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情错乱集范文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1

　　全省“部门帮县、处长联乡、干部驻村”工作在春光中拉开帷幕，在赫章，513名驻村干部分布在27个乡镇465个村居的版图上。

　　干部到基层了，工作开展怎么样？群众反映好不好？赫章县委干部驻村工作调研组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深入调研，走访了驻村干部和群众。“我们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认真梳理，把驻村干部的工作归类总结，并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找到了驻村干部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探索——‘八访八问 ’工作法。”一名调研组成员告诉笔者。

　　赫章县在“帮县、联乡、驻村”工作中，通过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总结，提炼出的“八访八问” 工作法（访贫困群众，问生活所需；访“五保”老人，问健康赡养；访留守儿童，问学习成长；访流动人口，问社会服务；访信访人员，问事情原委；访致富能手，问致富经验；访企业业主，问矿群关系；访党员干部，问发展良策），得到了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的亲笔批示，省领导孙永春、秦如培及各级各部门领导相继作了批示。

　　“八访八问”工作法实施以来，被冠以“‘访’出了干群真情，‘问’出了民生大事”的美誉。

　　驻村干部工作的法宝

　　在赫章县古达乡中田村，村里的“流动理发店”每到周末都会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上门服务。村民钱永学说：“这是驻村干部雷俊才想出的点子，有了流动理发店，全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五保”老人理发更方便了。”

　　雷俊才是县水利局的干部，主要在县城工作，农村工作经验积累不多。雷俊才被安排到中田村驻村以来，带领村两委班子走访全村农户，按照“八访八问”的工作方法，与不同类型的农户进行交心谈心，了解他们当前生产生活的所需所盼，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陇翔林等5户农户是村里的危房改造对象，不但建房资金短缺，家里也缺少劳动力，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新房修建，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雷俊才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组织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帮助他们拆旧房、下基础、搬运木材……两个月后，5户农户住上了漂亮的新居。

　　“‘八访八问’工作法，教会了我们驻村干部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雷俊才说。

　　在采访中，90%的驻村干部都有雷俊才的感受。特别是从机关到农村的年轻干部，在实施“八访八问”工作法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己，又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

　　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渠道

　　家住辅处乡辅处村的田维明告诉笔者：“自从驻村干部到村开展工作后，我们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增加了一份亲情，群众思发展、盼发展的愿望更强烈了。”

　　刘赟是县选派的驻村干部，他到江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每户农户，梳理归纳群众的想法和对全村发展的建议和意见，以及农户与农户之间存在的矛盾等，并按照梳理的类型将农户归类，建立家庭档案，结合“四帮四促”的要求，将存在的问题逐类逐一消化。

　　驻村后，刘赟两个月没有回过县城的家。他走访群众563户，收集对全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56条，帮助解决群众发展创业困难6个，并结合江南村的实际，理清了全村的发展思路——打造基层党建示范村、生态旅游示范村、农民增收示范村。短短三个月，刘赟帮助江南村争取到“同心新村”建设项目20个，现已完成“黔西北民居”项目256户，硬化庭院8000平方米、连户路6000平方米；完成同心文化广场、同心生态公园、同心桥、文化长廊、观景台等工程的建设。“产业富村、旅游兴村、文化活村”的同心新村初见雏形。

　　村里群众说：“驻村干部访出了干群真情，问出了民生大事。”

　　赫章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顾晓东在日记中写到：“自开展联乡驻村工作以来，我驻村工作65天，走访群众186人次，化解矛盾纠纷5起，帮助群众办实事16件，帮助落实项目3个。”选派到涉及西城区建设的白果镇煤炭沟、七里店等村的9名驻村干部，以“5+2”、“白加黑”的工作方式，走访农户3657户，核实错乱账目72件，化解矛盾纠纷782起，进一步规范党务村务公开，全面落实“六议两公开”村级民主议事决策，促进了西城区建设稳步推进。

　　通过“八访八问”工作的开展，群众的诉求渠道进一步畅通，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困难和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思发展、盼发展、谋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干群关系进一步升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探索

　　“八访八问”工作法以来，赫章广大驻村干部在基层一线锤炼出了“作风的硬度、行动的速度、落实的力度、服务的态度”。

　　“八访八问”工作法逐渐凸显出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作用和功能，是农业农村工作不可缺少的法宝。赫章县委组织部组织全县驻村干部召开“八访八问”工作法培训讨论会，收集意见和建议，其中93.5%的驻村干部建议，进一步健全“八访八问”工作法相关配套制度，使之成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鱼水干群关系、提高社会和谐水平的有效措施。

　　省人大代表、河镇乡海雀村支部书记詹以香说：“我们正在为全村农户建立家庭档案，将每户村民、每位村民的基本信息录入后实行档案管理机制，作为‘八访八问’工作法的配套措施，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赫章把“全覆盖、受欢迎、见成效”作为“八访八问”工作法的总目标，把“干部到岗到位100%、走访群众100%、建立家庭档案100%、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公开100%、群众对强农惠农政策知晓100%、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100%” “六个百分百”作为驻村干部工作成效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工作台帐，与“双考双评双挂钩”动态跟踪考核管理同步施行，构成了以“八访八问”工作法为主体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

　　赫章在干部驻村工作中实行“八访八问”工作法以来，共走访群众325816人次，化解矛盾纠纷3285起，解决群众困难15863件，帮助理清发展思路1128条，协调项目资金1356万元。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2

　　关键词：农村；口语交际；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2-242-01

　　口语交际是人们交流信息和情感最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在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采用了“口语交际”这一提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口语交际作为语文学习评价的内容之一，这是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农村小学的实际的教学中，学生交际能力的提高不尽人意，口语交际成为农村小学语文教学难点之一，学生口语交际有效互动的研究势在必行。我结合在农村小学口语交际课的教学实践，谈几点体会。

　　一、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发展，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日显突出，摆正口语交际教学的位置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语文老师站在教育的第一线，我们要采取得力的措施，语文课上要强化口语训练，为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口语交际能力而努力。

　　儿童在言语上虽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交际，可是他们在叙述问题时就会出现用词不确切，语句不连贯，层次不清楚，语言不规范，方言土语，口头禅很多。他们正处在“自发的口语交际能力层面[1]”他们的语言是比较幼稚的、不成熟的。从口语发展的关键期来看，小学生正好处在这一关键期的中后期，在小学阶段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第九条规定，“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发展合作精神。”小学语文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可是长期以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往往重读、写，轻听、说。迫于考试的压力，把许多口语交际能力训练挤出了语文教学的课堂。

　　张志公说“一个人口头上词句妥帖、干净利落，写下来就不会残缺错乱、拖沓累赘；口语上有条理，细致严密，写下来就不会颠三倒四，矛盾百出。[2]”因此，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是培养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基础，从而促进语文能力的全面发展。

　　二、农村小学口语交际教学的现状分析

　　“口语交际”作为一种新课型，在教学相对落后的农村小学，很多教师并没有准确地把握其要求，学生普遍对口语交际不感兴趣，缺乏交际欲望。

　　上述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农村小学生由于受生活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阅读面窄，阅读量少，以至知识面窄，词汇贫乏。二是农村孩子的性格较之城市孩子要更加内向、胆怯、害羞，这也压抑了学生的交际欲望，影响了口语交际的正常进行。我所在的赵集镇小学有很大留守儿童，他们长期缺少亲情和家庭教育，往往表现出孤僻内向的性格，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小学口语交际教学面临的挑战更大。

　　三、提高农村小学口语交际教学效果的对策和措施

　　口语交际不是简单的听话和说话，而是一个始终互动的、充满变数和应对技巧的过程。所以在口语交际教学时，必须善于创设相关的交际情境，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促进有效的双向互动，以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1、给学生营造平等和谐的交际气氛

