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守祥、陈姗姗：《红楼梦》的世家日常享乐及其文化意蕴探微

　　摘  要：《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小说和人情小说。其中详述的螃蟹宴是王熙凤、薛宝钗等为讨好贾母与王夫人、迎合其富贵享乐心理并调味大观园日常生活的平淡庸俗而精心操办的家宴。此中之“蟹”既具有身体感官享乐层面的欲望符号意义，更具有社会秩序和文化特权的符号意义，从蟹宴展示的伦理规范中可以体味阶级秩序的井然。以贾母为首的世家上层期望将儒家伦理注入日常享乐，以“大家风范”明确社会区分，但享乐主义的虚空和封建伦理体系的崩坏已无力回天，贾府前途如同螃蟹宴具有宿命意味的结局一样走向“盛筵必散”。

　　关键词：《红楼梦》；螃蟹宴；日常享乐；文化意蕴；等级符号

　　小说《红楼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广阔的视野、恢宏的结构、纷繁复杂的人事内蕴了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更在于它探索到了正统文化及其所塑人格的深层结构。《红楼梦》处处有文化，但绝非文化的汇编，而是地道的艺术展现，其艺术功力突出表现在把生活细节描写得逼真而有味，洋溢着生活的兴味和人情的默契，令人叹为观止。

　　很显然，如果曹雪芹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孙逊认为：“从俗文化方面，研究《红楼梦》与饮食、服饰、园林、旅游、绘画、戏曲、影视、游艺、茶酒等都属于红楼文化。”不同类型、层次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贾府的日常生活中多角度管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哪怕是最常见的饮食也是世家贵族生活的缩影，其背后包蕴着丰富的人物关系、社会结构、风俗习惯。譬如《红楼梦》第三十七、三十八回描写的螃蟹宴，通过贾府众人吃蟹以及一系列游乐活动的叙述，对世家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和细节性的刻画。此中之“蟹”不仅指涉身体感官享乐，还具有等级秩序和文化特权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螃蟹宴既构造了一个情感流动的感性生活空间，也展示了礼法等级和世袭贵族奢侈生活的世俗世界，展现了贾府作为豪门世家的“大家风范”——既表现在大观园规模体制的气派和奢侈上，也表现在贾母“以理统情”的治家态度上。

　　一、藕香榭里食蟹：日常生活的感官享乐与审美趣味

　　从表面看，大观园的螃蟹宴体现了中秋节前后江南人吃蟹赏花的民俗风情，通过吃蟹、赏桂、咏菊把宴饮、游赏、赋诗串联在一起，配以花、酒、茶、诗等文化符号的营构，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展示了一个人情往来和礼俗交际的世界。史湘云作为（诗社）社主起社并做东，薛宝钗却说王夫人有约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的想法，于是提议从自己家里要几篓大螃蟹来请老太太、王夫人等赏桂花。这其间也夹带着薛宝钗自己的心思：既能在诗社中大显身手，又能笼络人心，讨好贾母、王夫人。她说“既开社，便要做东。虽然是顽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吃什么，请谁，什么时候吃，一次诗社便牵连出一系列叙事：作诗吃蟹，此时是螃蟹正肥的时候；而包括贾母在内的园里一半人又都爱吃螃蟹，于是，先不把诗社提起，而是先在院里普通一请；吃蟹前先赏桂，吃蟹正是桂花时节，不仅使吃蟹显得“有兴头，有雅兴”，也不至于与诗社的“咏菊”重叠，又为贾母在大观园的还席留下了娱乐空间，如此一来，宝钗替湘云做东便显得名正言顺起来。不但如此，宝钗还协同王熙凤一起打点此次在藕香榭的摆宴设席，可以说，螃蟹宴是由史湘云牵头，实际却是王熙凤和薛宝钗等为迎合贾母与王夫人的富贵享乐心理而设的一次家宴。她们十分了解贵族阶层对建立在奢侈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生活趣味的追求，更把握住了这种趣味的精髓——奢侈体验和感官享乐，以此调味日常生活的平淡庸俗和百无聊赖。事实上，王熙凤、薛宝钗的举动也赢得了讲气派、重体验、讲究“大家风范”的贾母的肯定和赞许。

