET”。一般讲，“NET”具有自我保持、自我修复和自我复制的功能；“TET”自平衡的能力则远远低于NET，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农业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着“TET”、部分影响着“NET”，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两种生态系统。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NET”与“TET”成为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86]

　　曾雄生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全部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如物种选用。开荒时，作为先锋作物，人们引进适应新开发地区种植的作物及品种；兴修水利、发展耕作技术时，人们培育出抗旱、耐水、耐涝品种；加强田间管理时，人们选择抗虫、防鸟兽、耐瘠、耐肥、耐寒、抗倒伏等作物品种。王建革指出，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桑、麻等种植面积越来越少，作物品种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棉花几类。北方豆科作物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的种植结构变为粗粮化、搭配式的种植结构。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使水旱灾害频率大为提高（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9～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16～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约67.5次、涝灾约80次），在“TET”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北方小农一般选择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每年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某块地受灾严重，可从另一块地得到补偿；粮食欠收可从卖棉花的收入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南方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小农则选择集中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如此，适应与改造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业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87]

　　最为典型、而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存在和发展的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体现“NET”与“TET”良性协调和循环的农业经营模式。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88]。他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农业理念，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所作定义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特点是“顺应自然”与在较小范围内的“自我循环”。李伯重认为，就中国而言，这两个特点都早就存在。作为“生态农业”核心理念的“顺应自然”，在中国可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既有的“天人合一”或“三才”观；而作为“生态农业”经营形式的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因此，某种形式的“生态农业”、尽管与现代生态农业具有很大差别，可能很早就出现于中国。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开来。

　　李伯重描述的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首先是经营者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来经营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以往学界在讨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将其视为所谓“经营地主”的经营方式。他举出明末清初下述两个饶有兴味的例子[89]：

　　        1.明嘉靖时常熟人谭晓（即谈参）的经营

　　谭晓居住的湖乡，土地多低洼易涝，乡民逃农而渔、弃而不耕者以万计。谭晓很有心计，将这些土地低价买入，雇佣了百余饥民，提供口粮，让他们在土地周围筑高塍以备防泄，并在高塍之上种植梅桃各种果树，然后垦辟耕种高塍内的土地，防减灾涝加之适宜之处种植四时蔬菜皆以千计，每岁收入视平壤3倍。最低洼之地，谭晓让他们修凿了100多个池塘，都养上鱼，种上菇茈菱芡，池塘上架梁为舍，喂鸡养猪，鱼食其粪既省饲料又易肥。谭晓房中放了几十个匣子，有“鱼入”匣、“果入”匣等，每天将收入分别投入，满了再打开，一月要打开几次，这些收入又相当种田收入的3倍。

　　2.明清之际桐乡张履祥为友人海宁邬行素遗属策划的经营

　　共瘠田10亩：种桑3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3亩，收豆后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2亩，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种果2亩，如梅、李、枣、桔之类，皆可易米。果实成熟有早晚，可考虑成熟期选择种植。果树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树下可种瓜蔬；有宜燥宜湿，宜湿者于卑处植之。池塘养鱼，其肥土可上竹地，剩余可壅桑，所产鱼岁终可以易米。养羊五六头，作为植桑之本，小羊也可易米。喂猪须资本，养羊不过饲草而已。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但一劳永逸，5年可享其成利。计桑之收益：可育蚕20筐，产丝绵30斤。如生计不足，以蚕补之，一家衣食不苦乏。豆麦收益，可足2人之食。若种麻更好一些，但投入加倍，没有力量，不如种麦。种竹收益，每亩可养1～2人；果树收益，每亩可养2～3人；养鱼收益，每亩可养2～3人（杂鱼减半），尚有未尽之利。

　　如果说谭氏的大规模经营反映了明中后期江南因税重大批农民弃田不耕，导致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的特殊背景，那末，以邬氏（张氏）为代表清初江南嘉、湖一带盛行的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则反映了其时其地“人稠密地，不易得田”、“人工既贵”的普遍状况。无论明代谭氏的大规模经营还是清代邬氏（张氏）的小规模经营，均有以下共同特点：

　　1.改造原有自然资源，营造生态农业小环境。江南一带地势低洼多水，人工改造的办法一般是“浚沟渠”、“筑塍岸”。这不仅是一般的水利工程，也是改造原有水土资源的重要手段。在生产能力较差的水田上改种桑等经济作物，是当时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然水田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种桑，主要方法即是用河塘泥培高地基（包括筑为圩岸）。所谓“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勤农贪取河土以益桑田”，“下以扩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粪而肥，生植加倍，故虽劳而不恤”[90] 。不仅土地资源得到改良，相关资源的综合品质也得到明显改善。例如浚池，如张履祥所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取池之水，足以灌禾”，“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钱泳所说，浚池“旱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浊泥取污，既为肥田之利”。[91]原生产能力不高的洼地，经过改造，形成了旱地、水田、池塘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源。陈恒力、王达指出：杭嘉湖地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基本建设：“一个家庭10亩或20亩田中各有沟、池、桑地的错综，各家都如此，又形成地面凸凹不平，桑地高，水田在地平面上，池与沟低于水田面的景观”。这就是土地经人工改造所形成的微观生态环境的一般形式。