　　口语交际是互动的、充满变数和应对技巧的过程，因此需要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前提条件。农村小学生比较淳朴，对老师有敬畏心理，上课的时候与老师之间的沟通就很少。所以老师上课时要主动和学生沟通。

　　2、调到学生交流的欲望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早就提出“不愤不发，不悱不启”的启发思维的教学原则。所以上课时要激发、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口语交际欲望，让学生树立信心，以提高口语交际训练的效果。老师说话时要注意情感的流露，让学生感到温暖、亲切，要耐心等待学生的反应，鼓励学生愿说敢说。

　　3、寻找农村小学口语交际的新出路

　　叶圣陶曾经说过“天地阅览室，万物皆读书”。立足农村的环境和农村学生的生活来源选择话题，我们可以选择的话题和创设的情境有：（1）大自然领域：大自然的花草鸟虫、山野河流、日月星辰都可作为学生口语交际的话题；（2）农村劳动领域：农村学生热爱劳动，亲历过一些简单的劳动，对农民的劳动也有较多的了解。（3）农村生活领域：农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城市相比有它的特殊性，鉴与此，可开展“收集民间故事”“探究乡村风俗”等活动。

　　在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之下，口语交际教学现在被摆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小学口语交际教学作为小学和初中的过渡阶段，其口语交际教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如何提高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策略的有效性，成为了每位教师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荆龙.《小学口语交际教学》，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4.3.第18卷第三期.第7页.

　　[2] 张广岩.郭术敏.《中学语文教育学》，青岛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3]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 王荣生.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5] 周选杰.邹兆文.新课改背景下知识缺席导致的课堂教学畸变[J].中学语文教学.2005（4）.

　　[6] 王荣生.口语交际的课程内容及活动设计.语文学习.2004（11）.

　　[7] 李明洁.口语交际课程要教什么[J].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5（9）.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3

　　关键词：余华 叙事模式 解构策略

　　一.叙事时序――消解存在之重

　　叙事时序是指文章展开叙述的顺序。故事真实的发生时间和作者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时间又叫做叙事时间。叙事时间是作者对故事时间加工改造后提供给读者的现实的文本秩序，它是作家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传统作品的叙事时序大多由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进行。而余华小说却大多都不是按照顺序结构进行叙述的。余华在叙事时间上经常表现为自由的压缩、拉伸、善于以回忆和倒叙来构建心理时间。这种打乱叙事时序是叙事方式亦体现着对荒芜世界的认同，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解构。

　　余华的代表作《活着》的叙事时序很具有余华的叙事特点。此文由两个嵌套的故事组成，一个是“我”与富贵的故事，一个是富贵自己追忆中的故事。一个是听故事者，一个是讲故事者。两个故事有着两组叙事时间。两组故事的情节时而分开时而相融，构成了完整的叙事文本。主人公富贵的回忆，由老年开始，回溯到青年时光，经过种种人世变迁，最终回到老年。这种叙事时间构成了一个轮回，暗示了生命本身的因果，一切终要回归于自然。

　　叙述开始于某天“我”在田间遇见一个老人，而“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颗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位老人便是主人公富贵。时间由富贵的叙述回到遥远的年月，他开始讲述以往父亲的富有，少年时风流倜傥的性格、当年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在里一掷千金的往事。当富贵输光家产、气死父亲、回到娘家的时候，叙事时间又回到“现在”：富贵说到这里看着我嘿嘿地笑了，这位四十年前的浪子，如今赤裸着胸膛坐在草地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他眯缝的眼睛上。听故事的“我”此刻感到“再也没遇到一个像富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第二次时间的插入是在龙二被处决之后：“富贵的讲述到这里中断，我发现我们都坐在阳光下了，阳光的移动使树荫悄悄离开了我们。”有庆的死亡造成了第三次叙事时间的中断，切换到“我”、富贵、老牛共度的午后。第四次时间的插入是在凤霞、家珍死后，富贵评价道：“家珍死得很好”。那个时候下午即将过去了，在田里干活的人开始三三两两走上田埂，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的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第五次是在二喜、苦根死时中断：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的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过来，走到老人身旁低下了头，老人把犁抗在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去。两组叙事的情感完全不同，在“富贵”的故事里，经历的是大喜大悲，而在“我”的故事里，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平静的老人。每当“富贵”故事经历重大变故的时候，叙事时间便会切换到现在。我便会面对着这个平静的老人，这样的时间插入，让人感觉仿佛一切都是可以过去的，一切终将归于平静。“富贵”回忆中故事中的时间横跨富贵的整个人生，而“我”的故事中的时间仅仅是从中午到傍晚。苦难悲痛与平静淡定交缠在一起，青年时的大起大落与老年时的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平添无限感慨。《活着》交织错落的时序展现了其虚无主义的思想，凸显了生命之轻、消解了存在之重，具有解构的意味。

　　而叙事时序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毫无关联的往事可以拼接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经常性的错置，事件按照“记忆的逻辑”，过去、现在反复回旋、重叠……为了更好地分析《在细雨中呼喊》的中的叙事时序，笔者列出其各章节的分题目与其对应的故事时间、主要事件现于在如下表格中（表格见文末）。

　　由图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差甚远。叙事时间是由各种回忆的片段无规律地拼凑而成的。第一章的“南门”一节，主要讲述的是儿时在南门发生的故事，而第三章的“遥远”一节却讲述的是爷爷年轻时的故事，第四章的“威胁”一节里，时间又回到“孙荡”时期。章节的情节发展显然是与现实的时间不同的。而故事发生的时序大致应该是：祖父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我的出生――我在南门的生活――我被父母抛弃送往孙荡――我在孙荡的故事――我回到南门。由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同，使得读者若想了解一个人物的完整故事，需要在不同的章节寻找故事的片段，并且自行分析其前后时间，并自行加以组合。余华对人生的看法和他的叙事时序一样：这个世界看似有意义，看似按照正义、秩序和理性组织起来，实际则是一片废墟与混乱。这种凌乱破碎的叙事时序，也映衬了余华所要消解的生命意义。

　　二.叙事视角――解构宏大叙事

　　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宏大叙事”是上个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常见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了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精神追求和理想。余华成长在充满社会主义“红色经典”的文学时期。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时，国家恢复了高考，这时的中国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逆转，所有的伦理体系都被重新定位，所有的现实秩序都被重新建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人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余华的小说用自己的方式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成为个人化的理解。余华用“我”的视角，去阐释历史中的现象，在漫漫记忆里去定格那转瞬即逝的画面。这种叙事方式符合解构主义颠覆性的特征，打破了一元的思考方式，迎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思想的需要。内视角的展现模式与特殊的叙事视角是余华用来解构宏大叙事的两个主要手段。

　　1.内视角的展现模式

　　余华关注的是大世界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因此余华经常采用内视角的展现模式。内视角有利于拉近读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展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体现人物内心的感受而非人物形象的塑造。

　　即使是同样采用第一人称，余华也往往做了多重化的处理：在《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两个“我”一个是叙述者，一个是故事的是故事主人公。这两个“我”之间的思维方式、成熟度、认知程度都是不同的。作为叙述者，“我”对以往的事物保持着冷静与理智。而处于故事自身的“我”看到自身经历感觉是起伏跌宕的。从时间上来说，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童年时期的“我”：现在的“我”讲述了“童年的我”在南门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离家的落魄与孤独、在孙荡镇被收留时的满足以及再次被遗弃的沮丧。“童年时的我”是充满孤独、无助的，而成年的“我”是平静的。两个“我”在故事之中的情感互相交错融合，稀释了愤怒的感觉也打破了平淡的氛围。