　　此次螃蟹宴的地点选在藕香榭，体现了宝钗、王熙凤等人的用心。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大观园初造成，贾政率人题匾额、对联时，看到藕香榭的景致，便联想到《醉翁亭记》中的“有亭翼然临于水上”，可以想象这座藕香榭出落于水中的风姿。我们从亭子所配的对联“菱藕香深写竹桥”中可以看出水中种满了荷花，而下联的“芙蓉影破归兰浆”则暗示了这座“水亭”立于水中的意境。与普通建筑将室内室外完全隔开不同，藕香榭的建筑特点是人坐在亭中可以赏花、看水两件雅事并举，又听着水音，有声有色，带来极佳的视觉、听觉体验。对比第七十六回的中秋夜宴，贾母看到月至中天，便提议闻笛，又说音乐多了反倒失了雅致，因此只叫教习的女孩子远远地吹起来才显得清幽，可见贾母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水准，对艺术“情境”要求甚高，并能将日常生活享乐与高于生活的艺术紧密融合，以营造心旷神怡之效。此次螃蟹宴也是如此，藕香榭前的“山坡下两颗桂花开的正好，河里的水又碧清”，既赏花又看水，临水看花均属古人雅致，美人临水照花更显美妙风姿；曹雪芹写林黛玉便以“姣花照水”描摹，一群贵族妇女和小姐汇集在一起更是一幅美人图。

　　实际上，《红楼梦》中的每次家宴，除了富家女性享受一些赏心悦目的消遣、获得不少感观愉悦，还有大量的丫鬟、婆子、厨子、仆役为这些声色盛宴提供细密的服务与周到的伺候，如中秋夜宴上为满足贾母宴会感官体验而吹笛的十二个女孩子；如螃蟹宴前一边扇炉煮茶，另一边扇炉烫酒的几个丫头，她们的存在就是世家贵族优越性的表征。凡勃伦指出：“畜养一批仆役，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在这样的原则下，就兴起了一个仆役阶层，其人数越大越好，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懵懵懂懂地伺候主人，从而证明他们的主人有力量消费大量不生产的劳务。”由此可见，丫鬟婆子、厨子仆役的存在就是随时供主人差遣以满足他们的享乐需要，以此证明贵族统治阶级不需要生产的尊贵，这种“因贵得闲”的有闲消费以阶级差别和物质条件为基础，贵族阶级从享乐中获得了行走坐卧的“仪式”感，进而达到对自身身份优越性的确认。

　　在此次螃蟹宴中，从“进入榭中”再到“进入亭子”的空间叙述，伴随着从摆茶到献茶再到开宴的一步步程序，由此可见贵族习惯的典雅精细和规矩的严谨有序，被贾母称赞“想的到，是地方”。在筵宴中，客来先献茶的规矩要“想的到”，摆茶的过程迎合了贵族阶级的享乐需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一个上头设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饮茶不仅要配雅致的茶具，就连榭中柱子上挂的对子也是“黑漆嵌蚌”，如此所营造的赏花、看水、煮茶、烹酒四位一体的感官乐事，也要讲究“是地方”。大观园本就是园林式的建筑，摆茶于山水亭台间，极具室外娱乐的观赏性，柱子上的精美装饰，成群的仆人以供驱使，均让园中诸人体味到了贵族之家的气象和生活的优越。小说家并没有着重刻画主食螃蟹“腥”“鲜”之类的“色相”，而将文笔重心放在“食-品”之外，因“蟹”设宴与因“宴”而生的“想的到，是地方”成了“言外之意”和“意外之旨”。用今天的世俗化眼光看，这也许就是凤姐、宝钗等为迎合贾母享受吃蟹的趣味所搭建的美丽架子，是借助生活艺术化的氛围美化并强化了“蟹”象征的奢华精致的符号意义。

