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及其叙事伦理的正确性

　　

　　因为电影是一种具有高度逼真性的艺术，影像再现情景的真实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艺术媒介，所以，电影就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属性—它具有极强的似真性（plausibility）。它会让人们在直觉上以为银幕上的一切都是真的。于是人们便开始模仿它—不仅模仿明星的做派、穿戴，而且模仿他们抽烟、喝酒，甚至行窃、杀人、犯罪。这种模仿尤其容易发生在孩子身上，这样对于电影就必须进行必要的管控—不论是采取分级的方式还是审查的方式，否则，电影就会误导观众，有时甚至还可能变成社会犯罪的温床。

　　 

　　电影尤其是对于儿童犯罪行为的限制，已经成为诸多电影生产国的共同戒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分级制作为保护儿童免受电影心理伤害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沿用的是审查的方式来行使对于电影创作生产内容的限制，所以，孩子和成年人在电影院里看同样的电影，接受同样的影像的现实。当我们与孩子一起在银幕上看到了儿童在吸毒、在轮盘赌、在开枪、在做人肉炸弹的情景时，不能不为坐在我们身边的孩子捏一把汗。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电影的审查与电影的分级孰优孰劣，我们强调的只是：主流电影中符合正义的叙事有时未必符合伦理的要求，未必符合人性的要求。

　　

　　进而言之，在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政治的正确是一种生产的规制，相对比较容易把握；而伦理的正确则需要的是一种思想的认知能力以及对于电影本质的深刻洞悉，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生产规制，而是一种自我校正的文化境界。在电影这样一种虚构的叙事体内，我们可以设计100种方式去终止孩子的犯罪行为，可以用100种方式避免警察去枪击一个未成年的儿童。可是，我们都没有。虽然孩子是贩毒集团的同伙，但是，这个被贩毒集团所利诱、所控制的孩子与其他贩毒集团的人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幼小的生命已经被贩毒集团所利用、所胁迫、所摧残，他们得不到营救和医治，反而会倒在警察的枪口下。尽管这种剧情设计会牵动所有观众的敏感神经，对于影片的心理引力有所增加，只是这种吸引力的增强折损了影片整体的伦理指数。尽管这部影片为我们创造了诸多的成功业绩，然而，同时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法消除的伦理缺憾。

　　 

　　我们在讨论电影的叙事伦理时，不能简单地把道德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不能认为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可以接受，在道德上也就可以接受。不论是刑法还是民法都无法进入的心灵领域，它只能约定人应当如何做，而并不能约定人如何去想。斯皮内洛说得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不道德的‘法律’例子比比皆是，如纳粹德国可怕的歧视性法律和美国奴隶制度的法律等。”某些法律在人类社会所犯下的罪恶已经被历史证明难辞其咎。况且，道德问题是一种源自人内心世界的精神律令，而法律则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外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去约束人的意念。道德的质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法律无法进入的地带。对电影而言，叙事伦理的正确性恰恰来自创作者自身的道德律令是否有效、是否完备。

　　 

　　

　　尤其是在涉及到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商业伦理与社会伦理相互交织的领域，单靠法律法令的铁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一切都要有以证据来说话的法律领域，伦理与道德的言说永远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人类的精神世界。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有时可能什么都没做，他对跌倒在路旁的老人袖手旁观，对面临危险的孩子视而不见，对于国家社稷遭受的灾难无动于衷。他违反了什么法律吗？可能在法律的条文上他什么都没有违反，但是，他却是一个道德缺失甚至道德沦丧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一个人必须去搀扶跌倒的老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去救助危难中的儿童，也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要求在灾难面前必须挺身而出。易言之，这些伦理道德律令都是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外，但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我们就可以放弃，就可以忽略吗？显然不是，特别是在艺术创作的领域，叙事的焦点往往都指向人的情感世界、道德世界——艺术作品中的伦理问题几乎无处不在，对于艺术的伦理批评显然不能在此止步。

　　 

　　在电影业通过伦理指数的设定来限制暴力与犯罪在全世界可能都是一种奢望，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数不清的东西。它每时每刻又漫无边际地出现在银幕上，这也许是属于雅斯贝尔斯所讲的那种属于个人“独自沉思”的范畴，那是一个需要灵魂驻足的地方，那里需要的不是众声喧哗，不是敲锣打鼓。我们的电影当然需要有众声喧哗的时候，也需要有齐声喝彩的场面，可是越是需要不断飙升的票房业绩，往往也越需要有人在默默地坚守，越需要有人对那种没有正义的暴力，对血腥残忍的杀戮，对无端肆意的犯罪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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