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阿拉伯语 文化 特点 贡献

　　文化主要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等多种内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阿拉伯语文化是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广泛的课题。

　　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另外，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并将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等地，不仅包括从0—9等十个数字，还将这些论文翻译成阿拉伯文传播到世界各国。也就是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传播，对数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3）在教育方面。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出身比较贫寒，自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他对古阿拉伯的科技以及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另外，穆圣本身也是一个既崇尚知识又鼓励人们去追求学问的人。其在南征北战时建立伊斯兰大帝国，同时古阿拉伯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他为了普及宗教教育，特意在古阿拉伯建立小学，通常在清真寺内进行教学，并且大多数男孩、少数女孩和部分奴隶的孩子都可以在这些小学中接受免费教育或者是较少收费的教育等。学校的课程大部分均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受教育的每个人必须做祈祷，仔细阅读《古兰经》，并从《古兰经》了解神学知识、历史知识、伦理学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等。除此之外，当时写字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学习的一项重要技能。不会写字的人通常情况下是雇用职业抄写员来进行。后来在政府的控制下，中学院校频繁出现，同时还受到政府的资助逐渐转变成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学生们在这些学校里进行语法、语言学、修辞学、文学、逻辑学、数学以及天文学等学科的学习。此外，由于教师的薪金和学生的花费大都是由政府、慈善家所提供的，因此学生们上学几乎不用交学费。有时，学生要经过长途跋涉去听最有名的教师上课。长此以往，阿拉伯文渐渐成为伊斯兰国家用于学习的重要语言。尽管学生们得不到学位，但只要有教师对其身份给与认可证明即可。同时，阿拉伯人还建立很多图书馆与大学，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内都有图书馆和学校，对阿拉伯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早在1000多年前，阿拉伯书法随着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及近现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多少阿拉伯文缮写家、书法家、艺术家为这一成就的取得做出了贡献呢?他们的历史功绩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历来很少有人记述，甚至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虽然有些名家已为众人所知，但仍有不少墨林高手，既未留名，也未留姓，却是业绩累累，其作品有不少脍炙人口、风格独特，至今广泛流传于社会或民间，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

　　为了找回这一珍贵的历史，凸显中国穆斯林老一辈阿拉伯文缮写家、书法家、艺术家的功勋，本人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考查与挖掘，先后走访了十几个省市清真寺及相关单位；拜访了伊斯兰教教育家马松亭、阿拉伯史学家纳忠教授，社会活动家安世伟伊玛目；会见了中国阿拉伯文书法名宿赵铭周、王世安、沙金瑛、冯子元、刘长明、哈孜?艾买提等老前辈，历时10余载，终于拨开云雾，看到了曙光。前前后后总共捋出30多位书法大家，时间跨度大约有200多年，即以清末民初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生为界。虽然人数不多，时间也不算长远，但万事总得有个开头，暂且作为抛砖引玉吧。他们的名字是：花巴巴(清朝中叶)、万景和(清朝道光年间)、曹万兴(清朝道光年间)、马长清(1856―1938)、马福玖(1864―1936)、答秀升(清末明初)、田家培(1870―1944)、杨德培(1878―1950)、曹文全(清末明初)、王世思(民国年间)、曹金藻(1890―1966)、赵铭周(1896―1982)、刘景星(1901―1969)、马延增(1908―1988)、刘书林(1909--2002)、米泽波(1991--2004)、王世安(1914－?)、沙金瑛(1916--2002)、文益茂(1919―1997)、金宝田(1919--2004)、冯子元(1925--2011)、杨景恩(1925―1998)、石介臣(1925--2006)、唐树林(1927一)、刘长明(1929一?)、张玉昆(1929一)、李超英(1930--2002)、刘敬一(1930－)、石其刚(1933－)、李文彩(1935－)、哈孜?艾买提(1935－)、马福元(1937－)、陈进惠(1938－)、尼亚孜?克里木(1948－)等。

　　以下排列顺序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准。

　　花巴巴，姓花，名不详，巴巴是对年长者的尊称，故以花巴巴名传于世。原籍云南，清中叶中国伊斯兰教教长、阿拉伯文缮写家。花巴巴一生有很多经典，被视为珍品。可惜他的墨宝大多都已散佚，只有一部幸存的《古兰经》。1932年，马松亭带领中国留学生赴埃时受刘先生的委托，把此经转赠给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深得其珍爱。福阿德殁后，该经被珍藏在福阿德墓正殿内，以作永久纪念。花巴巴的手迹，除上述《古兰经》外，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作品。因此，对花巴巴的书法创作与书写风格很难作出评论，但他的作品曾闻名一时，是众所公认的。笔者心想，如有可能，但愿初访埃及的相关人士通过相关渠道找花巴巴手写的《古兰经》，看看现状或者将其拍下来带回祖国，也不枉花巴巴一生的功绩。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和发扬花巴巴的书法风格提供依据。

　　万景和，后人尊称万巴巴，清末道光年间天津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万氏书法意境新颖、体势险峻、笔力道健，影响颇深。其所留墨宝，被后代视为圭臬，争相效仿。令人遗憾的是，其书稿，包括一部极其珍贵的《古兰经》大都失传或在中被毁。只有一部手抄本《亥提姆》(《古兰经》节选本)和两块经文匾额尚存至今。前者收藏在天津刘化民手中；后者一块为《古兰经》第72章第8节经文匾额，长1.5米，宽0.8米，现存天津南大寺，另一块为“泰斯米叶”匾额，长2米，宽1米，现存天津清真大寺。

　　曹万兴，回族，天津人，清末道光年间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出身于武术世家，为人刚正，深受时人拥戴。曹万兴一生酷爱书法，曾以超迈的气质、惊人的毅力探寻书法艺术，终于自成一家，并为天津风格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立下了基本规范。其书体向以法度森严、体势雄浑、刚柔相济、气足神完而驰名遐迩。其作品有匾额、中堂、条屏、楹联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大寺窑殿悬挂的“泰斯米叶”匾额，体势雍容、苍朴雄烈，虽寥寥数笔，却成花开满园之状。曹万兴胞弟曹万林，第三代孙曹文全，第四代孙曹金藻等均师承祖传，沿袭书法，成为四代相传的书法世家。

　　马长清(1856―1938)，字澄晏，回族，河南济源人，河南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马长清白幼习经，岁将而立即成阿洪品级。后来，先后应聘在沁阳、博爱、开封、郑州等地设帐授徒，陶铸众生。著名学者王静斋称他是久负盛名的老派大阿洪，经堂教育之导师。马长清知识渊博，经汉两通，并以口才好、写字好、人品好而著称。他是河南著名“三清阿洪(即赵永清、巴玉清、马长清)”之一。在阿拉伯文书法方面，马长清功底深厚，技艺纯熟。他书写的赞颂圣容等中堂、横幅，深受教胞喜爱。据传，马长清在郑州北大寺坐位时，有位老乡请他写匾，因当时没有大笔，他就抓一团棉絮，饱蘸浓墨，一气呵成一幅巨大的“泰斯米叶”匾额，在场的众乡老无不为之交口称赞。马长清的墨宝，流传甚广，其中有不少被制成匾额，悬挂在他曾经任职过的一些清真寺内，永志留念。

　　马福玖(1864―1936)，回族，湖南隆回人，清末民初年间阿拉伯文书法家。曾在广西、桂林、湖南隆回任掌教。现隆回县各清真寺保存的阿文、汉文对联多出自其手。马福玖自幼修经习文，酷爱书法、绘画。汉文行书清新秀丽，阿拉伯文书法独具风格。曾手写《古兰经》等伊斯兰经典。尤擅长以阿拉伯文字组画，如鲜花、飞鸟、盆花以及汉字忠、孝、节、义等。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南回族》一书中，曾收录其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四扇屏经字画，可谓马福玖的代表作。

　　答秀升，湖北沔阳人(今仙桃)人，清末民初阿拉伯文书法家，曾在安陆府(今钟祥)及周边清真寺任教30余年。答秀升擅长阿拉伯文书法，他为穆斯林书写的汉文“寿”字，即是用阿拉伯文词语组编的。在武汉、上海等地的回族中享有盛誉。此外，他还以阿、汉两种文字为对照，编制了巨幅“五十代传光”世系图谱。惜其作品大部分毁于战火。

　　田家培(1870―1944)，字植卿，经名苏莱曼?阿布?克里木。回族，云南通海人，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师、教育家、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父亲擅长阿拉伯文书法，曾为马德新当过书写员。受家庭、宗教的熏陶，家培自幼读书习经，酷爱书法。他是著名伊斯兰学者、教育家马联元的得意门生。曾在云南各地及广州执教40年之久。所讲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全部亲手抄写。他的书法笔锋刚健，字体清丽，运笔流畅，是典型的中国和传统阿拉伯文书写体风格。据传，家培写经时，由于长时间前身紧贴桌面，以致胸部肌肉留下斑斑痕迹。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年，家培遵照恩师马联元之嘱，精心缮写了30本分册《古兰经》，即被誉

　　为“海内孤版”的《宝命真经》，为我国木刻版《古兰经》的镌刻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现该经刻板全部珍藏在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是我国伊斯兰教珍贵的历史文物。

