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感受

　　注：很喜欢这本书，因此把这本书按我的思路整理了一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这本书内容的途径，毕竟在中国大陆还不太方便看到这本书；不过这毕竟是我个人的总结，难免会与作者本意有所差别，请各位读者注意鉴别，有机会可以直接阅读原书。

　　当时买了这本书，并且尽快看了，很大原因就是我受够了铺天盖地的人性论，受够了拿人天性自私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卫道士，受够了批判群众是乌合之众、是群氓易于煽动的精英分子。但面对这些现象，左派往往只能辩起经来，说什么“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之类的大道理，在舆论上毫无说服力。

　　于是，书店里的这本书很快引起我的注意。看完后，我要说，在我关心的问题上，这本书没有让我失望。

　　作者上来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大部分人内心是相当正派的”，而在统治者长期的训教、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长期的否定、新闻媒体长期的忽视下，相信“人性险恶”这种并不真实的观念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甚至于“现实主义”已经成为它的代名词了！）；而若是有人相信人性的良善，就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作者指出，事实上，后者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他称之为“新的现实主义”。

　　让我们跟随作者来看看什么是“现实”吧！一、真实版《蝇王》

　　作者首先拿出了曾经获得获得诺奖的《蝇王》（台译《苍蝇王》）作为他的批判对象，这部小说描述了一群被困荒岛的儿童试图建立一个文明体系，却因为人类内心的黑暗面使他们堕落为暴力的野蛮人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颁发给该书作者，是他的作品“拥有现实主义叙述视角的清晰性和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点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情况”（我自己的渣翻译）。看，多么“现实主义”的一本书，尽管学界没有任何支持它的证据，但它依旧被诺奖评委们认为是“现实”且“普遍”的。

　　而作者通过不懈地收集资料以及广泛的实地访谈，还原出与这本小说完全不同的故事——这里有六个小男孩擅自逃离冒险，流落到一个荒岛上；而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小社区，他们有自己的菜园，有储水用的挖空树干，有奇形怪状的哑铃，有简易的羽毛球场，有鸡栏，还有一堆在被设法点燃后就从来没有熄灭的火焰，以及一把用椰子壳和船上带来的钢索做成的简易吉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共同面对了很多灾难，他们遇到过旱灾以至于缺水，他们的小屋被风暴摧毁，他们有人摔落悬崖断了腿……但这些，他们都很好地一起克服了，而《蝇王》里那些残酷的场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就是太平洋岛国汤加的领土阿塔岛上发生的故事。

　　此外，这个故事与《蝇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蝇王》是虚构的、而且没有任何“现实主义”可言的小说。二、Homo Puppy

　　本书作者的一个写作特色是喜欢替读者发问。例如，阿塔岛的事例固然能够驳斥《蝇王》所谓的“现实主义”，说明《蝇王》不能体现真实的人性；但是，阿塔岛的故事能否成为人性的典范案例？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反例呢？读完上述故事的读者很容易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作者也马上问了出来，并由此展开了他的主体内容的叙述。

　　想要解决这个宏大的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几个事例，而是要追溯到那个文明尚未出现的原始时代。两派的人士都在这么做。例如《利维坦》作者霍布斯相信，原始社会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而人类要结束这场战争，就需要把一切自然权力交到有绝对威权的“利维坦”手中；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卢梭却相信，在“自然状态”下，我们富有同情心、健康且强壮，而在代表文明的官僚和君主出现后，我们却变得愤世嫉俗、自私自利、懒惰虚弱。

　　还有其他不少有名的人物都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里就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专偶制家庭、私有财产、国家的接连出现摧毁了它。也有如生物学家道金斯就在《自私的基因》里认为人天性自私，慷慨、利他的品质是需要去教导的。

　　而作者也要在这里给出属于他的论述。作者问到：为什么智人——也就是我们——能征服地球？

　　更强大？我们绝不比其他猛兽更强大。更聪明？和黑猩猩比我们也聪明不到哪去，和尼安德特人比我们的脑袋更是小得可怜。更狡猾？人类是非常差劲的说谎者，也很容易相信他人。因此，《人类简史》（台译《人类大历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更残忍，伴随着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而作者却认为，这是因为智人更加友善，以及更善于模仿他人，所以智人有更强的团结合作能力，能够安全度过最后一次冰河期，而有更大脑袋却很孤僻的尼安德特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作者给出的论据是上世纪下半叶，苏联有学者在西伯利亚做的有关银狐的研究。银狐是攻击性极强且从来没人驯化过的动物，这能最大程度上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影响。学者从每一代银狐中选出最友善的个体进行饲养和繁殖，最开始学者只能选择攻击她伸进去的手时略有迟疑的银狐，而等到第四代，就已经出现了一支摇尾巴的狐狸。这些温顺的狐狸不会像野生成狐变得有攻击性，整天玩耍，它们的形态也有变化，出现了垂耳、卷尾，口鼻变短、骨头变细，还会回应饲主呼喊。另外，人们还发现，这些驯化的狐狸整体变得更聪明，或者说更能模仿。

　　这些形态变化，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形态上的不同非常相似。于是作者认为，在大约五万年前开始，智人由于“最友善者生存”（后文会提到为何如此），开始向上述形态加速转变，同时由于智人更加善于模仿，也逐渐发明了像弓箭、鱼线这样有用的东西，而这也是尼安德特人逐渐消失的时代。作者将智人弱小友善的形态称为“幼犬人”（Homo puppy）。

　　作者指出，虽然就个体而言尼安德特人比智人更加聪明，但由于智人更加友善、善于模仿、长于社交、更能团结，所以就团体而言，智人更胜一筹——当一个新发明出现，马上就会有更多智人学会。这就是智人成功的关键。

　　而智人的社交属性，也绝非局限于几十人的部落。不同部落之间经常聚会、吃饭、唱歌乃至通婚，以至于一个原始人一生可能能够接触到一千人。游牧部落遭遇时若是发生冲突，会透过协商解决，或者直接远离对方，而不是发动战争。现在考古证据发现的战争留下的遗体，绝大多数都是人类开始务农之后的事情——也就是一万年以内——很难拿这些事例去推测人类的“自然状态”。而恰恰相反的是，在原始社会留下的洞穴壁画上，有大量描述猎捕猎物的壁画，却没有壁画在描述战争。三、文明的诅咒

　　作者并不是对原始人类有着非常浪漫的想象，他指出：“嫉妒、愤怒、仇恨时自古以来就一直造成损害的情感。……得意老早就存在了，贪婪也是。”但他同时指出：“幼犬人尽了一切可能，来弭平这种倾向。”例如，他提到一个游牧民族者的说辞，指若是有人因为捕了很多肉而自吹自擂，他就会被说他的肉毫无用处，借此使他与人为善。而最极端的方法，是在一个游牧民族里，一个已经杀了两个人的部落成员被全员射毒箭而死。可以推测，在原始社会，部落会运用从情感压制到驱逐再到处死的方式解决那些有优越感的成员，这是一种自我驯化的方式，使人类逐渐变成“幼犬人”。

　　既然如此，统治者是如何上台的？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说：“谁率先圈起一块地，异想天开地说‘这是我的’，还找到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他，那他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者。”

　　一万五千年前，冰河期逐渐结束，很多土地开始变得肥沃，人类开始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成长、财富增加。然而，一方面由于私有财产出现，另一方面因为定居生活导致人类对陌生人难抱信任，人类也盖起了第一个军事防御工事、制作了第一个弓箭手对峙的壁画，本来四海为家的人类变成了仇外者。

　　原始社会里，偶尔出现的领袖人物也会很快被拉下来，人们不允许一个长期的领袖。但在冲突增加的文明社会，成为领袖的人很难被约束，也很少会放弃权力。自此，伴随着私有制、定居地的出现，人类出现了战争、统治者、阶级、性别分化，而今日我们叫它“文明”。在这个文明社会里，原本每周工作二十到三十个小时的劳动者要长时间在田里苦干，原本可以自由来去的女人被遮掩在丈夫家里，原本有大量体能运动和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的食物的人类也只能吃起谷物，人类更靠近自己的排泄物和牛羊使得疾病逐渐泛滥，性病也因为兽交而出现——这也是古代男性对女性贞操如此执着的第二个原因。

