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修炼与资本价值的博弈

　　这几天，医疗圈里“贵阳医院事件”持续热了起来，不少舆论导向指向了问题的表象，而缺少医院管理价值观方面探讨，显而易见，“贵阳医院事件”会明显促成两个重要的价值观趋势出现转变：首先，是疏离传统价值，如敬重大型三甲医院的权威等；转向“世俗理性”的价值（向变革、进步和基于理性考虑的社会方案开放）；其次，是从淡化体制安逸保障的“生存价值观”，转向强调个人权利以及普遍保护原则的“自我表达”或“解放的价值”。

　　无疑，这些价值观念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还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职业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某种失范状态（anomie）。缘由就在于体制墙圈起来的医务人员，无论才华多么广袤都像是一个个不易生锈的螺丝钉，都会被按部就班地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逸适着，但终不能自由。

　　贵阳医院事件的现实和医生真实的医疗服务职业生涯至少在一个注脚上是重合的：医生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因为，有时候，医疗服务的现实就像七巧板，从多年前搬过来一块，掸掸灰，往今天的框架里一放竟然能严丝合缝。

　　可以这样说，遵从本心已经是医生群体在这个现实的医疗环境中最高的“法”，而体制墙把医生圈起来，则是一种限制医生自由流动的清规戒律，大都不过是体制为了独享资源给医生们设下的关卡，卡住了那些“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的医生们。

　　通常医者是被视之为受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规训，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是医者的基本伦理之一，它要求每位医者应尽力救治病患，减轻他们的痛苦，更不能为他们带来伤害，是得到传统熏陶的救人的天使。

　　那么，一个受过严格教育严格训练的医生，却又如何能够保持着自身的协调？首先是意识形态，是由医学界的主流的生物医学观一起构建的。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以及行业对生物学的重视，强调综合治疗的生物医学愿景，对医生这个群体特别有吸引力。

　　其次，在“服务于更大的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里，医生职业打通了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对接的内在逻辑，也解脱了医生传统规训的伦理压力，使得整个医学职业，就都有了“重铸感”。而每一个医生，也就有了一种为捍卫人们健康的医学和科学服务的新使命感。

　　新使命感包含医学界的意识形态和医疗服务的制度设计，还有医学界隐晦的个人心理。无疑，医生的科学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声望，这种情况，对于一些主任医生来说，是令人妒忌的成就和压力。

　　所以，“贵阳医院事件”中，科主任从甲医院到乙医院的转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驱使，还有制度化安排下“完善自我的形成”。因为，一个医生，如果背叛了普遍价值，而只信奉所谓特殊价值，那么所谓“匠心精神”，转眼就会成为“跳槽”利器。贵阳医院事件正好对所谓迷恋“匠心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脚，也是最好的警示。因为人不可能有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宿命，以及事后诸葛亮的种种假设，以此来共同形成其魅力的。

　　生命的意义，蕴含有绝对的善，体现着绝对的价值，它们不可能是科学，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增加人们的知识。但是，这种人类思想的倾向由来已久，我个人禁不住对它深表敬意，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这个时候，贵阳医院事件的提醒，犹如空谷足音。

　　但是，必须指出，医生这一群体毕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受过希波克拉底誓言规训的人士，一直被视为为病家谋福利治病救人的天使。这样的医生，无论中外，历朝历代，都是备受尊崇的，又岂是一般普通人！

　　事实上，贵阳医院事件，首先是医生们背弃了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誓言，把个体生命虚化，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而处处以所谓安全、医疗环境不错的名义付诸了行动；其次，是医生集体背弃了普遍的绝对的价值，背弃了对普遍人性的信念，同样也背弃了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誓言，而相信所谓特殊价值，在有些地方，只要有钱，医生就会背弃自己的职业伦理，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就没有只有伦理。只相信资本价值的特殊性。

　　作者：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