　　在贾府螃蟹宴中，吃蟹及一系列活动所带来的“愉悦”却仅是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快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愉快”与“享乐”、“美”与“美观”、“愉悦”与“快适”进行对比，费斯克就此指出：“对康德来说，知觉（感官的感受）是自然的，因而是低俗的，有教养者学会如何思考与感觉，因而得以与身体保持距离，这样做才使审美成为可能，身体的感觉是不纯趣味的场所，必须加以拒绝。诉诸感觉的艺术是‘愉悦的’，而不是‘美的’。”纵然这场螃蟹宴没有大书特书吃蟹的行为和过程，而是包装“美的”外观、营造“美的”形式，究其实质，吃蟹所营造的空间场景仅是一种人为的艺术表象，它算不上是“美的”。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快意’引起的倾向，与美不同，是动物和人共有的，能够‘引诱那些一心享乐的人’并‘与感官一拍即合’。”在《红楼梦》的蟹宴中，贾府贵族阶级追求的审美趣味，其实质是在奢侈物欲反复堆砌下的感官享乐，它仿若给贾府众人带来艺术享受，展现贵族阶级高雅的文化艺术生活，实际上却只流连于物质欲望层面。

　　透过螃蟹宴我们可以看出，贾府的太太小姐们在日常享乐之外还隐含了一种奢侈期待——对家族未来繁华延续的期待、对子孙绕膝代代相传的遐想，这也是贾母喜乐善聚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说，王熙凤准确把握到了贾母的这种隐秘“心思”。螃蟹宴所带来的快意享受和欲望满足麻痹着贾府众人的神经，使之沉迷于现世富贵而毫无远见，她们隐隐地奢望一种永世浮华以保持这种感官享乐的持续，又或者如同王熙凤一样未将秦可卿的提醒放在心上，排斥对未来的审慎打算。贾府众人所沉醉、迷恋的快意实质上是虚幻和短暂的，现世的富贵享乐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深远的自省，“盛筵必散”已为时不远。

　　二、社会区分仪式：儒家文化的伦理秩序与乡俗喜剧

　　在入蟹宴前，贾母被凤姐搀扶着走竹子桥、又听了柱子上写的对子后，小说中插叙一段贾母对小时史府的“枕霞阁”的回忆，除了增添故事趣味，更传递了贾母对昔日“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家族记忆和贵族情结。贾母出身于金陵史家，是有根基的世家贵胄，藕香榭或许就是根据贾母幼时的“枕霞阁”的结构建造的。贵族阶级的趣味要经过几代的传承，渐渐累积成习惯，进而成为日常，脂砚斋说的“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在传统社会中，艺术和美学习得是少数阶层所拥有的特权，黎民百姓是没有资格培育文化修养的。综上所述，体现世家贵胄阶级品味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就与普通百姓的大众生活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在螃蟹宴中，贾母一方面赞赏王熙凤等人对此次螃蟹宴的审美化包装，另一方面借助吃蟹时的秩序凝聚家族成员、传递伦理精神，试图构造一个严谨有序的文化世界，以此超越单纯享乐的意义匮乏。螃蟹宴这种具有“大家风范”的仪式行为，可以强化家庭成员对社会内部规则的认知，注入重血缘亲情的儒家文化内涵，实践一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制度——“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尊卑贵贱为纬，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经，这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机体得以建立和运转的一个支点。”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区分功能，贵族世家与普通富贵人家的不同不仅在物质层面——“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气象”，更体现在“利用了所有超过其他阶层的持重性的细小的生活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注入了性格、权力和上层地位的表达”。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蟹不仅具有满足口腹之欲的使用价值，更是一种展示地位和等级的消费符号；吃蟹的趣味实际是阶级品味的展现，借助风格化的方法将重点从简单的饮食转向食用的形式感、仪式感。吃蟹成为贵族名流和当权者表征地位、资格和声誉的活动，螃蟹宴也就成为等级秩序展演的场所。