　　杨德培(1878―1950)，字润生，回族，江苏镇江人，上海伊斯兰教知名阿拉伯文书法家。杨德培出身宗教世家，系镇江德润堂后裔，传至杨德培为第10代伊玛目。自幼学经，兼学中文、阿文书法。在上海福佑路清真寺、肇家浜路清真寺任职多年，是当时两种文字书法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期间，他书写的阿拉伯文中堂、挂屏、对联、匾额等以其功底厚、造诣深而蜚声沪上。据传，原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曾托人求其中、阿文书法，足见其声誉之高。由于他的苦心磨练，其书法艺术渐进佳境，独步春申。尤其是阿拉伯文书法，字体圆润有致，布局排列严谨，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上海至镇江一带享有美誉。遗憾的是，劫余，使其墨宝散失殆尽，留存者寥寥无几。

　　曹文全，回族，清末民初天津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曹文全出身于书法世家，是清朝道光年间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曹万兴第三代孙。曾在辽宁省营口市清真寺讲授教义学和教法学等课程。曹文全学识宏富，书法精深。天津大寺前殿左右券门上方，至今还悬挂着曹文全手书的经文匾额。该作品间架复杂，结构合理，笔划纤曲灵活，前后变化一致，是天津市伊斯兰教文物古迹之一。

　　王世思，字继光，回族，甘肃武都人，民国时期阿拉伯文书法家。王世思青年时期曾在西北、山东一带学习经文，后在北京三里河清真寺任职，能熟练背诵《古兰经》，声音低沉，铿锵悦耳。王世思有一手阿拉伯文好字，其中有两幅中堂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收藏。一是“亚拉发阿”(擎天柱，真主美名)，榜书体，笔势潇洒，造型别致，将文字与形象(似提琴状)融为一体，可谓巧夺天工；二是“亚穆斯塔法”(精选的，圣人美名)，亦为榜书体，笔触粗大道劲，书体连绵自如，其用墨手法晶莹剔透，“飞白”“渴笔”跃然纸上。以上两幅字，具有浓厚的西北风格，是中国穆斯林传统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之上乘佳作。

　　曹金藻(1890―1966)，回族，天津人，天津大寺第14代掌教、中华武术界著名高手、天津有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曹金藻乃武术世家出身，曾授业于沧州武师马万顺，以“鬼推磨”绝艺名噪一时。因与霍元甲交情深厚，故有“回汉双侠”之誉。然曹金藻在穆斯林中备受推崇的是在阿拉伯文书法方面的贡献。曹金藻乃曹万林曾孙，为曹氏后代最优秀的书法家。他自学生时代起就酷爱书法，并以曾祖曹万兴的书法遗规为法式，刻苦钻研，反复推敲，技渐纯熟。至学业结束，其书法功底已相当雄厚。观其墨迹，不但有如其人刚劲沉雄、体魄颜威的武将风度；同时，又具备笔势多变不离法的森严气概。值得指出的是，曹金藻的书法虽严守法度、恪遵规范，但他刻意进取，不断求新，使所写之字不拘一格。做到了承前启后，师古创新，寓书体于新意，度书法于新风。在民国时期，天津市许多清真寺几乎都有他的墨迹。现天津大寺、南寺和杨村清真寺仍有他的经文匾额，可谓珍品。

　　赵铭周(1896―1982)，名贵祥，以字行，经名穆萨?伊布拉欣。回族，辽宁沈阳人，东北地区知名阿拉伯文书法家。赵铭周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受家庭影响，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他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并酷爱阿拉伯文书法。自1922年起，先后在东北、河北等地清真寺任职讲学，改革经堂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历经60余载。期间，他为各地清真寺、穆斯林书写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匾额、中堂，深受穆斯林群众的喜爱。赵铭周的书法功力深厚，独具匠心。他以中国传统阿拉伯文书写体为主调，吸收现代阿拉伯文书法的结构形式，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其书法清秀雅致，圆润柔丽。布局匀称饱满，造型舒展大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以其墨宝装裱成轴，馈赠外宾。1983年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伊斯兰书展期间，中国出访人员马肇春、陈进惠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将其作品送展，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

　　刘景星(1901―1969)，回族，天津人，阿拉伯文书法家。自幼跟随父亲刘振纲学习阿拉伯文，后师承张永真、李秉真继续深造。刘、张、李均为当时阿拉伯文书法名家，对刘景星影响颇深。他在学习期间，苦练书法基本功，坚持不懈，历年不辍。经过长期的反复揣摩，精心体味，求得先人遗规，博采众家之长，将书法奥蕴融汇于胸次，化裁于笔端，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书法结构严谨，组字无隙，墨迹萧森沉雄，组编错落有序。故与天津大寺书法家曹金藻合称“南刘北曹”。一生墨迹很多，现天津南大寺殿壁十六扇屏联所书各种变体经文，均出自其手。

　　马延增(1908―1988)，回族，河北大名府人，阿拉伯文书法家。马延增自幼念经习武，曾在朝城、北京、长春等地投学，毕业于于少斋阿洪帐下，后在吉林农安县清真寺、长春市二道河子清真寺、长通路清真寺任伊玛目。马延增一生学习勤奋，坚守五功，并对阿文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他书写阿文“都阿宜”，不管篇幅多大，都能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受到老一辈阿林们的赞赏。建国后，东北各地清真寺给党中央敬献锦旗，一致推选马延增执笔书写。他的书法流传甚广，现长春市清真大寺大殿上的匾额就是他的墨宝。马延增曾担任吉林省第一、二届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长春市国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刘书林(1909--2002)，字香山，回族，河南省荥阳县人，陕西省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刘书林自幼学习经文，后跟随河南省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马长清等人学习阿拉伯文书法。几十年坚持苦练，不断创新，终成陕西省境内颇负盛名的阿拉伯文书画家。刘书林的书法清雅俊逸，极具美感。其特点是在用字与构图上很下功夫，如在创作之前，先设计好各种图案，然后用硬笔蘸墨，逐一根据需要勾勒出浓淡不同的墨色，再在图案中嵌入各种书体的阿文经字，使阿文和图案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幅美丽的画卷。

　　米泽波(1911--2004)，字受恩，回族，云南昭通人，阿拉伯文书法家。自少年时期就在清真寺接受伊斯兰教传统经堂教育。1930年在昭通文化街清真寺阿文专科学校“穿衣”毕业，后师从云南伊斯兰教著名经师马宜芝，学习刻苦，成绩卓著。解放后，历任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昆明市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昆明市政协委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教长，并执教于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及所在清真寺阿拉伯语学校。米泽波酷爱阿拉伯文书法，在他学习和任职期间，书写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书体既有阿拉伯书法原有的规范，又继承了中国穆斯林传统的书写风格，中阿融合，自成一派。他用榜书体书写的经文匾额，刚劲有力，气势磅礴；用竹笔书写的小楷，字质俊秀，清晰雅观。在昆明地区，许多清真寺都有他的手迹。他的书法远近闻名，多次参加中外有关的书法展览，曾荣获“云岭少数民族书法展”特等奖首名，作品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亦有收藏。

　　王世安(1914－)，回族，天津人，阿拉伯文缮写家。自幼进寺攻读阿拉伯文，学习宗教学，后任职于天津清真大寺。王世安在完成宗教功修之后，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书写阿拉伯文经典与匾牌上，他既善于小楷，

　　又善于大楷。其书体既有正规阿拉伯木哈盖格体的规范，又有中国传统阿拉伯文书写体的风格，功底深厚，笔墨出神，在天津穆斯林中有很高的威望。1980年，王世安为天津大寺重新书写了望板经牌(《古兰经》第2章第163节和第59章第23节)，镶嵌于大殿窑殿之内。90年代初，笔者亲自登门拜访王老，与王老切磋阿拉伯文书法技艺，颇受教益。访后，王世安将自己亲手书写、装帧的《亥提姆》全册赠给陈进惠收藏，以表谢意。

　　沙金瑛(1916--2002)，回族，河北沧州人，阿拉伯文书法家。自幼喜爱书法，从10岁起，先后在吉林、天津、北京等地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至34岁毕业挂幛。沙金瑛一生清贫坎坷，奔波不定，对阿拉伯文书法却执着追求、从未放弃。他在家乡写了大量的阿拉伯文中堂、横幅、条屏、对联和经字画，成为穆斯林深深喜爱的家庭装饰品。其书法属中国传统阿拉伯文书写风格，既刚劲遒健，又柔和清秀。他创作的经字画，造型优美、花样繁多，有以书入画或书画并茂之状。现其作品已广泛流传民间，在华北乃至全国受到普遍的欢迎。

　　文益茂(1919―1997)，字竹泉，经名优素福，回族，山东人，阿拉伯文书法家。文益茂出身于阿洪世家。其家族从明朝嘉靖年间起，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历时460余年，至文益茂时已是第20代阿洪。文益茂1942年挂幛后，在山东各地任阿洪之职长达50年之久。期间，在办好教务、寺务、社政等事物的同时，细心钻研阿拉伯文书法，尤对流行于中国的“经字画”功底深厚、技艺娴熟。他利用毛笔、竹笔结合汉字书法的书写特点，把阿拉伯文写成既有“书画合一”的组字形式，又有模仿汉字草书的形式，把阿拉伯文巧妙地融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给人一种中阿合璧、别具风韵的美感。由他创作的“中堂”“满棚”花样多变，深受穆斯林群众的喜爱。原中共中央委员刘格平同志曾珍藏文益茂的“满棚”，并以“认主独一”四个大字回赠文益茂留念。

