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气质研究

　　目录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1

　　致谢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I

　　目录 IX

　　导论 1

　　一、 文献综述 1

　　二、 理论框架 19

　　三、 论文结构 29

　　第一章《喧哗与骚动》中的男性气质与家庭 32

　　第一节20世纪之交的男性气质危机 33

　　第二节《喧哗与骚动》中的病态性男性气质 37

　　第三节《喧哗与骚动》中家庭对男性气质的影响 55

　　第二章《八月之光》中的男性气质与种族 61

　　第一节 黑人强奸犯神话 62

　　第二节《八月之光》中的黑人强奸犯形象 69

　　第三节 黑人强奸犯形象背后的种族和性别焦虑 80

　　第三章“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男性气质与阶级 95

　　第一节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的失败和美国阶级流动神话的破灭 95

　　第二节穷白人的异化和旧南方荣誉观的衰落 114

　　第三节新男性形象的出现 128

　　结语 137

　　参考文献 142

　　导论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现代主义时期最具有影 响力的作家之一。他不仅以过人的精力和才华，在有生之年创作了 19部长篇小 说和120多个短篇小说；更有数量可观的诗歌、散文、札记、随笔以及书评等留 存于世。福克纳的作品主题广泛、内容深刻，既为学界留下了诸多津津乐道的话 题，带来了许多颇具学术价值的批评专著的问世，又使得深入挖掘和研究它成为 —个任务艰巨的工程。即便如此，梳理福克纳作品的批评脉络、发掘现有成果中 的批评盲点，仍然是经典文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福克纳研究的魅力和 价值所在。

　　本文将福克纳的创作置于20世纪之交美国南方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 语境中，考察其作品中男性气质的动态发展过程，挖掘男性气质与家庭、种族和 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探讨男性人物是如何建构、展现、协商甚至反思男性 气质，将非传统的男性气质作为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和应对社会巨变所造成的焦虑 的方式，并尝试探索一种适应女性和族裔他者存在的替代性男性气质。

　　—、文献综述

　　(-)福克纳研究总体综述

　　国外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八十多年，研究视角几乎涉及所有 “主要的批评流派和理论视角”(Bassett vii)。按时间顺序，福克纳研究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80到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后。

　　70年代以前的研究多数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出发，专注于挖掘福克纳 作品在形式、语言技巧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的文本内部的秘密，以探讨南方的习俗、 神话要素或地方空间的功能。最早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39年评论家乔治•马里恩 •奥唐奈(George Marion O'Connell)发表的《福克纳的神话》("Faulkner's Mythology") 一文。奥唐奈将福克纳视为变化莫测的现代世界里传统价值观念的 追随者，呼吁研究者关注福克纳所创造的南方神话。不过，福克纳声名鹊起的文 学声誉主要归功于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福克纳袖珍文集》(The Portable Faulkner, 1946)-考利将福克纳的作品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并试图 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故事作为旧南方传奇的一部分进行重新解读。他在该文集序 言中指出,“与其说福克纳是个小说家,不如说是散文体的史诗诗人或吟游诗人， 是神话的创造者，他把这些神话变成一部关于南方的传说” (viii)o

　　早期的研究在福克纳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 到了极大的拓展。在50和60年代，福克纳研究延续“南方神话”的批评路线和 强调道德批判的主题，倡导研究者采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解读福克纳的文学 创作。在《福克纳的小说》(77?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1959) 一书中，奥尔加•维克利(Olga W. Vickery)逐篇分析小说的视角和结构 来阐释其主题和人物，认为福克纳运用晦涩的语言和复杂的形式目的在于揭示 “人类的真理”(266)。新批评的代表人物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自该时期起相继发表了三部经典著作。在1963年出版的《威廉•福克纳：约克纳 帕塔法的国度》(William Faulkner■: 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中，布鲁克斯以 文本细读的方式探讨地方特色、道德伦理、奴隶制遗产以及新旧秩序的对比等主 题，认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己经超越了南方的地域限制，成为一个普适性的 寓言。在另一部力作(1978)中，布鲁克斯聚焦福克纳早期创作的小说、诗歌和 散文，提出这些被忽略的作品包含了 “福克纳对人、宗教、爱情、现代世界的本 质、现代战争和机器造成的压力等观念的最清晰的阐述”(xii)。

　　70年代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出现了更多关注社会问题的文献。 比较典型的是莎莉•佩奇(Sally R. Page)的著作《福克纳的女性：性格塑造与意 义》(Faulkner's Women: Characterization and Meaning, 1972) □佩奇关注处于边缘 地位的女性人物，发现她们内心丰富且情感细腻，因此不能把她们简单地划分为 各种刻板形象。该研究范式为后来的族裔和性别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位评论家 玛拉•耶伦(Myra Jehlen, 1976)注意到福克纳作品所体现的阶级意识。她在评 价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时指出，“他们的动机和故事往往与维持、憎恨或改善 社会状况有关，这种社会状况首先是由阶级定义的”(10)。耶伦认为种植园主和 自耕农之间的冲突是福克纳小说的中心议题。

　　从80年代开始，伴随西方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福克纳研究进入了所谓的 理论阶段。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仅1980年就出版了多达194篇/部有 关福克纳的专著和文章(Hayashi 14)。总体来看，该时期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 的特点。一是摆脱了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影响，运用多元化的理论对福克纳 的作品进行阐释。约翰•马修斯(John T. Matthews)是首位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引 入福克纳研究的学者。在《福克纳的语言游戏》〈The Play oj" Faulkner's Language, 1982)中，马修斯借用德里达的“延异”、“替补”和“去中心”等概念阐释福克 纳的四部经典作品，指出其核心是缺席的存在。大卫•道林(David Dowling)的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W89)将符号学、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等多 种批评方法运用于分析福克纳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着力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构思。 采用类似批评思路的还包括安德烈•布莱卡斯腾(Andre Bleikasten)的《忧郁的 笔墨：福克纳从〈喧哗与骚动〉到〈八月之光〉等小说》(The Ink of Melancholy: Faulkner's Novels, fro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o Light in A ugust, 1990)o 布莱卡斯 腾认为福克纳的文本缺乏固定的意义，因此主张在观照作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地运用批评方法。

　　另一方面,许多批评家提倡解构福克纳及其主要作品的中心地位，转向关注 福克纳作品中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少数族裔群体以及其它被忽略的作 品。种族和性别则是该时期学术研究的两个热点方向。早在1974年，李维斯• 达博内(Lewis M. Dabney)已经指出，“印第安人是福克纳小说中被忽略的人物 角色”(3)。达博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族裔研究热潮的来临。文学评论 家埃里克•桑德奎斯特(Eric J. Sundquist)的《福克纳：分裂之屋》(Faulkner: The House Divided, 1983)和非裔女学者萨迪厄斯•戴维斯(Thadious M. Davis)的《福 克纳的"黑人"：艺术与南方语境》(Faulkner's "Negro”: Art and the Southern Context, 1983)是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两部著作。桑德奎斯特基于《八月之光》、 《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等六部作品，追溯福克纳作为一名南方 作家在暴露和展现种族问题时的矛盾情感。他认为“种族通婚”是福克纳小说的 核心问题，因此福克纳小说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了他与种族问题的斗争。 与其他在社会学的框架下考察非裔美国人形象不同的是，戴维斯的研究深受德里 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很少关注福克纳是否准确地描绘了非裔美国人，而是挖掘 他将“黑人”(Negro)作为能指符号的运作方式。在戴维斯看来，“福克纳的小 说使我们看到了与黑人相关的大量联想意义” (1)=非裔评论家詹姆斯•斯尼德 (James A. Snead, 1986)同样立足于解构主义策略，认为福克纳作品中的修辞 和叙事结构有助于消解白人和黑人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戴维斯和斯尼德为后继 研究者提供了考察种族与历史意识的新范式，即“关注语言和结构的同时，意识 到文本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共鸣”(Tredell 145)o 1987年出版的 论文集《福克纳与种族》(Faulkner and Race)的争论焦点在于福克纳塑造的黑 人形象是否具有局限性。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福克纳未能如实和准确的描述黑人 的生活，但菲利普•温斯坦(Philip Weinstein)和诺埃尔•波尔克(Noel Polk) 提出不同意见；前者认为福克纳充分地意识到黑人角色的关键作用，后者指出研 究者试图挖掘福克纳作品中并未展现的内容，而忽略了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 现的人性冲突。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福克纳研究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女性问 题，将研究的焦点从对个体女性形象的解读延伸到对福克纳妇女观的系统性剖析 和阐释。由福勒(Doreen Fowler)和阿巴迪(Ann J. Abadie)主编的论文集《福 克纳与女性^Faulkner and Women, 1986)着力探讨福克纳是否具有厌女症倾向， 话题涉及性别歧视、女性叙事、女性主义、女性与社会历史的互动等。其中福勒 深入分析了《八月之光》中主人公克里斯默斯的厌女症形成的心理和社会原因， 建议研究者将福克纳的个人态度与作品人物所表现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态度 加以区分。温斯坦通过比较福克纳笔下男性和女性的叙事方式，发现男性被视为 可以理解的现象，而女性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81)。明洛斯•格温(Minrose C.Gwin)的《女性与福克纳：阅读(超越)性差异》(The Feminine and Faulkner: Reading (Beyond) Sexual Difference, 1990)也是这一时期研究女性问题的重要著作。 格温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着重考察了《喧哗与骚动》、 《押沙龙，押沙龙!》和《野棕扌闾》中女性角色的反抗和颠覆性力量。格温的研 究对德博拉•克拉克(Deborah Clarke)和戴安•罗伯茨(Daine Roberts)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克拉克(1994)借助克里斯蒂娃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讨论女性和 母性、性别语言之间的关系，指出福克纳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承载着语言和身份 的起源”(9)。罗伯茨(1994)则考察了福克纳笔下的六类传统女性角色，分析 福克纳为解构僵化的女性范畴而做的努力。福勒在另一部著作《福克纳：压抑者 的回归》(Faulkner: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997)中指出，尽管女性与黑人 在福克纳的文本里是被压抑的对象，但他们往往通过伪装的形式得以呈现。