　　螃蟹宴的展开，以贾母为（权力）中心，一系列动作大致遵循着献茶、落座、上菜的程序，从“上面”“东边”“西边”的座次，到入席与否，再到席间布菜和礼让的规矩，均展现了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中等级秩序的“礼法井井”。三桌的座次遵循着在辈分基础上以客人为尊的原则，谁能坐、坐哪个位置、谁不能坐等，都是有秩序的。上面一桌是上座，坐着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贾母是大家长居首位，她的位置是宗法辈分和权力尊荣的统一，不仅辈分最高，而且在贾府的权力体系中拥有最高地位；薛姨妈和宝钗是客，薛姨妈又是长辈，当以客人为先。东边一桌坐着史湘云、王夫人和迎春、探春、惜春，湘云是东道主，王夫人带着贾府的姑娘们作陪。作为孙辈媳妇的凤姐和李纨，虽有座位却是不能坐的，需要伺候用饭，座位只在西边虚设。

　　关于吃饭的座次排列，不仅主子有规矩，仆人也有规矩。她们必须在符合各自身份的饮食空间里进行活动——这个等级的内部空间中同样也有秩序排列，仆人随着主子的身份被赋予相应的等级地位。主子吃完，剩下的才可以散给丫鬟婆子；这些太太、奶奶的大丫鬟，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而且座次也不能乱，随贾母及各位太太、奶奶的依次落座，螃蟹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的，也没有摸着，吃的也少”。因此，在大观园中“吃蟹”不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这个等级结构的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层次。

　　在以贾母为中心构建的家庭伦理环境中，作为平民百姓的刘姥姥连参与这场螃蟹宴的资格都没有，她只有在蟹宴散去后从他人的描述中进行想象并发出兴叹：“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刘姥姥实用朴素的消费观与大观园诸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这揭示了以刘姥姥为代表的乡野大众和以大观园婆母小姐为代表的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表现为直接的冲突，而是包裹上一层热闹、轻松的欢乐外壳。初入贾府时，刘姥姥十分尴尬，不过，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愈发得心应手，因为她发现起初的无所适从产生了一种逗趣取乐的效果，于是，她开始有意识地顺应，“乔张致”地卖野：配合凤姐和鸳鸯的捉弄，插满野花自称“老风流”，说一些村话对酒令，在自嘲和“配合”被捉弄中行止愈发坦然。刘姥姥其后的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她敏锐地感受到平民阶层与封建贵族之间的距离，并准确把握住这种距离背后贵族阶层的心理诉求，即对“野味”的“尝鲜”心理。精明晓事的刘姥姥既洞悉这种社会距离，又准确把握到贵族阶级想在她这样的乡野之人身上获得内心优越感的用意。譬如小说中描述的菜肴“茄鲞”，本是由茄子做的，凤姐之所以把这种寻常之物拿给刘姥姥品尝，就是料想刘姥姥品尝不出，还要通过刘姥姥在知晓只是茄子后的“惊异”中获得一种高高在上的满足感。贵族阶级有意夸大与突出两个阶层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难以逾越的警戒线。品尝“茄鲞”让刘姥姥在热闹的气氛中领教了平民阶层越级来到贵族阶层的个中“滋味”，贾府众人也通过炫耀“茄鲞”这种陌生化的滋味来展示自身阶级身份的优越性。

　　刘姥姥的到来看似为贾府上下带来许多欢乐，但热闹与嬉笑背后却别有一种令人回味的讽刺和对现实的撕破力量。小百姓的村气，不过是这些优越的太太、小姐茶余饭后的笑料，刘姥姥在她们的放肆取笑中狠狠地撕开所谓“怜老惜贫”的虚伪外衣，揭开了由她们主导的等级秩序里潜藏的高高在上的冷漠。对于贾母等人来说，刘姥姥等人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几车旧衣、几两银子就可以打发的无关痛痒的人。刘姥姥尚且知道要为日后吃用打算，为缓解生存之苦勇敢地卖力逢迎，而贾府的太太、小姐们却只知享受生活，无视现实之艰，抱着一贯的优越感蔑视那些努力生活的乡野小民。面对来自另一个阶层的炫耀和嘲弄，刘姥姥丝毫不敢怠慢生命中的艰难，丝毫不敢在贵族的浮华生活中丧失自知，她带走的是有施舍性质的吃用，回报的却是雪中送炭；她用苦中作乐的豁达、人性的善良遮掩了阶级间的社会区分，闪耀着人性光辉。