　　金宝田(1919--2004)，回族，北京人，阿拉伯文书法家。金宝田出身经学世家。他自幼学习经文，曾投师于海朝光、米清文、马少斋、张子文等门下，并在马少斋门下穿衣挂幛。后在北京笤帚胡同、禄米仓胡同和南豆芽菜胡同清真寺任伊玛目。金宝田受海朝光阿洪的影响，对阿文书法甚为喜爱，尽心习练，刻意进取，终于学得一手好字，博得广大穆斯林的喜爱，故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其作品曾被沙特、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尼、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等地的穆斯林索求珍藏。金宝田的书法受到中国经堂体艺术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和特色。曾参加1989年北京穆斯林艺术作品展览、1996年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阿文书法作品展、1999年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及宁夏大学成立40周年而举办的书画作品展等、1995年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举办金宝田阿文书法作品展览。

　　冯子元(1925--2011)，回族，天津人，阿拉伯文书法家。冯子元出身于伊斯兰教世家。1933年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并在家庭的熏陶下对阿拉伯文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1948年在天津天穆村清真寺挂幛，后在天津清真大寺任教。冯子元曾拜著名老阿林李八爷三子李文藻为师，几十年苦心研习阿拉伯文书法，博采众长、技熟艺深，书写了大量的桃符、对联、四扇屏以及用阿拉伯文组成的汉文“寿”字“阿里宝剑”字画等，朴拙中见隽永，墨迹上显功夫，既有中国传统阿拉伯文的书写品味，又增加了汉文书法的传统风韵，中阿合璧，异彩纷呈。冯子元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被选为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市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副会长、市民族书画学会副会长等。其书法作品在天津广为流传，深受穆斯林群众的喜爱。

　　杨景恩(1925―1998)，经名阿卜杜?拉哈曼，回族，河北大厂人，阿拉伯文书法家。杨景恩自幼入寺念经，先后投师于钟永魁、杨富贵、杨茂恒、杨凤魁、王魁真帐下，学习刻苦，终有所成。1958年挂幛毕业，首任天津宝坻县清真寺阿洪。后又在河北南寺头、杨村、北坞等地任职，深受教胞拥戴。杨景恩治学严谨，犹对阿拉伯文书法更是情有独钟。他投学的其中一位老师杨茂恒乃是京津一带颇有名气的阿拉伯文书法家，其作品广为流传。杨景恩在承袭师风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刻苦研练，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法以榜书为主，作品有横披、圆幅、中堂、对联等，其中最拿手的是他的“悬纸疾书”。书写方式是由别人扯住纸张的四角，绷平纸面悬在空中，杨景恩提笔蘸墨，屏气凝神，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纸面却是不破不裂，字如龙飞凤舞，跃然纸上。通观杨景恩的书法，雄实浑厚、气势凝重，在京津地区及东北一带享有盛誉。很多穆斯林家中以藏有他的墨宝而引以为豪。

　　石介臣(1925--2006)，回族，新疆乌苏人，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家。石介臣自幼受其父熏陶，喜爱书法。参加工作后，虽重任在身，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后来他又受到回族学者刘智所著《天方字母解义》的启迪，萌发了学习阿拉伯文书法的念头。从此，在近30年的工作中，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探索、研习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书法从取材内容、造型艺术到色彩运用、布局安排都注入了自己的创意，即融绘画艺术与书法艺术为一体，创作了诸如花卉形、宝瓶形、果品形、汉字形、明灯形、亭阁形、鼓体形等各种书法造型，可谓形体各异、形象逼真，令人叹为观止。1986年，他的第一幅作品在乌鲁木齐首次展出，就受到好评。此后，他的新作品不断问世或公开发表或参加展出，为发扬伊斯兰优良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近年来，他的作品在东南亚、西亚、中东、拉美等十几个国家广为流传，受到外国朋友和广大穆斯林的称赞。

　　唐树林(1921－)，回族，吉林省九台人，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家。唐树林自幼入清真寺念经，喜欢书写和绘画。1939年考入沈阳私立回教文化学院，奠定了他从事书法艺术的基础。后投学牡丹江市沙海轩阿洪门下念经，于1950年毕业挂幛，后回吉林当阿洪。1987年以后，受聘任吉林省德惠市清真寺教长。期间，唐树林先后拜师马延增和刘丹涛先生学习阿文、汉文书法，获益匪浅。特别是他对“经字画”的研究与创作，有独到的建树。其特点是书法字体与书写内容相结合，即用字体来表现内容；书法与绘画相结合，即字中有画，画中有字；书法与汉字、拉丁文相结合，即字为阿文，貌似汉文或拉丁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唐树林的书法先后参加了长春、吉林、陕西、宁夏等地举办的书法展。1990年获得国家体委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他捐赠作品颁发的荣誉证书。2000年，他的书法专集《唐树林阿文书画艺术集》出版问世。2001年应沙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的邀请，在沙特举办了阿拉伯文书画展。

　　刘长明(1929－)，回族，天津人，阿拉伯文书法家。刘长明是天津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刘景星之子。为继承父业，自幼入寺念经。曾师从河北省河间王永年、定县刘绍棠、沈阳刘业衡、北京王宝珍、王建杰门下，1952年在辽宁凤城王永年门下挂幛穿衣。先后在辽宁丹东、天津等地任职教长。在北京王宝珍门下求学期间，他对王宝珍的毛笔小楷阿文书法十分欣赏，尤其是那用阿文拼成的“寿”字桃山，更是钦佩至极。为把王

　　宝珍的书法彻底学到手，刘长明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基本功，终于学有所成。后多以所学之“寿”字奉献天津穆斯林，1985年又将其字捐赠北京残疾人基金会，受到了好评。刘长明的书法还继承了他父亲的书法遗风，强劲有力、严谨大方，既有传统的笔法，又有自己的创新。在天津地区广为流传，颇受欢迎。

　　张玉昆(1929－)，经名穆萨，回族，北京常营人，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家。张玉昆是北京市常营清真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先后跟随张殿卿、刘绍棠念经。1958年毕业，适逢宗教改革而转业。1980午恢复政策后任常营清真寺阿洪至今。在念经和任职期间，张玉昆为满足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众的需要，承担了书写经文匾额、楹联、碑文以及婚约、“阿杜”等任务，并由此对阿拉伯文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对于日常所见之名作、佳品必多留意，细心揣摩、勤练苦学。念经时的抄经、写经，则为此夯实了基础。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玉昆的书法日臻成熟，并以古朴端庄、雄健豪放、结构严谨、构思新颖而独树一帜。其作品在1994年至1998年北京穆斯林书画展中深受广大穆斯林的青睐，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李超英(1930--2002)，原名李长清，回族，河南沁阳人，山东菏泽地区知名阿拉伯文书法家、艺术家。李超英出身阿洪世家，其父李文明是豫东、鲁西一带的著名经师。李超英自幼从父习经，1947年离家到开封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后又前往甘肃、宁夏等地继续深造。1955年穿衣挂幛，曾在山东曹县尹楼、西沙楼、东关等地清真寺任教长，后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和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1993年，他出席了中国伊斯兰教第五、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李超英从小喜爱书画，10岁左右即小有乡誉。他在研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同时，对中国书法、国画、油画、素描等无不涉足，对阿拉伯文书法尤其热爱。特别是在他任教长职务后，其书画艺术更是日臻成熟。他以阿拉伯文正规书体为本，注意汲取中国传统书法诸家之长，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他写的中堂、楹联、匾额、条幅等，用笔苍劲有力，体势沉稳丰满，布局匀称，错落有序，给人以气势磅礴、赏心悦目之感。遗憾的是，期间，李超英创作的书法和绘画毁于一旦自不必说，就连他本人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不过他在书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刘敬一(1930－)，回族，北京人，中国汉文、阿拉伯文书法家。刘敬一出身于北京东郊的一户贫农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学堂。曾跟随汉文书法家郭振峰攻柳体，毕业后辗转于张家口、天津、呼和浩特、北京等地，先后师从杨万禄、安士伟等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知识。几十年中，他刻苦学习、钻研中文书法和阿文书法，博采中外书法名家之长，终以中阿文相映生辉的书法艺术而取得优异的成绩。以汉文和阿拉伯文两种书法见长的书法家，在中国穆斯林中实属少见，刘敬一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曾参加过“北京穆斯林文化展”，在第四届和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老年“松鹤杯”书画比赛、赤峰市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书画比赛上荣获过各种奖励。近年来，刘敬一又赴马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展，受到中外观众的好评。

