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位的缺乏和小众杂志的兴起，是否会推动美国公共文化的繁荣？

　　今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一场主题为“新公共知识分子”的研讨会在纽约举行。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方桌，坐在周围的有《n+1》杂志主编的尼基·萨瓦（Nikil Saval）、《The Nation》杂志的高级编辑莎拉·莱纳德（Sarah Leonard）、《The Point》杂志的编辑琼·贝斯金（Jon Baskin）。所有与会人员都在40岁以下，他们没有选择在学院求职，而是投身于被人文研究所称赞为“文化新闻主义的复兴”之中。

　　这是一个日渐响亮的口号，尤其是对照如今关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日渐消失讨论的相关言论。和上世纪3、40年代漫步在纽约街头的、迷思一般的知识分子相比，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略显苍白，那时房租低廉、争辩尖锐、政治激进，如今，传统的人文智慧却衰落了。发生了什么？当知识分子不能靠自由撰稿而生存下去，面对纽约日益士绅化的现状，谁能继续发声？只有教授们了。在二十世纪60年代，非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已逐渐减少，职业主义和专业化逐渐将公众与知识分子分隔开来。在90年代中期，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和埃尔文·霍威（Irving Howe）的硬汉散文，让位给了朱迪斯·巴特勒复杂的性别理论和安德鲁·罗斯的宗教崇拜研究。

　　如果说现在有一场知识分子复兴的运动正在兴起，那么导火索就是一些小型杂志的泉涌：《雅各宾》、《洛杉矶书评》、《New Inquiry》、《n+1》、《要点》、《Public Books》。与此同时，一些更古老的杂志，如《Dissent》，也开始重现活力；沉睡的杂志，如《The Baffler》，也被重新唤醒。詹姆斯·利文斯顿认为，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的前10年非常相似，彼时，诸如《The Dial》、《The New Publican》和《Modern Quarterly》等杂志开始重新引导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在1900到1930年之间，这些小型杂志定义了文学的典范，并且开始考虑如何改革市场”，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利文斯顿说，“那段时间真是知识分子发酵的黄金时代。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与之如此相似，大家都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激进之事。”

　　就像二十世纪早期的先驱们一样，如今的新公共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是左翼。他们大多是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青年人，这一时间标志着资本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胜利，世界大局已经尘埃落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相同的政治议程，即挑战新自由主义。当2008年世界经济近乎崩溃之时，他们全心拥抱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理论。2011年，他们投身于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这场占领纽约金融中心两个月的社会运动，是他们一生中最有希望、最为可贵的经验——政治参与和知识理论第一次发生了碰撞。

　　这些新知识分子大都是在读或刚毕业的高校研究生。相较于教授和教授的教授们从公共领域中退出的时间而言，他们进入校园的时间要晚很多，这就将学术左派和政治左派区隔了开来——校园政治已经替代了更宏大的政治。布鲁斯·罗宾斯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他在回首上世纪8、90年代时略带遗憾：“我有时觉得自己虚掷了10年光阴去加入一场文化战争”。他随后补充说，新公共知识分子们已经引发了一场更深刻的对话。萨缪尔·摩恩（Samuel Moyn）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读研究生院，如今已是哈佛大学法学和历史系教授，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代人十分安静。“没有一种思潮我们本可以或者本应该将其拓展至更多公众面前”，他说，如今的研究生们已经不再会做此类假设了。“这一代人拒绝将学者作为唯一的职业身份”。

　　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书中，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认为20世纪60年代富有政治意识的那一代作家或批判理论家都被学院吸纳，从公共生活中消失，预示着“知识分子的能量从更广阔的领域退回至一个较狭窄的领域之中”。对于雅各比来说，这种转变是极其可怕的。他写道，“文化的转化带——老一代伴随着知识同时传递下来的梦想与希望——受到了威胁”。“年轻一点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去满足和抢占大学作为一种职业的需求。正如专业性生活的繁荣，公共文化却日益贫瘠且衰老”

　　三十年后，这一进程显示了正在逆转的迹象，相对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再将学院作为避难所，他们认为大学也身处危机之中。他们从未了解健康的学术就业市场是何种模样或人文学科曾非一个防御躲避处的时代何样。

