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村落里的单身汉》：伦理的黑洞与挣扎的欲望

　　本文授权转自公众号  华文好书 

　　作者 张弘

　　原文链接在文末

　　“打了一辈子光棍/我多活了几十年哪/光棍要喝酒啊/光棍要抽烟/光棍的零花钱呀花也花不完/看到了你们搞对象/我眼红不眼馋啦/看到了你们生儿养女/多么的讨人嫌啦/光棍有酒喝呀/光棍有烟抽/光棍的好处说呀说不完/从春夏到秋冬我一年又一年啦……”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流行的一首歌，名曰《光棍乐》。其时，长我一岁的表哥没有找到女朋友，他常在建筑工地上以此自嘲。那时，农村普遍贫穷，打工刚刚开始。表哥家里虽然贫穷，但也找到了媳妇。

　　

　　上世纪80年代收有《光棍乐》的磁带

　　时隔近30年之后，《光棍乐》鲜有人知，但光棍作为问题在农村却开始逐渐出现。我的一个堂弟1982年出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家里条件尚可，但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未婚。我春节回家拜年时，堂叔对于此事颇有几分无奈。而这种现象并非个案。今年春节回家时，一个伯母托我妻子给她在外打工的孙子小凯介绍对象。妻子打听到娘家有一位女子正好合适，后来获悉，小凯家无力在云梦县城买房（约需20-30万元），此事于是告吹。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的增多，男女比例的失调，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农村的单身汉问题日益凸显。《村落里的单身汉》揭示，光棍的生活不仅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洒脱，反而充满了被社会和村落排斥的辛酸和无奈。对照他们孤单凄楚的生活，《光棍乐》显得苍白而轻佻。

　　作为一项实证社会学研究，《村落里的单身汉》采用了田野调查、深入访谈、问卷和文献资料结合研究的方式。作者选取了苏北江边村为田野地点，同时集合在其他研究地点收集的资料，以那些年过30岁，尚未结婚的农村单身汉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变迁中单身汉的形成机制，分析农村单身汉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艰难求生的图景。

　　                               

　　《村落里的单身汉》

　　彭大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农村的单身汉如何形成？作者认为原因有三：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国家与市场力量的联合。首先，由于中国人历来有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加上父权制，以及男性在家庭的中心地位，重男轻女的现象在中国较为普遍。其中，传统文化沉淀越厚的地方，重男轻女往往也更严重。国家对于农民养老福利的投入严重匮乏，也加剧了一些农村严重的男孩偏好。此外，作为国家力量的介入，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强力推行。我记得，老家湖北云梦县某位领导层在县电视台上公开宣称，计划生育要做到“喝药不抢瓶，上吊不解绳，宁可多座坟，不可多个人”。为应对这种严厉的计生政策，农民实现生育偏好的手段就是依赖性别甄选技术，采取选择性人工引产，这导致了男女出生和存活比例严重失调。据2007年国家人口战略发展研究小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性“无妻可娶”。再者，外出务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因国家与市场力量联合所致。女性外出务工，使得她们摆脱了父母的控制，可以自由选择。与此同时，她们因为经济独立，在个人婚姻上也获得了更多决定权，减轻了对男性的依赖。由于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村优质男性在扩大的婚姻市场上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而那些自身条件差的男性，不仅选择余地有限，而且面临更多男性的竞争。而农村女性在扩大的婚姻市场上，都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个人条件好的农村女性，与流入地男性结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面对这种现状，单身汉们不得不以变应变，采取种种策略以“脱单”。例如，不再讲究“门当户对”和“头一次结婚”，愿意低就。江边村的小明，经过父母一番劝说，才与愿意嫁给他的一个瘸腿姑娘结婚。后来，看到和他同龄的一些人打光棍，感觉“我也知足了”。一个27岁的小伙子娶了一个46岁的寡妇，年纪大的村民觉得丢了村庄的“脸”，而同村其他单身汉却表示羡慕与嫉妒。一个单身汉说，“年龄大一点，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能结婚，比一个人孤独到老要好……我还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呢！”此外，入赘也成为单身汉的选择，但和换亲一样，机会有限。而买婚则存在被骗的风险，很容易人财两空。为了子嗣的延续和养老，单身汉通常通过收养或抱养孩子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新目标，甚至不乏“借腹生子”的个案。

　　

　　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导致了单身汉的孤独感和心理焦虑。起初，他们意识到了单身身份，但拒绝认同。在一般人眼里，单身汉与正常人群体有差异，他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大多数单身汉生活作风邋遢，一些人小偷小摸。江边村其他村民对于单身汉的印象负面刻板，认为他们沉默、不与人交流；懒惰、粗鲁；小偷小摸、不讲信用、道德败坏、邪恶；傻乎乎、愚昧、性压抑。在外面打工，单身汉会遭到用工单位排斥；在家乡，社区居民与村里的单身汉“很少有交往”，原因在于，“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交谈不到一块儿去”等等。其他人贴标签和自我内化的双重力量，形成了单身汉的污名建构。当青年单身汉成长为中年单身汉，摆脱单身身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最终，他们从对单身身份的抗拒，到被迫接受。

　　一旦如此，单身汉就不可避免地在家庭内部遭受排斥。兄弟姐妹与之逐渐疏远或断裂。他们身强力壮时，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年老体衰之后，就成为“多余人”。很多家庭通过分家，让单身汉独自居住。由于缺乏生火做饭等必要的生活技能，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并将遭遇养老难题。独居之后，单身汉的社会交往更少，并退出亲属网络，成为被遗忘的人。由于年龄大、收入较低，他们很难通过打工实现结婚的梦想，只能在城市社会沦为底层人。

　　由于长期的性缺乏和性压抑，单身汉只能通过非正常途径解决或未解决。无疑，这将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难题。在作者访问的48个单身汉中，45人以自慰宣泄。有人偷窥，有人露阴，有人“租妻”，有人乱伦，有人购买性服务，有人侵扰留守妇女。由于单身汉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鼓励和资助他们购买充气娃娃或许是可行的办法。

　　

　　以我对农村的了解和观察，以及本书对苏北江边村的描述，两者结合可以验证，《村落里的单身汉》不失为一项优秀的社会学研究。略感不足的是，3000万男性“无妻可娶”固然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江边村的单身汉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经济基础差、生存技能有限的现象。作为农业社会所孕育的群体，他们无疑落到了时代的后头。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他们成为了失败者。个中原因，既有他们自身的因素，但同时也是起点不平等的结果。而男女比例失调，更是计生政策强力介入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解决他们的养老和疾病等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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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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