　　农业社会虽然糟糕，但却能养活得起更多的人。不愿农耕的部落越来越少，他们要抵御更多的军队和其带来的传染病，于是他们败了。随后村庄变成小镇，小镇被并入城市，直到国家出现，可算是这个灾难性事件的顶点。

　　“文明变得与和平进步同义，而荒野则是等同战争与退步。但现实中，对大部分人类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在各个国家统治者几千年对历史的叙述的影响下，我们无意识地将“文明未开化”等同于黑暗时代，但事实完全相反。正如之前被认为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以至于文明被摧毁的太平洋小岛“复活节岛”，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在欧洲人到来前复活节岛的秩序从未崩溃，摧毁它的是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老鼠。

　　作者也并非对文明持完全负面态度。他指出，近几百年来文明已经有了飞速的进步，今日的我们可以努力让“文明的诅咒”得以废除，所以如今谈论文明的好坏“言之过早”。四、监狱实验

　　接下来，作者要为文明辩护。

　　二战让人们惊讶地发现，本来令人类自豪的现代文明，却能够被用来高效地杀人。是不是说，这就是文明的祸害呢？作者探讨了几个当时针对大屠杀的心理学研究。

　　如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扮演狱卒和囚犯的学生很快进入角色，囚犯屈服于狱卒的暴力，狱卒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其中有经典的一幕广为流传：一个囚犯踹门大吼，称自己要崩溃了、受不了了，要出去。这个实验似乎告诉我们，一个坏的处境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当一个人穿上“狱卒制服”之后，他就会自发变成恶魔。

　　而作者说，这个实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看完这一部分时，我去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早在数年前这个实验就已经广遭学界批驳，可以印证作者的说法。

　　作者指出，想出这个实验点子的学生大卫·雅菲参与实验，并由他设定了监狱的大部分规则，其中对囚犯进行虐待的脚链、裸身、罚站等，也都是他想的；而让囚犯睡眠不足是实验主导者津巴多（书中译“金巴多”）设计的。津巴多最开始，是想观察囚犯在强烈压力下的行为，因此雅菲和其他狱卒就认为自己是津巴多的实验助手（而非实验对象）。津巴多和雅菲都要求狱卒严厉虐待囚犯，并痛斥做不到的人。

　　然而，大部分狱卒难以配合，有的拒绝参与虐待游戏，有的善待囚犯，还有少数直接退出实验。大部分没有退出的，主要是看在津巴多给的酬劳很多，但却要求实验结束后才会付钱。

　　而那个广为流传的囚犯叫喊的画面，是囚犯郭尔皮，本来是想在参与实验的同时准备考试，却在实验开始后发现要被没收书本，便想离开实验，却被告知除非呈现生理或心理问题则不能离开。于是他先装肚子疼未果，随后又装作精神崩溃，便呈现了那段叫喊的画面。郭皮尔在实验结束后告知了津巴多，他视而不见；郭皮尔还告诉了纪录片工作者，而他把这一段剪掉了。

　　实验结束后，津巴多把本来是配合他出演的狱卒作为实验结果的重点，得出了最开始提到的结论。这个实验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人，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得到学界的挑战。

　　作者最后引用了2001年英国广播公司为了复现津巴多的实验，但实验结果却是“如果你把普通人孤立起来放着不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会试着创立一个和平主义的公社。”不过，这个实验虽说没被证伪，但槽点也不算很少。作者不加批判地引用，可能是考虑到作品面向社会大众，想借助“安慰剂”效应让人们相信自己，有点自我实现的感觉。不过我认为，在目前资产阶级人性论无孔不入的当下，或者说在这个每个人都被大量、不间断地投喂“反安慰剂”的情况下，来一点安慰剂也不算什么坏事。五、电击实验

　　作为一个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也听说过一些有趣的社会心理学实验。除了前文所述的监狱实验外，电击实验也是一个常被拿来说道的实验。

　　心理学家米尔格兰（本书译法，通用台译米尔格伦，陆译米尔格拉姆）从社会广招志愿者参与实验，志愿者被告知参与一场研究惩罚对记忆效果的实验，他们会知道在隔壁房间里有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学习者，每当学习者答错一题，志愿者就需要按照指引者的要求按下电击开关电击学习者。电击将从十五伏特一路上升到四百五十伏特。

　　而事实上，“学习者”是研究团队的成员，所谓电击机根本不会送出电击，他们只不过要在志愿者送出电击的时候按照要求发出痛苦的声音。而那些以为是来帮助研究的志愿者们才是被研究的对象。

　　实验结果为，百分之六十五的志愿者都送出了四百五十伏特的电击。米尔格兰得出结论，人类是会盲目服从权威、遵从命令的，这就是大屠杀的原因。

　　然而，这个实验也有很多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有多少实验对象相信电击的真实性。虽然米尔格兰声称绝大多数受试者都相信实验情境的真实性，但这个结论令人怀疑。实验档案里充满了参与者表示怀疑的论述，这并不意外，可以想像有多少人会相信在耶鲁大学校园里、在科学家的注视下，会有人在实验中被折磨致死。而根据作者的引用资料，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试者相信他们真的在施加电压，以及由米尔格兰助手进行但并未发表的分析显示，如果电击是真的，大部分人都会停手。

　　不过，就算排除这些因素，向权威低头的人也太多了。而作者马上提出第二个疑点，就是米尔格兰实验是否真的在测试服从性。作者随即指出，实验过程中，当指引者真的在命令受试者（如“你别无选择，一定要继续”）时，所有人都会立刻停手，这个现象在之后试图复现电击实验的实验中也依然存在。这说明，人类并非盲目遵从权威、服从命令的动物，恰恰相反，我们极端厌恶发号施令的行为。

　　而真能在实验中取得作用的，往往是“本实验需要你继续”等说明他们的行为对科学有益的言论。作者指出，人们致力为善，而邪恶需披上行善的外衣才能蛊惑人心。这么来说，电击实验并非揭露了人类盲从权威，而是揭露了人类容易被伪善误导。所有按下按钮的人并非不思考地接受指令，而是信任米尔格兰研究团队，相信他真的在为科学做贡献，才在犹豫、挣扎、痛苦中按下按钮。

　　我有一次和一中文系的同学分享这个事情，他表示：“主要是科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了。你想他要是说‘你的行为对文学有益’，那肯定没人理他。”

　　作者同时指出，实验也揭示出了对抗这种现象的方法：沟通、对峙、同情、抵抗。几乎所有人都用了这些策略，他们和隔壁房间的“受害者”说话，他们提醒指引者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他们还反复拒绝实验——不是所有人都抵抗成功，但成功者用得比较多。而这些方法，都是可以通过训练掌握的。

　　总结来看，作者对电击实验的反击方式与监狱实验不同，他并没有指出米尔格兰的实验是虚构的，他事实上接纳了这个实验本身，只是对这个实验做出了完全不同且更加乐观的解释：人类并不盲目听从权威，人类是向善的，虽然容易被伪善误导，但对抗它的方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这也提醒我们，就算对同一件事的多个叙述者都没有造假，不同的叙述方式也可以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应该抱持警惕、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所有叙述，不应轻信、迷信。六、Rhythm 0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个作者没有提到的事情作为上一节最后一句话的例证，所以如下段落纯属我个人的看法。我曾将这一部分翻译成英文并邮件发给了本书作者，期待他能给出一些评价和建议，但很遗憾他没有回我。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Rhythm 0中，玛丽娜称自己是个物品，桌子上的72件物品观众都可以对她使用，她对此负全责。过程中，一开始观众行为谨慎，随后逐渐升级、愈发暴力，直到有人拿枪对准她的头。当时在场的艺术评论家Thomas McEvilley写道：When a loaded gun was thrust to Marina's head and her own finger was being worked around the trigger, a fight broke out between the audience factions. （当有人将一把上了膛的枪指向玛丽娜的头，并将她的手指扣在板机上时，观众之间发生了派系争斗。）然而，同样的事情换个说法也完全成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批观众及时制止了这种暴行。”事实上，虽然常见的叙述把这个行为艺术说成无监管下无法控制的群体暴力大肆伤害艺术家，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叙述是：暴力一经出现，便在内部得到控制。对此，可以参见有关叙述。