　　新世纪以来，福克纳研究呈现出在稳步发展中寻求新突破的态势。其中，最 突出的表现是将福克纳及其作品置于加勒比海甚至全球南方的语境中进行考察。 这种被称为新南方研究的批评路线将美国南方视为处于全球南北方之间的阈限 空间，着重关注南方与其他地区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加勒比裔作家爱德华•格 里桑特(Edouard Glissant)开启了新南方研究的序幕。在《密西西比的福克纳》 (Faulkner, Mississippi, 1999)中，格里桑特指出美国南方和加勒比海地区共享了 相似的种植园文化遗产、热带生态和地理属性等特征，因此主张在后殖民主义视 域下考察福克纳作品中的种族问题。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还包括查尔斯•贝 克(Charles Baker)和小休斯顿•贝克(Houston A. Baker, Jr.)。查尔斯•贝克(2000) 审视了重建时期被打败的南方白人贵族将自身视为北方殖民统治之下的受害者 的认知。小休斯顿•贝克(2007)从非裔美国人的角度出发，揭示个人的族裔属 性和经历是如何影响阅读体验。随着新南方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将考察范围 扩展至福克纳笔下的土著居民。例如，2016年的福克纳年会以“福克纳与土著 南方"(Faulkner and the Native South)为主题，关注福克纳的文学想象所构建的 印第安人形象与起源于美国东南部的奇卡索和乔克托人实际经历之间的异同，探 究印第安人刻板印象的建构。

　　此外，对种族、生态和历史等传统话题在新语境下进行深入挖掘也是该时期 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长期以来，评论界一致认为福克纳的后期作品更倾向于表 现阶级意识，然而特里莎•唐娜(Theresa M. Towner, 2000)突破了传统研究的 窠臼，指出这些作品揭示了福克纳对早期种族观念的重新反思，反映了他从一个 “乡下人”向“公众人物”的角色转变。戴维斯(2003)则从南方的法律和历史 语境入手，通过考察黑人奴隶图尔是如何以游戏的方式规避和抵制将奴隶定义为 所有物的财产法，肯定了图尔所拥有的“破坏和创造性力量”(39)。由新生代学 者杰伊•沃森(Jay Wat on)主编的《福克纳与白人性》(Faulkner and Whiteness, 2011)收录了九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福克纳及其作 品纳入白人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解读。该论文集基于一个重要观点，即种族 是一种操演和从属关系，而非生物学上的构造。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的环境书 写也成为学者重复探讨的一个重点话题，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1996年 以"福克纳与自然界"(Faulkner and the Natural World)为主题的年会还停留在 探讨福克纳对南方田园风光的热爱和对工业化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所表现的 忧虑之情。然而，在2003年的"福克纳与南方生态"(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South)年会上，研究者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指导，将关注点扩展至自然环境与性 别、种族和阶级等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指出所谓的“南方共同体”仅仅是个人 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冲突频发和生态失衡的封闭系统。近年来，研究 者呼吁重新审视福克纳与历史语境的复杂联系。2017年出版的论文集《福克纳 与历史》(Faulkner and History｝重点关注福克纳对历史时间、事件和人物的文 学再生产以及他与印刷文化的互动。其中，乔丹•伯克(JordanBurke)认为《押 沙龙，押沙龙!》中的时间错位揭示了现代美国南方的时间和劳动之间的混乱的 关系。安德鲁•莱特(Andrew B. Leiter)通过考察短篇小说对真实历史人物的虚 构再现，指出福克纳假借内战将军贝森•弗雷斯特这一形象批判“邦联记忆的公 共建构背后的推动力，并对传奇英雄的个性化记忆提出了挑战”(90)。

　　相较于国外，国内的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方向大致相同，但侧重点 稍不同。早期的研究以译介为主，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作家赵家璧 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译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 始介绍福克纳的评论和研究性文章。李文俊的《福克纳评论集》(1980)收录了 考利、沃伦和沃伦•贝克(Warren Beck)等国外著名福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是国 内第一本对福克纳的创作生涯做整体性评价的著作。90年代是国内福克纳研究 的一个高峰期，大多数作品和部分传记被翻译并出版。与此同时，肖明翰、潘小 松和陶洁等学者相继发表了研究福克纳生平和作品的专著和期刊文章。其中，最 具有代表性的是肖明翰的《威廉•福克纳研究》(1997)。肖明翰从宏观的角度出 发，考察了贯穿福克纳作品始终的重要主题如旧南方传统的沉重负担、清教主义 的桎梏和青年人的精神危机等，分析了这些主题对福克纳的创作思想和写作手法 的重要影响，进一步指出福克纳对过去的怀念，目的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 起一种有机联系”，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现在，找出问题的根源”(85)。 种族和性别是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重要主题。在性别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福 克纳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南方传统的妇道观的受害者。陶洁在《〈喧哗与骚动〉新 探》(1992) —文中明确地指出福克纳正是通过女主人公凯蒂从天真无邪的淑女 到寡廉鲜耻的情妇的演变揭露了旧南方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余鸿纯

　　(1997)承认南方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是男权社会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但是她 认为福克纳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导致他“不能塑造出真正具有叛逆精神， 能代表新时代潮流的女性”(6& 69)。在种族方面，学界公认福克纳关注南方社 会的种族问题并且对黑人的生存境遇抱有极大的同情心。然而，也有学者如肖明 翰(1992)认为福克纳对南方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认同导致他所塑造的黑 人形象有一定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虽然福克纳研究的主题仍然围绕着种族、 性别、南方神话以及时间观等方面，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写作技巧和意识流手法 扩展到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各个方 面。朱振武(2004)从心理美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福克纳小说创作背后的隐含形 式和内在机制，指出福克纳的创作深受南方的文化传统、宗教思想以及个人的家 庭环境的影响。陈锡麟(2005)深入分析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叙事者和 叙事声音，指出多重的叙事手法增强了该故事的悬念和恐怖气氛。李常磊(2009) 借助詹姆森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阐释《押沙龙，押沙龙!》中黑人群体的命运， 指出南方上层白人在剥夺黑人权利的基础上为穷白人提供某些种族特权，以确保 和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蔡勇庆(2010)将福克纳的作品置于生态神学的视域下， 研究其中的环境、身份、时间和共同体，指出福克纳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是 什么，人如何存在，以及人最终的走向。此外，还有研究者将福克纳与中国现代 作家作对比性研究。例如，朱宾忠(2006)比较了福克纳和莫言在文学道路、文 艺思想、创作主题、人物塑造和创作特色等方面的异同，肯定了福克纳在人性的 关怀意识和艺术手法上的优势。

　　(-)福克纳男性气质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气质的研究肇始于性别研究。性别问题是福克纳研 究经久不衰的一个中心议题。早期的性别研究聚焦于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形象，但 在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的推动下，从80年代开始逐渐拓展到考察女 性气质和母女角色，重新审视男性角色、男性气质和女性化的男性以及强调性别 与种族、阶级和性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作为性别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和重要分支，男性气质也在这一时期正式被纳 入福克纳研究的范畴。总体来说，福学中的男性气质研究脱胎于克拉克、福勒、 罗伯茨和朱迪思•威滕伯格(Judith Bryant Wittenberg)等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女性 角色和女性气质的研究。正如凯瑟琳•斯蒂普森(Catherine R. Stimpson)在《女 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1992) 一文中所指出的，"探讨性别的文化表 征、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模式，展现这些文化表征和男性主导的模式之间的复杂 关系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研究思路”(251)。可以说，女性主义研究不仅 为考察福克纳作品中性别的社会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学者探索福克纳笔 下人物角色的男性气质指引了研究方向。

　　与性别研究的其他分支相比，男性气质研究的关注度和接受度都略为逊色， 但那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更新和扩宽了福克纳研究的思路和范式。将男性气质概念 引入到福克纳研究之中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潘西亚•布劳顿(Panthea Reid Broughton)发表在《密西西比季刊》上的《〈小镇〉中的男性气质和男人们》 ("'Masculinity and Menfolk in "The Hamlet^^^) 一文。布劳顿认为，《小镇》中的 男性人物在征服和争夺等特征的男性气概理念的指引下，将婚姻当作一场两性之 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最终却破坏了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消减了他们共同承担责 任和享受快乐的机会。这篇开拓性的文章引起了学者对“完全男性化视角”的关 注(181),为探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提供了研究范例。此后，艾尔丝•林德(ILse Dusoir Lind)也在1985年召开的约克纳帕塔法国际会议中提醒与会者“四面楚 歌的男性气质”是福克纳早期作品的显著特征(32)。她注意到福克纳在创作诗 歌《大理石牧神》时“通过使用反讽、普鲁弗洛克式的优柔寡断、诗意的迂回， 以及一副又一副的假面具来保护他的男子气概”(ibid)。林德的观点在盖尔•莫 蒂默(Gail L. Mortimer)的文章《福克纳思想中男性气质》("The 'Masculinity5 of Faulkner's Thought", 1989)中得到了响应。莫蒂默借助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南希•乔 多罗的性别思维模式理论，探讨了福克纳的认知思维方式对作品的语言形式和人 物塑造的影响，认为福克纳的语言和人物思维在本质上都是男性化。