　　三、大家风范寻“理”：欲望沉迷的伦理偏移与悲剧隐喻

　　陈来指出：“儒家思想本来就包含三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生活；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小说《红楼梦》中的螃蟹宴将儒家的道德伦理、道玄的诗意追求、佛教的万法归空融为一体，是整部小说文化内核的微观缩影。

　　螃蟹宴彰显了宴会操办人王熙凤的个性特征。尽管王熙凤置办螃蟹宴是为了逢迎贾母的享乐需求，带有贤孝利他的成分，但她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欲望满足的快感。王熙凤爱钱也爱权，螃蟹宴花费的约二十两银子是借了薛宝钗的东风，并不从她管的账上出；官中的银子她也别有用途，螃蟹宴散去后，平儿向袭人透露，贾府的月例公费被她拿去放了高利贷。不仅如此，王熙凤还有极强的控制欲和支配欲，螃蟹宴席间，凤姐忙着搭桌子，摆杯箸，剥蟹肉，又让拿烫酒，取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尽情施展她行事的游刃有余，史湘云作为东道主要下桌张罗，王熙凤说她不惯张罗，一番交锋后王熙凤更直言都交给自己就是了，仍让史湘云入席。王熙凤只顾眼前的富贵、暂时的享乐，不顾长远发展，只想尽奢侈享乐之能事以讨好府内最高的权力统治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类似的挥霍与放纵却使贾府渐渐入不敷出，“但愿长醉不复醒”愈发成为自我欺骗的假象，“天下不散之筵席”更成为一厢情愿的妄想。贾府的倾覆看似“忽喇喇”，其实贾府是在王熙凤等管事人不作为、不节制、不警醒的“放手”中日复一日沉沦的，更是在感官放纵与欲望狂欢中被渐渐蛀空的。

　　螃蟹宴开宴前凤姐与贾母玩笑时，脂砚斋旁批：“近之暴发户，专讲礼法，竟不知理法，此似无礼，而礼法井井。”“此似无礼”的“此”，乃指贾母说的看似“无礼”的大道理——“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面对王熙凤拿自己逗笑取乐，贾母却不以为意，认为凤姐在“家常没人”时不分老少甚至以下犯上的逗乐并不违背礼法，贾母在螃蟹宴中展现的贵族优雅礼仪固然有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其实她更着意的是其背后象征的仪式化特权和世家伦理规范。螃蟹宴上贾母在子孙满荫、后代延续、永葆荣华的期待中体味现世贵族生活的优越和闲适，在王熙凤的逗趣与鸳鸯等人的放肆欢笑中感受祥和、欢乐、热闹的气氛，并从中获得自我安慰。但是，贾母更想借助“理”构筑精英阶层的伦理规范，用习俗、秩序超越螃蟹宴中庸俗的身体享乐，用具有“大家风范”的文化等级秩序将贵族世家与平民大众之间拉开距离。