　　确实，依旧有不少暴力行为存在，例如拿玫瑰花刺刺她、吸她血、轻微性骚扰等，而这些虽然可能有观众反对，但没有得到直接的制止。然而，这不能归咎于大多数观众，因为玛丽娜自己说“There are 72 objects on the table that one can use on me as desired.（桌子上有72件物品，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对我使用。）”所以那些拿这个行为艺术来污蔑公众，认为让公众去做决定的话将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的媒体，搞错了一件事，就是这场行为艺术里，根本不存在所谓“公众”的决定，只有“公众”中每一个个体在其他人难以干涉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会对玛丽娜造成永久损伤的行为，其他人很难有立场去直接地制止，否则这种制止行为可以说是对她的这次行为艺术的破坏。我们只能说，当暴力超出了当时情境下所能容许的限度时，它便立刻在观众内部得到阻止。然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做决定的真的只是个体而非“公众”的话，这种内部阻止的机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认为，与大多数人想象的相反，这场行为艺术恰恰说明了由公众而非少数人（不管他是精英还是什么人）做决定的重要性。七、偏颇的媒体

　　通过批判人性来哗众取宠的，不仅仅是那几个社会心理学实验，还有垄断着我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媒体。

　　媒体报道，1964年，纽约凌晨三时十九分，凯萨琳正打算去见她的女友，但在半小时内遭到一歹徒一连三次持刀杀人，直到三时五十分才有人报警，警察很快赶到，但为时已晚。报警者说：“我不想牵连进去。”而当时还有三十七名“目击者”置之不理。

　　或许我们可以用“旁观者效应”解释这件事。1968年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将一群毫无准备的大学生各个独自呆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其中一部分被告知只有自己一人，另外一部分被告知附近房间还有其他学生。这时，研究者在走廊播放录音带，一个呻吟的声音在呼救的录音。接下来，那一部分没有聊天、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的受试者，毫无例外地立刻冲出房间到走廊上。而另外一部分知道还有其他人在场的受试者，只有约六成人这么做。这个实验揭示了，如果人们以为只有自己能插手，那么他们基本上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但如果人们还以为有其他人可以代为效劳，那么他们会更加犹豫。因此，借用旁观者效应，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凯萨琳吵醒了所有邻居，才导致她的死亡；如果她在一个无人小巷里遇害，且只有一个目击者的话，她是可以得救的。

　　但是，旁观者效应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2016年2月，在正值冬天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桑尼驾车带着她的小孩，却不幸将车落入运河中。这时，有三个人立刻跳进河里，其中一人拿了一把榔头；有一位女性递给其中一人一块砖头；还有一个人从他的车上拿了一把车窗击破器，也随即跳入河里。他们四个人在水中紧密配合——虽然他们互不相识，期间也没说过一句话——把母子二者救了出来。在这件事中，更多的旁观者反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何解释？作者引用了一个相关研究的结论：一方面，旁观者效应确实存在，人们会觉得让别人掌管比较合理、会担心自己做错事还怕受谴责等等，所以在已知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况下遇到紧急情况会更加倾向不介入；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紧急情况危急生命，且旁观者可以互相沟通（也就是没有像1968年的实验一样被各自关在封闭的小房间里），那么会出现一个反向旁观者效应，即更多的旁观者会带来更多的援助而非更少。这就可以解释桑尼的事情。

　　那么凯萨琳呢？作者引用了一位在后来搬到那个社区的历史学家出于兴趣所做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事实的真相。（以下内容提到的人作者均给出了名和姓，但出于简洁我大多不会在这提及）

　　事实上，当凯萨琳刚刚遇袭时，就有两个人报了警，但警察很久才到。究其原因，作者推测是一个女性在半夜的呼救被警察当作是夫妻口角，而在那个年代，丈夫打妻子不会被看作什么大事，强奸配偶更是连刑事犯罪也不会构成，所以警察才姗姗来迟。

　　而所谓三十七个没有报警的目击者，只不过是警方所有的盘问者数量。这些人大多不能算作目击者，有些人根本没醒，有些人只是听到了一些声音罢了。真能算作目击者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一个老右派，他讨厌犹太人，他看到凯萨琳的第一次遇袭，但他无动于衷。另外一个人就是报警者，他目击了凯萨琳遭遇的第二次袭击（事实上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他跑开了，从屋顶翻到他邻居家里报了警。他的邻居得知了这件事后又叫醒了隔壁的一位女性——苏菲亚·法拉尔，她立刻冲出了公寓，此时凶手已经离开了，她抱起还有一丝气息的凯萨琳。凯萨琳在邻居的怀抱里死去。

　　至于报警者那句“我不想牵涉其中”，是断章取义，实际上他指的是自己不想被媒体关注，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当时刚从酒吧喝醉回来。在那个同性恋严重违法的年代，他害怕警察，也害怕报纸。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敢从自己的住处报警（当时还没有移动电话），而是要翻墙去他邻居家里打电话。

　　然而，根据苏菲亚儿子的供述，苏菲亚有和一名报社的人讲过她当时的行为，但报纸文章却说苏菲亚当时并不想牵扯其中。事实上，当地很多居民都抱怨媒体曲解他们的话，引来很多骚扰，许多人不得不搬离。

　　以及，凯萨琳死后五天，有两个邻居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们配合着，一个去找警察，另一个去破坏他的车。很快，他落网了，并被发现是杀害凯萨琳的凶手。也就是说，不仅凯萨琳是在旁观者怀里死去的，杀害她的凶手也是被旁观者发现的。

　　作者说，凯萨琳的故事告诉我们三件事：一是我们对人性的观感往往很不正常；二是记者编撰故事煽动人的功夫非常机巧；三是紧急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彼此。八、Mismatch

　　虽然作者的论述让读者相信，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下，人类的良善也并未完全消失。但我们还是要正视现实生活中人类的邪恶一面，监狱、毒气室、大屠杀，都说明我们的社会并非理想。那么，为什么作者口中友善的幼犬人，能够做出这些事来？

　　作者在这里采用了进化心理学的“错配”（mismatch）概念，指我们从原始社会带来的DNA使我们面对现代社会时缺少身体和精神上的准备。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是肥胖：在原始社会里，在丛林里奔跑的我们会在每次遇到硕果累累的果树就吃饱，这个现象不常发生，而且我们还会有很强的运动量，因此那时的人类依然很健康；而在今天的许多地区，高糖、高脂肪、高盐、高热量的廉价食物到处都是，但我们的基因依旧让我们倾向于吃很多东西，很容易摄入过多的热量，且难以消耗。

　　作者相信，因为当代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区别很大，所以很多在原始社会使人类变良善的机制，在今日失效了，这就是人类在文明社会的暴行的根源。接下来，作者将指出这些机制，并询问：在人类意识到这些之后，可以怎样行动，并由此可以得到怎样的社会。九、同理心的局限性

　　二战到了1944年，德国的战败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令同盟国的有关专家苦恼的是，为什么军队里普通的德国人还要继续战斗。这些专家们在当时认为，士兵对自己为之作战的意识形态的信仰程度是对士兵战斗力起作用的因素里最重要的一个，因此德军在处于败势时依旧能有近乎零的逃兵率和强大的战斗意志的原因，就是他们被洗脑到着魔了。

　　但是，曾任职盟军心战处学者莫里斯·雅诺维茨在战后通过采访纳粹老兵等方式进行研究，发现德军士兵并没有多么相信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提到，德军继续战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友谊”，就是不想让一起战斗的同袍失望。因此，在传单中大肆批判德国意识形态的盟军宣传策略，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盟军。针对美国退伍士兵的调查显示，他们当时战斗受爱国精神等因素的推动相当少，主要还是为了军队里身边的朋友。

　　甚至同样适用于恐怖分子。中东的一些极端伊斯兰宗教恐怖组织，例如伊斯兰国，事实上基层大部分人对伊斯兰信仰都知之甚少，他们大多通过认识的朋友介绍而来，在这里感到自己成为了某个更大事物的一部分、感到生命终于有了意义，因此会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进行恐怖袭击。

　　虽然我仍持有怀疑——就算德军、美军、恐怖分子的战斗意志的来源都是作者所说的，也不能说明所有战斗都是如此，在官方宣布战败后依然进行无谓的战斗甚至自杀的日军、在大片国土沦丧坚持战斗的苏军等等，他们战斗的主要原因也不是意识形态吗？——但我们姑且先接受作者的说法，就是为犯下大量反人类暴行的纳粹政权作战的德军士兵，是在友谊、团结这些良善品质的影响下战斗的。这样的结论令人唏嘘，也发人深省。