　　但是当学院生活衰落时，公共文化发展的日渐丰富且更有活力。《洛杉矶书评》高级编辑、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学院访问学者Evan Kindley去年在参加PMLA（现代语言协会杂志会议）时说，雇佣危机弱化了同行评议研究的生产。此前时代的智识能量如今却转为扩充简历和寻找终身教职， 只有少数且有影响力的能量被输送至公共辩论中。“学院生活的激励结构显然已经崩溃了”，《n+1》责编尼基·萨瓦在活动上如是说，33岁的他曾获得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很多研究生的反应好像是，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呢？所以他们就想为自己想去的地方撰写文章”。

　　而且这些小型杂志也在寻找听众，利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提供的低门槛入口。举例来说，《雅各宾》作为一家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杂志在2010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宿舍中诞生的，如今已有两万人订阅印刷版杂志，网站每月有近百万次的访问量，超过八十个阅读小组，从芝加哥到卡尔加里再到哥本哈根都用其用户。

　　新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对雅各布论点的最大反击”，科瑞·罗宾（Corey Robin）说道。如今就职于布鲁克林学院的罗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读于研究生院时，深受《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的影响。“雅各布叙述的全部前提就是一个关于贿赂的故事：知识分子被学院吸纳，被贿赂，失去了他们的棱角”，罗宾说道，“我们现在在那条隧道的另一个终点”。

　　直到最近，美国史研究生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都将自己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顶上的一个小房间中。他的论文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理论，他在哥大教授一门名为“当代文明”的研讨课，在今年三月一个阴沉的下午，他的桌上摆满了学生们等待批阅的论文。但是他整个早上都忙于编辑下一期《异见》的文章，这本杂志由他和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卡宁（Michael Kazin）共同编辑。

　　今年32岁的马库斯于2006年加入《异见》，那时这本杂志正处于“阴沉而挣扎”的阶段。可以明确的是，它正在日渐老去。1954年《异见》成立，“当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一家杂志社”。作为创办人之一的霍威当时也在写作。马库斯说：“我不认为《异见》中的成员会想到还会有下一代接班人”。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民主社会主义杂志经历了一个迭代的重整。现在的领头人包含了若干年轻一代的作家和学者，比如蒂姆·巴克（Tim Barker），泰瑞希·麦米兰·科特姆（Tressie McMillan Cottom），莎拉·莱纳德，杰迪哈·普迪和尼克·瑟普。当《异见》在曼哈顿举办庆功晚宴，庆祝组织成立60周年时，《纽约时报》惊讶于“居然有这么多20多岁的年轻人”参加。

　　《异见》的发行量最高曾达到一万份（如今差不多有五千份）。然而，这里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天才孵化器，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这里成名。这些创作者中包括凯斯·盖森（Keith Gessen）、马克·格里夫（Mark Greif）和本杰明·孔克尔（Benjamin Kunkel）；2004年时，马克·罗斯（Mark Roth）、柴德·哈贝克（Chad Harbach）和艾力森·洛伦岑（Allison Lorentzen）共同成立了《n+1》杂志，称得上是各小型杂志最新的收获之一。就在战后知识分子的旗舰杂志《Partisan Review》结束六十九年的运营时，《n+1》出现了，它的内容是文学高度严肃性和政治抱负的结合体，被视作一个变换着的卫士，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斯科特报道的那样，这是“一代人对懒惰与愤世嫉俗的抗争”。布鲁斯·罗宾斯被《n+1》的内容“一下子打动”，所以决定为所有的编辑们在哥大举办一个派对。出乎意料的是，一百多个人都来了。他说道，“这些年轻人知道一些大事正在发生”。六个月之内，第一期《n+1》就销售一空。

　　《n+1》的影响从营销和赞助自己的方式扩展开来，部分是通过办派对筹款。第一次派对是在下东区一家学校的体育馆。“我走进去之后，发现那里差不多有八百多个人都因这本小杂志而感动或激动，这本杂志严肃直接而且对自身的精英主义也毫不避讳”，琼·贝斯金回忆道。在2009年的时候，贝斯金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两位研究生强尼·塔卡尔（Jonny Takkar）和艾迪·其维克（Etay Zwick）共同成立了《要点》，一本关于哲学，文化和政治的期刊（尽管扎根于芝加哥大学，但是《要点》是小众杂志中左翼色彩最淡的杂志了）。