　　2.多样化经营。人工营造的生态环境，降低了天灾和市场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程度。同时，由于不同作物都有适合自已的生长条件，农民可以因地制宜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将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产品，而且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利用空间，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模式的需求。

　　3.充分利用资源。多样化生产彼此结合，建立起连锁关系，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污染。某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枯桑叶）可作为另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循环利用，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如谭晓以猪鸡粪为鱼饲料，有鱼粪的淤泥为稻桑之肥，废物猪鸡粪被二次利用；张氏以枯桑叶为羊饲料，羊粪为草鱼饲料，草鱼粪为鲢鱼饲料，鲢鱼粪连同淤泥为种桑之肥，蚕沙又为种麦豆之肥等，废物枯桑叶被六次利用，而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多次循环利用。

　　4.商业化生产。谭氏产品主要为了出售，每日都有收入，每月会计数次。邬氏（张氏）经营规模虽然很小，但不产稻米，所需食用全靠出售蚕桑、鱼、羊、果、竹等所入购买。

　　现代“生态农业”通常采用三种模式：①“时空结构型”——从种群的平面配置、立体配置及时间的叠加嵌合出发，包括“山体生态梯度开发”型、“林果立体间套”型、“农田立体间套”型、“水域立体种养”型和“庭院立体种养”型等。②“食物链结构型”——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实行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与多级利用，通过链环衔接，使系统内的能流、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畅通。③“时空－食物链结构型”：时空结构型与食物链结构型有机结合，将生物物质的高效生产和有效利用有机结合，使“开源与节流”高度统一，以求适投入、高产出、少废物、少污染、高效益。[92]

　　李伯重认为，明代谭氏经营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可以说是“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清代邬氏（张氏）经营中土地复种、间种率即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很高水平，所依据的不仅是食物链原则，而且也是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和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因此应当说属于“时空－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这意味着江南生态农业不断发展，演化出不同的模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并“逐渐普及开来”。但李伯重解释，这里的“普及”，是普遍传播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已在江南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游修龄亦对明清江南太湖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种模式中，动植物生产和有机废物的循环从田地扩大到了水域，组成了水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实行稻麦一年两熟制，并在冬季播入紫云英绿肥、蚕豆等，其他肥料来自猪粪、河泥等。蚕桑生产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塍种桑，用稻秆泥、河泥、羊粪壅桑，桑叶饲蚕，蚕沙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河塘底，成为富含有机质的河泥。羊吃草，过冬食枯桑叶，可得优质羊羔皮。如此，将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生产组成“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网，使各个环节的残废部分都参加有机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取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菱角、羔皮等动植物产品，而没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的高度成就”，明清江南生态农业正体现了这一成就。[93]

　　无独有偶。明清以后，在另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珠江三角洲，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经营模式有了长足发展。[94] “桑基鱼塘”的前身是“果基鱼塘”。由于“稻田利薄”，果木利大，许多地区改禾田为基塘，“每以花果取饶”。如顺德乡农“堑负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则树于宅，亦有树于基者；圃中凿池蓄鱼，春则涸之播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则以顷计”；“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甘橙次之，龙眼多树于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秧苗”。[95] 后由于岭外京华、各省、东西二洋对丝织品大量需求的刺激，以及植桑较植果投资少、产量高、收效期长，又可与家庭养蚕、缫丝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劳动力等优点，很多地区“桑基鱼塘”迅速兴起，或与“果基鱼塘”并存，或取“果基鱼塘”而代之。如南海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96] 。“桑基鱼塘”的构造是，中挖洼地为塘，塘泥堆筑四周为基，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97]，“基养塘，塘养基”，栽桑、养蚕、养鱼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连环性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和生态环境，避免洼地水涝之患、坐收“十倍禾稼”经济效益的生产模式，如民谣“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除“桑基鱼塘”外，事实上，养地用地在当地已得到普遍重视。乡农因地制宜，尽可能将桑蚕、养鱼、果木、植稻等农林牧副渔业结合起来，如有利用鱼塘作早稻秧田，或用秧田种薯等；尽可能合理采取轮作、间作、套作、混作等手段，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兼以适时施用各种有机肥料，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水旱作物轮作，如番禺诸乡，“早禾田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麸麦，或蔓菁、番薯”，“晚禾既获，即开畦以种小麦”；新会“年中或一烟两稻，或烟、稻、冬瓜各一造”等。[98]另有沙田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水生蔬菜轮作、蕉蔗豆瓜棉轮作、稻棉茶豆胡麻杂植轮作等。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形成了一种良性协调和循环机制。“桑基鱼塘”生产模式至清末臻于完备，满布珠江三角洲蚕区，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如佳宏伟所认为的那样，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为因素只是诱发环境演变的众多因素之一，既不是惟一原因也未必是主要原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为因素的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将人类作为一切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作用导致了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把人类描绘成任凭自然摆布的奴隶；还不能忘记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可以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99]