　　以上三位评论家的开拓性研究引起约翰•杜瓦尔(John Duvall)、温斯坦和 安妮•古德温•琼斯(Anne Goodwyn Jones)等福学大家的注意和拓展。杜瓦尔 的著作《福克纳的边缘夫妇：隐形、非法和难以言说的群体(.Faulkner's Marginal

　　Couple: Invisible, Outlaw, and Unspeakable Communities, 1990）着眼于福克纳小说 中“边缘夫妇”的形成，即那些违反群体标准和规则、以暴力和毁灭告终的家庭。 杜瓦尔认为，虽然福克纳的文本是在“男权文化和厌女情结的视野中运作的”， 但文本中边缘夫妇创造的替代社区“为重新思考爱情和资产阶级婚姻的霸权神话 提供了另一种叙述”（17）。正如其书名《福克纳的主体：无人拥有的宇宙》 （Faulkner's Subject: A Cosmos No One Owns, 1992 ）所示，主体性 尤其是心

　　理饱受摧残的男主人公的困境一一是温斯坦关注和探讨的核心。温斯坦认为，小 说男性人物的主体性困境反映和揭示了福克纳的个人困境：一方面对男性气质的 渴望要求他将女性和黑人客体化；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男性控制和自治等意识形态 的虚幻本质。与温斯坦不同，琼斯（1994）借用拉康的心理批评理论，探讨心理 分析叙事中男性气质的发展与传统战争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琼斯将小说《没有 被征服的》看作是修正后的战争故事，指出主人公巴耶德并未遵从旧南方的荣誉 和暴力原则为父亲复仇，而是通过语言叙事获得南方等级结构中的特权地位。据 此，琼斯认为巴耶德对暴力的拒绝只是为他的身份进阶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 法。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学界对男性气质研究关注度的上升，部分福克纳研 究者尝试运用心理分析的批评方法考察性和性别主体身份的建构以及性取向和 男性气质之间的联系。例如，《福克纳研究》杂志于1994年发表了一期以“福克 纳与性"（Faulkner and Sexuality）为主题的论文专刊，集中探讨性在福克纳的个 人生活和虚构作品中的重要作用和具体表现。其中，凯茜•派珀斯（Cathy Peppers） 和沃森的文章重点关注《八月之光》中男性性取向和主体性的变化，强调福克纳 笔下男性气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派珀斯将弗洛伊德对女性歇斯底里症的定义运 用于《八月之光》，指出小说中的含混、延异和犹豫等叙事策略暗示了赋予和解 构男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身份的“歇斯底里式的男性文本”（128）,体现了福克 纳对现代主义导致的男性危机的思考。至于小说人物的男性气质，派珀斯认为， 克里斯默斯似乎在法西斯主义和受虐狂式的过度男性气质之间摇摆不定。在她看 来，福克纳创造了一个集异质性和矛盾性于一身的男性主体克里斯默斯；克里斯 默斯被阉割的结局象征着稳固的男性自我和超然的男性气质的彻底瓦解。沃森通 过深入分析克里斯默斯“极端的”男性欲望和杰弗生镇民对朱迪斯•巴特勒所谓 的“性别麻烦”的恐慌反应，指出克里斯默斯的错误在于过度地夸大男性气质的 功用，将侵略性的性欲延伸到当地文化无法容忍的境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性别身份潜在的不稳定性。对于克里斯默斯在小说结尾中被阉割的情节，沃森 给出了有别于其他评论家的解释。他认为，尽管乔的阉割和死亡象征了一种试图 终结性别麻烦和强加性别规范的群体意识，但事实上小说揭示了“当试图确定这 些规范时，我们冒着重复替换颠覆性性别规范的风险”（168）。

　　无独有偶，在1994年的"福克纳与性别"（Faulkner and Gender）国际会议 上，波尔克、杜瓦尔、温斯坦和罗伯特•戴尔•帕克（Robert Dale Parker）等著 名评论家也基于性别的操演特征，相继探讨了与男性气质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 （如同性恋恐慌、性别焦虑、性别越界和男性气质危机等）。波尔克在文章中开 门见山，指出《押沙龙，押沙龙！》强调种族问题，目的在于掩盖种族背后形势 严峻的性欲和性别问题，而这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主人公萨德本对戴绿帽子的恐惧 之情之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戴绿帽子的男性不仅揭露了福克纳因早年 由于妻子艾斯苔尔的拒婚而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也解释了男性人物表现的“恐 女症、对性行为的厌恶和对欲望的追逐”等病态性焦虑的原因（34）。萨德本对 女性的恐惧并非个例。波尔克在另一篇文章（1996）中以缝纫机推销商拉特里夫 为为例，将男性的性别焦虑作为一种普遍状态延伸到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界中。 在波尔克看来，《小镇》是福克纳对四面楚歌的男性气质的一种延伸思考；在福 克纳的世界里，做个真正的男人是为了获得超越其他男性的优势，但同时也意味 着必须从女性领域退回到男性同性交往的世界。不过，在波尔克看来，正如拉特 里夫张贴在马车上的女性海报所暗示，逃回同性社会总是充满了妥协和退让。通 过拉特里夫的思考，波尔克试图展现福克纳对美国性别结构的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作为考察性别焦虑和男性气质的范例，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录入波尔克的代表作

　　《黑屋中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Dark House, 1996）。

　　杜瓦尔同样聚焦于男性的同性交往世界，但他更倾向于强调同性交际带来的 负面影响。他从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芙•塞吉维克提出的“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的概念出发，考察福克纳对男性气质危机的再现，指出福克纳试图在作 品中揭露“男性性认同背后更广泛的文化病理学机制”（49）； “恐慌”的出现， 是因为男性在渴望同性交际活动带来的亲密感的同时，惧怕被“一种鄙视同性性 行为的文化”定义为同性恋(50)。通过重新审视福克纳的战争小说，杜瓦尔指 出小说中鲜明的男性活动(如战争隐含了同性恋的成分)对“正常的”异性恋的 排斥和贬低，体现了男性气质和异性恋成为互相对立的特质。因此，他得出了同 性恋根植于男性气质的结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瓦尔对福克纳在个人生活中 建构的花花公子和战争英雄等形象作出了明确阐释，认为福克纳在创造刻板的男 性操演的同时，尝试探索一种包含女性特征在内的男性气质。

　　与波尔克的见解形成鲜明的对比，帕克的文章基于一个核心观点，即相较于 女性带来的具体威胁，福克纳更恐惧男性气质的无形负担。在帕克看来，尽管福 克纳展现了安迪、谭波儿和罗莎等女性为了保护自身免遭强奸或被父权社会的压 迫而拥有“跨越到对立面”的能力(79),但男性人物最为担心性别越界和最易 受到脆弱性身份的威胁。通过考察《喧哗与骚动》和《八月之光》等小说，帕克 指出性欲和同性恋导致的并非明确的性别立场，而是令人不安的福克纳式多种可 能性。在帕克看来，止是这些诸多可能的男性身份引发了福克纳的个人焦虑。

　　与上述关注白人男性的性别身份和性角色的学者不同，温斯坦首次聚焦福克 纳作品中的黑人男性气概。通过对比分析福克纳与莫里森笔下非裔男性所遭遇的 身份危机，温斯坦指出，正是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的缺失导致非裔男 性无法“在社会秩序中获得完全个人化的地位”(276)。此外，在温斯坦看来， 两位作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旧南方根深蒂固的 “控制”和“差异”原则，而后者追求一种相互依存的概念，即通过“对他人的 认同”来认识自我的可能性(292)。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主流批评趋势，一些学者主张将研究 视角从心理分析扩展到酷儿理论和性别操演理论，借此凸显福克纳对传统性别规 范的挑战和对新型男性理想的探索。《福克纳研究》杂志的“福克纳与男性气质” (Faulkner and Masculinity, 1999/2000)专题研究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趋势的 正式形成。总体来说，该期杂志重点关注男性气质与大众文化、同性恋以及政治 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戈特曼(Sondra Guttman)和文斯卡(Walter Wenska) 以20世纪20年代的大众文化语境为背景，挖掘福克纳为当时的流行杂志撰写的

　　《圣殿》和短篇小说中隐藏的性别焦虑。戈特曼聚焦于福克纳为现代图书版《圣 殿》撰写的序言，分析了福克纳对面向大众市场写作的男性气质和南方工业化进 程的担忧。福克纳在序言中指出《圣殿》的写作目的在于金钱，并“戏称”自己 是服务于他人的底层劳动者。然而，在戈特曼看来，此举反映了福克纳将以金钱 为导向的写作看作是损害自身男性气质的女性化经历。此外，为了回应工业化对 南方种植园经济和白人男性气质造成的重大威胁，南方重农派亦将流行小说划分 到女性化文学形式的范畴，并声称工业化是对南方男性的“强奸”。因此，戈特 曼认为福克纳“戏言”的真实目的在于脱离南方传统对所谓的“被阉割的消费者” 和“超阳刚之气的强奸犯”的限定(21)。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指出，序言和 再版的小说揭示了南方经济转型对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反应了福克纳对处于经 济变革期的男性身份的深层焦虑。文斯卡则通过考察福克纳对20世纪20年代末 的男性体裁一一如硬汉派小说一一的深度参与以及他对当代畅销小说中叙事策 略的借鉴，重新思考当代人将高雅现代主义与男性气质相连，而将大众文化划分 到女性特质范畴的性别假设。文斯卡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在福克纳作品中的重 要作用，指出其叙事策略不仅隐含着福克纳对20世纪20年代逐渐变化的性别角 色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为福克纳在后期作品中含蓄地批判主导性男性气质提供了 行之有效的方法。