　　“成年的我”时隔多年后，仍保存着记载童年父亲和哥哥殴打自己的记录的作业薄，“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与“干枯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的美好情境联系在一起。“成年的我”感到“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到来了。”成年的我在孩提时的愤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了，当年残酷的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在我的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到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想起来却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者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这里的感受显然也是孙林光成年以后的感受，是“叙述”的我的感受，哥哥霸道的形象，小时候觉得可恶，现在已经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了，因而“我”呈现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与平静”。两个自我的运用，使得读者既有置身故事之中的感受，又有旁观者的冷静，相比其他作家内视角的写作，余华的内视角的展现方式更加细腻、更有层次感。

　　2.特殊的叙事视角

　　不同视角对于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选用怎样的人物视角也意味着呈现怎样一个世界。余华抛弃了宏大叙事中英雄式的人物视角，喜欢采用一些比特殊的人物的视角。如《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的是儿童的视角，《活着》、《徐三观卖血记》采用的是农民的视角。通过特殊的叙事视角，可以展示出个人的、特别的情感和体验。

　　儿童视角是在余华的叙事模式中常常见到的。儿童视角代表着蒙昧与无知，但同时也代表着真实与纯净。儿童的价值判断与成人的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对于道德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在细雨中呼喊》中“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感到“他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既然儿童的视角与成年人的视角是不同的，那么就给读者很大的空间去思考其中的差异。到底是“儿童的世界”更合理，还是“成人的世界”更合理？这个疑问解构了成人所定的价值标准。

　　《许三观卖血记》则是从“许三观”这个农民的视角出发的。农民的视角代表着淳朴、简单。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经历了不少“大事”：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按照传统小说的叙事习惯，可以作为宏大叙事来表现。但是余华对此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描写，而仅仅是作为一个冷静的背景。以许三观的视角，会虔诚地相信“喝几大碗水”便可以稀释血液，会以为年轻人的血可以抵得上自己的两碗血，于是出现了荒谬的“卖血的和买血的”一起来的事件，当许三观老了的时候，被通知自己的血“卖不出去了”、“只能用来涂红漆了”，他只能无助地哭泣。令人印象深刻邪恶是许三观在饥荒时为了解馋“用嘴巴炒菜”的小事：只见许三观绘声绘色地描述道：“猪肝先是切成片，很小的片，然后放到一只碗里，放上一些盐，放上生粉让猪肝新鲜，再放上半盅黄酒，黄酒让猪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葱丝，等锅里的油一冒烟，把猪肝倒进油锅，炒一下，炒两下，炒三下……”这样的小事，既有趣，又反应了有些悲凉的现实生活，有苦中作乐的味道。淳朴、简单的农民视角，看似幽默，实则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艰难辛酸，反映了真实的小人物的生活、情感。

　　三.零度叙事――颠覆传统伦理

　　余华认为痛苦是实质，死亡时必然结果，人生如同一场滑稽戏。在嘲讽和凄惨一笑中超脱人生的痛苦、无奈地活着，是他们对现实的体验所持的人生态度，因而在叙述方式上不再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写作本身看成为一种目的、一种激情，而是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用一种直陈式写作，即无命令也无奇缘的，中性的，非情感化的“零度写作”。

　　零度叙事中，作家与读者是平等的关系。在作品中，作家只是客观的描写，而不显露自己的立场。“零度叙事”归根到底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写作方式。余华小说有许多关于“人性恶”、暴力的描写，把令人恐惧的、触目惊心的事淡化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以此来消解正常的伦理秩序，暗示人无能为力的被动生存的状态。

　　1.对死亡的零度情感

　　余华异常偏好对死亡的描写，并且在描写时报以零度情感，在语言上，显得不动声色。《世事如烟》中在描写“接生婆”的死时，余华写到：“一股凶狠的腐烂气息朝他扑打过来，使他一阵头晕。但是他还是继续将门推开，并且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进去以后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接生婆。接生婆脸上的五官已经模糊不清。那脸上有水样的东西在流淌，所以她的脸显得亮晶晶的。”接生婆死的莫名其妙。旁观者对接生婆并没有太多反应，只是对几个站在自己房门口的人报告说：“已经烂掉了”。叙述者的冷酷来源于对现实的荒诞的理解和认同，生者的零度情感状态显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现实一种》中，小孩皮皮因为抱着堂弟“感觉越来越沉重”，所以就“松开了手”，于是弟弟掉在地上摔死了。而摔死弟弟的时候皮皮只感觉“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皮皮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摔死自己堂弟的声音，而是平静地说了句，“弟弟睡着了”。文中还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山岗”被解剖的细节：“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剥人皮这样恐怖的事件，让余华写得波澜不惊，还写到山岗被取下的睾丸被移植到他人身上，移植的睾丸使得此人有了儿子。这样的情节不令人感到悲痛，反倒有几分戏谑和幽默的效果。

　　2.对亲情的零度解构

　　另外，余华的零度叙事还表现在对亲情的零度解构。在余华小说中，家庭成员的冷暖感受、情绪异常、生老病死并不值得关注，甚至更有“弑父”的倾向和家庭成员自相残杀的暴力描写。

　　《世事如烟》中，女儿看待母亲的死亡显得异常冷静：“往常灰衣服女人起床很早，这天上午却迟迟不起，到八点钟时，她的女儿走到她床前，发现她嘴巴张着，里面显得很空洞。起先他女儿没在意，可半个小时以后第二次去看她时，发现仍是刚才的模样，于是才注意到哪张着的嘴里没有一丝气息。灰衣服女人的死得到了证实。”灰衣服女人的死没有引起女儿的关注，只是以为她睡着了，并且“发现上面有一道道车轮痕迹。”他们猜测是否有一道道车轮痕迹，怀疑有车从母亲申上压过，更觉得母亲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的情形显得“不可思议”。除此之外并没有描写儿女对于母亲死的痛苦。

　　《在细雨中呼喊》中有类似弑父的情节：“我”的爸爸不但总是骂祖父“老不死的”，并且期待着父亲的死亡。祖父死前的心愿是有一口棺材安葬。于是父亲便让弟弟敲打木头，发出类似于做棺材的声音。可是弟弟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敲打了一会木头便不见踪影，不知他去了哪里。当父亲问他模仿做棺材声音的木条去哪了的时候，孙光明“一脸糊涂，支支吾吾地解释了半响，那神态仿佛是他从未碰过的木条似的。”孙子对爷爷的死如此不关心，甚至连假装敲打棺材都显得不耐烦，亲情之疏离，可见一斑。而发现祖父死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祖父死亡对于父亲来说，不但不是痛苦的，反而是期待的。这样的情节，颠覆了传统伦理，解构了本应骨肉相连的亲情。

　　《现实一种》里，更是描写山峰山岗两兄弟家庭间的自相残杀：在年幼无知的皮皮无意间摔死了堂弟之后，堂弟的爸爸山峰对自己的亲兄弟山岗一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让山岗的老婆舔了血之后还不罢休，最终用“以命偿命”极端手段杀死了山岗的儿子皮皮，而山岗也毫不罢休地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山峰，同时也使得自己葬送了性命。面对如此惨烈的悲剧情节，文中却并没有彰显太多情感的元素，甚至结尾的时候，还能轻松、细致地描写解剖山岗的尸体的场面。余华用零度情感讲述了这个家庭间不断互相残杀的故事，体现了人性本质的恶毒、伦理道德的失落。

　　参考文献

　　[1]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摘自《外国文学评论》[J]，1990/2：110.

　　[2]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M]，2005：26.

　　[3][10]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南海出版公司[M]，2003：13、188.

　　[4]余华.《余华作品集》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1995：5.