　　人类非常善于使用同理心，很容易被他人的情绪影响，正因此我们才会被剧情跌宕起伏的小说、电影吸引。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很少（在农业刚开始发展的公元前8000年，世界人口仅500万，在今天相当于一个中小规模的城市），人们生活在广阔的丛林中，交际网较小，很难有“陌生人”的概念——就算遇到了，一起聊一聊，也就不再是陌生人了。在这样的社会，人类强大的同理心能够帮助建设出非常和谐的社会。

　　但在今天，在这个人口爆炸般多的社会、每个人定居在自己的小空间的社会，到处都是陌生人、到处都是爆炸的信息流。人类的同理心反而导致了种种问题。

　　作者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受试者听说了深受疾病折磨的孩子的悲伤故事，而她在治疗的等待名单上，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可以把她从等待名单上顺位提高。结果是，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名单上每个孩子都需要治疗。然而，在第二组实验时，研究人员在告知受试者可以把她顺位提高的同时，还要求受试者想象这个孩子现在的感受、心情。结果是，大部分人决定允许她插队——当聚光灯打在这个孩子身上时，名单上其他孩子被宣判死亡。

　　同理心让人变坏，因为我们越是对被害者感同身受，就越是对“敌人”一概而论。如果我们不克制自己，而是滥用同理心的话，结果就是谁控制了聚光灯的指向，谁就控制了我们的思想。

　　另外，人类运用同理心的能力极其有限，除了刚才讲到的借助聚光灯的偏颇引导，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予以抑制。例如，面对面杀人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极其困难，但在战争中较远距离看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下，人们是可能杀人的。二战中有很多军队都有过战前给士兵用药的做法，以让他们放下对暴力的厌恶。

　　在作者看来，人类之所以变坏，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同理心，但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正确使用它。十、文明的历史

　　同理心在现代社会固然有所缺陷，但其良善的一面亦不容忽视，人们应该提高运用自己同理心的能力，而不是抛弃它。但是，现代社会里有一群人，基本失去了同理心的能力，那就是掌权者。

　　根据研究，掌权者更冲动、自我中心，更不关心他人；人们常见的镜映效应（别人进行某种行为比如笑时，模仿他人的心理倾向），在掌权者那里并不存在；掌权者更容易用负面眼光看待其他人，会认为多数人需要监管、审查、命令并且这些工作应由他来做……而被统治者的人会产生相反的效应，会自我怀疑、不够自信，在表达自己想法时犹豫再三、不够坚定。

　　作者提问：为什么友善的人类会允许这么一批人掌握权力？

　　人类天生厌恶不平等，这点在孩子阶段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人类并不执着于完全的公平，如果我们认为理由正当，一点点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让大家觉得他更聪明、更有能力或者道德更高尚等等，那么大家就不太会反对他来掌管事物以及获得更多。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特定情况下被允许的掌权者不会长久地掌权。但在文明社会出现，人们定居在固定地方，社会贫富差距增加的情况下，酋长和帝王们开始做起来政治宣传，也就是让大家相信他们理应获得比臣民更多。曾经的帝王宣称自己的统治权力由神授予，而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宣传更加巧妙含蓄。我们常说功劳越大理应获得越多，来为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辩解，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银行家的贡献就比街边捡垃圾的人更多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明的历史，就是统治者为自己的特权不断设计新的正当说法的历史。十一、权力的胜利

　　原来是这样，是因为统治者为自己设计了很正当的说法，并不断宣传它，我们相信了，这才会允许他们掌权。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天真地相信这些掌权者——酋长、帝王、政客、资本家——的说辞？

　　比较常见的说法一种是，随着人群规模越来越大，团体合作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原始人有限的交际圈。与不认识的人合作，就需要某种激励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想象”大家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最初是认为大家都是某个造物主的子民，随后是相信大家同属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原始社会虽然也有神灵信仰，但是那时候的神灵不过是游牧者们想象出来的超然存在，祂们自行其是，对把祂们想象出来的终将一死的世人并无兴趣。但在后来的宗教里，新的神灵成了超级利维坦，不间断监视每一个人，而相信这一点便是人类能够和几百万人共同合作的缘由。

　　这个说法在《人类简史》中就曾出现过，当时阅读时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作者却指出，这个理论有所缺陷。

　　作者提及，原始社会的人虽然交际圈较窄，但也没有达到合作工作时每个人之间都能互相认识的程度，原始社会的人也借助过之前提到的那种想象力来团结起来，也出现过实现了短暂统治的酋长，但区别在于，这样的统治极其不稳固，很快就被推翻。就像前文提及游牧部落集体处死某一成员的故事所揭示的一样，当时的人们有能力在事态恶化到失控之前将统治者或有不友善的倾向的人解决掉。

　　而这一切，在专职军队和指挥官出现后才彻底改变，在一个能把反对者剥皮、烧死、车裂的统治者面前，想把它拉下来绝不容易。那些虚假的“想象”通过暴力机构变得真实起来：如果你信错了神，或者拒绝民族国家的虚假想象，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说的：“做一些安排，好在他们不再相信时能用武力让他们相信。”

　　这种机制在今天依旧强大，为了虚构的“金钱”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因为虚构的“贷款”而焦头烂额的借款人；因为虚构的“民族国家”而不能自由迁徙的移民；与虚构的“公司”交互的消费者……而这些虚构出来的东西能够起作用并让人们相信，正是庞大的暴力机器在起作用。

　　但尽管如此，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驯服统治者。人们想要推翻专制统治者，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由大众的这一愿望驱动，但遗憾的是这些革命成功之后没过多久便会有新的专制领袖上位，对权力的贪恋相比之前的统治者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还想通过民主制度来约束统治者，但结果产生的是“选举贵族制”，人们并无真正的权力，不过是选择一个统治者来统治，这样的选举制度有意将基层成员事实上排除在外，新闻媒体也大肆宣传吸引眼球的言论和事件变相给相关人士推广，这最终结果是“无耻者生存”。十二、启蒙运动的错误

　　启蒙运动被标榜为人的解放，它相信的是人的“理性”。启蒙运动认为，人虽然自私自利，但可以借助理性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理性设计出巧妙的制度，使得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能够达到最大的功利，即所谓“私恶即公利”。

　　在经济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这个思想的充分体现，例如他指出要让屠夫、酿酒人、面包师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慈悲给大家提供食物。现代经济学家在这个观点上基本继承下来，认为把自私解绑，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创造财富。

　　在政治上，美国宪法是这个思想的充分体现，它假定每个人天性自私需要约束，于是设计出一套多权制衡的制度，让多派政客之间保持平衡、互相监督，便能克服腐败本质并和谐共处。

　　在社会制度上，法治是这个思想的充分体现，它相信在规范的法律流程下，理性的立法能够让正义得以彰显。

　　于是，利益取代了信仰，官僚取代了上帝，宗教改变了它的角色，变得友善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法治、民族主义、官僚系统，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是，这些在当时起到巨大进步作用的思想、理论，在今天的我们理应有所反思。例如，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启蒙运动的成果，可以说现代社会为何能够出现大屠杀的问题，从启蒙时代就埋下了伏笔。

　　另外，启蒙思想家虽然都从人性自私出发建立自己的理论，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前文已提及，除此之外例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指出，再自私的人类也会因其本性而关心其他人的命运，并期待他人获得快乐。事实上，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也非常看重人类同理心、利他性的一面。但为什么他们建立理论时要从人性自私这个他们并不相信的前提出发呢？

　　作者在了解另外一个影响深远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的观点后，发现他认为：虽然人们并非天性自私，但人们行动的时候应当“像是”如此，这样的假定符合政治行为准则。作者认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问题，它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人性模型来建立理论再按照这个理论来建设社会，而借助“反安慰剂”效应得以落实。这样悲观的看法能够成真，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从而完成了它的自证预言。十三、Pygmalion & Golem Effects

　　自证预言在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性可能远超我们大多数人想象。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的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Bob Rosenthal）在旧金山的司布鲁斯小学做了一个实验，他给该校学生做了一个“学习变化测验”，然后这个测验就被丢在一边，罗森塔尔以抛硬币的方式随机出来一张名单，告诉老师说测验结果显示名单上的孩子有更高的学习天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于老师更加关注、鼓励、赞扬名单上的孩子，对他们有更高期望，一年后名单上的孩子的平均智力有了高达27%的提升，提升最高的是名单上的拉美裔学生，也就是如果没在名单上的话往往受到最低期望的一群人。罗森塔尔称这种获得更高期望的人能表现得更出色的现象称为Pygmalion效应，它在无数地方得到了验证，尽管效力不是到处都有27%这么强。