　　拉姆塞(D. Matthew Ramsy)和洛贝尔(Thomas Loebel)的文章突出了否定 白人异性恋男性气质的过程，强调酷儿理论为解读福克纳文本带来的诸多可能性。 与文斯卡类似，拉姆塞也注意到福克纳对隐藏于硬汉派小说叙事技巧背后的厌女 症的借用。他重点关注一战故事《调换位置》是如何将读者置于对男性气质和恐 同症的传统假设上。在拉姆塞看来，《调换位置》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反战小说， 但是福克纳通过两位男主人公对男性气质的不同诠释质疑了所谓的“真正的男人” 的行为表征和精神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说探讨的是同性恋主题，但拉姆 塞否认福克纳试图为主人公确立真实的同性恋身份。他断言，福克纳的目的在于 将男性气质的不同方面和方式置于传统文化中加以考察和诠释。洛贝尔则将男性 气质视为一种设计或过程；它起源于自我结构中的心理创伤，由随后对女性、黑 人和同性恋他者的压制所促成。在洛贝尔看来，后者尤其体现在黑人和白人子女 目睹父亲萨德本与黑奴决斗的场景。

　　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操演性是建构主体的主要途径 (185),哈斯提斯(Harriet Hustis)、罗杰斯(David Rogers)和迈尔斯(Caroline Miles）等三位学者重点关注福克纳的文本是如何扰乱和消解传统的性别操演。 哈斯提斯以弗洛伊德的幽默理论作为主要批评工具，考察福克纳的两部代表作

　　《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中杰森和安斯的滑稽表演。她指出，两位男性 人物的滑稽表演的基础是建立在暴力和对所谓的“他者”事物的敌对基础之上的 男性气质；两者都颠覆了通过玩笑方式创造的“男性交际的场景”，为探索“替 代性男性气质”提供了可能性（122）。罗杰斯则从整体上考察福克纳的作品， 认为其小说的核心是“对传统男性气质的修正”（125）。他将“穷白人三部曲” 中的拉特里夫看作是福克纳毕生努力的成果，因为拉特里夫试图逃离旧南方控制 原则的束缚,避免以恐惧他者为特征的传统型男性气概，而最终接受一种适应“他 者空间”的、可替换的男性气质（145）。迈尔斯将关注点从成年人的世界转向 少年时代，认为《烧马棚》和《掠夺者》分别标志着福克纳的职业生涯的开端和 终结，记录了他从最初抵制传统的男性气概观念到逐渐“接受一种多重的、流动 的而非静态的、无法避免的男性身份”的成长和发展过程（153）。

　　这一期论文的最后两篇文章展现了政治解读的后果。福学专家杜瓦尔论证了 美国小说家阿克的《身份追忆》、莫里森的《爵士乐》与福克纳文本之间的互动 关系，认为这两部小说将福克纳文本中的男性气质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进行了批判 性借鉴。卡洛斯•迪尤斯（Carlos L. Dews）从自身经历出发阐述福克纳小说给 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作为一名南方白人同性恋读者，迪尤斯极为抗拒福克纳在 个人生活或作品中表现的南方传统型男性气质。对于他来说，阅读福克纳不仅是 重演早年与父亲和家庭的斗争，也是不自觉的将南方传统性别观念内化的过程。

　　此外，部分学者在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属性的基础上，试图揭露性别操演给 男性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男性气质的试炼X"Testing Masculinity in the Snopes Trilogy!,, 2001）的开篇，波尔克援引巴特勒的性别是一 种象征实践的定义，指出“我们的文化强迫男人和女人扮演一种表演性角色，从 而剥夺了他们本能的性生活”（6）。波尔克将这一见解应用到“斯诺普斯三部 曲”中，探讨福克纳对“问题重重的男性行为设定和赋权”的关注，揭示“表演 性性行为”所造成的个人压力（5）。“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大多数男性在南 方体面观的驱动下，将女主人公尤拉视为集体和个人性幻想的核心，但波尔克否 认尤拉是导致男性人物性无能的主要原因，认为她仅仅“为展现筋疲力尽的男性 气质提供了背景”(15)。克拉克同样关注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表演，但切入的 视角颇为不同。在《〈八月之光〉中幽默的男性或幽默作为男性气质X"Humorously Masculine— r Humor as Masculinity—in "Light in August'", 2001 )中，克拉克通 过详细分析《八月之光》中的幽默表现，深入挖掘男性气质与能力、学识、社交 以及白人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不仅将幽默作为巩固男性统治地 位和确立男性生存意义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掩盖自身的男性气质焦虑。在克拉克 看来，卢卡斯、拜伦和家具推销商等人积极却失败的幽默表现，实质上揭示了建 构男性气质的可笑性和不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学者注意到了现代化的入侵所导致的性别危机。特勒 尔•特贝茨(Terrell L. Tebbetts)的文章《我是当家的男人：〈去吧，摩西！〉 和男性身份》('"I'm the Man here*: Go Down, Moses and Masculine Identity", 2002) 从荣格的原型批评出发解读福克纳作品中主导性男性气质的多重病状，并揭露其 背后的深层原因。在特贝茨看来，福克纳的小说不仅体现了以本质主义为特征的 现代主义观点，而且预见了后现代文化对个体身份的质疑；然而，后现代身份仍 然是一种病状，需要由核心自我或个人本质塑造的意志来克服。特贝茨认为，从 这个角度来讲，《去吧，摩西！》中的黑人卢卡斯可以被视为真正的英雄，因为 他在维护个人自尊的基础上，成功地将女性特质融入到男性身份中。布罗伊的文 章《特权的坟墓：〈喧哗与骚动〉中南方白人男性气概的毁灭》("Privilege's Mausoleum: The Ruination of White Southern Manhood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2009)独辟蹊径，试图从历史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出发讨论《喧哗与骚动》中的病 态性男性气质：一方面，小说中的意识流叙事揭示历史和时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 义和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康普生兄弟分别象征现代化语境中呈现病态的三种 男性气质类别，其病态是对白人上层阶级丧失的男性特权的主观反映，是主导性 男性气质危机的标志。因此，布罗伊认为《喧哗与骚动》是对南方男性化的历史 决定论和主导性男性气质的批判。该文章为探究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气质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即将男性气质置于南方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除上述从心理分析或文化研究视角论及福克纳对南方主导性男性气质的批 判和解构，另有一部分学者或探讨南方神话与男性气质的关联，或将研究范围拓 展至探究黑人男性气质的建构。在《福克纳笔下反英雄形象的男性气质、威胁性 与美国种族神话》("Masculinity, Menace, and American Mythologies of Race in Faulkner's Anti-heroes,,) 2004) 一文中，丽莎•尼尔森(Lisa K. Nelson)重点关注 《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中体现的“构成种族化男性气质的文化分 裂”及其导致的男性主体性困境(49)。按照她的分析，前者整体上聚焦于种族 与性的密切关系，后者则将男性人物亨利置于乱伦、同性恋或种族通婚的两难选 择中。尼尔森认为福克纳通过将混血儿邦和克里斯默斯分别塑造成白人同性恋和 黑人异性恋强奸犯的形象，批判和控诉了控制文本叙事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黑人强 奸犯迷思。在尼尔森看来，这两种宏大叙事模式作为生产种族化男性气质的文化 载体，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隔离”(54)。比利亚娜嫩克鲁格(Biljana Oklopcic) 同样关注《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对黑人强奸犯神话的解构。在《和 你妹妹上床的黑鬼：福克纳作品中查尔斯•邦和乔•克里斯默斯的黑人强奸犯形 象》('"The Nigger that's Going to Sleep with Your Sister': Charles Bon and Joe Christmas as Black Rapists in William Faulkner's Oeuvre", 2009) 一文中，欧克鲁格 通过对比邦和克里斯默斯对黑人强奸犯神话的戏剧性演绎，认为该神话基于“一 滴血原则”的两个不同概念：作为土生土长的“黑人”，克里斯默斯强力挑战了 黑人强奸犯神话的种族化和性别化的话语实践；作为异域“他者”的邦则以贵族 般的光彩演绎了黑人强奸犯神话，质疑了该神话的异性恋内涵。特雷西•比勒 (Tracy Bealer)的文章《让女人们去做：〈去吧，摩西！〉中黑人男性气质的建 构》("Just Git the Womenfolks to Working at It": the Construction of Black Masculinity in Go Down, Moses'', 2008)则以《去吧，摩西！》中的黑人男性为研 究对象，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婚姻和家庭关系树立自身的男性气质。在美国南方， 黑人男性往往依赖于黑人女性的关系和身体进入主流白人社会和建构男性气质， 而依靠外部力量定义的男性气质是不稳定的，不仅容易造成个人自尊的损伤，同 时带来紧张的家庭关系。通过考察卢卡斯和莫莉以及曼妮和赖德等人的婚姻，比 勒认为不稳定的男性身份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黑人未能通过婚姻或女性身体 实现建构男性气质的意图，最终造成个体身份的解构。