　　[5]余华.《徐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M]，2006：124.

　　[6]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M]，2004：41.

　　[7][9]余华.《世事如烟》，载自《余华作品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M]，

　　1995：83、59.

　　[8]余华.《现实一种》，载自《余华作品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1995：43.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4

　　[关键词]新感觉派；都市情绪

　　20世纪30年代，当新文学进入到第二个10年时，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曾在上海风靡一时。这群年轻敏感的作家充分享受了都市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饱尝了繁华之后的寂寞和凄凉。他们引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描写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刻画游弋于其中的矛盾的生命与灵魂，以新异的现代形式表达东方大都会的神韵，为世人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珍贵的都市记忆。那些力透纸背的文字描写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抒发了苦闷颓废的世纪末的情绪。新感觉派拓展了都市文学的新领域，开辟了在当时主流文学之外的新天地，因此成为海派小说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地狱和天堂并存――五色驳杂的都市风景线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一概括性极强的陈述在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开首和结尾重复出现，奠定了新感觉派作家展现都市生活的主体基调，表现出他们对都市爱恨交加的复杂情绪。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西风东渐使这座国际化大都会融会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缩影。1930年上海人口突破300万，成为与世界先进都市同步的远东第二大城市。这座摩登、西化的国际大都市集中了当时文明与文化的精华，装修时尚奢华的舞厅、咖啡馆、跑马场、妓院、、电影院、夜总会、商场是都市人寄托情感的符号化系统，享乐主义成为生活的主流。城市周围的工厂区烟囱林立，工人在充满噪音和污浊空气的车间里疲惫地连续操作。畸形繁荣的现代工业和奢侈颓废的殖民洋场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浪漫奢华与颓靡共存的多重主题，如果没有繁荣的上海十里洋场，就不可能有“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成长，就不会有新感觉派对城市脉搏的准确把握。

　　30年代，社会的急剧动荡颠覆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导致传统文化的崩溃。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这些都市之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和罪恶，他们在都市里都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稳定的收入，靠卖文为生。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第二代作家，他们不可避免地在紊乱、不安定的生活中渐生颓废、不满的情绪，一如创造社作家那种流浪者孤冷的情怀。于是他们放弃了早期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用全新的审美方法感受着上海的绝代风华，其笔下异彩纷呈的都市生活隐含了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怀疑。从他们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都会人生的喧嚣和热烈，以及都市人精神的扭曲和异化。传统的价值观在淫逸的都市里显得苍白无力，一切信仰、标准和规律全模糊了。在摩天的百货店和广大的赛马场里人是那么渺小孤独，心与心之间缺少信任和沟通。现实中的上海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没有安乐的生活。他们在速度的生活里奔跑，总担心会在半路上倒下来，即使有健康的身体，生病的心依然不堪生活的重负。刘呐鸥在小说集《都市风景线》里以奇异的笔法描绘了令人目眩的都市漩流，展现出华美、变幻的都市风景。《游戏》中时髦的舞厅里光影摇曳，酒精和音乐使人飘忽迷离，一切都处在躁动不安的旋律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这个狂欢的魔宫就是都市生活的一个片段。陷阱和诱惑无处不在的天堂下面就是黑暗恐怖的地狱，善与恶、美与丑交织，让人爱恨兼备，欲罢不能。为什么同一块土地上会有地狱和天堂并存?这是穆时英始终思考的问题。《上海的狐步舞》对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喧嚣浮躁的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凸显了错乱的都市生存状态。灯红酒绿的天堂里无处不泛滥着轻浮和罪恶：舞厅里的男子随时把“我爱你”送给每一个舞伴；小轿车里儿子吻着后母的脸，心里幻想着一九八零年的爱情；豪华饭店里烟味、香水味在侍者、娼妓、掮客和绑票匪之间萦绕。而地狱里是一张张凄苦憔悴的脸：钢骨和瓦砾堆里累得吐血的工人，煤屑路上光着身子的孩子和捡煤渣的媳妇，在建筑物的阴影里，石灰脸的女人拍卖行的伙计似的向来往的人喊着……都市光鲜灿烂的表层之下流动着浑浊幽暗的潮水，这就是一九三一年中国的悲剧。在这个崇尚消费的时代，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物化了，商品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对人的区别是看他的消费能力。施蛰存的作品在取材上更为宽广，也写小城镇的生活，我们从他笔下然可以看到都市里形形色色的诱惑。

　　二、欲望的狂欢庆典――灵肉分离的游戏

　　在疏离传统文化的同时，上海文化对外来文化有较多的认同。现代城市紧张单调的生活节奏使市民承担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热情奔放的西式娱乐方式迎合了他们缓解疲惫的需要。因此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开派对、上舞厅、逛新式商店、住花园楼房、坐小汽车是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而文学艺术也明显倾向于娱乐这一方面。除了穆时英的少数浪漫温馨的作品可以看出“五四”情爱小说的影响，如《公墓》、《玲子》、《圣处女的爱情》等，新感觉派作家着力描写当时新兴的“洋场爱”。这是有闲阶层的情爱观，追求“爱”的速度和刺激，以游戏情感和宣泄肉欲为终极目的。这种快餐式爱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灵肉合一的情爱观，有别于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它奉行暂时和方便的原则，表现为游戏和纵欲，洋场里的男男女女相互猎捕、相互发泄，好像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必须纵情享受。放纵的生活使人失去了自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有自己的丈夫或未婚夫，然而爱欲的饥渴使她们不放弃一刻享受快乐的机会，本能化的性爱淡化了爱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只剩下感官欲望的放纵和人性的沉沦。《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反映了都市人对传统伦理道德和家庭亲情的漠视，众多男子成了蓉子的消遣品，他们是她的糖炒栗子、上海啤酒、朱古力糖、花生米等不同风味的嗜好。玩弄男子是众多洋场女郎的必修课，他们崇尚的洋场爱排斥执著专一，倡导任性和狂欢，《Craven“A”》里的余慧娴每次都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到舞厅跳舞；《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女郎以频繁更换男友为荣，自称“我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传统的经典爱情幻灭了，剩下的只是及时行乐。多爱主义和纵欲主义泛滥，男女之间相互游戏和玩弄，他们尽情享受着快速宣泄释放欲望所带来的满足，人性的猥琐在堕落中逐步显现出来。他们也时常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放浪之后的疲惫和对整个世界的幻灭感，分明就像黑牡丹鬓角那朵憔悴的花。这一切的失望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今天的文明人的生活中，绝没有两个人纯粹的自然的恋爱的余 地。”现代文明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要人类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

　　新感觉派作家以感觉描绘和心理分析等现代主义手法描述沉醉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洋场爱情，扩展了“五四”以来情爱小说的主题，他们以丰富的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情爱小说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三、冷的都市情绪――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弥漫在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颓废和虚无的情绪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他们的小说一方面极力描写上海动态的流线型都市的风姿，一方面又以现代主义手法揭示了都市人的追求和幻灭，这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

　　物质文明的提高带来的是精神文明的颓废迷乱。在上海这个各种欲望的表达地，紧张的快节奏生活使人们的心灵极度压抑进而扭曲异化。都市生活既让人迷恋，又带来更深的困惑。新感觉派用高扬感性的独特视角来表现都市文明，关注时代潮流冲击下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欲望，反映出喧嚣繁华的都市社会里人们的茫然失措和孤独忧伤，这是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作家们笔下穿行于舞厅、酒吧、跑马场、电影院等摩登场所的是一个个孤寂流浪的灵魂，他们远离故土失去了家园，一方面沉湎于城市的物质享乐，另一方面为物质和金钱的压力而被挤出城市的轨道。他们与城市始终是隔膜和疏离的，在这块精神荒芜的沙漠中，寂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