　　Pygmalion效应的反面效应也依旧存在——即获得更低期望的人会更加糟糕，被称为Golem效应。如果人们对一个人有普遍的负面期待，就会与他们保持距离、难以对他们有友善的举动，导致这个人变得失败。学术伦理不太能允许Golem效应得到广泛研究，但依然有那么一些针对该效应的研究，例如1939年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实验，美国心理学家强森（Wendell Johnson）找到二十个孤儿，告知其中一组他们演讲很好，告知另外一组注定要成为口吃者，最终导致多人一辈子都有言语障碍。（我注意到英文维基百科所叙述的该实验与作者的叙述有多处不同，虽然并不影响作者的结论。考虑到作者在这里添加了引用为“Frederick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1911), Chapter 2, p. 59.”，故而我复述时依然以作者原文为准。）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或许很多我们本来习以为常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得到解释。例如部分美国人可能认为黑人思辨能力较低，或者我们认为女性不擅长数学，都可能会在Golem效应的作用下产生不好的影响。

　　另外，作者提到了郁金香狂热——1637年，郁金香球茎吸引抢购，价格飞升，很多人以为是一个商机，倾家荡产去购买郁金香，导致价格继续飞升，直至泡沫破灭，不少中产因此彻底破产——而我想到，今日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未来会更好”，才会贷款消费或者贷款生产，才能极大发展生产力，于是未来确实更好了。这貌似说明，统治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自证预言，每当预言破灭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

　　作者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家艾瑞利（Dan Ariely）做了一次实验，他用电脑生成了一大堆没有意义但看上去很专业的专业名词（如“辩证神秘理论”“新解构理性主义”等），然后用这些词汇在课堂上胡说八道了一番。然而，在课堂上，所有学生都看起来是在专心听讲，没人提问或者发笑，仿佛大家都听得懂似的。原因是，学生们基本都没听懂教授在说什么，但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便假定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依旧在“全神贯注地听”。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来形容此类现象，叫“多数无知”，它反映的是人类普遍的不愿与团体对抗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原始社会谈不上有什么危害，甚至会有非常良好的作用。但在今天的社会，却可能给极权统治、恐怖活动、种族歧视甚至种族灭绝等提供帮助。

　　而作者认为，我们会有的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如“多数人都力求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是源自于对“别人都这么认为”的一个假想，以至于虽然大多数人都渴望善良、团结的生活，但却采取了一种狭隘偏颇的观点。

　　作者描绘了一个带有可怕的隐喻色彩的现象——通过跟随彼此来前进的蚂蚁，一般能走出非常整齐的轨迹，但偶尔可能会出现几万支蚂蚁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圈，它们在其中盲目地走下去直到死亡。不过，作者也给出了希望，就是“信任一如仇恨，同样也有传染力”。接下来，他将列出一些敢于反抗潮流而信任人们的行动者。十四、内在动机/诱因

　　资本主义管理学不相信人的内在动机，它认为要管理人就需要提供正确的“诱因”。例如，银行家会为了领取红利而努力工作，失业者会因为失业救济金的附带条件而行动起来，学生会为了不再次挂科而努力学习……

　　虽然，大部分人并不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些东西便提高积极性，但我们往往相信其他人会。例如，斯坦福大学一名教授针对法律系的学生做了个调查，发现64%的学生选择研读法律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或者兴趣，而只有12%的学生相信同学也这么想，而剩下的人觉得别人是为了钱而来的。

　　“人皆自私”的人性论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里体现得很明显。泰勒认为，工厂里应该安排管理人拿着秒表全权管理工人的一举一动，这样工人工资可以更高，而资方也获利盘更多，是“双赢”，而由于他认为对工人来说“高薪远超过其他需求”，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得到工人支持。之后的管理理论，虽然与泰勒区别很大，但基本观念都大差不离，都认为人只有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或者面临被惩罚的恐惧时才会行动，所以至今人们依旧在工时表、KPI、监控下被逼迫或被引诱着献出自己的人生。

　　然而，仿佛“房间里的大象”一般，人们看不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人在自愿做一些不赚钱又辛苦的活动，如爬山、做志愿者、生养小孩（或许我在这里写东西也能算）。人们由自己的内在衍生出来的动机对人们的行为非常重要，而金钱在这里有时候会起到负面作用。例如，上世纪末在以色列发生的一个案例，一家日间托儿机构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家长接小孩超过规定时间，使得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于是，该机构决定凡是超时来接小孩的家长需要交一笔罚款。然而，事实结果是，迟到的家长大幅度增加了，因为很多家长把这笔罚款看作了免去他们按时接孩子的道德义务的额外收费。

　　事实上，金钱会消灭一个人的内在动机，而如今的我们正持续不断地去消灭他人的内在动机。如学术界里，我们用论文数量等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因此出现了一大堆没啥意义的论文；以钟点计价的律师，就会把自己的所有时间标上价码，而难以去做无偿而本来可能有兴趣的工作。

　　作者重点提及了一个例子，乔斯·德·勃洛克（Jos de Blok）在荷兰建立一个看护组织“邻里照护”。这个组织没有传统的科层结构，即无管理人、无客服中心、无筹划者、无业绩规划、无分红，每个十二人的团队就自行制定行程安排，并通过企业网络互相分享知识经验，仅一个简陋的总公司负责总理财务。靠着如此简陋的安排，该组织屡获好评，并越发壮大，进而使每个人都有了更多自主和收入，达成良性循环。

　　勃洛克认为，管理人和顾问之类的角色会故意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往往没有这些人事情就会变得更好。很多类似企业都把很多盈利给了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和顾问，而真正在一线承担“照护者”职责的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收入。在他这样的思想的主导下，“邻里照护”成为一个结构精简、以一线照护者为核心的组织，这就使得“邻里照护”能够给员工更自主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作薪酬，使得病人获得更好的照护，也使得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资源更少。

　　作者指出，像“邻里照护”之类的机构说明，如果每个人对人性的观感都能更加正面的话，一切都会改变，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内在动机而去学习、工作，从中获取满足感。作者还指出，这么做的人已然不少，但这些人是在由目标、规则、程序组成的迷宫中克服障碍坚持自我的，若是能够移除这些障碍，整个社会将会产生巨大的进步。十五、“游戏人”的失落

　　我们的社会正拼尽全力地消灭孩子的内在动机，让孩子整日忙于功课、辅导、测验等。

　　我个人对此感同身受，我常常见到家长说自己孩子不爱学习，但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我见到过的每一个小孩子，都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常常会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之类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与外在社会互动的欲望的体现。他们从不关心得到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处、能对他们有什么利益，他们只想知道知识本身，哪怕可能会得到家长不耐烦的回应。如此的求知本能，多么令众多成年人汗颜！我目前在学术界学习研究，最近时常问自己能否仅因为自己在相关领域中学到了一些知识、掌握了一些技能感到开心，却只能告诉自己我做不到，而且很早以前就做不到了，所以我决定等时机合适后便离开学术界。

　　然而，面对孩子们求知的本能，已经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种种现象或者规训习以为常的成人们，往往难以甚至不愿思考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求他们把精力放在“有用”的功课、成绩、分数上，孩子们无法适应，便被家长们说成是“不爱学习”。有些开明的家长可能会说：“学就好好学，玩就好好玩，劳逸结合。”但这种想法依旧相当片面，事实上“玩”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学习之一，它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合作能力等。

　　作者说：“玩耍不受限于固定的规矩和守则，走向未来且不受限制。”“当孩子们从事这种玩帅时，他们会自己思考。他们会接受风险并打破规则框架，并在过程中训练他们的心灵和动机。”

　　作者指出，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喜欢玩耍，玩耍表面上看是无意义的打发时间，但实际上越爱玩的动物往往越聪明；作为童年时间非常长的人类，也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在游牧时代，小孩子能被允许从早到晚玩个不停。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称人类为“游戏人”，他还认为如今一切被人类成为“文化”的，都起源于玩耍。

