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科学的又一次冲突，基因编辑到底是什么？

　　今天，一对基因编辑婴儿成了舆论的焦点。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有消息传出，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11月诞生。据称，因基因经过修改，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然而，这个原本看起来颇有些轰动效应的“首例”，却很快遭到质疑与反对，大量质疑指向其后的伦理问题。毕竟，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克隆猴、克隆羊，而是人类。何况，还有人指出，我们已经可以有效阻断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这项研究不仅必要性值得商榷，而且还可能带来风险。或许正因如此，深圳市卫计委表示，将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

　　转基因食品是众所周知的东西，那基因编辑婴儿是个怎样的存在呢？

　　科普一下，基因编辑婴儿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虽然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是世界首例，但这个技术却并非创新，这种技术在业界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CRISPR的原理很简单：当入侵你的病毒被自身细胞战胜后，病毒的小部分DNA会保留在体内的基因组中，而储存这一块病毒基因的“仓库”就叫做CRISPR。当病毒再入侵之时，“仓库”的片段就可以进行识别，一对上匹配的DNA序列，就可以用一个叫做Cas9的蛋白在准确的位置进行病毒基因的切割

　　尽管基因编辑，可能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但显然，这样的医学行为，不是割双眼皮那么简单，更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它关系到人类基因的谱系，关系到每一个人，也蕴含着伦理风险。而这也正是基因实验看上去离大众很远，却被舆论高度关注的原因。

　　这个技术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过，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阶段早期就中止。像2015年中山大学用CRISPR/CASE9编辑不可发育的人类胚胎，随即销毁。像这样造出了婴儿，而且一下整出两个婴儿，是首例。

　　对于科技上的创新，我们应该支持，毕竟这是人类文明走向明天的方式。不过，也正因为科技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让它可能成为一把杀伤力巨大的“双刃剑”。所以，在面对科技的突破时，不能不保持足够的敬畏。科学的意义，永远在于展现其天使的一面而非魔鬼的一面，在于为人所用，而非让人类自毁长城。这不是反科学的态度，恰恰是科学的自爱。否则，打开的可能就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而是潘多拉的盒子。

　　许多科学家都认同：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甚至大胆预言，因为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进展，一百年内，人类就可以向“神人”迈进。确实，我们正与这个时代最未知的话题加速遭遇。换头术是不是符合伦理？克隆人应有什么权利？其中的伦理与法律命题已让人类处于激辩之中。激辩恰恰说明，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中的“隔离物”，而是更深刻地参与着社会生活，参与人类文明的塑造，远不是“进步”还是“退步”那么简单。

　　基因编辑，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健康，服务于人的整体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疑难疾病，将不再束手无策。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克隆问题时曾经说的，“解决了可行性再考虑合理性的‘先斩后奏’，只是不负责任。”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但发明者最初只是为了排除矿井的地下水。而这样的“意外收获”，并不总如人愿。在“科学的前沿，伦理的边缘”，技术不当使用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估，开不得丝毫玩笑。

　　但在没有经过伦理评审的情况下，在没有经过临床动物实验的情况下，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居然堂而皇之地在中国诞生了。人类第一次使用上帝之手创造了两个特殊的孩子。

　　全球科学家纷纷联名谴责贺建奎的科学实验！

　　然而，在面对国内外汹涌澎湃的大量质疑的情况下，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回应到，有一亿人天然就拥有一种使CCR5基因失效的遗传变异保护他们抵御HIV。这些人非常健康。所以他们的手术，选择了在天然变异的起始点准确切断DNA。他还号称伦理站在他们这边。这是基于他们提出过关于基因技术的几个原则：包括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仅仅用于严重疾病的“有所为更有所不为”、尊重孩子自主性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命运不能由基因来决定的“生活需要奋斗”、“促进普惠的健康权”等。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处理的，就是这项技术的伦理风险。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原则如何转化成每个人都遵守的规则？又如何防止以种种原则的名义，突破伦理的底线？这也是基因编辑婴儿降生提出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