　　繁复多元的都市文化常常让人在辨别善恶是非时进退两难，往往迷惘地随波逐流，物的快感之后又是无法摆脱的苦闷和绝望。这种悲哀的情绪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游戏》中的步青走在热闹的马路上却感觉这个都市的一切都死掉了，眼前“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着”。《黑牡丹》中在奢侈里生活的女主人公离开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埃及的烟，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疲倦，她最终疲倦地逃离了都市，可是却无法逃离物质世界的诱惑。这就是都市人的矛盾和虚弱：他们的肉体陶醉在都市物质的快感里，心灵却又渴望逃离都市的尘嚣。在极度矛盾状态中生存的人们心灵孤寂无依，无可奈何地被挤出精神的家园。在《夜》里，穆时英用刺激感官的词语铺张渲染舞场里的气氛：浓烈的酒气，喧哗的笑声，疯狂的音乐中浪迹天涯的水手和舞女萍水相逢的爱情。醉鬼到处寻找鼻子，他嚷着：“我的家在我的鼻子里边，今儿我把鼻子留在家里，忘了带出来了。”他喊出了洋场现代人的心声，他们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家园无所归宿，只能绝望地呼喊：“家在哪儿哪，家啊!”明天去哪儿?自家也没有答案。在喧嚣的欢乐场里放浪形骸是为了摆脱寂寞虚无的情绪，灯红酒绿的生活果真能使灵魂得到片刻的安宁吗?生命像残冷的烟蒂一样脆弱，辽远的城市和辽远的旅程让漂泊者焦灼迷茫。在别人的城市里他们愈加怀念乡土，可即使有家也难以归去，家里没有梦里的亲情和温暖，父母不过把子女当摇钱树。(《PIERROT》)《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主人公即使在旋风般的爵士乐旋律里，依然感觉犹如在深夜的森林里一样寂寞又害怕；被许多人倾慕的余慧娴的剪影是一个寂寞疲倦的半老妇人；《上海的狐步舞》里上层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有豪华的住所，依然没有精神的家园，于是他们离开家到舞厅、商场、旅馆纵情欢乐。肉体的疯狂暂时抚慰彻骨的寂寞，不问明天，不去想神圣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是都市河流最上层的浮游生物，是被生活快车抛出轨道的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只有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嘈杂的人海里漂泊，在残秋的下弦月和梅雨之夕里惆怅。生命的真实快乐几乎无处寻觅，从静寂的街道到月色里的原野，无不笼罩着淡淡的愁雾，这种怅然若失的灰冷情绪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生命体验。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5

　　本文主人公周英，身披许多显耀的光环：她是武汉中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90年代全国闻名的汉派服装企业中英集团创始人，第八届全国妇女大会代表，全国女企业家协会执委……可是，她在事业成功的背后，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两个儿子因从小缺少母爱，一个沦为网虫，与世隔绝；一个叛逆不羁，竟然把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人生的一段荒诞过往，并没有让周英与儿子反目成仇，反而意外地惊醒了她内心的母爱。在费尽周折“逃”出精神病院之后，周英努力给儿子弥补母爱的缺失，最终谱写了一曲感人的赞歌。她希望通过本刊告诫天下父母：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亲情的缺失；拥有一个和美的家庭，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世上最痛心的事：母亲被儿子送入精神病院

　　2007年1月25日晚7时，51岁的武汉中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英，坐上一辆的士，准备回家休息。谁知，的士驶到加油站加油时，突然冲出十多人，将她从车上强行拖下来，架上另一辆车。在车上，她被胶布封住嘴，被绳子缚住手脚，手机也被没收。周英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绑架，不由浑身直冒冷汗。

　　车子一路风驰电掣，开进了一所戒备严密的院子。透过车窗玻璃，周英发现，她被送到武汉市精神病医院。不容分说，她就被关进有铁丝防护网的病房。

　　惶恐焦虑中，周英于次日凌晨1时看见了大儿子许锦。许锦一边与医护人员交谈，一边将目光投向她所在的病房，见母亲也在看自己，他马上扭头走了。

　　想不到竟是儿子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周英内心一阵剧痛，整夜无法入眠，一直在想儿子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

　　1956年，周英出生于武汉，从小就喜欢服装设计。因和丈夫性格不合，她生下大儿子许锦后，果断地结束了这段感情。此后，她找来废弃的报纸，对照服装书籍设计各式各样的服装，并买来布料做成成衣，拿到京汉街上售卖。

　　周英设计的服装款式新颖，卖得很好。1980年，她在汉口扬子街有了自己的摊位，并和同行江斌结婚。随着服装店规模不断扩大，周英开始自己办厂。在她的苦心经营下，1997年，中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三千多万元。此时，她和江斌的儿子江乐也已经11岁。

　　十几年来，周英一心扑在事业上，无暇照顾两个儿子。儿子长期被别人托管，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直接住在学校，一年之中，和妈妈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大儿子每次见到周英，都抱着她的腿哭着说：“妈妈，别走，我们不想住校……”周英心里很酸楚，她何尝不想与儿子多相处，可当时她身为人大代表，除了要打理服装厂，还经常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根本没时间亲自照料两个儿子。

　　大儿子许锦长期住校，很少回家，家里就没有为他准备单独的房间。这让许锦有些伤心，感觉家里没有他存在的空间，时间久了变得郁郁寡欢。

　　为引起母亲关注，16岁时，许锦和一个女同学谈起恋爱，可周英整天忙于生意，并没有把儿子早恋的事情放在心上。许锦十分厌倦住校生活，又得不到母亲关爱，一气之下住到女同学家里。周英还是没空管。

　　18岁时，许锦想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让母亲刮目相看。周英很爽快地拿出30万元钱，给他作为启动资金。此后，许锦便将精力都放在投资上，并开始涉足他喜爱的汽车行业。

　　2001年，许锦告诉母亲，自己打算和相恋多年的杨萍结婚。周英并不赞成儿子这么早就步入婚姻。一方面，她觉得儿子才26岁，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事业上；另一方面，儿子结婚，周英很想给他好好操办一下，可恰巧当时公司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她无法抽出大笔现金为许锦置办豪华婚礼。因此，她劝儿子再等几年。

　　自己的幸福竟然没有母亲的事业重要，许锦越想越伤心。也许，她根本没把自己当作家庭的一分子。失望之下，他用并不多的积蓄和杨萍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因为心存怨恨，婚后，他和妻子很少去母亲家走动。

　　2005年，房地产风生水起，周英打算将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有实力的房地产商，以便进军房地产行业。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闻讯，通过关系找到许锦夫妇，希望他们从中牵线搭桥促成合作，并许诺事成之后，另赠给他们夫妻一部分中英集团股份，并无偿给他们500万元作为投资资金。

　　虽然许锦并不想插手母亲生意，但对方优厚的条件让他动心――他很想拿到那500万元投资，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向母亲证明他的能力。于是，缺少商战经验的他，马上就很热心地跟母亲接洽起来。

　　周英碍于儿子面子，签了合同。没想到，对方在没有支付股份转让费的情况下，开始用中英集团法人代表的名义与人贸易。周英感觉很不妥，想报警。对方得知后对许锦说：“你母亲太急躁，等我们资金周转过来，一定付款。只要你稳住她，让她不要报警，我们马上支付你500万元。”

　　面对对方的一再许诺，许锦天真地以为，是母亲沉不住气。想想母亲一向没把他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他急切地想得到那500万元资金，投到自己的生意里。最终，他在一个朋友的唆使下，把母亲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以限制她的行为能力……

　　在炼狱中彻悟：出去后一定重做好妈妈

　　整整一晚，周英的泪水一直没有干过，她很想当面质问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妈妈？”