　　玩耍被看作是“累赘”，是文明出现之后的事情，因为枯燥的生产劳动（农业或者工业）与玩耍往往毫不相关。从宗教教育逐渐发展到国家教育，教育制度为了把孩子培养成适应当代社会的“公民”不遗余力，在细节上也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是一个忘记了怎么玩耍的时代。十六、重拾游戏天性

　　我们目前与玩耍最为相关的场域——游乐场，简直是孩子的噩梦。若是有机会，孩子会更倾向于在废物堆积场或者工地玩耍，那里的玩耍没有规则和限制，能使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发挥。

　　二战后，英国被轰炸过的废墟开放给孩童进入，在这里，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这些在大人眼里丑陋、肮脏的地带，被孩子们看作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想象的地方；而它也很难说有多么危险，毕竟一年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也只用了一片创可贴。

　　作者提出，我们的社会可以尝试以类似的原则去运行一个教育制度。他提到，在荷兰南部城镇Roermond，有一个叫阿哥拉（Agora）的学校，这里教室、没有教师、没有科层制度。在这里，每个学生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和一群专业的“辅导员”（coach）互相交流。这里的学生像孩童一样寻找感兴趣的知识学习，只被要求每日安静学习一小时、每周和辅导员见面一次。原本在传统教育体制下表现平淡的孩子，有很多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发展出自己的一技之长。

　　然而，在整个社会环境尚未改变之前，这样的学校将难以适应。最明显的一点是，由于没有标准化的考核，这间学校无法获得政府的补助金。

　　调查显示，荷兰有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怀疑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集中在银行、律师所、广告公司等其工作人员常被看作“成功人士”的部门。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把下一代中最有天赋的人培养出来让他们爬到职业巅峰，然后这些人却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实上，文凭只是端正坐好、点头称是的能力证明，而不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证明。“学校是让你相信你需要目前此般社会的广告公司。”

　　我们的工作、学习方式缺乏自由和内在动机，为抑郁症的流行添砖加瓦。当代人最大的短缺不在银行账户上，而在每个人的内心。以阿哥拉为代表的学校提示我们，教育制度应该回归最初的“游戏人”模式，让人们以自己的内在动机为引领去学习。十七、参与式民主

　　现在的民主制度基于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都只会关注自己的一己私事、一己私利，而争夺利益的普通群众又对各种事务极其无知；所以公民们要把很多权利过渡给政府，让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系统来处理各种公共事务，让代议制选出来的精英们代表选民来决定重大事项。

　　然而，这样的观念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

　　2004年，委内瑞拉的托雷斯市选举产生了新的市长——胡力欧·查维兹（Julio chavez），他以把权力交给市民为选举承诺当选。他当选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开展了几百场集会，由所有居民共同决定如何使用该市的全部预算。贪污减少，民众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城市发展迅速，街道也被打扫干净。毫无疑问，从居民社区出身的人，要比整日呆在政府的大楼里的官员们要更了解民众的需求。

　　托雷斯并非孤例，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早在1989年的巴西阿列格雷港就出现了，该城将预算的四分之一交由公民决定。时至今日，全球有约1500个城市有制定参与式预算。

　　以参与式预算为核心的参与式民主带来了如下好处：

　　1.从犬儒主义到投身事务。大部分地方，高层和人民都有很大分歧，人民不相信高官会听他们的意见，不相信在决策层里有人代表他们的看法；然而，在实行参与式预算的地区，市民的发声能直接影响结果，市民也因此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公开发表见解。

　　2.从两极化到信任。西方常见观点是，只有先组织起来各种社团，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才能使得市民之间互相信任，从而建立民主制度。但在部分参与式民主地区，如巴西的阿列格雷港，是相反的，先是官方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随后市民之间信任逐渐增加，然后社团数量与规模也飞速成长。

　　3.从排除到包容。实行参与式民主的地区，最热情参与的往往是以前被各种机制变相剥夺参政权利的人，如少数族群、穷人、低教育程度者。他们比精英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与需求，他们的缺点也可以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

　　4.从自我满足到公民身份。此前，选民和政客之间往往互相不抱希望。但在参与式民主地区，人们在参政机制中学习事情该怎么办，也逐渐变得更有同情心。

　　5.从腐败到透明。参与式民主破坏了旧有的行贿文化，人们对城市财务状况更加了解，令政客难以收受贿赂以及将一些职位安排给有关系的人。

　　6.从利己到团结。根据调查，参与式预算会让公民更愿意缴税，人们不再只关注自己的蝇头小利，而是意识到公共服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之巨大与领域之普遍，从而愿意作为社会的一员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总结来说，更具公民意识。

　　7.从贫富不均到尊严。实行参与式预算政策之后，阿列格雷港的预算有更多从房地产之类的行业转移到基础建设、教育、医疗保健等重要民生领域，削弱了贫富差距，让更多人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参与式预算并非毫无缺陷，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缺乏长远愿景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及参与程度不够也阻碍着这个制度的发展。每当保守势力掌权时，这个制度就会受到威胁；也有一些情况是，参与式预算成了精英阶层做出假让步的幌子，公民大会只是去决定那些已经被精英决定好的事。然而，只有政治制度能把公民当作人而不是投票机器，公民才能够真正学习到如何管理城市，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十八、更多的共产主义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美好蓝图的设想。如今，大部分人受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影响，认为这不现实，认为一旦取消私有财产，人们就不会有任何动机去做事情，变得懒惰、冷漠。

　　然而，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哪怕是现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常会分享自己的所有物，如在餐馆借一下纸巾等。以及我们为他人的服务也往往是免费的，例如帮别人拉门、给别人指路、在网上交流讯息等。写这段时，我已经经由深圳湾口岸从香港入境深圳，正在隔离酒店集中隔离，而当初如果没有网络各平台上前辈们的攻略，我过关的难度显然会大幅增高；作者写下这本书，固然他本人可以从版权中获利，但作者提到的那些与他讨论、批判的同事，也并没有为他们付出的时间代价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这种“日常共产主义”过于常见以至于我们常常加以忽略。那些被我们作为“共有财”（the commons）而使用的东西，如各大平台的免费资讯、免费的公园、新鲜的空气、共同编辑的网站等，我们都习以为常，不会有所关注。除非有一个人冒出来说空气是他的，其他人呼吸需要给他付钱，并借助国家机器来执行这种私有产权，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一点。

　　在游牧时代，人类没有私有财产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财。只是过去大约一万年内，国家以及市场开始稳定吞噬共有财，并且越吞越大。先是酋长、君王，如今是公司、官僚。今日很多涉及我们切身生活的财产，如房产、水电、药物、科技知识、影视歌曲等，都成了这群吸血虫牟利的工具。

　　各路为上层人士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疯狂攻击“共有财”，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其最终的平衡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于是，我们似乎只能从国家和市场中二选一，继续当着现代奴隶或者“经济人”。但是这群人搞错的一点是，人类可以说话，并且可以说非常复杂的话，因而人们之间可以达成各种协议来避免糟糕的结果。若是每个人都不发表意见而自行其是，当然实现不了共产主义，但人类并不是这样的生物，相反，人类喜好群居、倾向团结、乐于分享。

　　政治经济学家欧玲（Elinor Ostrom）曾建立了一个记录世界共有财的资料库，记录了像共享牧地、公共灌溉等共有财的案例，这充分说明了共有财当然不全都成功，但绝非必然制造灾难，若是能运用得当，将会有很好的效果。

　　作者认为，共有财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另类选择，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为标志，开始重新获得更多关注。作者指出，这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中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牧场转由集体控制，教友团体之类的社会组织、代表集体管理水源的水利委员会等也大量出现。然而，到了启蒙时代，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集体牧场无法达到最大产量，应该由政府“圈地”，将集体财产划分出来后分给各个地主来管理。

　　这也就是“圈地运动”的起源，它把大量农夫从牧场赶到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可见所谓的“自由市场”从不“自由”，它从最初源起就是由国家用专政机器强加推行的。这样糟糕的现象直到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才出现大量工会或者劳工组织，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打下基础。如今这一情况在西方重新发生，大量的合作社正在成立，人们也越发不满足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