　　石其刚(1933－)，字志成，号敬一，回族，山东人，阿拉伯文书法家，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城清真寺教长、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石其刚自幼聪慧好学，所学阿语、汉语经文无不熟读成诵。1958年支边赴银，落户宁夏。他多才多艺，除做好教务外，还撰写和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阿拉伯文书法的创作上更是才华出众。从1987年至2001年，他的作品先后参加了在宁夏银川和四川广元举办的“回族书画联展”等。石其刚的书法既吸收了汉字书法苍劲有力、气势磅礴的特点，又发挥了阿拉伯书法字母圆润盘曲、笔力浑厚的风韵，可谓刚柔并济，入木三分。其书体风格既有中国的传统写法，也有阿拉伯正规的书体。在结构安排与手法创作上，他用书法编织各种造型，又用各种造型体现书法艺术，将书法艺术与造型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李文彩(1935－)，经名萨里哈，回族，河北清苑人，记者，阿拉伯文书法家、艺术家。李文彩自幼喜好书画艺术，尤对汉文美术字情有独钟。1954年就读于北京回民学院，1955年转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1960年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从事民族宗教工作。1986年调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后任《中国穆斯林》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十分重视研习阿拉伯文书法。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实践，他的阿拉伯文书法技艺有了显著提高。李文彩的作品讲求装饰美，趋于图案化，字体工整清秀，造型美观别致。他利用中国字画条幅的形式，配以中文美术字译文，既丰富了作品的美感，又使观众知晓阿文内容，将中、阿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受穆斯林的喜爱和称赞。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文彩的阿拉伯文书法作品在国内外阿拉伯文书法比赛与展览中赢得了荣誉。2000年1月4日，在巴基斯坦国际阿拉伯文书法比赛与展览中被评为国际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比赛二等奖。此外，他的作品还在伊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各项比赛与展览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各方的高度赞扬与好评。

　　哈孜?艾买提(1935－)，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著名穆斯林书画家，阿拉伯文、维吾尔文书法家。哈孜?艾买提生长在一个艺术家的环境中，自幼跟随父亲学习绘画与书法，后就读于喀什师范学院，1957年毕业于新疆大学艺术系，历任新疆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委员、新疆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他被评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哈孜?艾买提长期致力于国画、油画、壁画、装饰画以及阿拉伯文和维吾尔文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油画《罪恶的审判》《地毯?维吾尔人》《乐迷》《刀郎魂》和国画《牛背叼羊图》《唱不尽的心声》《葡萄架下》《麦喜来甫》《天山百灵》等先后荣获国家或省级优秀奖。他出版有《哈孜?艾买提画集》和《哈孜，艾买提油画作品选》。至于他的阿拉伯文和维吾尔文书法也同他的绘画作品一样，多次参加国家大型书画展，并先后赴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伊朗、日本、俄罗斯及独联体诸国举办书画展，受到各国各界朋友及有关专家的好评。哈孜?艾买提阿拉伯文书法虽然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未占太大的比例，但他的书法功底和造诣却非同一般，其风格自成体系。他创作的阿拉伯文书法造型多以苏鲁斯体为基准，既融汇了维吾尔文的书法风韵，又吸收了汉字书法的创作格式；既有阿拉伯人的书写特征，又有中国文化的艺术风格。可谓书体优美绚丽，风格异彩纷呈，为维吾尔族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树立了典范。缘于此，其阿拉伯文书法先后参加了伊朗和新加坡等国举办的书法展览。2001年，哈孜?艾买提被收入科威特出版的《当代世界阿拉伯文书法家大辞典》。

　　马福元(1937-)，回族，生于甘肃省康乐县巴丹乡李子堡，经名?伊斯哈格，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家。马福元于1943年在李子堡清真寺念经。1998年在李子堡清真寺任职教长。从1954年起，马福元便

　　开始学习阿拉伯文书法，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不断提高，其作品受到当地及周边地区穆斯林群众的普遍欢迎，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各界人士多有收藏其书法作品。马福元的书法以大字横幅、圆幅、扇面、四扇屏为其特长，字体雄浑，布局别致，形象优美，融书法与艺术为一体，令人赏心悦目。

　　陈进惠(1938-)，回族，生于辽宁省丹东市，祖籍河北省大厂县，经名优素福，穆斯林学者，阿拉伯文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陈进惠自幼酷爱书画艺术。1954年进入北京回民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历任《中国穆斯林》杂志编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馆长，现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中国中东学会会员。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陈进惠对阿拉伯文书法一直情有独钟，潜心致力于其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终于自学成才，成绩斐然。从1980年起，先后参加了伊拉克、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科威特、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国内多次重要的阿拉伯文书法展览与比赛，展示了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期间，曾经两次(1999年、2000年)荣获巴基斯坦国际阿拉伯文书法比赛书法艺术一等奖，为中国穆斯林赢得了荣誉。近几年，陈进惠在国际上参赛与参展的作品及其简历已先后被举办国收入相关的专集，公布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1997年，伊朗出版的《伊朗首届伊斯兰书法节文字集锦》；2001年，科威特出版的《当代世界阿拉伯文书法家大辞典》和阿联酋出版的《阿拉伯书法艺术大观》。2002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陈进惠阿拉伯文书法选》；2007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陈进惠为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编写的统编教材――《阿拉伯文书法简明教程》。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还多次采访并分别用汉、英、阿拉伯、普什图等语向世界播报了陈进惠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陈进惠长期从事伊斯兰文化工作，其中在阿拉伯文书法方面的研究与建树尤为突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他在任职伊斯兰教协会期间，曾受聘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讲授阿拉伯文书法达17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人才，为新时期阿拉伯书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应邀在北京、宁夏、山西、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地向有关院校及培训机构讲授阿拉伯文书法。1994年，陈进惠出访马来西亚，应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邀请，向在该校留学的各国阿拉伯文书法爱好者作了专题讲座，可谓墨香传四海，桃李遍八方。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巴格达学院；托雷多学院；翻译高峰；中世纪

　　中图分类号：G6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说起世界翻译史，西方学者普遍将其分为六次高峰。其中，第二次高峰指的是中世纪的巴格达学院和托雷多学院。随着阿拉伯人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扩张，阿拉伯文逐渐占据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大量希腊文本在巴格达学院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中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占据伊比利亚半岛，当地人开始讲阿拉伯文译本的希腊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使古希腊文化在西欧传播。

　　一. 中世纪前期（4世纪――11世纪）

　　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翻译活动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沉默期，只涌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翻译代表人物，包括卢西亚诺和其妻子特奥多拉。

　　鲁西尼奥和特奥多拉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当他们听说圣哲罗姆（San Jerónimo①）已经将圣经翻译成为拉丁文文本，而其本人前往天主教圣城伯利恒定居，于是在397年派了6名懂得书写和抄录的人到伯利恒，将拉丁文本的圣经抄录下来并于次年带回到贝迪卡②。同样带回来的还有圣哲罗姆写给鲁西尼奥夫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圣哲罗姆对鲁西尼奥说③：“我让你派来的人将我所翻译的拉丁文本圣经抄录并带到伊比利亚，看中的是你对宗教的虔诚，我希望在整理这些抄录文本时，你能够谨慎并且小心的修改其中的错误。另外，如果你发现我其中漏译或者表达不清，一定要派人告知我。”

　　鲁西尼奥于398年去世，因此人们并不确定他是否读过圣哲罗姆给他写的这封信。当得知其去世的消息，圣哲罗姆给特奥多拉写了一长篇对鲁西尼奥去世的悼词，他在里面称其为“亲爱的鲁西尼奥”，并且大力夸赞鲁西尼奥的“文字功底，坚定的，为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两地天主教堂常年捐献钱财，在翻译研究上做出的贡献等等，”并且尤为强调“鲁西尼奥派出六名懂得拉丁文的抄书者，来抄录圣哲罗姆从年轻时代开始所抄录和翻译的宗教文本”，这一点对于当时宗教拉丁文翻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4世纪末期，伊比利亚半岛上已经广为流传《新约旧约》的《武加大译本》④，以及其他圣哲罗姆原创或者翻译的宗教典籍。在圣哲罗姆给鲁西尼奥那封信的20年后，出现了一位可以称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第一位著名翻译家的学者，阿威托（Avito，生于现今葡萄牙布拉加地区）。根据马赛的根拿丢的作品《名人传》⑤中的资料，阿威托出生于公元4世纪末，于415年定居于耶路撒冷，在那他遇到了与他来自同一主教区的保卢斯?奥罗修斯⑥。保卢斯?奥罗修斯当时刚刚在其位于北非希伯主教区的修道院同奥勒留?奥古斯丁7会过面，之后来到伯利恒拜访圣哲罗姆。据说，当时这两人都参与了415年7月28日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对当时的异端学者伯拉纠8进行批判的教会会议。

　　几个月之后，在同年的12月，一位名叫卢西亚诺的神父在其距耶路撒冷几公里之外的卡布哈加马拉的教堂中发现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圣斯德望9的坟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东方基督教教会，之后这件事被卢西亚诺神父用希腊文记载了下来。416年阿威托将这个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马赛的根拿丢在《名人传》中提到：“伊比利亚的阿威托神父将卢西亚诺神父用希腊文书写的资料翻译成拉丁文，之后通过奥罗修斯将资料传到西方基督教教会⑩。”

　　416年，奥罗修斯离开耶路撒冷准备返回伊比利亚。途中在希伯短暂停留并再次拜访奥古斯丁并给他带去了大量的信函资料。当他到达梅洛卡岛时，得知了伊比利亚地区的军事冲突以及恶劣的政治局势。因此他决定把随身携带的圣斯德望的圣骨安置在梅洛卡岛的一个教堂里，之后返回到希伯。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在伊比利亚就已经出现了这份拉丁文文本翻译，不同的是，这次的翻译文本是布拉加教区的两名教士马丁和帕西卡西奥完成的。