　　第二天一早，主治医生让周英服用精神镇定药，周英强调自己没有精神病，医生说：“那你能说出几个家人朋友的电话号码吗？”周英顺口说出几组号码，医生掏出手机逐一拨通，发现周英提供的号码都准确无误，马上收回药向领导汇报情况。周英以为这样就可以被放出去。

　　岂料，2007年1月28日夜，周英连夜被转往其他精神病院。接下来的日子里，周英又用各种方法向医生证实了自己并非精神病患者，奇怪的是，每当她向医护人员求救，她就会被连夜转至另一个精神病院。

　　多年来，身为一家全国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周英早已习惯每天决断各项事务，一直自信有足够力量控制命运。可现在，她却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她开始不断反思：怎么会这样？

　　此刻，远离事业、商场，周英开始用母亲的身份审视一切。她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她将怕黑不敢独自入睡的许锦背在背上，躬身穿针引线的时刻，当时虽然经济窘迫，可母子俩前胸贴后背，温暖亲密，相依为命。这些温馨都随着事业的繁忙而完全改写。

　　周英清楚地记得，有次出差回来，她给儿子带了几件T恤，结果穿起来不合适，儿子失望地说：“亏你还是裁缝出身，连自己的儿子有多高都不知道。”他恨恨地将衣服丢在地上，返身跑回了宿舍……

　　一个声音不停在周英脑海中轰响：“这些年，你给了儿子什么？真正关心儿子多少？”拷问，纠结，阵痛，醒悟，最后全变成柔柔的妥协：自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一切都怪自己。在不断的反思和反省中，周英心中对儿子的恨竟然一点点消除。她开始质问自己，这样疲于奔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为了增长的财富以及女强人的虚名而毁了两个孩子，这样的人生值得吗？

　　周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想要尽快出院的愿望无比强烈。一方面，她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帮助儿子修正人生，不能让儿子白白被骗；另一方面，她想重新再做一个好妈妈，重新去爱她的两个孩子。

　　周英开始寻找任何与外界可以取得联系的机会。2007年7月初的一天，她趁医护人员没注意，从一名前来探望患者的家属那里借来手机，拨通了丈夫江斌的电话。

　　周英突然失踪后，江斌曾到处找过她，最后在许锦口中得知，周英突然精神错乱，已被送往精神病医院，但具体在哪家医院，许锦没有告诉他。见妻子打来电话，江斌火速赶往周英所在医院。

　　江斌见到周英后，立即要求院方放人。可当初作为监护人签字的是许锦，按照规定，只能由许锦提出要求，院方没有权力私自让患者出院。

　　江斌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找到许锦，让他要求院方放人。此时，许锦正焦虑不堪，本以为合作方承诺的500万元会很快到账，因此已大笔投资不少项目，谁知对方迟迟不兑现，由于资金跟不上，他借了不少高利贷，最后反而负债200多万元。他烦躁地拒绝了继父的请求。

　　江斌只好求助于周英86岁高龄的母亲杨老太太。老太太平时住在福利院，她也很奇怪为何半年多没见到女儿。得知实情，她立即去找许锦。临行前，老太太特意从木箱里取出一包东西带在身边。

　　许锦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对她很尊敬。杨老太太从随身包裹里取出一叠T恤递给他。许锦愣住了，那些T恤，颜色面料各不相同，虽然是崭新的，但折叠处稍稍泛黄，想来压在箱底很多年了。

　　杨老太太叹了口气说：“小锦，这些都是你妈亲手替你做的。”许锦的手开始颤抖，不相信地看着她。杨老太太缓缓道来：“你读高二那年，你妈买了几件T恤去学校看你，尺寸买小了。你生气地跑了，她一路哭回来。从那以后，每年春节她都会赶夜工，亲手给你做一件衣服。只是她一直不敢送给你，你也再没给过她机会。这些衣服尺码，都是随着你的年龄、身材而变的。”

　　许锦心情有些复杂，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有句老话说，好裁缝要良（量）心（身）。她再不对，也是生你养你的亲妈，辛苦一生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你们兄弟俩？孩子，你好好想想吧。”

　　姥姥的一番话，让许锦感慨万千，他内心的善良本质被激发出来。其实，在房地产商迟迟没有兑现承诺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但是，好强的性格和男人的尊严让他不愿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姥姥的陪同下，2008年8月27日，许锦亲自来到精神病院，把母亲接了出来。再次见到儿子，周英百感交集，忍不住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说：“儿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一个重新做妈妈的机会。”

　　掐指一算，周英在精神病院度过了漫长的216天。

　　一切都来得及，倾情救赎修复母子亲情

　　重获自由，周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打算用作养老的两处门面抛售，换来一百多万元现金，交到许锦手中说：“目前我只有这些钱，你先拿去还一部分高利贷的债，剩下的我们慢慢想办法。”

　　许锦万万没想到，母亲不仅没有记恨自己，反而不计前嫌，变卖养老房替自己还债。捧着救命钱，他失声痛哭，眼泪里有悔恨、自责，更有感激、感动。

　　和大儿子冰释前嫌，周英开始操心小儿子江乐的未来。江乐一直在一所贵族学校住读，成绩不理想，人变得十分自卑。自2000年开始，江乐就一直在家中和网络为伴，长达六年多的时间未出过门，就连理发，也是父母请理发师上门服务。周英很忙，也没把这当回事。

　　现在蓦然回首，周英感觉自己太忽略儿子的成长。她特意为江乐联系了一所大学的自考班，根据他的兴趣爱好，选择了电子商务专业，想以此帮助江乐翻开人生新篇章。

　　江乐住读期间，周英每周都会去学校看望他，和他一起吃饭谈心。自闭多年的江乐一开始无法适应闹杂的校园生活，周英就给他讲自己创业时遇到的种种挫折磨难，鼓励他多体验不同生活；江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不想继续读下去，周英就带他来到人流密集处，指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说：“你不愁吃不愁穿，更应当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否则哪天妈妈不在了，你该怎么生活？”她还向儿子请教网络知识，学习年轻人的网络用语，甚至主动问起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在和母亲敞开心扉的交流中，江乐渐渐变得开朗起来，愿意与同学来往。大二上学期，他还主动参加了校学生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让他彻底从网络的虚幻中走出来。即便如此，周英还是坚持每周去看望江乐，母子俩的身影投映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融洽而温馨。

　　此时，许锦又碰到麻烦。因官司缠身，许锦变得易焦易怒，抵抗力很差，动不动就生病发烧。一次，妻子做的汤里不知怎么飘进一个小飞虫，许锦看到后大发雷霆，最后竟连碗带汤摔到地上。

　　周英闻讯，带着许锦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周英，许锦处于亚健康状态，压力太大，需要放松心情，最好能静养一段时间。

　　此时，公司正等着周英重整旗鼓，可是，想想儿子的健康最重要，她最终把公司交给了儿媳打理，并联系了远郊一处清静的房子，打算带许锦去那里休养一段时间。

　　随后半年时间，周英和儿子一起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郊外。每天，她都生起小煤炉，耐心地给儿子煎药，并端到他面前，看他喝下去。清早，她带儿子外出跑步，黄昏时陪他远足。

　　健康的生活方式、幽静的环境，让许锦的心情变得日益开朗，身体抵抗力也增强。可是，日夜操劳却使周英日显消瘦。小儿子江乐来看望她时说：“哥当初那样对您不孝，您现在反而对他这么慈爱，他值得您这么做吗？别管他了吧！”周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妈的好儿子，妈以前太忙，没照顾好你们，欠你们的实在太多。现在妈妈已经一大把年纪，再不弥补，恐怕以后机会也不多了……”