　　珍妮•乔伊纳(Jennie J. Joiner)的博士论文《大宅：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 法世系故事中的婚姻与男性气质》("The Big House: Marriage and Masculinity in Faulkner's Yoknapatawpha55, 2009)系目前唯一一部探讨福克纳作品中的男性气质 与婚姻关系的全本论文。乔伊纳认为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年轻白人男性由于失去了 对奴隶和种植园的控制权，重新将注意力集中于家庭和婚姻上，将家庭看作是在 战后南方重新树立统治地位和男性气质的地方和空间。基于这个核心观点，乔伊 纳将性别研究和成长小说结合，集中考察1936至1949年间出版的《押沙龙，押 沙龙！》、《没有被征服的沢《去吧，摩西》和《坟墓里的闯入者》等四部经典力 作中白人男性是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权利结构之间的冲突关系，如何在婚姻和家 庭生活中树立男性气质，即如何追寻“家庭内部的男性气质”(8)。白人男性通 过对女性和黑人的压制彰显男性气质，黑人也试图借由婚姻证明自身的地位，他 们通过对个人身体的自主权以及对黑人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建立男性气质。乔伊纳 的研究表明，婚姻和家庭生活并未减轻南方男性对性别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的焦虑，同时他们也未能通过婚姻和家庭生活顺利的获得男性气质，而这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婚姻和奴隶制二元体系的瓦解。

　　此外，将福克纳置于南方或美国文学的传统中与其他小说家作对比分析也是 近十年研究的一个热点方向。例如约瑟夫•基纳(Joseph B. Keener)在专著《莎 士比亚与南方小说中的男性气质：福克纳、希姆斯、佩吉和迪克森》(Shakespeare and Masculinity in Southern Fiction: Faulkner, Simms, Page and Dixon, 2008)的开 篇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男性气质模式，而该模式的表演本质在后继作家的 引用中固化为法律。基纳以南方作家希姆斯、佩吉、迪克森和福克纳为例，指出 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借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父子范例来建构男性气质， 并且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作岀一定的修正。在基纳看来，对这些借用的追溯不仅 揭示了性别的本质、父子关系的构成或南方不断变化的历史，而且也展示了文学 之父的荣誉头衔从莎士比亚转移到福克纳的过程。具体来说，基纳认为父亲神话 在各个方面最能体现福克纳对男性气质的建构；其作品中的昆丁、班鲍、克里斯 默斯和萨德本等人物角色由于缺席或未能承担责任的父亲而缺乏崇拜和模仿的 对象，最终导致自身的男性气质危机。与评论家卡罗琳•迈尔斯和黛博拉•克拉 克一样，基纳也强调了男性气质的表演性特征。基纳指出，正是该特性导致福克 纳及其笔下人物未能成功地建构男性气质。洛伊丝•本尼迪克特(Lois G. Benedict) 的博士论文《不确定的男人：福克纳、斯坦贝克与现代男性气质X"Uncertain Men: Faulkner, Steinbeck and Modern Masculinities", 2009)将福克纳和斯坦贝克作对比 研究，关注他们是如何表现和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美国男性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种 种焦虑。本尼迪克特认为，尽管两位现代主义作家在个人生活中展现出勇猛非凡 的阳刚之气，但他们通过塑造与理想模式大相径庭的男性角色，突出了以暴力、 性攻击和禁欲主义为特征的男性准则的脆弱本质。通过考察福克纳的代表作《八 月之光》，本尼迪克特指出男性由于内化了传统男性气质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 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和建构男性气质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认为, 尽管福克纳谴责和批判了 20世纪初的规范性男性气质的无情本质和对个体男性 的限制，但是在小说结尾他并未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尼迪特克看来，这不 仅反映了浪漫化男性气质对福克纳的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暗示了美国男性气质 建构的黯淡前景。艾米琳•格罗斯(Emmeline Gros)则将南方文学作为整体框 架，着重考察南方的精英绅士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在《南方绅士与男性气质 观：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中南方绅士的形象与面貌》(tcThe Southern Gentlemen and the Idea of Masculinity: Figures and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Beau 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the American South”, 2010)中，格罗斯以肯尼迪、福克纳、格拉斯哥、 米切尔和威廉姆斯等南方作家为例，试图重新考察南方霸权性男性传统，理解旧 南方的男性理想是如何在危机时刻被建构和维持的，关注南方精英男性是如何定 义和维持一个独特的南方男性模式，以及社会其他阶层的南方人是如何反对和蔑 视该理想。在格罗斯看来，《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三兄弟持续的彰显和证明男 性气质的行为恰恰折射了福克纳和世纪之交的南方男性所遭遇的男性气质危机， 并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旧南方骑士精神和荣誉原则的欺骗性。

　　从上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福学中的男性气质研究与男性气 质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即自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 在80年代正式获得认可，到90年代逐渐成熟并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到进入新世纪后的平稳发展阶段。其中，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福学男性气 质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系列颇具开创性和见地新颖的文章。从研究方 法和内容来看，80年代的研究关注福克纳的人物塑造和叙事中的男性化特征， 强调“四面楚歌的男性气质”是福克纳作品的突出特征(Lind 32)。90年代的 研究者主要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视角出发，追溯男性主体的性和性别身份的建 构，关注男性与父权制的联系，挖掘男性气质与性取向之间的关系，考察福克纳 对男性气质危机的再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在强调男性气质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属 性的基础上，将批评方法从心理分析扩展到酷儿理论和性别操演等文化理论，考 察福克纳对传统性别身份的挑战，内容涉及男性的性别操演和破坏、对性别越界 的监督、对传统异性恋男性气质的行为和社会化模式的质疑以及探究种族化男性 气质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等。

　　以上研究表明近三十年以来福学中的男性气质研究取得不俗的成果，然而有 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心理、社会或文化等理论视角出发解读福克纳笔 下的男性人物，但是对美国南方社会历史语境在男性气质建构中的决定性作用缺 乏深入考察。事实上，南方由于特殊的经济结构、阶级构成和种族关系，其性别 理想是从白人和黑人、主人和奴隶以及地主和佃农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演化而来， 可以说南方男性气质理想塑造了美国南方从内战前到当代的文化和历史,对南方 男性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挖掘福克纳作品中的男 性气质时，有必要将南方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考虑在内。

　　其次，以往的研究，尤其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研究通常将男性气质视为一个 问题性概念和父权制的同谋，因此倾向于质疑和批判福克纳作品中的南方主导性 男性气质，或者过多的考虑男性气质与暴力、性别歧视和阶级压迫等问题之间的 关联。相比之下，南方传统男性气概中蕴含的荣誉、勇气、同情心和责任感等优 良精神品质则被淡化和忽略。然而，正是这些精神品质赋予福克纳笔下的个体男 性在日益变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追寻自我身份的动力和活力。

　　再者，研究者基本聚焦于福克纳某一部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而缺乏对福克纳 所构想的男性气质的整体性把握。不仅如此，即便偶尔有学者涉及到福克纳的两 部或者两部以上的作品，但是其关注的焦点也是南方主导性男性气质的性别、种 族和阶级中的某一个维度，而相对忽略了其它的维度。例如，珍妮•乔伊纳的研 究强调中上层白人男性是如何通过统治和支配女性来建构主体身份，而没有将黑 人和穷白人等其他边缘群体纳入考察范围。事实上，福克纳笔下中上层白人的男 性气质的建构离不开对黑人和穷白人男性的贬低和压制。

　　从这三点来看，有必要将福克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结合南 方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考察男性气质的动态发展过程，探 讨男性气质与家庭、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联系。为了进一步分析福克纳作品中的男 性气质，首先需要厘清男性气质的概念及其与南方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联系。

　　二理论框架

　　(-)男性气质的界定与硏究

　　“男性气质”作为性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术语，学界就其称谓和使用 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从词源来看，“男性气质”是从19世纪描述男性特征 的两个词语“男子气概的” (manly)和“男性的” (masculine)发展而来，前者 强调男性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后者泛指男性区别于女性的生 理和外貌特征(Bederman 18)»目前，研究，男性气质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文化立场 和研究类型分别选择了三个意义相近的英文概念，即“manliness”、“manhood” 和"masculinity"。康奈尔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995)沿用了 masculinity 的复数形式，旨在强调现代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与女性气质相对立的多元化男性 气质类别。金梅尔在经典著作《美国的男性气概：一部文化史》(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1998)中，梳理了美国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中叶以 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男性气概理想，然而他选用了 manhood —词，而非当时颇为 流行的masculinity。哈佛大学教授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 2006)则打 破了当时社会学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而选择manliness,意在突出男性直面危险 的勇气和控制恐惧的内在特质。虽然在研究内容和概念选择方面各有侧重，但学 者们就这三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大体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简言之，manhood的含义 较为宽泛，可以指涉贯穿古今的男性气质理想；manliness特指十九世纪末之前 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男性气概，着重强调男性的内在美德和精神品质；而 masculinity则是1890年之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倾向于凸显男性在体 貌发肤、言谈举止和物质财富等方面的优势(隋红升18)。

　　概念认知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研究和探讨男性气质问题的复杂 性。男性气质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关于两性差异和性别角色的争论，但它作为 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目前男性气质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 历史学以及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总体来说，男性气质研究旨在考察男性的行 为、实践和价值观，关注男性气质的建构方式和途径，探究两性之间以及男性内 部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模式。