　　若是共有财被普遍推广开来，世界会怎么样？阿拉斯加的一个案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1960年代末，阿拉斯加发现大量原油，州长决定让这批原油属于全体阿拉斯加人，成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用来给该州每个公民分红，这笔钱在年成好的情况下可能高达每人每年三千美元。一些“现实主义者”们可能会认为该州公民会把这笔额外之财直接挥霍，但实际上这笔钱大部分都被用在抚养以及教育子女中，这带来了医疗成本下降和教育水平提升，有效抵消了最初的投入成本。可以想像，如果将类似的原则加以推广，让地下水、天然气等都由公民所有，就可以给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好让他们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今的教育告诉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人是自私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本能的体现，我们在生活中以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我们因而也需要国家来在这一基础上加上一层团结的外衣，通过官僚系统和强制手段来提供公共服务。

　　但作者指出，事实完全颠倒：“我们天生就倾向团结，反而市场才是从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人类想要变得自私，得由社会来常常教导才行。

　　世界仍在一场胜负未决的比赛中，一面认为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大公社，另一面认为硅谷、华尔街会持续掠夺共有财，贫富不均将继续持续增长。在这场漩涡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十九、让犯人回归社会

　　在类似美国这样的警察国家，罪犯被认为是天性难改，需要被关进监狱里与外界隔绝以防滋事，并借此提高犯罪的代价，这样以一己利弊来决定如何行动的人们就会更少犯罪。的确，这样的行为某种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滥权的警察越来越多，引起了很大社会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同时，糟糕的监狱环境几乎成为了定期向社会输送再犯的场所，无论是什么罪行进去的罪犯，都会在里面变得更加仇恨与愤怒，而当他们回到社会后，再犯率高得惊人。

　　但在欧洲这样的社会国家里情况就会好很多，特别是社会程度相当高的挪威。挪威的哈尔登监狱里关着数百毒贩、性侵者、杀人犯，但这里囚犯都有自己的房间以及独立卫浴，有专供囚犯自己做饭的厨房，有供囚犯使用的图书馆、体育设施等。这个监狱的不远处，在巴斯托伊岛上，是供只剩下几年刑期的重罪犯作为回归社会前用来过渡的监狱。这里的狱卒和囚犯同桌吃饭，岛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娱乐设施。当然，囚犯要工作来维持这个岛上的社区运作，很多东西都需要囚犯们自己生产。这里的狱卒都接受过至少两年的训练课程，来学习如何与囚犯成为朋友。

　　或许会有人为受害者打抱不平，但我们要考虑到，除非被判处死刑或事实上的无期徒刑，犯人总会有一天要回到社会，成为很多人的邻居。那么，让犯人在监狱里学会如何生活，长远来看对社会治安有利无弊。

　　因而，挪威有着全世界最低的再犯率。以及就算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也不是非发达国家不能承担的政策，虽然挪威每名囚犯的成本是美国的两倍，但如下因素使得挪威监狱的回报也完全符合比例：再犯率低，减少执法机关成本；出狱罪犯往往能够找到工作，不需要政府协助；有了工作的罪犯可以缴税。特别的是，受害者人数下降了很多，这无法用经济来衡量。二十、接触的力量

　　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认为，接触可以解决偏见的问题，偏见源于对陌生人的不了解，而多接触便可以将偏见消灭于无形。这有一些例证：1943年底特律种族暴动中邻居不会互相找麻烦，不同种族的人会为对方提供保护；二战期间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一般不会在同一个连里，但有时候不得不出现这种情况时，同时有黑人排和白人排的连里，厌恶黑人的白人就会少九倍；1938年，非裔美国人首次获准进入海员工会时，白人普遍抗拒，但在两个种族的人开始共事后，抗议就消失了。

　　然而，奥尔波特于1956年访问南非后，发现这个黑人、白人共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国家里，种族歧视不减反增。他认为自己错了，称自己之前忽视了“历史的力量”。

　　2006年，奥尔波特的学生、曾与他一起前往南非的心理学家兼社运人士汤玛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前往南非，此时的南非已经是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佩蒂格鲁发现，他曾经的指导教师奥尔波特最初的想法是对的，接触是有用的，而且证据之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都是罕见的。

　　接触产生更多信任、团结、善意，帮助你透过他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帮助你变得更多元、包容。接触还会传染，当看到他人与某个群体的人和睦相处时，会促使你反思自己的偏见。虽然研究显示接触时一次负面的经历给我们的印象会比一次愉悦的经历深刻得多，但愉悦的经历相比较负面的要多得多，使得接触整体上会呈现出正面作用。

　　接触能消除偏见，因而缺乏接触就会产生偏见。离美墨边境越远的人，就越支持要在边境建墙的川普；越不多元的社区越容易支持脱欧；白人比例最高的地方，民粹主义的支持率就越高。

　　不过，南非几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接触并不仅仅代表着把两批人放到一个社区里就好，还必须真正地“接触”，也就是要有较多的交流，还需要时间来互相习惯，才能达到有益的效果。二十一、越远离前线，越仇恨敌人

　　1914年平安夜正处一战期间，在漫长的英德两军前线上，却到处都在狂欢。两边的士兵共同歌唱、握手、合影、交换礼物……就连亲身参与的士兵在战后回想起来这一夜都很惊讶，几个小时前还想互相残杀的两群人，却突然间便能和睦相处。

　　随后，在前线后面指挥战争的将军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制止这一切。次年即1915年的平安夜，英国高级司令部下令日夜轰炸地方战略地点，以防止和平的一幕重现，确保仇恨的精神支配着士兵们。

　　两边国内的宣传中，都把敌方人员描绘成畜牲般的恶人，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人们战争情绪高涨；而真的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只需要一个契机，让他们意识到敌人与自己的共同性，就很容易做到与敌人和睦相处。

　　而在如今的西方，仇恨还继续通过民粹政客和媒体灌输到社会里，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移工、难民等人群的仇恨难以断绝甚至愈演愈烈。作者指出，如果这些让人们对立的宣传得到遏制，而改用让人们团结的宣传，那人们就会更容易团结而不是倾向于对立。

　　他举例，哥伦比亚内战期间，政府军针对据守森林的左翼游击队的战斗难以结束，但政府军使用了“糖衣炮弹”，向游击队送去家人的来信与礼物，并特赦所有回家的游击队员，安排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即学习一门技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个举措大有成效，几年内游击队员的数量就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作者询问负责这一方面工作的人是如何做到的，他答道：“我们的宣传活动可能稍微夸大了愿意再给反抗军一次机会的人数。”二十二、“人慈十条”

　　作者指出，他所谈到的，一旦我们改变对人性的看法之后社会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可能只触及到皮毛，因为一旦这个看法得以纠正，那么可以说一切都会得到改变。

　　作者还指出，他认为“我们活在一个内省太多但外省太少的时代。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从我开始，而是从我们所有人开始，而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打造不一样的制度。”然而，可能出于作者的背景局限，也可能出于本书的篇幅有限，作者并没有就如何打造这样的制度进行详细论述。但作者还提到，写作本书让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与他人的互动方式，因而他给自己列出了十条规则，放在附录里以供参考。

　　1.有疑虑时，假设最好的情况。

　　这是困难的，因为我们面对人际交往的问题时，大部分时间内都习惯于假定最糟的情况；如果我怀疑朋友/同事/恋人不喜欢我，无论这个怀疑是否为真，我的行为都会向不利于我们之间关系的方向改变。

　　作者认为，去相信对方是好人，是最务实的做法。首先，事实就是大部分人都很有善意；其次，就算你不幸遇到了有人真的要欺骗你的罕例中时，你善意的回应也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最后，就算你真的遭到了欺骗，那也无妨：“接受并承担你偶尔就是会被骗的现实，会好得多。那是为了享受‘一辈子信任他人’这种奢华所要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作者甚至认为：“如果你从来没有被骗过，那么你应该要问，你的基本态度是不是有点太信不过别人。”

　　虽然作者没说，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态度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我们纠结的问题，但如果被骗的代价过大以至于难以承受，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固然我认同作者说的大部分人都很正派，但在制度有问题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学会在其中自我保护，这既包括不要过于怀疑别人来保全善良的自己，也包括不要因为自己的善良让自己付出过大的代价。

　　2.思考双赢的局面

　　坚信人性自私的人解释人类的善意行为时，往往是以这样的行为是在让自己感觉更好，本质上还是自私推动的行为。但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每次做出善举后都会感到恶心的世界，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做好事会感觉更好的世界，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然而，有太多机构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我们天性就要困在与他人的竞争当中。川普就说过：“一场交易如果要叫很棒，那你就是要赢——不是对方赢，你把对手打爆，然后把对你有利的东西拿了就走。”