　　2009年3月，开学后第一个周末，江乐特意带着上学期成绩单来看望母亲。看到小儿子拿了二等奖学金，周英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江乐给哥哥播放了一段视频。这是一段杨萍带着女儿玩乐的视频。视频里，许锦的女儿天真可爱，对着镜头直喊“爸爸”，杨萍则对着镜头说：“老公，打理了一段时间公司的业务，我感觉妈能有今天太不容易了，我们以前对她的误解太多。你一定对妈好点。”妻子的话让许锦连连点头。

　　快乐的氛围下，母子三人童心大起，一起跑到野外放风筝。周英跟在两个儿子身后，看着他们像孩子似的疯跑、大叫，禁不住感慨万千：这应该是自己十几年前做的事啊，自己错过了孩子们多么美好的童年时光！当晚，母子三人促膝谈心到深夜，两个儿子跟周英讲了很多她所不知道的童年趣事，周英内心始终暖融融的。她对两个儿子说：“现在真是妈妈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2009年4月，周英带着神清气爽的许锦回了家。母子俩决心起诉那家房地产公司，通过法律途径夺回属于自己的权益。他们一边为官司奔走，一边对高利贷债务进行清理，积极筹钱还债。

　　无论多忙，无论官司进行得多么不顺利，周英必定在周末集合全家人，大家一起下厨做菜，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2010年11月25日是感恩节，一大早，周英就在办公室收到了两大束鲜花，分别来自两个儿子，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用这种方式感谢母亲。许锦特意在卡片上写道：“妈，有句话我一直想说，可总也开不了口，相比您的无私和宽容，这句话显得分量太轻。对不起，妈。我们永远爱您！”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6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报警者并不是这桩绑架案的被勒索者翟志权。作为翟凌的亲生父亲，他不但拒绝报警，而且积极筹款，还派司机将巨款送往绑架者指定的地方。

　　翟志权为何如此纵容凶恶的绑匪呢？他难道不担心女儿的安危吗？原来，这桩绑架案的背后，竟是一起写满了豪门恩怨的“私生子风波”……

　　私生子千里认父，亿万富豪风光难掩孽债

　　今年60岁的翟志权，原籍是四川成都。改革开放初期，他来广州闯荡，先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包工头，后进军房地产业赚得了亿万身家，是当地响当当的地产大腕。他的妻子肖淑华比他小6岁，两人育有儿子翟刚和女儿翟凌。翟刚大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习经商，翟凌还在广州外语学院学习。

　　事业成功，儿女双全，翟志权的生活堪称完美。可是，2009年4月的一个电话，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事情还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968年，翟志权作为知青，下放到一家农场，后来与同是知青的袁丽华相恋。就在两人谈婚论嫁时，翟志权的父母想尽办法为他争取到了回城指标。翟志权最终选择了离开……

　　令翟志权烦恼的这个电话，正是来自他当年下放的农场。来电者自称张锋，是他当年插队时和袁丽华留下的儿子！

　　既惊且疑的翟志权瞒着所有人悄悄与张锋见了一面。为了慎重起见，他与张锋一起去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张锋与翟志权确实存在亲子关系。

　　从张锋的述说中翟志权才知道：当年自己离开袁丽华时，她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为了不拖累恋人，袁丽华含泪吞下了这个秘密。翟志权走后，未婚先孕的她不得不带着耻辱嫁给了当地一个姓张的老光棍汉，并于1974年11月生下了儿子张锋。但丈夫对她和张锋并不好，之后生下的两个儿女与她们母子的关系也十分疏远。

　　2001年，袁丽华的丈夫去世。2005年9月，袁丽华也不幸患胃癌去世。临终前，她把张锋的身世告诉了他，并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去打扰翟志权。

　　母亲去世后，高中毕业就辍学的张锋过得并不如意。他先后做过超市保安、酒店服务生和网吧管理员等工作，收入都只够糊口。2007年，他结过一次婚，只勉强过了一年就离婚了。2009年，他认识了经营小吃店的已婚女人朱芳，并发展成了情人关系。朱芳的出现，让张锋灰暗的生活有了一抹亮色。可是，张锋由于经济拮据，时常为自己在情人面前出手寒酸而羞愧。

　　2009年5月的一天，张锋百无聊赖地在网上闲逛。出于好奇，他把生父的名字输入百度查询，吃惊地发现：翟志权竟然是广州某房地产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的房地产公司有上千万元的注册资金。凭直觉，张锋确认这个富翁翟志权正是自己的生父！

　　2009年7月的一天，朱芳突然患上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住院。住院押金是2000元，可张锋翻遍全身的口袋，又取空了自己的存折，才凑到1200元钱。无奈他只好到处打电话求人借钱，足足过了三个小时才把朱芳送进手术室。医生说再晚15分钟，朱芳阑尾就穿孔了。

　　望着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的朱芳，张锋感到又丢脸又难过。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不平：翟志权在广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作为他的儿子，自己却连给心爱的女人治病的2000元钱都拿不出来！当年要不是他抛弃了母亲，哪里会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思前想后，张锋咬牙决定到广州去找翟志权。

　　就这样，带着对父爱的渴望和对父亲的怨恨，张锋找到了翟志权的公司，并辗转打通了他的电话。

　　欲进豪门讨“父爱”，美梦成空生怨恨

　　如何安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私生子，让翟志权感到十分棘手。肖淑华根本不知道他插队时的这段罗曼史，要是自己突然领回个儿子，她不跳起三丈高才怪！思来想去，翟志权做出了一个他认为两全其美的决定。

　　他先是帮张锋在佛山市买了一套房子，盘下了一家经营电器的小店。为方便出行，还给他买了一辆越野车。佛山离广州不过两个小时路程，翟志权既可以不时过来看望和关照儿子，又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与自己现在的家庭产生交集。

　　没想到生父能如此妥贴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张锋对翟志权充满了感激。他趁机将朱芳以外出打工的名义接到了广州，两人公然过起了双宿双飞的生活。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张锋的电器店开张半年就倒闭了，他只好又去找翟志权。翟志权再次给他10万元钱，这次他和朱芳开了一家小餐馆。没想到仅仅4个月后，餐馆又倒闭了。当他再次去找翟志权时，翟志权狠狠地批评他：“你所在的地方有多少流动人口？有多大的消费能力？你所经营的餐馆是否符合周边人群的口味？这些你事先都没有调查研究吗？做生意要有头脑！”

　　其实在翟志权看来，他对张锋的批评，是出于对他的关爱。可是张锋却觉得十分委屈，他愤愤地想：自己是在别人的歧视和冷眼中长大的，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生父，也得不到父爱。他和翟家兄妹身上同样流淌着翟志权的血液，为什么命运却有如此大的不同？

　　朱芳告诉张锋，法律规定，不管是不是婚生子女，都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张锋大吃一惊：“怪不得老爷子对我那么大方，原来那些财产本来就有我的一份！”

　　为了让翟志权公开承认自己的长子身份，张锋于2010年6月10日来到翟志权的办公室。见到张锋，翟志权立刻很不高兴地说：“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张锋的脸刷地红了，闷声说：“我想光明正大地做你的儿子。”翟志权吓了一大跳，他立刻明白，张锋是想分家产呀！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不可能！我和你妈妈的事已经过去了，念在她的情分上，我可以帮助你，但你不能要得太多了。”