　　就学科角度而论，社会学在男性气质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早期的社会 学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的性角色差异，认为两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性别 模式。例如，男性往往更理性、富有进取心和竞争力，而女性更具有亲和力或容 易受悲伤、恐惧和脆弱等情绪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观点遭到 以康奈尔为首的学者们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性角色理论忽视了性别关系中 的权力差异和个体男性的不同体验。换言之，男性气质不仅体现在两性之间，而 且存在于男性内部。基于此，康奈尔等学者提出“主导性男性气质” (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主张将男性内部的等级关系纳入到男性气质研究的范畴。 根据康奈尔等学者的观点，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多种形态的男性气质类别，其中 受主流文化所推崇和提倡的男性气质模式即“主导性男性气质”。在西方社会中， 主导性男性气质通常指涉异性恋的白人中产阶级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康奈 尔按照男性的种族、阶级、体貌、性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将与主导性男性 气质并存的其他类型定义为"从属性男性气质"(subordinated masculinity) > "边 缘性男性气质"(marginalized masculinity)和"共谋性男性气质"(complicit masculinity)。不难看出，康奈尔是将男性气质置于权力关系和性别政治的框架 内进行考量。虽然这种共时性的分类方式在学界遭到一定程度的诟病，认为它无 法解释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性别操演等问题，但多元化的划分方式突破了之前关注 单一型男性气质的研究范式而将男性气质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康奈尔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男性气质》的发表，标志着男性气质研究的正式确立。

　　与康奈尔的共时性的分类方式不同，另一位社会学家金梅尔则从历时性的角 度对美国历史中不同时期出现的主导性男性气质进行了梳理，将其概括为三种： 文雅家长(genteel patriarchy),英雄工匠(heroic artisan)和白手起家者(self-made man)。根据金梅尔的研究，前两种男性气质模式都来源于欧洲，引入美国后因 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具有本土化特征。其中，代表上层阶级性别理想的“文 雅家长”崇尚一种“品位高雅、举止得体和优雅敏感的健全人格”(13)。对于象 征前工业化时代的“英雄工匠”来说，他们奉行的是一种传统生产主义价值观， 因此将独立自主、辛勤劳动和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视为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 19世纪中叶的美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过渡和转变，符合新兴商业资产阶 级经济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的“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也逐渐替代“英雄工匠”， 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推崇的新型男性气质理想。总体来说，金梅尔的研究是建立 在对现代美国男性气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之上，认为它不仅给白人男性带来无限 的焦虑和恐慌，同时也在性别歧视和种族迫害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他 倡导建构一种蕴含道德品质的"民主性男性气概"（democratic manhood）□相较 于强调财富、权力和外貌表征的''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这种“民主性男性气 概”更注重男性的自律、自信以及道德感等内在精神品质。金梅尔的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预示了新世纪以来男性气质研究思路的转变，即由强调权力关系转向关注 美德伦理。

　　真正凭一己之力突破社会学权力关系研究范式的是政治哲学家曼斯菲尔德， 其著作《男性气概》（Ma"〃”ess,2006）是以文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 视角重新审视现代男性气质。曼斯菲尔德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追溯了 “男性 气概”（manliness） —词的起源，发现在希腊语中它指涉勇气和勇敢，“是与控 制恐惧有关的一种美德”（29）。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援引一些历史或文学作 品中的人物事例来揭示“男性气概是一种勇敢或绅士风范的德性”（5）。在曼 斯菲尔德看来，真正的男性气概是有别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男性气质的。例如， 在现代男性气质体系中，理性往往凌驾于感性之上。而曼斯菲尔德认为真正的男 性气概具有反理性控制的特征，强调“人性并不体现在理性之中，而在生命的活 力中”（160）。在此基础上，曼斯菲尔德呼吁男性应当完善个体的人格品质和 提升自身的内在修养。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男性气概理念并不局限于权力维度， 还包括美德、情感和人格尊严等其它层面。虽然曼斯菲尔德的某些观点一一将女 性主义视为虚无主义一一在学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但他对传统男性气概中诸多 优良品质和美德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学的权力关系研究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提及的金梅尔和曼斯菲尔德，人类学家吉尔默 （David D. Gilmore）和历史学家贝德曼（Gail Bederman）也注意到传统男性气 概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例如，吉尔默通过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男性气质，发现 在多数民族中，“男性气概意识形态总是把无私的慷慨作为一项评判标准”（229）。 这些立足于人文精神的研究为全面、辩证的看待男性气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南方男性气质

　　正如古印欧文化(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被公认为是西方语言和文化 的开端，事实上定义南方男性气质的核心概念和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印欧文化 中的武士精神。根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西纳(Chris Blazina)的研究，在古 印欧文化中，武士伦理在男性气概方面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xvii)。一方面， 古印欧武士以荣誉和名誉作为英雄概念的核心，英勇之举不仅为自身带来长盛不 衰的名声，同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公众面前创造 和维持良好的形象，不能过分地跨越文化禁忌。作为古印欧文化的精髓，这种羞 耻文化得以保留和持续存在，为旧南方的荣誉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 中世纪后，由于基督教的产生和影响，古印欧武士也转变成捍卫犹太-基督教伦 理的骑士。与传统印欧武士不同，中世纪的骑士不仅重视荣誉、勇气和忠诚等道 德观念，而且尤为强调外在的优雅表现，其主要体现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和对 女性的尊敬等方面。这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受到英国绅士阶层的推 崇，并随着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连同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一起，被移植到美 洲大陆。在美国南方，这些身负“骑士精神”的早期拓荒者在与地棘天荆的自然 环境和勇猛凶悍的印第安土著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野蛮好斗精神，即 著名的史学家威尔伯•卡什(W. J. Cash)提出的"野蛮理想"(savage ideal) '□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南方的男性气概模式初现雏形。

　　南方在继承古印欧文化中的荣誉情节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的基础上，融合了 美国边疆开拓时的野蛮性格，最终形成了以“荣誉”观和“控制”原则为核心特 征的旧南方主导性男性气概。作为旧南方社会的统治阶级，绅士种植园主 (gentlemen planters) 一直被视为规范性男性理想，因此传统上与其相关的诸多 品质一一骑士精神、自主性和进取性一一也被看作是衡量和评价旧南方男性气概 的重要标准。南方历史学家怀特-布朗(Bertram Wyatt-Brown)在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著作《南方荣誉》中指出，种植园阶级的财富和血统使其延续了一种由勇气、 宣誓、外貌、性荣耀以及他人的观点构成的原始“荣誉”观，“通过这些道德规 则，对行为的判断得到了社会共识的认可”(34) o简而言之，“荣誉”观强调 在同等地位的男性群体中证明个人的品格和维护自身的声誉。在旧南方，荣誉除 1根据卡什在《南方人的思想》中的观点，“野蛮理想”是甫方文化的核心主题。即白人社会决心以男性的 好斗精神来保存在美国发展过程中一直被尊崇的传统、习俗和常规(xvii)。

　　了通过决斗、体育竞赛、公开的羞辱或庆祝仪式等方式表现，更重要的是根植于 法律传统、政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之中。事实上，这一男性准则与南方的军事 理想和家长式作风也密切相关：南方男性不仅需要维护个人名誉使其免受损害， 而且担负着保护家庭成员的名声和安全的职责。为了达成该目的，他们在必要时 刻甚至不惜诉诸于暴力手段。作为中世纪欧洲的文化遗产的荣誉观强化了南方在 新兴的国家中保持的独特传统。

　　除了 “荣誉”观以外，“控制”原则也是定义和衡量旧南方男性气概的另一 重要标准和特征。历史学家斯蒂芬妮•麦科里(StephanieMcCurry)认为“控制” 原则不仅体现在男性的自控能力中，而且要求他们实现对土地、妻儿以及家庭的 掌控(304)。研究南方男性气概的美国学者克雷格•汤普森•弗兰德(Craig Thompson Friend)也采用类似的方法阐释“控制”原则。他指出，“男性掌控, 有时被称为父权制或家长制，主要是在内部实现的” (Southern Manhood 他 补充说，“男性拒绝接受他人的操控和坚持对奴隶的奴役，是内战前南方政治文 化的核心”(ibidx)。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原则与旧南方蓬勃发展的男性独立 观念(Manly Independence)脉相承。根据"控制"原则，南方白人的男性气 概主要建立在家庭自主权、土地所有权和对女性、孩童以及奴隶的控制权的基础 之上，其核心是否定黑人的男性气概。南北战争之前，虽然照顾和管理妻儿是南 方白人男性的共同职责。在种植园阶层中，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控制原则表 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往往采用性压迫和暴力手段达成对黑人奴隶的管控目的。南 北战争之后，“控制”原则主要表现为通过种族隔离、剥夺选举权和私刑等方式 公开地镇压非裔美国人。正如弗兰德所说，“对奴隶的掌控夸大了种植园主阶层 的力量和促进了南方白人男性之间的种族团结意识”(ibid)；事实上，通过“优 等种族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 'S念表达的“控制”原则推动了早期南 部邦联的民族主义和后期南方身份的形成，导致无论隶属于何种阶层的南方白人

　　2“男性独立观”，从广义上讲，是指男性在不受任何人的指派和控制的情况下，为自己工作。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与威胁控制他们的力量作斗争的意愿以及控制依附者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尤为重要的是，宣称拥 有男性独立利主权的南方人认为riii'j奴隶、女性、儿朮、穷人以及北方的工资劳工在木质上是不同的。

　　该概念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详见Nancy Bercaw and Ted Ownby,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 vol. 13: 143-47。