　　由贾母的“大家”“小家”论可见，贾母关于“理”的观念是基于封建宗法伦理制度的。由于处于封建宗法等级的金字塔顶端，贾母对人性的理解是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出发的，放之“小家”，是家族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放之社会，是勋贵之家、暴发大户、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维护整个家族甚至整个社会的协调稳定。为寻求这种协调稳定，贾母提出了她的理想路径——“理”，试图在个体的欲望、情感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作为封建大家长的贾母需要一套确保等级秩序的、稳定的社会价值系统，贾母认为这应该由一个“理”统摄，同朱熹所说的“心”一样，这个“理”包括道德理性的礼法（性）和自然的情感需求（情），是从自然人情到仁爱之情的道德转化，即以自然人情/人性为起点，以天地万物为极致，以君子圣人为表率，通过角色、人伦和礼仪的日常实践，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和自然宇宙连成一体，最终用情为理/礼本、情理和谐的理想方式整体展现出来。贾母的这个“理”，可贵之处在于将人的情感作为个体生命的本质特征，并基于人的情感而言天理、天道、人心和人性。

　　作为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从孔子“克己复礼”的道德教化到朱熹的“心统性情”都可以证明，“理”经历不断积淀而逐渐内化于人心，并成为一种心理自觉，如同孔子的由社会规范的“礼”到人性的“仁”的转化，“理”的规则与感性的生发是不可分割甚至是相互融合的。贾母借助这个“理”来维护家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建立起整个贾府的秩序框架。尽管如此，贾母的这条道路在封建家族以及当时的封建社会却无法走到底，整个贾氏家族随着贾母的去世分崩离析。

　　中国封建社会是父权社会，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往往是男性，但在贾府，实际的掌权者是贾母，男性扮演着软弱、无能、虚伪的角色。贾母去世后，贾府的权力结构失去了支撑。贾赦享乐，贾政虚伪，贾珍荒淫，在宗法伦理制度里，贾府的男性无力担当起家族重任，贾政等人要靠祖宗的荫蔽才能谋得一官半职，贾宝玉极富有女性气质，远离官场、拒绝入仕，这些暗示了封建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制度在贾府的失败。

　　作为贾母家族事务接班人的王熙凤，从小被充作男儿教养，行事杀伐果断、雷厉风行，是个“脂粉堆中的英雄”，她虽深得贾母的信任和器重，但却无法接替贾母完成重建贾府秩序的使命。贾母的“理”承袭了儒家的“仁”和“孝”，因此她重视夫妻之情、亲子之情、兄弟之情，并以这些情感为纽带联系整个宗族、维护家族的稳定，她疼爱子孙，凤姐夫妇吵架她当和事佬，儿子不仁不孝她立即惩戒，族内人都敬服地尊称一声“老太太”。王熙凤固然很有治家的才能，但没念过几本书，贾母笑她是个“泼皮破落户儿”丝毫没冤枉她。于是，在面对伦理道德和人际感情时，没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王熙凤，无法以贾母的“仁爱”治家，私欲泛滥，不加节制，缺乏人伦关怀，她做不了贾母的合格接班人，反而加速了贾府大厦的倾倒。

　　《红楼梦》螃蟹宴这组内蕴丰富的戏剧化场景，集中展现了贾府众人“人间天堂”般的日常生活，但无论是王熙凤基于享乐的浅层追求，还是贾母试图用伦理道德内涵以正其位的深层用心，都改变不了贾府走向衰败的命运。归根结底，尽管是一场充满欢乐氛围的喜宴，但螃蟹宴最终传递的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悲剧隐喻，回应着全书“食尽鸟投林，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宏大主题。王夫人以一句“这里风大”为螃蟹宴收场，可见纵然是贾母这种犹如定海神针式的统治者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终究敌不过“风大”，而贾母的仓促离场也预示着其权威的崩塌，能干如贾母，最终也“无力回天”。简言之，《红楼梦》第三十七、三十八回的螃蟹宴，从表层看是展示了雍容华贵的世家日常生活，渲染了欢宴氛围，从深层看却是故事“盛极而散”的开始，预示了“油尽”前的“回光返照”。螃蟹宴的“虎头蛇尾”与“匆促散场”，既呼应了小说的悲剧性终局，又展示了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世家命运。

　　作作者简介：傅守祥，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乌鲁木齐，830046；陈姗姗，温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温州，32503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艺术养心：文明互鉴视域中的艺术品质与文化操守研究”（20JHQ05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彦姝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