　　布拉加的圣马丁（San Martín de Braga）515年生于潘诺尼亚（今日的匈牙利地区）。他于大约550年前后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精通希腊语，并且朝圣过耶路撒冷圣城和罗马，瞻仰过都尔的圣玛尔定11的坟墓，是一名虔诚的精通基督教教义的神父。他在杜马镇（今日的布拉加市区内）建立了当地第一家修道院，并且在他到达杜马6年后，于556年的4月5日被任命为杜马的主教，之后成为布拉加的大主教，并在572年以大主教的身份在布拉加主持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他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教职人员，而且还精通文字。都尔的额我略12在其著作《法兰克民族史》中大力赞扬马丁的文字功底和翻译水平。

　　马丁于579年（也有一种说法是589年）在杜马去世，之后被安葬在杜马修道院中。额我略在评论马丁葬礼时描述称“全城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B13”。

　　那次在布拉加附近的杜马的宗教会议毫无疑问打开了伊比利亚半岛翻译的序幕。马丁作为教职人员精通拉丁文，同时他还精通希腊语，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精通这两种语言。不仅如此，他还将希腊文教授给修道院中一个年轻的修士，即后来的帕西卡西奥。当他认为帕西卡西奥学有所成足够担当文字翻译活动时，就将《先哲语录》B14的翻译任务交给帕西卡西奥。

　　在帕西卡西奥完成这部《先哲语录》的翻译工作之后，马丁又将另外一部相对较短的希腊文的《埃及先哲语录》翻译成为拉丁文。这两部书的原版都是马丁从东方带过来的手稿，并且他认为将其翻译成拉丁文能够对杜马修道院的教职人员进行约束和教育。

　　马丁之后还将一部希腊文的《主教会议八十四准则》翻译成拉丁文，而且，马丁不仅仅是将这些准则收集整理，就如同他在这部作品序言中所说：“吾之先人在东方收集整理的希腊文书写的宗教准则，之后被翻译成为拉丁语，但是，在两种语言翻译过程中，我去掉了那些对于人们来说晦涩难懂且毫无用处的条目，我致力于用最简单的毫无修饰的文字来向人们传达神圣的教义。但是之后，我会努力将原文一字不落的翻译出来，不管是原版希腊文中晦涩难懂的文字，还是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所做的修改和评论。”

　　安东尼奥?丰丹B15后来在细致研究了这三个版本之后，对马丁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如下评价：“马丁在将希腊文翻译到拉丁文过程中，运用了一种细微化处理，即将原文进行适当删减和修改，看起来更象是马丁本身的评论，而不是将原文一字不差的翻译过来。”

　　在此之后，伊比利亚半岛的翻译工作又陷入了一段长达四个世纪的沉默和黑暗时期。711年西哥特王国在南方穆斯林王国的进攻下衰亡，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仅剩下北方山地地区仍然苟延残喘着几个天主教王国。在穆斯林政权统治下，穆斯林、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共同生活几个世纪。而伊比利亚半岛上再次出现翻译活动的消息，就已经是公元10世纪了。这股翻译之风于10世纪中叶出现在阿拉卡姆二世B16统治下的科尔多瓦，当时在此地兴建了大量的学校和图书馆，收集了超过40万册图书，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收录图书最多的城市，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天主教城市的图书馆收集的图书数量远不及科尔多瓦的百分之一。

　　946年，远在东方的拜占庭帝国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前往科尔多瓦，并且给当时的哈里发阿德莱曼三世带去了一本希腊文书写的迪奥斯克利德斯的医学著作《医学模板》B17。因此哈里发委派几名深谙翻译的学者将当时已有的阿拉伯文对应翻译根据这部希腊文原著进行修改和整理。其中一名学者名为哈斯达伊?夏普鲁特，是一名犹太人，精通犹太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学者群中还有一名后来成为科尔多瓦和乌维拉大主教的拉比?萨义德。不过，由于这些学者并不怎么精通希腊文，因此哈里发阿德莱曼三世请求拜占庭向科尔多瓦派遣一些精通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因此，几个月后，一名名叫尼可拉斯的拜占庭修士加入到翻译学者中来。

　　961年，一位名叫雷瑟孟铎的主教给阿德莱曼三世的继承人阿拉卡姆二世带去了一本名为《科尔多瓦年历》的阿拉伯文拉丁文对照的书。阿拉卡姆二世还委任一名名叫约瑟夫的犹太人将《摩西五经》翻译成阿拉伯文，但是翻译文本时至今日已经失传。同样遗憾的是当时安达卢西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马萨拉马?本?艾哈迈德?阿迦玛加里提翻译和注解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平球论》阿拉伯文译本也已失传。

　　此外，在这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治下主持的翻译活动。其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阿拉伯文的数学著作进行翻译，采用并且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推广十进制。这是欧洲第一次通过翻译借鉴不同宗教国家的文化。

　　二. 犹太人、阿拉伯人、莫萨拉贝人和西班牙基督教徒：12世纪―13世纪“托雷多翻译学院”

　　在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之后超过100年的时间里，伊比利亚半岛的翻译活动再一次陷入沉寂，直到12世纪初期才涌现出很多从事翻译的犹太学者。这个原因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当时的年代，能够识别拉丁文的人就不多，更不要说是希伯来语等外国语言。

　　第一个需要特别提到的人是莫塞斯?塞法尔迪，他是犹太人，出生于1106年6月29日，那日正好是圣佩德罗的庆日，加上其教父是阿拉贡王国国王阿方索一世，所以之后其皈依基督教，并且改名为佩德罗?阿方索。他是阿拉贡国王和英吉利亨利一世国王的医生，除了医学外还精通数学和天文学。他写过一本《教士准则》并且将其翻译成拉丁文。

　　和佩德罗?阿方索一个时代的还有阿布拉罕?本?厄其拉（1092-1167）。出生于托雷多，1140年之后开始游历欧洲，1158年游历伦敦，之后到过罗马，并在罗马去世。精通医学、天文学、语法、哲学等等，写过两本着作《最小整数探讨》和《数字探讨》，其中对阿拉伯数字0到9的用法进行了分析，并且使欧洲之后逐渐用阿拉伯数字代替了罗马数字。在其晚年将多本阿拉伯文写成的书籍翻译成希伯来文。

　　因此，历史上将这个时期称作“托雷多翻译学院”的起始时期，并且将上述两人称为“托雷多翻译学院”第一代翻译学者。不过这个命名方法从不同角度看，既是谬误又是正确：所谓谬误是因为不管是在12世纪，还是13世纪，在托雷多都没有具体的所谓的“学院出现”，但是所谓正确是指在托雷多确实出现一个所谓的翻译热潮，并且众多的翻译学者汇集在托雷多，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隐形的学院”。“翻译学院”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奥马布雷?乔丹因在1819年写的论文，论文中将出现在托雷多以及其他地方的翻译热潮统称为“college de traducteurs（翻译学院）”。瓦伦廷?罗斯在1874年第一次谈及“Ptolomaeus una die Schule von Toledo（托雷多学院）”，这种说法就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官方说法流传至今。

　　但是，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可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学院”，比如冈萨雷斯?帕伦西亚在1942年提到，历史上可能确实存在过，但是由于现存的资料很少，因此我们并不能确定。

　　1998年，C?弗斯在渥太华发表了Le traduxteur（《翻译家》）文集，两年之后被E?福尔翻译成西班牙语。在这份《西班牙12世纪和13世纪翻译史》的文章中，C?弗斯认为：“根据现存的关于12世纪西班牙翻译资料，可以明显看出，托雷多是12世纪吸引翻译学者最多的城市......但是没有人提到，在这个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首都是否确实存在一幢学校用于翻译活动或者翻译学者聚会。”

　　另一方面，9世纪在巴格达地区也存在一个和“托雷多学院”类似的学院，并且根据耶鲁大学教授D?古塔斯，这个所谓的“学院”也是指一群翻译者和学者。

　　第一批“托雷多学院”翻译学者，是指1130年到1150年之间，主要活跃在4个地点的翻译学者，分别是埃布罗地区，塔拉索纳，巴塞罗那和托雷多。

　　埃布罗地区的代表翻译学者有埃尔曼?德?卡林迪亚，罗伯特?德?切斯特，佩德罗?德?托雷多，和以为名叫的撒拉逊人。

　　埃尔曼?德?卡林迪亚，1130年到1135年在沙特尔大学和巴黎学习，1138年到西班牙定居，并开始翻译星相学的书籍。两年之后，将阿布?马沙尔的《天文学概况》翻译成拉丁文，之后翻译了托勒密的《平球论》，并且将一份复印版寄送到了沙特尔大学。

　　罗伯特?德?切斯特，英国人，1141年进入佩德罗?蒙特波斯尔修道院，和佩德罗?德?托雷多专心从事将《可兰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并且之后和合作，以便能够更好的理解《可兰经》的教义。1142年翻译工作完成。

　　罗伯特之后几年仍然在西班牙从事翻译，直到1147年移居伦敦。在西班牙停留的这段时间，他将《炼金方法论》和《代数法》两本书翻译成了拉丁文。

　　托雷多翻译院有3个主要特点：翻译活动始终受到教会的资助；翻译的作品主要是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译本，其次是阿拉伯文原作和希腊原作；托雷多是当时西班牙的教育中心和穆斯林学术中心。