　　3“优等种族民丄”是历史学家乔治•册I；徳世克森(George M. Fredrickson)心《门人心II小的黑人形彖》 (Black bn age in the White Mind') 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涉“对优等种族实行民主制度，而对附属群体实行

　　专制制度”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目的是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口号下团结所有白人，共同对抗和镇压黑人奴 隶，维护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统治地位(61?68) Q

　　都将自身视为个人领域的主宰者。

　　作为一个具有风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美国内战重新塑造和定义了南方男性 气概。有历史学家指出，内战甚至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男性气概模式之间的较量” (Whites 71 )o南方白人声称为个人和南部邦联的荣誉而战，原因在于北方人不 仅侮辱了南方社会的本质，而且通过质疑南方人拥有奴隶的权利、抵制将奴隶迁 往西部的努力和入侵他们的土地等方式，挑战了南方根深蒂固的男性独立观。内 战的结果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the Reconstruction)进一步巩固了南方男性气概 的传统定义。面对军事上的失败、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黑人奴隶的控制权的丧失 等问题，一方面南方精英阶层创造和建构了“旧南方的浪漫传奇”、“失败的事业” 以及“新南方信条”等一系列的神话，意图唤起南方人对旧南方社会制度和生活 方式的怀念，美化南方在内战中的失利以及加强他们对南方身份的归属感。其中， 庆祝邦联士兵的英雄气概及其对首领和社会的忠诚，成为“失败的事业”神话的 延续性仪式之一。以罗伯特•李将军为代表的勇敢无畏的内战老兵形象也因此应 运而生，成为该时期的规范性男性理想。与此同时，作为对北方指控南方丧失男 性气概的回应，南方上层阶级建构了另一类与柔弱苍白的北方基督教传教士成鲜 明对比的男性气概模型，即基督教绅士(Christian gentleman)。这两种男性理想 范式都根植于旧南方的“荣誉”观和“控制”原则，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突出了战 争经历，而后者更强调高贵、谦虚、自控和虔诚等骑士精神。

　　另一方面，南方白人试图通过强调暴力和支配等概念彰显其男性气概，以应 对战后严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非裔男性被描述成无法自理的醉酒小丑、 凶残暴虐的杀手或充满兽欲的黑人强奸犯等形象。这些过度丑化的种族形象为以 3K党为代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施加私刑的借口。在他 们看来，非裔男性与生俱来且无法控制的旺盛性欲必然会对白人女性造成威胁。 鉴于保护南方淑女是南方男性的重要职责之一，由此推及非裔男性也危及白人男 性气概。历史学家泰德•奥恩比(TedOwnby)指出，南方白人通过强调维护白 人男性气概和保护白人女性的必要性为私刑辩护(430)。此外，面对奴隶制的终 结给非裔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力量，南方白人推行了吉姆•克劳法案、佃农制、信 贷制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明确地将非裔美国人限制在土地上，对他们实行种族 隔离制度，借此捍卫南方白人的统治地位和凸显白人男性气概。

　　南方的荒凉和贫穷证明将该地区卷入内战的旧式男性气概的失败，重新定义 男性气质成为由工业资本家领导的新南方运动的重要特点。正如历史学家大 卫•布莱特(David Blight)在《种族与团聚》(Race and Reunion) 一书中所总结 的那样，19世纪晚期南方需要建立所谓的“全新的民族主义宗教”(221),南方 人也试图寻求一种新型男性气质神学。以亨利•格雷迪(Henry Grady)和理查 德•爱德蒙兹(Richard Edmonds)为代表的新南方代言人认为经济复苏是当前 南方最迫切的需求，因此主张将北方的工业和农业多样化引入南方。他们倡导上 层阶级为穷人提供适当地工作机会，并赋予新贵族更多的权利，以此刺激社会的 流动性和激发南方的经济活力，最终建立一个从废墟中崛起的山巅之城。在此过 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崭露头角，因此催生了一种与 工业化相适应的中产阶级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该模式将波谪云诡的资本主义市 场中获得的经济成功、社会地位、地理和社会流动能力视为衡量男性气质的重要 标准。与旧南方的主导性男性气质相似，白手起家的男性也将公共领域一一尤其 工作场所一一看作是男性气概的试炼场，在工作中获得的经济独立和同性之间的 认可也因此成为拥有男性气概的有效证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的长篇小说《飘》中的查尔斯•汉密尔顿就是这类男性气质的典型代表。弗兰德 指出，“新南方代表了将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推进到南方主导性男性气质的巨大 尝试"^Southern Masculinity xv )□至此，白手起家式男性气质成为继男性军事理 想、基督教绅士之后的第三种主导性男性气质模式登上内战后南方的历史舞台。 三种男性理想艰难并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战。

　　20世纪初，南方男性陷入所谓的"性别迷茫"的困境(Southern Masculinity xvii)。除了非裔美国人与日俱增的自信给白人男性气概带来的威胁之外，工业的 发展也挑战和危及白人男性作为独立的农民和家庭主宰的自我意识。铁路建设、 采矿和伐木等工作迫使南方男性远离其赖以生存的家庭，而20世纪初初现峥噱 的棉纺厂则通过雇佣非裔美国人、女性和儿童从事类似的工作挑战了南方的父权 制。令南方男性尤为不安的是，工厂的低廉工资无法使他们摆脱附属劳动力的身 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定义南方男性气概，是恢复旧式男性理想，还是探索适 应南方现代化进程的新型男性模式，成为南方精英阶层的迫切任务。这一点尤其 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蓬勃发展的“南方文艺复兴”中。以约翰•克劳•兰 色姆(John Crowe Ransom)为首的重农派作家哀叹经济和文化力量降低了农民 的独立性，消减了传统精英的家长式作风。另一位代表作家福克纳则因南方人对 暴力、性欲和享乐的沉迷而感到忧虑，认为这些特征削弱了南方男权文化中的父 亲形象的地位。这一时期，以荣誉和控制为核心的旧范式在新历史语境中得到了 重构。伴随着体育和健身等男性文化的兴起，竞争成为展示荣誉和权力的新手段。 在狩猎、体育运动和赛车等公开的竞技活动中获得的“高贵的男性气质” (honorable masculinity)也因此成为备受推崇的新型男性理想。荣誉男性气质试 图通过重申个体男性的荣誉和胜利，弥补在南方现代化过程中被阉割的白人男性 气概。与荣誉男性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福音教派倡导的“强身基督教”式 男性理想(muscular Christianity masculinity)<,该范式宣扬了一种身体强健、超男 性化的耶稣形象，主张白人男性可以通过控制内心的动物欲望，成为家庭和社区 中令人尊敬的领导者。事实上，直到二战，南方白人一直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男 性气质模式之间徘徊。正如弗兰德指出，“在整个二十世纪，原始的男性荣誉与 福音派的自控观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形成南方白人男性气概的主要范式”

　　(Southern Masculinity xix )。

　　南方男性气质的发展历程说明，男性气质往往是在南方历史的重要时刻被建 构和推行的。它是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体现了特定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 利益诉求。此外，男性气质本身是一种文化神话，是南方神话制造(myth-making)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南方历史中的其他神话(新伊甸园、上帝的选民、旧南方的 种植园传奇和失败的事业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南方思想的基石，是19世纪 南方反对国家干预和控制、树立独特的南方身份的重要依据，也是20世纪南方 重塑形象、建构南方传统与国家身份之间对话的推动性力量。从南方内部来看， 中上层白人的男性气质主要建立在对女性、族裔他者和穷白人阶层压制和贬低的 基础之上，既是南方白人在家庭内部控制女性和维护父权制权威的有效手段，又 是他们展现优越的种族地位和支配少数族裔的不可或缺的话语方式，甚至还是不 同阶层的白人增强阶级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及提升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可以说， 南方男性气质是不同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竞争和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

　　男性气质不仅是反观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审视文学作品中人 物形象的思想和行为背后文化动因的一个关键突破口。正如曼斯菲尔德所言，“在 男性气概的问题上，文学比科学有更多的话要说”(76)。纵观美国文学史，福克 纳是为数不多的在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沉迷于男性气质的作家。著名的性别 学家苏珊•唐纳森(Susan Donaldson)也曾对此作出评价，指出“如果说20世 纪有哪位美国作家能在男性气质表演上与海明威相提并论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福 克纳了 ”(3)。然而，仔细审视福克纳的生活和作品，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 一方面，福克纳身体力行的践行着旧南方的规范性男性气质；另一方面，他塑造 了一系列试图抵制和反抗旧式理想、探索替代性男性气质的人物形象。事实上, 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赋予福克纳的作品以思想和文化深度，揭示了福克纳 对南方男性气质这一历史和文化命题的思考。

　　从福克纳的生平来看，男性气质也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福克纳出生于南方 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软弱无能的父亲和性格强势的母亲致使他转向曾祖父“老 上校”寻求心理上的指导和慰藉。对于福克纳来说，“老上校”既是旧南方父权 权威的象征，也是个人军事理想、经济成功的化身。然而，“老上校”遗留给福 克纳的不仅是令人颇感自豪的家族荣誉和“英雄主义”遗产，而且还有维持旧日 荣光和坚持旧南方准则的无形压力。在1940年写给出版商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的信中，福克纳抱怨道：“我是诸亲好友的主要经济支柱，包括但不限于 母亲、妻女、继子、弟弟的遗孀、子女以及岳母一家"(Selected Letters 122)。 在南方父权制传统的影响下，虽然福克纳将维持大家族的生存和延续看作是自己 无法推卸的责任，但巨大的经济负担经常导致他入不敷出。为此，他被迫为好莱 坞改编电影脚本，或创作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小说以获得高昂的经济收益。 然而，以金钱为导向的写作偏离了福克纳的创作初衷和审美趣味，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削弱了他作为一名声名显赫的作家和家族权威的阳刚之气。正如他在同…封 信中所言，“一流的艺术家，应该摆脱自己的经济责任”(122)。