　　作为《民族》杂志的资深编辑与本次活动的组织者，约翰·帕拉特拉（John Palattella）认为知识分子新年与奇特精神的结合是如今新知识分子的独特特征。他们不仅办杂志会进行图书出版；他们组织评委会和熟料的市场营销员、推广者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没人能比巴斯卡尔·桑卡拉（Bhaskar Sunkara）更能说明这个现象。这位26岁的《雅各宾》成立者最近被Vox称为是“前所未有的最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实践”。

　　“《雅各宾》如今已是各位教授们的宠儿”，詹姆斯·列文斯顿说道。“巴斯卡尔召集了很多年轻一代的天才思想家和作家，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政治妥协，这在一个分割差异的世界中具有十足的诱惑”。这本杂志同样因为色彩艳丽和时尚的设计而脱颖而出（第一位被付费的员工就是其创意总监里Remeike Forbes）。只要看一眼封面你就知道这不是你老爸的知识分子季刊。

　　克里·罗宾评论说这醒目的外表表明了年轻些知识分子的独特一般性感性。它的特点就是不顺从于专业性、学术性和知识分子的专业技巧。“他们是反叛的、辩论性的，不在乎使用什么方式”，《雅各宾》编辑的罗宾说道。“他们在哪个方面都算不上尊重——这是件好事”。

　　他将这种风格和自己年轻时那种礼貌而专业的风格做了对比。“当我在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到一个庇护人；这是一个封建体系，你需要一个保护者。但是如今没有人能够相信自己的导师可以保护自己了，即便是最顶尖的项目。如果在封建关系中，庇护人无法保护你，那么这段关系的义务和顺从真的就会改变”。

　　彼得·福莱斯（Peter Frase）进入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时候打算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后来认为学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十分晦涩艰深且与世隔绝。“当我开始准备杂志论文初稿和勾勒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开始因为自己要写一些没人要读的文章而感到沮丧，这些文章只有在以下时刻才会被人读到：人们为了满足同行评审员，参与到那种为了自我满足去丰富简历和追求一个没多大影响的职业生涯”。他发现自己写博客的时候反而更加开心，他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

　　一天，他收到了来自桑卡拉的邮件。“我不知道《雅各宾》要去向何方”，福莱斯说道，“但是桑卡拉看起来像一个好孩子”。福莱斯为首卷贡献了一片关于关于工作伦理的文章，“对于工作的热爱并不是轻易到达无产阶级身上”，他写道，“而这份热爱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建构其实是资产阶级的纪念性成果”。2011年，福莱斯发表了最广为人知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期盼资本主义的消亡和一种新型的、更加平等的社会安排制度能够出现。这篇文章是福莱斯第一本书《四种未来：资本主义消亡后的生活（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的基础，最近由《雅各宾》出版在网站Verso上销售。在进入社会学博士项目的第七年，福莱斯离开了学院。

　　“年轻的学院派们会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他们试着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找工作，所以他们真的很不情愿去喊一些野心勃勃的口号或者扰乱现在的秩序，这是可以理解的”，福莱斯说道，“有一个平台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声，将我们从担心自己的行为方式中解放了出来”。

　　尽管失望一直是美国左翼思想家的传统性情，但是新知识分子们展现了一种对希望的测量。“这是几代以来第一次的可持续阶段”，《n+1》编辑在最新一期中写道，“这对美国左翼来说是一段令人激动日子”。这种乐观精神最早可以追溯至2011年9月17日，这一天，一群社会运动家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安装了一个露营帐篷。同样的抗议活动迅速在全国传开。小众杂志们也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流传开，形成了一个被他们称为“作家与艺术家的亲密组合”，他们开始组织会议，进行座谈会并且讨论这些运动蓬勃兴起的目的。“那几个月是我精神世界中的黄金时代”，《n+1》的合作编辑尼基·萨瓦说。