　　当张锋搬出“非婚生子女也有继承权”的法律条文时，翟志权轻蔑地说：“你还想跟我掰法律条文？你知不知道《继承法》还规定‘遗嘱优先’？如果被继承人在遗嘱中特别指明遗产不得分给某位继承人的话，你仍然拿不到一分钱！我劝你还是不要想这事了，我会给你一张银行卡，每个月固定往里面打些钱。如果你有合理的创业计划，我会支持你。就这样吧！”张锋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翟志权冷漠的态度，让张锋刚刚升起的希望之火破灭了。其实他也明白，翟志权之所以不愿意自己进他的家门，主要还是顾忌他家里人的想法。那么，如果自己能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不就没问题了吗？

　　张锋为这个想法而兴奋，可是以谁为突破口呢？他想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翟凌。因为她是个年轻女孩，应该比较容易对付。

　　虽然翟志权平时很小心，不让张锋离他的家庭圈子太近，但张锋还是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了翟凌读书的学校，还在翟志权的手机上多次看到翟凌的照片。因此，在广州外语大学的教学楼前，张锋毫不费力地认出了翟凌。

　　2010年9月21日，翟凌与同学说说笑笑地走向学校食堂。张锋赶紧开车尾随其后，假装迷路了，向翟凌打听去学校教务处怎么走，翟凌详细地指给了他。等到下午放学时，翟凌居然在学校操场上又“意外”地遇到了张锋！张锋谎称自己是一名外企经理，是来该校咨询报考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对于这名“好学上进”的外企职业经理人，翟凌显然抱有好感，两人相谈甚欢，还交换了手机号码。

　　建立了初步联系后，张锋便开始找机会讨翟凌的欢心。他深知像她这样的富家乖乖女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他从不带翟凌去逛商场，而是开车把她带到郊外的农田里或者树林里，教她认识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或是上树掏鸟窝给她玩。这些充满了乡野气息的游戏让翟凌既兴奋又好奇，同时，也很佩服在她眼里几乎无所不知的张锋。

　　张锋不知道，在他处心积虑接近翟凌的过程中，翟凌居然慢慢地爱上了他！

　　恋人“变脸”，绑匪原来是亲兄

　　翟志权发现整个暑假女儿经常出去玩，一个人独处时还常偷偷地笑出声来，他猜想女儿准是恋爱了。当他微笑着问女儿，她的心上人是谁时，翟凌拿出手机，翻出她与张锋的合影给父亲看。

　　翟志权看了照片一惊，强抑住愤怒对女儿说：“这个人的底细不清楚，还要再考查一下。”把女儿打发走后，翟志权立刻给张锋打电话，劈头盖脸地把他臭骂了一顿：“这是乱伦你懂吗？你从今天起，离凌凌远点，不然有你好看！”翟志权的臭骂把张锋弄晕了，他本来只想通过翟凌走进翟家，哪想到她居然会爱上自己呀！

　　从那以后，张锋发现翟志权承诺每个月打给他的钱没有了。而翟凌的身后，时刻不远不近地跟着两个便衣保镖，她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张锋十分气愤，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绑架翟凌！翟志权，你不是只疼爱你的一对宝贝儿女吗？我就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可是，绑架行动一个人无法完成，张锋想到了他以前在乌鲁木齐当保安时认识的同事阎立民。阎立民家在乌鲁木齐，是张锋惟一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张锋给他打电话，说翟志权欠他120万元货款，一直不还，他俩把翟志权的女儿弄出来，让他拿200万元来换女儿。如果成功，他只取自己的120万货款，余下的80万全给阎立民。有这样轻松发大财的好事，阎立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2011年2月19日，张锋从翟凌的同学处打听到，她因为不舒服请假独自在家休息。张锋立刻约了阎立民，向翟凌的家驶去。中午大约12时30分，身穿电信局工作服的阎立民敲开了翟家的大门，谎称自己是来修电话的。进门后，他趁翟凌不备时击昏了她，把她装进一个绿色编织带里，拖进电梯，扛出住宅楼，放进越野车的后排。车子驶出小区。随后，张锋闷着声音给翟志权打了电话，索要200万。

　　女儿被人绑架，肖淑华快要急疯了，她连声催促丈夫报警。然而一向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翟志权，此时却在犹豫，他已经猜出这件事是谁干的。万一警察真的把张锋抓走了，自己的良心如何对得起九泉之下的袁丽华呢？张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啊！他绑架翟凌不过是想要些钱罢了。也罢，自己不如以此为由给这个“绑匪”一大笔钱，让他安居乐业吧！这样肖淑华不会有丝毫怀疑，他与张锋之间的这段“孽债”也算是还清了……打定主意后，翟志权对肖淑华和闻讯赶来的两位好友陈卓方、向伟华说：“不要报警，把钱给他吧。”

　　由于事发突然，翟志权好不容易才在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2月20日凑到120万元现金。他给“绑匪”打电话说：“对不起，实在太仓促了，只凑到这么多。余下的，我再想办法打到你账上……我没有报警。你快把翟凌放了吧，毕竟她没有得罪过你！”

　　从翟志权略带凄怆的语气里，张锋听出他一定猜出自己是谁了。惊恐不已的他立刻挂断了电话，抽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长刀走向翟凌。蜷缩在沙发上度过了惊魂一夜的翟凌此时也从昏迷中醒来，睁大双眼望着曾经那么熟悉的张锋。她的嘴被胶带封住，可眼中却储满泪水、哀伤和怨恨。张锋的心狠狠地颤抖了，她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啊！张锋手软了，长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最后，翟志权让司机把120万元钱送到越秀公园张锋指定的地方。当天晚上7点左右，翟志权果然在离家较远的白云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公用电话亭旁边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女儿。

　　张锋拿到钱后，拿出20万给阎立民，将剩下的100万元钱送到了情人朱芳手中，然后便转身离开。可是没走多远，便听到了警车的呼啸声。

　　原来，翟志权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朋友陈卓方的怀疑。趁翟志权不备，他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实施绑架后还不到24个小时，张锋和阎立民即被越秀区警方抓获。张锋“奉献”给情人朱芳的100万元赃款，以及阎立民拿到的20万元“好处费”，被警方当场没收，交还给了翟志权。

　　2011年4月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分别对张锋和阎立民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0年，并处罚款2万元和1万元。

　　张锋梦想跨进豪门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可随着绑架案的破获，他与翟志权之间的“私生子秘密”也大白于天下，翟家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肖淑华痛恨丈夫对她的隐瞒，气愤地搬出了豪宅，与翟志权分居至今；以往对父亲无比敬仰的翟刚得知此事，对他的崇拜大打折扣；刚刚经历过绑架之痛的翟凌则又惊又怕，整日精神恍惚，错乱的角色和人性的卑劣让单纯的她无法承受，时常痛哭失声。

　　心中最为苦涩的是翟志权。张锋的锒铛入狱时常折磨着他，他每晚都梦见袁丽华在哭骂：“翟志权，你还是人吗？当年你狠心抛下我，现在又亲手把儿子毁掉……”肖淑华的离去、翟刚和翟凌的亲情危机以及对袁丽华、张锋的自责自怨，让他几乎疯掉……

　　编后：

　　这是一场发生在亲人之间的闹剧，更是一场悲剧。准确地说，文中老爸翟志权算是个“好人”，从“认亲”――“还债”――“给钱”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心魔”困住了这个父亲。曾经逃离爱情责任的结果――私生子张锋，被他认为是“耻”；私生子找上门，他不与现在家庭成员坦白，谋求共同认识，而是一味隐瞒，想用钱来摆平一切；以至后来在自己的女儿被私生子绑架后，他仍想用钱来还清“孽债”……这些导致悲剧一步步发生。如果当初私生子张锋出现时，他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过错，同时相信家人，把整件事情放在阳光下解决，而不是遮遮掩掩、欲盖弥障，或许就不会引发这场无妄之灾！

　　（责编/邓琳琳）

　　家庭亲情错乱集篇7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