　　1210年，一位叫做马克的当地人将罗伯特翻译的《可兰经》进行重新翻译，其质量远远超过罗伯特的译本。此外，马克在1213年还用拉丁文翻译了第一本穆斯林的神学论著。

　　1240年，托雷多的阿烈诺曼斯翻译了著名阿拉伯哲学家阿维罗斯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三. 总结

　　通过对中世纪前期和中期以及“托雷多翻译学院”代表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世纪中前期，由于许多希腊原文作品的失传，而大量阿拉伯译本进入欧洲，所以西方翻译学者只能将阿拉伯译本作为原文来进行二次翻译。一直到13世纪，希腊作品的原本才开始传进托雷多。

　　尽管就翻译专业角度来看，由于不是从原文作品直接进行翻译，而是通过对翻译作品当原本进行二次翻译，导致很多翻译译本并不准确，有时候会造成曲解。而且，由于中世纪人们知识的匮乏，很多人只是单纯的懂得语言，却不懂专业知识，导致这些翻译学者只进行翻译而不对理论内容进行考究，这也间接导致翻译质量不高。

　　不过，托雷多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也有其显著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它带来了东方人的思想，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活跃了西方的学术氛围，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由于大量的翻译活动集中在托雷多，使得托雷多成为当时的学术教育中心。

　　参考文献：

　　[1]Valentín García Yebra，1994，Traducción：Historia y Teoría，Madrid：Editorial Gredos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接收环境；固有成见：西方解读

　　一、引言

　　摩佳?卡夫现任美国罗格斯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热衷于研究穆斯林与美国以及其他团体之间的文化失调和文化重叠现象，关注反应在宗教、世俗、伊斯兰教、道德、性别、两性关系、政治等方面，尤其是与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在当今的西方文化中，对穆斯林女人的认识与真实的穆斯林女人形象截然不同。”[1]大多数民众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女人的了解，最初基本来自传媒报道。而由于地理、宗教、历史、政治等原因，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不可避免受到局限，当今美国社会对阿拉伯女人形象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固有成见。在这样的接收环境下，真实的阿拉伯女人形象不同程度的被扭曲的展现在大众面前。《包装的“胡达”：美国接收环境下的“什阿拉维的回忆录”》一文中，摩佳?卡夫通过对埃及作家胡达的《我的回忆录》与其英译版本的对比分析，强调阿拉伯女性作品在英译过程中受到接收环境的影响，原文侧重点和内容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在这种大背景下，西方社会很难摆脱对阿见和误解。在此文中，尽管翻译更多的是作为研究文化问题的重要载体，但摩佳?卡夫对美国接收环境下阿拉伯文学作品英译的不公正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从这点来说，不仅仅是阿拉伯文学作品，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在翻译成主流英语时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翻译不公的现象。

　　二、美国接收环境对阿拉伯妇女的“误读”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西方文化市场尤其美国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消费呈逐渐增长的趋势。阿拉伯文学（尤其是阿拉伯女性作家或内容涉及阿拉伯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美国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然而，它受到美国市场接收环境的影响形成固有定式和机制。以这个固有定式为标准选择出来，或者在这个大背景下翻译出来的的阿拉伯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不但不能真实的反映文学作品的原貌，反而为了与西方世界塑造的阿拉伯妇女形象相符合，为了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从而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扭曲了原文的本意。摩佳?卡夫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和强调了美国接收环境的形成及其是如何影响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文学作品的。

　　对于美国读者大众来说，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形象的塑造，要追溯到西方世界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固有成见。摩佳?卡夫在文中阐述道：“西方世界视阿拉伯-穆斯林女人为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固有专制文化的逃避者、阿拉伯男权的附属品。”[2]

　　西方文学对阿拉伯-伊斯兰女人的固有成见并不是一直表现为这三点。摩佳?卡夫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界不认为穆斯林女人是受害者。相反，视其为泼妇。”[2]受害者这一身份，是随着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促使西方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审视伊斯兰世界，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受压迫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面纱和隔离就体现了这种压迫性。二十世纪美国的接受环境承袭了这一观点，故有了“受害者”一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美国主流女权主义受到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的批评，重申了“受害者”这一形象。女权主义者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指出阿拉伯女性属于西方殖民话语中界定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范围内，视“第三世界妇女”为沉默的受害者，需要更为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的话语拯救。当阿拉伯女人的形象不符合以上分析的受害者这一模式时，美国大众会根据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文化，试图解读阿拉伯女人为这一专制文化的逃避者。 “多勇敢啊！” ，“她居然能从恐怖的专制世界逃离出来！”这是美国大众惯用的表达方式。拉兹瑞格（Marnia Lazreg） 认为“阿拉伯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除非他们能与支持她们的阿拉伯男人及阿拉伯文化撇清关系”[2]当阿拉伯女人形象不符合“受害者”和“逃避者”时，“附属品”这一概念就成为解读阿拉伯女人的成功避难所。

　　三、美国接收环境对胡达?什阿拉维的强化与弱化

　　胡达?什阿拉维（Huda Sah’rawi）（1979-1947）是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玛格特?巴德兰（Margot Badran），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兼女性研究学者。她于1986年将埃及文《我的回忆录》翻译成英文《“后宫”生活：一位埃及女权主义者的回忆录》。这个译文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了解什阿拉维及其成就和影响的一种途径。

　　摩佳?卡夫详细分析了在美国接收环境压力下阿拉伯文《我的回忆录》是如何翻译成英文《“后宫”生活》 的――将小说“后宫化”。[2]《我的回忆录》中，什阿拉维谈及其与家族中阿拉伯男性的关系问题时，表现出的满意及描述的丰富性，在译文中都不同程度的被缩小了；译文中夸大了什阿拉维对欧洲的倾向；掩饰了她对阶级特权的掌控；译文将侧重点从原文描述什阿拉维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转移到她的私人生活中。

　　原文中，作者将其父亲的去世写在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并在第二章节大量引用同时代作家的文章为其父亲辩护，可见她非常重视为其父亲一事。然而，译文却将这部分大章节的删除并移至附录部分。在美国读者面前，巴德兰作为什阿拉维虔诚的拥护者，为了避免体现“附属品”这一固有成见对原文进行了这样的改动。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接收环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原文的叙述所采用阿拉伯传统文学的修辞手段，以及表现出作者父亲对其的重要性，都反应出什阿拉维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阿拉伯女权主义者与其文化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与视阿拉伯女性为“受害者”“逃避者”或“附属品”的固有成见大相径庭。原文所反映的是一个阿拉伯女人因为深爱其家人，并且根源于其文化而得到解放的形象。而这在译文中都没有体现出来。

　　专制文化的“逃避者”，这一固有成见是读者期望看到和容易理解的，所以在译文中欧洲元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夸张。毫无疑问，什阿拉维作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埃及上层阶级的一员，接触不同的文化是理所应当的，而欧洲文化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欧洲逐渐取代土耳其成为埃及阶级关注的焦点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译文中刻意的夸张了欧洲元素。例如，在译文中，巴德兰改变了什阿拉维学习语言的顺序：“作为上层阶级的妇女，胡达?什阿拉维的社交语言是法语。她同样也会土耳其语（她母亲的语言），但是她更喜欢他父亲和本国语言――阿拉伯语。”然而与之相反，从什阿拉维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在她九岁时，上完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后，她才开始学习法语。她还热衷于从小贩那儿买一些廉价的阿拉伯故事书，并且喜欢朗诵土耳其和波兰诗歌。而这都远远早于她能识别一个法语单词。在原文叙述中，什阿拉维收到阿拉伯文化，土耳其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共同影响，欧洲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并没有比其他文化更为突出的影响什阿拉维。欧洲的朋友和良师益友在什阿拉维的社会生活中很重要，但是埃及和土耳其的朋友和良师益友在她的生活中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在原文中，作者所呈现的并不是所有欧洲妇女都是自由的，而阿拉伯妇女都是受压迫的。什阿拉维在原文中确实讲述了一个东方妇女受到压迫这一事实，但她也描述了报纸上一个法国妇女谋杀了侮辱她的男子。她很惊讶，居然没有一个法国人同情这位妇女，在她看来这位法国妇女也是受害者。

　　译本中弱化了作者对阶级偏见的立场，而这在原文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由于美国接收环境视什阿拉维为理想的受害者和对其社会勇敢的反抗者。就拿挨户贩卖商品的小贩为例。在原文中，什阿拉维用了好几页篇幅来描述她们是如何利用阴谋诡计为了贩卖商品毁坏了多少家庭，还称她们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妇女。这些小贩大多数是高利贷发放者。她恨这些妇女，在原文中作者用“恨”这一强烈的感彩词，而在英译中，被翻译成“不喜欢”，大大弱化了作者的感彩。在原文中，作者在回忆她的第一次购物经历时，描述道她母亲最终批准她可以去商场购物，是因为可以削减那些爱管闲事的狠毒邪恶的中年妇女商贩的利润。而在译文中，这种阶级敌对情节被减弱，作者想要消灭这些妇女商贩的想法被缩减为“明智的消费”，很显然这并没有表达什阿拉维想要表达的感情。很显然，如果译文中表达出什阿拉维的贵族倾向，就与美国读者的期望相冲突，美国受众认为阿拉伯女权主义者是理想的受害者而不是杰出的雍容华贵的女士。