　　“长久以来，好像对于现存的政治毫无替代之道”，莎拉·莱纳德说，如今28岁的莎拉是纽约大学的兼职教授。“所以我们坚持撰写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不平等的文章，因为这是正确的事，而不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论点会成功。来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乐观精神意味着很多人都和我们共享着相同的情绪。或许我们能够成功。当然这些问题和思想都很鲜活。这是一个巨大的情绪转折”。

　　莱纳德和萨瓦共同成立了杂志《Occupy!》，这是为了了解在地发生着什么的早期尝试。第一期《占领！》刊登了老牌新左翼政治家马克·鲁德（Mark Rudd）的文章，一封写给警察的公开信，这是对发生在亚特兰大、奥克兰、费城社会抗争的一手解读，还有一首占领歌词本（自然是伍迪·古斯瑞（Woody Guthrie）制作）。萨瓦和他的合作者们将转运很多堆《占领！》到露营处。“我记得自己带着报纸去各个地方”，萨瓦用一种20世纪纽约报童的声音说道，“来一份《占领！》报纸在这里！免费！”

　　由占领华尔街运动产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涌起和伯尼·桑德斯总统竞选的意外成功中得到验证。“或许这是《异见》运转六十年来的第一次”，大卫·马库斯说道，“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在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后，这意味着一股强力的政治逆转。“我们开始知道美国政治的边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威胁更大，但是承诺也如此”，哥大历史系研究生蒂莫西·申科（Timothy Shenk）在《异见》的网站上说道，“我们的任务不是依附于如今散落一地的自由秩序碎片，而是要在野蛮人到来之前将碎片拾起”。

　　赛斯·艾克曼（Seth Ackerman）是《雅各宾》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康奈尔大学历史博士候选人，他指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另一个持久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兴趣的兴起。“以往专注于福柯和巴赛斯的年轻学者们开始转向衍生品或离岸避税天堂”。他援引历史前例：“当一代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么年轻人中就会流行某种知识激进化”。

　　这种激进化超越了相对遥远的小众杂志。在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比起资本主义更喜欢社会主义的人群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比例更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桑德斯的竞选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这种情绪被《我们想要的未来：新世纪的激进理念（The Future We Want: Radical Ideas for the New Century）》一书的导论充分捕捉到，此书由莱纳德和桑卡拉在2016年共同编辑，是寻求一代人联合的作品集。“我们都被告知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工作都是和更高的教育程度挂钩的；但是工作很少，我们却将自己快速地反锁在了一个悲惨的处境之中用来喂养贷款这条大鲨鱼”，莱纳德写道，“当你的生活开始变糟时，你可不需要一个大学学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每个月至少一次，会有陌生人询问罗素·雅各布的建议，大部分寻求建议的人都是研究生，他们迫切地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去承接旧时批判散文家的传统：埃德蒙德·威尔逊，德怀特·麦克唐纳德，C·怀特·米尔斯。这些寻求建议的年轻人想从《最后的知识分子》这里获得肯定。

　　“我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雅各布叹了一声，“我讨厌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经济是如此的可怕”。他说，甚至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样成功的作家也在新学院兼职教书。“除非他们有一个富有的伴侣或者富裕的家庭，不然生存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他也是从自身经历中得出这个结论。在雅各布还是个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他尝试了各种节约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能有持续性。当《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出版时，他依然是一个42岁的失业学院派，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在过去十二年间辗转七所大学任教。过去的二十年间，雅各布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有一份每年续约的合同。“我就是被称作在任教授的人”，他说，“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被问及小杂志的新成果和汇聚于此的作者们，雅各布问道：“他们如何掌控”？

　　答案是：掌控是危险的。《雅各宾》的员工（10个人）的工资水平在35000美金到40000美金之间。萨瓦作为《n+1》的编辑分文不取。他的著作有《格子间化：工作场所的秘密史（Cub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同时为《T：纽约时报杂志（T：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创作一些关于建筑和设计的文章，以及向其他杂志供稿。福莱斯主要靠做统计分析师谋生。艾克曼，如今已在博士项目的第十年了，最近开始将作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翻译作为一种副业。大卫·马库斯在《异见》当共同编辑也没有收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哥大研究生院的奖学金和偶尔的自由撰稿。“我现在已经32岁了，但是一年也就只有3万美金的收入”，他今年三月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需要为工作寻找另一种补助”，今年九月的时候，他成为了《民族》杂志的文学编辑。