　　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研究，是以建立在环境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环境史可分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征服环境的现代文明期；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期。[100]

　　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的研究报告，不再把着眼点完全放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之上，而是加大力量探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其研究范围也扩大至土地治理、农作物种类、耕种方式、聚落选址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

　　让我们以布罗代尔的断言结束本节：

　　无论在中国或欧洲，与18世纪一起被突破的是一种旧的生态体系，即在这以前曾起过规范作用的一系列限制、障碍、结构、关系和数量变化。[101]

　　注释

　　[1] 〔法〕布罗代尔（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2页。

　　[2] 转自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3] 龚高法、张丕远：《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195～212页；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 不同观点如文焕然认为公元前1100年的西周为温暖期，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满志敏认为春秋温暖，战国到西汉初寒冷，西汉中到东汉末温暖，竺氏隋唐温暖说亦值得商榷，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8辑，1990年版等。但各种观点均未否认明清为寒冷期的说法。

　　[5] 明清小冰期通常指1550～1850年的寒冷期。然对小冰期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说法不同：开始期最早的有1300～1310年，最迟的有1560等说法；结束期有1700、1850、1900等说法。参见王绍武《近代气候变化的研究》，《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第164页。

　　[6] 晚稻抽穗扬花期，如赶上秋季寒露风，容易造成空秕率增高或穗型粒型畸劣，所谓“秋分不出头，割去喂老牛”。一次稍强的寒露风可造成10～20％的空秕粒率。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7] 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8]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9] 夏明方：《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兼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的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

　　[10] 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1]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2] 中央气象局（今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

　　[13]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4]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5] 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一《舆地》。

　　[16] 光绪《土默特旗志》卷五。

　　[17] 夏之璜：《塞外橐中集》，《入塞橐中集》卷三。

　　[18]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八。

　　[19] 成崇德：《清代前期蒙古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及清朝的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

　　[21] 中国第一档案馆所藏：《阿勒清阿奏喀喇沁王控商民不给抽分地铺银两》，转引自王玉海《清代喀喇沁的农业发展和土地关系》，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2]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23] 咸丰《归绥识略》卷二四，《人部》。

　　[24]  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25] 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26]〔法〕布罗代尔（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52页。

　　[27] 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马宗晋等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295～297页；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8]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版。

　　[29] 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第6期，1932年6月，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0]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31]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李文海、林敦奎、程歗、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32]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3] 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3～706页。

　　[34]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李文海、林敦奎、程歗、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693～706页。

　　[35] 中央气象局（今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0年。

　　[36] 参见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载《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37] 《明季北略》卷五。

　　[38]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9] 夏明方原注：包括台湾的11个县及光绪、宣统后增置的55个县，但不包括土州、土府、土县及土司。参见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40] 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夏明方：《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

　　[41]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的变化》，2002年12月2日在北大的演讲。又葛剑雄著：《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181页。

　　[42]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43] 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科学出版社，2003年；张先恭、张家诚：《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气象学报》1969年第2期。

　　[44]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5] 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社会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石楠：《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46] D.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Worster (ed.), The Ends of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289。转自石楠《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47] 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48]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9]马敏、王玉德等主编:《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11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50] 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

　　[51]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六《湖广水利论》。

　　[52] 李鸿章：《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二八《东淀水道清理完竣疏》；《清朝文献通考》卷八；彭玉麟：《彭刚直公奏稿》卷五，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会奏广东积弊折》。参见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3] 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

　　[54] 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王开发、沈才明、吕厚远：《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6期；韩昭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等。

　　[55] 景爱：《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景爱：《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56] 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57] 〔日〕原宗子：《在日本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李根蟠、〔日〕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58] 虎灾，见民国《长泰县志》卷一；虎害，见同治《赣县志》卷五三；虎乱，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四；虎荒，见同治《安吉县志》卷八；虎暴，见同治《义宁州志》卷三九等。

　　[59] 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

　　[60]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道总说》。

　　[61] 乾隆《五凉全志》卷四；同治《房县志》卷四；光绪《紫阳县志》卷一；道光《秦疆治略》；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62]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63]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嘉庆《宁国府志》卷九；

　　[64] 乾隆《武宁县志》卷十。

　　[65] 汪润元、勾利军：《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