　　旧南方的父权制传统赋予了福克纳践行男性气质的压力和勇气。他的个人特 征和职业选择或许揭示了他重视男性气质的原因。福克纳天生身材矮小，容貌精 致，同时对欧洲的贵族传统和生活方式也颇为向往。在加拿大的皇家空军基地服 役期间，他甚至时常和母亲通信讨论服饰搭配和分享饮食心得。在一个沉迷于定 义和强调男性阳刚之气的时代，这些个人特征很容易被贴上“女性化”的标签。 除此之外，在美国南方作家职业历来被视为由女性主导或与女性特质密切相关的 领域。早在1860年，南方作家保罗•海恩斯(Paul Hamilton Hayne)己经指出， 对于南方人来说，“诗歌创作是一种无聊的消遣，它过于娘娘腔以至于无法被称 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职业”(Moore 15)。在他与考利往来的信件中，福克纳也发 出类似的感叹，“在南方，艺术实在谈不上什么男子汉气概”(SelectedLetters 尽管福克纳表现出诸多所谓的“女性化”特征，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冒 险活动，一次又一次证明和彰显个人的男子汉气概。除了在一战期间参加空军训 练以外，福克纳还热衷于参与骑马、狩猎、飞机驾驶和各项体育运动。经济实力 也是福克纳展示和证明男性气概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成名之后，他陆续购买了罗 温橡树别业、格林菲尔德农场、昂贵的骏马以及价值不菲的私人飞机等。唐纳森 也在《福克纳与男性气质》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虽然福克纳一生都坚持维护个 人隐私和抗议公共生活，但留存的照片反映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男性表现：退伍 老兵、波西米亚艺术家、狂热的水手、风度翩翩的飞行员、大家长、粗犷的猎手 和心有不甘的好莱坞编剧等等”(3)。在这些照片中，福克纳颇具流动性的形象 和表现似乎暗示建构男性气质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说福克纳在个人生活中践行了一系列程式化的男性行为，他笔下的人物 角色同样展现了他对男性气质的反思。可以说，对男性气质的考量贯穿福克纳的 整个文学体系。福克纳的成长时期(20世纪初)，正值美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 和经济变革。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集中和移民浪潮不仅给社 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导致男性逐渐陷入严重的心理和现实困境：一方面，机 械化生产完全代替了传统上依赖于男性的体能和技艺的生产方式，男性也因此丧 失了展现和证明男性气质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另一方面，社会习俗和大众观念并 没有降低对男性的要求，男性愈发感到难以实现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期待。随着新 女性的崛起，男性的这种“阉割”感更为强烈，最终引发了男性气质危机。历史 学家安格斯•麦克拉伦(Angus McLaren)指出，"在这段时期，性别超越阶级、 地位、职业、种族和宗教等因素成为性格的决定性力量” (Do个体层面的性别 焦虑，延伸到了社会层面，形成民众对美国文化“女性化”的恐惧。福克纳敏锐 地注意到“女性化”的美国文化给个体男性带来的重要影响，促使他在文学创作 中塑造了从意志坚定的铁血军人和残忍暴虐的种植园主，到温文尔雅的精英律师 和精于算计的现代商人，再到雌雄难辨的艺术家和性格懦弱的乡绅等一系列形形 色色的男性形象。面对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虚构人物表现出的彷徨、 焦虑以及为重塑男性气质所做的种种努力，不仅反映了福克纳对一个性别界限不 断变化的世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他对社会转型时期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 和身份问题的思考。正如中国学者陶洁在评价福克纳的职业生涯时所说的那样， “伟大的作家总是忧国忧民，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大胆的针眨时政”(354)。福 克纳并不是简单地展现社会转型时期人的身份危机，而是致力于揭露其背后的运 作机制，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在福克纳的小说中，虽然大多数男性未能成 功地建构主体身份，但那些勇于反抗模式化的性别范式并尝试探索替代性男性气 质的人物为应对性别焦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正如马歇尔大学的英语系教授 詹姆士 •里默尔(James D. Riemer)指出的，男性气质研究对美国文学最重要的 贡献之一是“让我们意识到，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用积极的态度看待那些表现出 替代性男性气质的人物形象” (299)0

　　三、论文结构

　　本论文选取《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村子》、《小镇》和《大宅》等五 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它们代表了福克 纳在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所关注的焦点。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重点关注 婚姻和家庭，试图通过描写家庭的败落来反映旧南方社会秩序的崩溃。在《八月 之光》中，福克纳聚焦于种族问题，试图通过描写白人对黑人的贬低和压制来揭 示南方文化遗产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在《村子》、《小镇》和《大宅》中， 福克纳的创作焦点从种族转移到阶级上，力图通过阶级来阐释美国南方的社会关 系。其次，它们均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转型时期。该时期无论在南方 历史上，还是在男性气质史上均占据重要的位置，是考察南方男性气质这一社会、 历史和文化命题的最佳时期。再者，它们典型地反映了福克纳逐渐变化的思想观 念。从《喧哗与骚动》中面对家族没落而束手无策的昆丁，到《八月之光》中饱 经风霜却仍然对生活抱有一丝希望的拜伦，再到《大宅》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成 功的拉特利夫，福克纳笔下的男性经历了从完全绝望逐步过渡到充满希望的过程。 该过程也照应了福克纳动态发展的男性气质观。

　　本论文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福克纳笔下的白人男性角色身上，考察家庭环境 和社会变迁给白人男性及其男性气质带来的重要影响，分析他们如何通过贬低和 压制女性、黑人以及其它南方社会的边缘群体来建构其主体身份和展现其男性气 质，探讨他们如何将非传统的男性气质作为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和应对社会巨变所 造成的焦虑的方式以及如何尝试探索一种适应他者存在的新型男性气质模式。

　　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论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以《喧哗与骚动》为 例，探讨福克纳早期作品中展现的白人家庭内部的性别危机并追溯其背后的社会 根源。小说中，康普生兄弟的性别焦虑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其中，懦弱无能的 父亲、冷漠无情的母亲、紧张的夫妻关系以及妹妹凯蒂过于开放的性观念是主要 的动因。家庭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折射了社会危机。从外部环境来看，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南方经历由种植园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变。 这种转变导致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世家的特权的丧失和工商业资产阶级 的崛起。与此同时，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开始参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积极 地争取与白人同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权利。女性也开始挣脱家庭的 束缚，将注意力投入到外部世界。这些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上层白人男性带来了巨 大的焦虑，导致他们陷入性别危机之中，其男性气质也呈现出对金钱的迷恋、对 女性性行为的厌恶，对少数族裔的憎恶等病态性趋势。

　　第二章聚焦于《八月之光》中男性气质与种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南方白 人男性如何通过种族话语压制和贬低黑人的男性气质，并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根源。小说中，白人至上主义者格雷姆为了实现对所谓的黑人克里斯默斯的统治 和支配，将其塑造成性欲旺盛的“黑人强奸犯”形象，以此表明他对白人女性、 家庭、种族纯洁性甚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巨大威胁，进而证明对他实施私刑的合理 性。事实上，格雷姆对黑人男性气质的贬低和排斥不仅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密切相关，而且与白人对自身男性气质遭受阉割的恐惧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感 和恐惧感加深了他们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男性的防御和敌视心理。

　　第三章以福克纳的后期作品《村子》、《小镇》和《大宅》即“斯诺普斯三部 曲”为例，重点讨论男性气质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穷白人是如何通过不 同的方式意图实现阶层跨越和建构自身的男性气质，以及他们是如何尝试探索一 种适应他者存在的替代性男性气质。“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穷白人大致分为以 下几类：一、以弗莱姆为代表的白手起家者，信奉美国的阶级流动神话，根据个 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获得的经济成功、确立的社会地位和赋予的流动权来定义和 衡量其男性气质；二、以明克为代表的旧南方荣誉观的推崇者，依靠以暴制暴的 方式捍卫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然而，这两类穷白人均未能维护其男性形象和建构 其主体身份。除了弗莱姆和明克以外，“三部曲”还塑造了一个出身贫寒的缝纫 机推销员拉特利夫。拉特利夫不仅能够逐渐摒弃性别对立的传统二分法思维和放 弃控制女性的欲望，尝试接受一种容纳女性特质在内的男性气质，而且在建构主 体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演说中反复强调的使人“永 垂不朽，流芳百世”的人格品质。正是这些人格品质赋予其在日益变化的现代工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追寻自我身份的活力和动力。

　　总而言之，从1929年的《喧哗与骚动》到1959年的《大宅》展现了福克纳 对复杂多样、问题重重的男性气质的动态思考，反映出福克纳随着职业生涯的推 进而对传统男性气概观念作出的不断修正。本文认为，福克纳在解构和摒弃南方 传统男性气概中的暴力、霸权、控制和征服等消极因素的基础上，试图倡导一种 汲取勇敢、坚强、同情心和责任感等传统美德且适应女性和族裔他者存在的新型 男性气质模式。这是福克纳在审视和反思南方男性气质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提出的一个美好愿景，体现了福克纳对人性的思考以及他的人文主义关怀。

　　第一章《喧哗与骚动》中的男性气质与家庭

　　在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于1886年出版的《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