　　经济困顿和思想活跃之间的关系总是难解难分。当下，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种。“人文学科学术工作的消失毫无疑问加速了复兴”小杂志的现状，“通过拒绝众多有天分的年轻知识分子进入一个稳定的职业结构，逼迫他们必须另寻他路”，杰克逊·利尔斯说道。利尔斯现在是罗切斯特文化历史学家，同时兼任季刊《Raritan》杂志编辑。这些其他选择的可持续程度有多高？《Baffler》的资深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说并不很高。文化工作者们现在深陷一个矛盾之中：发表没有更容易，谋生也从未更艰难。“这就是非学院派文化批评之路的结局”。

　　与此同时，小杂志却在逐渐打开市场。艾丽莎·贝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是在耶鲁政治系就读的研究生，同时也是《雅各宾》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却担心新公共知识分子主义会为年轻的学者们创造麻烦重重的预期：“你应该面向公共写作，什么题目都有所涉猎，甚至这些写作对你的工作申请或终身教职没有用处，这同时也会让你在别的地方陷入麻烦”。尽管你达到了这些要求并且没有遭遇困难，奖学金、助教工资和研究员奖金最后都会用光，包括工作的前景也如此。正如前几代知识分子发现的那样，挣扎的浪漫性在你接近中年的时候就会消退。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艾伦·白迪（Aaron Bady）苦苦思索这一问题。今年37岁的他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项目，专攻当代非洲文学，他在就业市场上花费了五年时间，包括在德克萨斯奥斯丁分校度过的两年博后生涯。他是三个终身教职的候选人，但是最后却没有一个入选通知。“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因为误把大学当作避难所而处于危险之中”，他在今年写给《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的文章中写道，“相反的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和专业性剥离的职业，一种价值贬低的劳动形式，然后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抗争”。白迪说，他永远都不会离开学院；一天，支票就突然没了。他突然没有了体制身份和一个可能的未来。他成为了一个前学术人。

　　在2012年的时候，白迪进入了《新追寻》无政府主义编辑们的轨道之中，《新追寻》几年前成立，是一群人在布鲁克林成立的批判理论沙龙。这是玛丽·波考沃斯基（Mary Borkowski），珍妮弗·伯恩斯坦（Jenniferr Bernstein）和瑞秋·罗森菲尔特（Rachel Rosenfelt）的思想结晶，这群就读于巴纳德学院的朋友在2009年经济衰退的浪尖上毕业。“我们无处从事知识工作”，罗森菲尔特说道，现在她是新学院创意出版和批判新闻硕士的联合负责人。“研究生院就是死胡同。出版业和新闻学就是一艘沉船”。结果是“有趣又值得被关注的聪敏年轻人开始过剩”，他们中很多是女性，大部分人因为学生贷款变得越发激进。

　　白迪选择为杂志工作走中立路线，覆盖大众文化、高等教育、肯尼亚政治、唐纳德·川普的生殖器、躶体搜查的合法性—一片文章纪念性的标日为”我们承担保护刑罚滥用的代价“—和其他等等议题。”《新追寻》名字的空白性意味着它可能拥抱所有议题“，白迪说道。

　　白迪现在居住在奥克兰，尝试着过作家的生活。他和以前同样身为研究生的伴侣，想要组建一个家庭却担心无法负担。他思考了很多研究生院的价值问题，以及知识工作的意义。“如果八年以前我告诉我妈我要离开研究生院，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她的反应可能是，如果还有一个更保险的选择你就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现在看来根本就没安全选择这种东西，任何妥协都是使这些选择的吸引力变得更少”。

　　白迪安静下来。“如果我要开始抗争，那我需要证明这是值得的事”，他最后说，“我需要追求那种我发现是最令人满意的工作”。

　　（翻译：李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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