　　从什阿拉维的标题《我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回忆录是以什阿拉维自己的叙述为中心，强调阐述的来源是她自己。而译文《“后宫”生活：一位埃及女权主义者的回忆录》却把重心放在什阿拉维与制度习俗的关系上，把整个叙述后宫化。译文对原文进行了重新排列和删节，整个结构都围绕着“后宫”展开，例如，“后宫中的童年时代1884-92”，“后宫中的妻子1900-18”。这种改动使得原文读者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完全不同。当什阿拉维谈及家庭生活时，她的描述根本没有受压迫的受害者的语气，相反，她写到“我们的生活是由规律指引的，是平静生活的缩影。这种平静的生活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上，是在仆人之间的和谐，所有生活在家庭生活中的人们之间的和谐与合作的努力下形成的。”[2]同样，西方观察者认为什阿拉维和她的同龄人的生活是被隔离的，但在她的描述中，没有丝毫被隔离的表达。她母亲的住处经常有一堆的客人，游客，旅居者，情愿者。母亲和朋友打扑克，聊天，做慈善，亲戚们来来往往，穷人们在门前祈求施舍。然而，在译本中隔离问题被视作中心问题来界定什阿拉维的生活方式。译文时刻都在把描述的侧重点放在什阿拉维的私人生活中，以达到吸引读者，满足受众阅读期望的目的。

　　四、总结

　　其实摩佳?卡夫在文章中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第三世界话语权问题。她认为：受到美国接收环境的影响，在把第三世界的语言译成英语时，为了符合其塑造的阿拉伯形象，迎合读者的期望，文章的原貌发生改变。其实，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地位，地理位置以及教育程度可以避免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这种绝对话语权。然而，对阿拉伯女人扭曲的解读，并不该由所有的西方作者对其负责，同样也不能说所有阿拉伯人就都是无辜的。在美国受众中，“受害者”、“逃避者”以及“附属品”已经根深蒂固。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商和翻译者是可以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女人的误读进行挑战和批判的。不加任何批评就接受这一固有成见会使原作思想陷入泥潭，而这一现象读者、出版商以及翻译人员是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并加以抵制的。因此，在翻译者的个人意愿和接收环境的影响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将文化误解降低到最低，尽可能的降低接受环境与偏见对文学翻译的不公。

　　参考文献：

　　[1] Mohja Kahf.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uslim Woman： From Termagant to Odalisque. [M]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January 1999）.

　　[2] Mona Baker. Critical Read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urk： Routledge，2010.

　　[3]马丽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M]. 时事出版社，2007

　　[4]杨卫东.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世界[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人留学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人留学阿拉伯国家始于近代，起初主要是穆斯林在朝觐途中的访学和求学，代表性的人物有：哲赫林耶门宦的创始人马明心、苏非主义虎夫耶华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以及近代著名经学家、翻译学家马统(又名马德新)和伊赫瓦尼派的创始人马万福等。马明心(约1719―1781年)，经名伊布拉欣，于1728年随叔父前往麦加朝觐，途中与叔父失散，后流落也门扎比德地区，为当地伊本?载尼道堂收留，遂在此攻读《古兰经》、《圣训》。马来迟(1681―1766年)，经名阿卜杜。哈里木，祖籍陕西长安，后迁居甘肃河州(今临夏)。清雍正六年(1728年)，马来迟赴麦加朝觐，并先后在麦加、大马士革和开罗访师求学。雍正十一年(1733年)，马来迟回国。马德新(1794―1874年，又名马统)，云南太和人(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于1841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开罗、亚历山大、耶路撒冷、亚丁等地，与当地的伊斯兰学者、长者接触和交流，研讨“天方之学”。根据庞士谦所著《埃及九年》记载，马统跏侵泄最早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回族学生。马万福，1849年生，经名努哈，甘肃东乡果园村人，1888年前往麦加朝觐，后留居麦加4年，寻师求教，学习《古兰经》、《圣训》和教法。此外，上海的哈德成(1888―1943年，陕西南郑人)阿訇在1920年前后去麦加朝觐，并在埃及游学多年。可见，早期华人留学阿拉伯国家是“辅”的，其主要任务是宗教性的，即完成伊斯兰教“五功”之一――去麦加朝觐。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穆斯林兴起了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潮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到阿拉伯国家留学。1922年，天津的王静斋(1879―1949年)阿訇人该校学习。1931―1945年，中国穆斯林界创办的新式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昆明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学校)及新疆先后派出六批共40名穆斯林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留学生有马坚、纳忠、林仲明、张有成、马金鹏、张秉铎、纳训、庞士谦等人。访问过埃及的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曾以《卅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为题记述了当时留埃学生的情况及爱国情怀：“他们所进的学校，是世界最古老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十金洋，一切烧饭、洗衣等杂务，都得靠自己动手。抗战后，对于祖国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有着极高度的同情和热望，他们在勉强维持的生活费中，还挤出一点钱，在海外对污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制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是依据双方签署的有关文化教育合作协议进行的。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的阿拉伯国家是埃及(1956年)，后中国又陆续与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苏丹、突尼斯、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签订文化教育合作协议，双方承诺互派有关人员赴对方国家进行研修、学习。中方派遣人员的留学身份一般为访问学者或高级研究学者，高级研究学者的留学期限为3――6个月，访问学者的留学期限为8―12个月。中国留阿人员的奖学金由对方国家提供，往返国际旅费和奖学金补差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负担。据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统计，近年来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开罗大学，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学、阿勒颇(Aleppo)大学、拉塔基亚(Al-Latakia)大学、十月(October)大学、复兴(Nahda)大学，以及约旦的安曼(Amman)大学、也门的萨那大学、阿曼的苏丹卡布斯大学、利比亚的加尤尼斯(Garyounis)大学、苏丹的喀士穆大学、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语言学院等院校。据阿拉伯联盟驻华代表处提供的信息，2005年时阿拉伯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有近千人。从国别来看，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三国是中国留学生在阿拉伯国家的主要集中地，尤以埃及为最多。

　　新中国向埃及派遣留学生始于1956年，在“”期间中止。1979年以后，恢复正常工作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爱资哈尔大学签订了合作协定，每年从国内选拔5名留学生到爱资哈尔大学(后名额有增加，该协议现仍在实行)，奖学金由爱资哈尔大学提供。目前，留学埃及主要有公费和自费两种。公费留学生由中国国家教育部根据两国“文化交流协议”的有关规定派出的，其名额已从最初的每年15名增加到2001年的25名。中国国家教育部下属的留学基金委员会负责面向全国的招生工作。申请者如获得批准，可前往埃及开罗大学进行为期约8个月的进修。开罗大学是埃及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教学科目设置比较齐全。目前，中国的公派留学生基本上都在该校学习。传统上，从中国高等院校、国家机关等部门选派的访问学者都在那里进修阿拉伯语，但现在已逐步扩大到旅游、考古、水利、农业、治沙、地震减灾等领域。公派留学生在埃及学习期间都人住学校附属的大学城宿舍，大学城中的食堂提供三餐饮食，只向学生收取象征性费用。如果在中国已经获得副高以上职称，则可享受高级访问学者的待遇。赴埃及的中国自费留学生中，一部分是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派出的公派自费留学生，即由该协会负责办理出国手续，但不负责这些学生在埃及的管理工作，学生个人负担费用。这部分学生主要是来自宁夏、青海、河南、河北等地的穆斯林学生。此外，还有来自新疆的自费留学生，他们大多是通过办理旅游、探亲和商务签证等途径来到埃及。中国自费留学生主要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爱资哈尔大学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宗教高等学府，在整个中东地区和穆斯林国家享有盛誉。该校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给予关照，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因此对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全部 选学宗教和语言，他们大多从预科教育开始，也有部分较年幼的学生从初中教育开始学习。据2001年的资料，在爱资哈尔大学就读的各类中国留学生约为250人，其中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出的公派自费生共4批、56人，另有来自新疆的自费生约为200人。中国公费留学生在埃及主要以旁听或进修形式为主，不能获得学位和相应的学历证明；而自费留学生虽然在毕业后能获得相应的文凭和毕业证书，但爱资哈尔大学的学习周期太长，从预科到大学毕业一般需要10―12年时间，很少有学生能够坚持下来，常常是念到一半就转往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学校学习。近年来，埃及对前往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中国自费生采取了限制措施，只接受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推荐或经埃及驻中国使馆同意并通过考试的自费学生。在中国驻埃及使馆教育处的组织下，该校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爱资哈尔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办有学术性刊物《爱大学报》。据统计，1955―2005年，根据中、埃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协议赴埃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成行400名；2005年时在埃及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共有300多人。

　　中国向叙利亚派遣留学生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派遣的留学生大多就读于大马士革大学的文学院，主修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按照中、叙两国教育部签订的留学生互派工作协议，中方每年向叙方派谴10名留学生。随着中、叙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赴叙利亚的公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名额增加到29人。据了解，中国留学生一般9月初到叙国，次年7月中旬以前回国，学习时间为9个月。此外，据叙利亚教育部统计，1989―2002年，有100多名年龄不等、男性居多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叙利亚学习，他们大多来自甘肃、内蒙古、陕西、云南、宁夏、新疆、河北、辽宁等省(自治区)。在叙利亚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多集中在艾布努尔学院、法塔哈学院、大马士革大学语言中心等高校，学习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少部分留学生在大马士革大学、拉塔基亚大学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学。2002年，在大马士革的中国留学生大约150多人。自2002年9月起，中国国家公派留叙学生和访问学者将增加到29人。