　　作者指出，事实是相反的，最好的交易是每个人都赢的交易。挪威的人性化监狱更人道、效果更好、更便宜；“邻里照护”组织成本较低、服务质量较高、员工收益更多、大家都更满意。

　　因此，作者也鼓励我们原谅，它既是对犯错者的馈赠，也让我们停止在怨恨上浪费能量。

　　3.多问问题

　　“不要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这一点看上去当然毫无问题，但可惜我们的同理心往往作用有限，我们并不能随时都察觉他人想要什么，而被用来做这些事情的管理者、决策者等往往都只是在抢夺别人的发声权。改变这一情况这需要这个社会从向人们问问题开始，让公民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参与式民主。作者引用了萧伯纳的一句话：“不要自认为别人也该对你这样做，你就跑去对别人这样做，不同的人喜好可能不一样。”

　　4.缓和你的同理心，训练你的同情心

　　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作者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区别，我也无法确定这是作者还是译者还是我本人的问题。我只能尽量尝试把作者的意思没有差错地表达出来。

　　作者提到一个实验，受试者看了一支介绍罗马尼亚一个机构里的孤儿的情况的纪录片。首先，受试者被要求回想这些孤儿的眼睛、身体，想象这些孤儿们的心理感受，结果一个小时后她就垮了。另外一个类似的实验里，受试者被要求每天花十五分钟做一样的事情，持续一周，一周后有受试者说，她在列车上看到同行乘客时都只能感到痛苦。

　　作者又提到新的一段实验，受试者在观看这个纪录片之后不被要求对孤儿们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而是“为他们着想”，想着温暖、挂念、关心的感受。荧幕显示受试者的脑部活动体现了我们常说的“同情”，而受试者也表示感到自己好多了。

　　同情心不会消耗你的精力，它能够控制、比较远离、更具建设性，也能让你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是一个家长，当你的孩子因为害怕黑暗而躲在角落哭泣时，同理心的做法是到角落里感受这黑暗并和他一起哭泣，同情心的做法是平息他的恐惧、安抚他的情绪。

　　作者认为，我们的同理心太多，但同情心不够。然而，大脑和肌肉一样是一个可塑造的器官，如果我们能锻炼身材，那么也能锻炼同情心。

　　5.试着了解他人，就算不知道他为何有那种想法

　　作者认为，除了同情之外，理性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一环。例如，挪威的人性化监狱是那么反直觉，但如果去检查再犯率统计数字，便能了解到这是处理罪犯的绝佳方法，而这正是运用理性的结果。如果我们想相信他人，理性可能比感性更重要。

　　理解别人如何想，不代表你必须认同对方。你完全可以了解一名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恐怖分子的思维模式，但同时你也无须加入他们。和同情心一样，理性也可以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

　　作者指出，人们最需要发挥理性的地方，就是压制自己想要当“老好人”的欲望。人类有善于交际的本能，借此我们能够更倾向于团结，因而能够统治这个星球；但同时，我们的社交性却让我们不敢出头，会在看到不公平对待时担心被别人讨厌而沉默，为了维持表面和谐而把话吞下去，控诉那些愿意去争取自己权利的人是在找麻烦，这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作者认为这可能是这本书最大的矛盾点：善于社交让我们更友善，但过度的友善、趋同却会妨碍到真理和公平。历史的进步往往起源于那些“不够友善”的人，如本书之前提到的很多超出寻常的人，但正是这些人才是进步的关键，因此我们要运用理性来克制友善给我们带来的缺陷。

　　6.爱你的自己人一如别人爱他们的自己人

　　人类更在乎更像自己的人，因而邪恶要在一段距离外行事，从小规模战斗到犹太人大屠杀，都是如此。同时同情会让我们更能理解其他人，意识到自己和陌生人的差距之小，让我们超出自身直到与我们亲密的人和其他遥远的人同等分量。这两种力量会有所拉扯，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有所平衡。

　　作者认为，忽略了家人朋友的人无法承担世界，厚此薄彼、更在乎自己人非常正常。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些其他人、远方的陌生人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爱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和我们都一样是人。

　　7.避开新闻

　　作者认为，新闻会扭曲你对世界的观感：它把人概括成一个个团体，让你更容易理解，却在宣扬对立；它还把镜头准对少数害群之马，让你对世界的认识产生偏颇。类似脸书的社交媒体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在远方的一个仇恨发言被算法推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愤慨、悲哀，以获取我们的注意力，使得社交媒体成为了一个专门放大我们糟糕特质的系统。

　　作者建议：远离即时新闻，改为阅读周刊和深度报道；远离电子荧幕，去和真实的人见面交流；仔细挑选咨询来喂养你的心智，就像你留意拿什么食物喂养自己的身体一样。

　　8.不要揍纳粹分子

　　世界上有两种愤世嫉俗。一种是认为大部分人都在躲闪责任，因此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另一种是自认为最懂的反抗者，到处施舍建议却对他人没有一点真正的尊重和关心，类似“贫富不均非常严重”这种坏消息就成了好消息，因为这证明他们是对的。

　　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小镇文西德尔（Wunsiedel），这里埋葬着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因而成为了新纳粹的朝圣地。每一年赫斯忌日，都会有法西斯分子在镇上游行；而每一年都会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前来揍了某个纳粹分子，而这种行动起到了反效果，越来越多的纳粹分子认为自己是对的，因而加入者也越来越多。

　　不过，2014年，小镇居民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决定那一天纳粹分子每走一米，小镇居民就会捐款十欧元给“脱离——德国分部”，这是一个帮助人们脱离极右团体的组织。在那一天，居民们制作布旗来感谢游行者的付出，并在他们跨过终点线时给他们洒满纸花，最后该活动筹集资金高达两万欧元。

　　其效果是，打电话给“脱离——德国分部”来寻求帮助的人们增加了三倍，小镇居民的行为切实让新纳粹分子迷失了方向。“在他们预期要被厌恶的地方，他们却得到了一双伸出来的手。”

　　9.出柜：做善事不必羞愧

　　做好事需要勇气，来面对可能被贴上“爱表现”的标签。真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善举找借口，如“不缺这个钱”“履历会更好看”“找点事来做”等，这也被当代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证明，人们出于内心的善意做了好事时，通常会捏造自私的动机来掩饰。

　　这个原因在于，我们相信大部分人都自私，因而任何善举就都可疑，所以要被掩藏。然而，这样的做法就起到了反安慰剂的效果，假装自私会强化他人对人性自私的看法，隐藏善举会使它难以成为其他人效仿的典范。这不是要让你炫耀自己的善举，而是不刻意隐藏它。

　　2010年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做好事会传染。一百二十名互不相识的志愿者参与一个有赌注的游戏，每个人开局拿到一些现金，然后被分组至四人一组，每一局每个人都自愿拿钱出来凑一笔小组公费来参与游戏；每一局结束后，所有小组都会洗牌，不会有两个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小组。

　　结果是，如果前一轮有人多贡献了一美元，下一轮与他同组的人平均下来就会多贡献二十美分，再一下一轮平均多出五美分。这么算下来，第一轮的每一美元，最后都会产生超出两美元的效果。

　　这个实验说明了，善意就像丢进水中的石子，向其他方向送出波纹。我们的每一个善举如果不被刻意隐藏，都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影响相当多的人。

　　因此，请正视你心中的善意，根据它去做出行动，并且不去压抑你的善意、隐藏你的善举，相信你会让更多人感受到善良的力量。

　　10.要切乎实际

　　改变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如今“现实主义者”已经约等于悲观主义者了，这是有问题的。

　　教授问学生：你住在如下哪个星球？星球A：飞机坠机后，生存者礼让最需要救援的人；星球B：事故发生后，生存者争先恐后地往出口挤，不惜将他人踏在脚下。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B，但数据（当然不包括灾难电影里的乱象）显示，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活在星球A上。在这里，人们十分想要善待彼此，尽管有重重阻碍。所以实际一点吧，勇敢一点吧。诚实面对你的天性，交出你的信任。在光天化日下做好事，且不要为了自己的慷慨宽容而羞赧。一开始人们会当你是天真好骗，但记住，今日的天真想法可能就是明日的常识。该要有新的现实主义了。该要对人类有新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