　　沙特阿拉伯拥有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浓厚的伊斯兰氛围和给予留学生的优厚待遇，使沙特阿拉伯的大学备受中国留学生青睐。建于1961年、位于麦地那的国际伊斯兰大学是中国学生留学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大学。据留学该校的一名学生介绍，自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后，沙特阿拉伯政府开始扩大批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名额，同时也在中国大陆招收留学生。大多数赴沙特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来自于西北、华北地区以及云南。目前，在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网站、留学生期刊和学生联谊会等。就读该校的留学生免交学费，每月享有842沙特里亚尔助学金(1994年以前为520沙特里亚尔)，享受免费医疗，每年享有800多沙特里亚尔的书本费(1994年以前为1500沙特里亚尔的服装费)，每年长假回国省亲的往返机票由学校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该校每年招收40多名中国学生，至2005年已有100多名中国学生在该校学习。另外，利雅得的国王大学和麦加等地的大学中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由于受阿拉伯国家的习俗和有关规定的影响，一般单身女子不能获得沙特阿拉伯的签证，前往沙特阿拉伯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女学生很少。

　　由上可以看出，虽然新中国建立后阿拉伯国家中的中国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其总量并不多；他们多为穆斯林学生，主学的专业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

　　二、留学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学生的贡献

　　到阿拉伯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成就却十分卓著，在国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促进国内伊斯兰事业的发展。中国留阿学生在翻译和注释伊斯兰教经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马统醴译的《宝命真经》，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四典要会》、《朝觐途记》。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直接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解释《古兰经》的回族学者。回国后，马统豕闶盏茏樱讲学授课，逐渐形成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云南学派。留学爱资哈尔大学的王静斋回国后三次翻译《古兰经》，他翻译的《真境花园》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第六批赴埃及留学的庞士谦阿訇(1902―1958年)主修教法学，他的译著《回教法学史》对后人了解伊斯兰教法的基本面貌有重要的价值，他的著作还有《中国与回教》、《回教认识的派别》等。留学爱资哈尔大学达8年之久的马坚(1906―1978年，云南个旧人)是留阿学生的杰出代表，他用现代汉语翻译的《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古兰经》汉译本之一，伊斯兰世界联盟也采用了其汉文译本。他翻译的《教典诠释》是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长期以来的读本之一，他的译著还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等。马坚还是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后任该会常务委员。中国留阿学生翻译的大量宗教著作，对推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

　　除翻译伊斯兰教经典与著作外，留阿中国学生归国后利用所学知识，对国内伊斯兰教进行了革新。例如，马明心回国后创建了哲赫林耶门宦，马来迟回到西北河湟地区后创立了虎夫耶华寺门宦，马万福回国后在河湟地区宣传他在麦加所学的瓦哈比派教义并创建了伊赫瓦尼派。留阿学生回国后从事宗教事务工作，实际上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制。

　　近年来，新时代的中国留阿学生在推动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笔者的同窗学友中，就有不少人曾在阿拉伯国家留学，他们现已成为国内伊斯兰文化研究的中青年才俊。如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马明良教授，曾留学科威特，专注于伊斯兰文化研究，著有《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曾在约旦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留学的兰州大学法学院马明贤副教授，以研究伊斯兰教法见长，他发表了多篇颇有见的学术论文。

　　其次，开启了国内高校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门，培养了大量学术研究人才。留阿学生中有不少人专攻阿拉伯语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以马坚、纳忠、刘麟瑞、马金鹏、王世清、马宏毅、杨有漪、林兴华、林仲明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埃及的高才生回国后专心致力于阿拉伯语的教学与研究。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马坚和纳忠。马坚于194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是该系的奠基人，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为我国的阿拉伯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纳忠于1940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教。1943年他首次在中央大学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并编写了国内第一本阿拉伯语教材。1958年，纳忠调入北京外交学院，创办阿拉伯语系并任系主任。1962年，纳忠又奉命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创阿拉伯语专业，任亚非语系系主任，并兼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他主编的《阿拉伯语》(10册)和《基础阿拉伯语语法》(4册)被全国相关院校采 用，影响广泛。对以马坚、纳忠为代表的这些留阿学生在发展中国阿语教学事业上的贡献，有学者予以了高度评价：(他们)“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从延续千年的民间教学成功地引入高等学府，并使其进一步发展”。可见，留阿学生是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开拓者、推动者和身体力行者。目前，新生代留阿学生已成为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有生力量。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为例，该系所有的教师都曾分别在开罗大学、大马士革大学等阿拉伯国家的大学留过学。在新、老留阿学生的推动和辛勤努力下，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蓬勃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先后批准在外交学院等高校设立阿拉伯语专业。截至2005年，中国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等院校已增至16所，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在读学生也有了成倍的增长。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三所高校有权授予阿拉伯语硕士和博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权授予阿拉伯语硕士学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还设有阿拉伯语博士后流动站。

　　留阿学生回国后在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教学与研究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其中最突出的为纳忠。早在1945年，他率先在中央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课，后又有多部关于阿拉伯历史和伊斯兰教历史方面的论著问世。他早年出版了《回教诸国文化史》、《埃及近代史》、《阿拉伯史》等书，1997年、1999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他约90万字的巨著《阿拉伯通史》(上、下卷)。《阿拉伯通史》是目前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权威之作，曾荣获1999年中国第四届国家图书提名奖、2000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些著作已成为国内阿拉伯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1981年，纳忠成为我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出了多名博士研究生。

　　除上述这些著名学者外，其他留阿学生大多奋斗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以开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例，就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余章荣教授、北京大学东语系前主任陈嘉厚教授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旦哈希姆王国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皇家学会)通讯院士朱威烈教授等。

　　第三，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外事人才。留阿学生是中、阿友好交往的桥梁，特别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留阿学生付出了极大心血。例如，马坚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之时就将中国的《论语》和《茶神》、《河伯娶妇》等民间故事及《中国格言谚语》译成阿拉伯文本，并用阿拉伯文著写《中国回教概况》等书在开罗出版。纳忠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致力于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1932年，他翻译了埃及著名学者哈桑，曼苏尔阐述伊斯兰哲学、伦理、历史、文化和古兰经的《伊斯兰教》一书。之后，他又翻译了《黎明时期的阿拉伯文明》等5部书籍。1938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而召开的埃及国会高级代表大会，并在上万人的大会上用阿拉伯语做了强烈谴责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演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阿拉伯国家的大会并第一次上台演讲，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树立了良好形象。20世纪80年代，纳忠先后到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参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被誉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为表彰他在中、阿交往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5年，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学会”推举他为该会终身荣誉通讯会员。2001年10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奖’’授予了他(也门诗人马卡莱赫与他一道共获此殊荣)。留学埃及的学生纳训(1911―1989年，经名努尔)以翻译阿拉伯古代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而闻名。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把该名著译成中文本《天方夜谭》(共5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0年代的新译本改名为《一千零一夜》)。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一千零一夜》全译本分6卷出版，共230多万字。这是中国惟一的、直接译自于阿拉伯文本的全译本。此外，他还将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曹禺的《雷雨》等译成阿拉伯文本。留阿学生的大量中、阿文译作，增强了中、阿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对中、阿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留阿学生已成为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事活动专业人才的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后，马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阿拉伯文本的翻译工作，并多次为主席、总理在国事活动中担任阿拉伯语翻译。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驻埃及大使、中国中东学会会长的杨福昌先生，就是开罗大学中国留学生在外交战线上的佼佼者。另外，中国常驻阿拉伯各国使领馆中的大使、参赞，也大多曾在开罗大学学习或进修过。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增多，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前往阿拉伯国家留学，这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

　　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回回穆斯林青年；留学埃及；意义

　　中图分类号：K828.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1－0047－05

　　1931年11月9日，经昆明明德中学选派，云南4名回回穆斯林青年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启程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在此后的7年间，昆明明德中学、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及中国各地的“回教俱进会”等学校和回教团体共送出六届35名回回穆斯林青年先后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批学子学成归国后，为回回伊斯兰文化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国阿拉伯语与中东语学科群的创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8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对当时中国的回回穆斯林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的先贤们更加崇敬。

　　一

　　1931年11月，第一批云南回回穆斯林青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回族最早的“有组织的留学”。这是一种由民间资助但是具有公派性质的留学，其组织单位是“云南回教俱进会”，具体的实施单位是昆明明德中学。《云南清真铎报》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报道，同时还有一些相关的文告、述评、议论文章发表。“有组织的留学”与个人的留学不一样，它更多地表达了组织者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社会的责任。

　　在欢送会上，云南回教俱进会会长马伯安致欢送词：“将来尚望能继起有人，扩而充之，则宗教前途，庶几其振与光大之望，今当欢送之时，所期于诸君有三事，希加注意。一、土耳其为回教宗教发源地，今基玛而崛起革新，遂一耀而成新兴之国，其间政教分合之利弊关系，与将来之趋势如何?此应加以注意者一；二、土耳其与埃及之教育，其关于伊斯兰宗教方面者，为教材之选择编辑，经典教理之讲授及一般奉持宗教之情形如何?此应加以注意者二；三、诸君此去既负有革新宗教之使命，惟有抢定宗者，以研究教理深造有得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