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纪晓岚与和珅的一场对话

　　最近看到一个电视剧片段频繁在知乎出现，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与纪晓岚关于赈灾的辩论（见视频：纪晓岚与和珅的经典对白）。引发了很多人对无能清官与有能贪官之间的思考和热议。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讨论一番，这倒不是因为和珅的话真的有什么深刻的道理，而是和珅这段话为什么能引发很多人的认可，以及这种认可背后代表着怎样的一种思潮和文化？

　　这部电视剧是典型的戏说历史，属于借着清代历史的框架讲故事，历史上年龄相差２６岁和珅与纪晓岚当然不可能产生这种辩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段话的逻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电视剧作为一种有着娱乐性的文化载体，比起严肃历史教育更有影响力、吸引力，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塑造和影响观众对历史的认知（而且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是戏说），而由于人们难免将历史事件和人物投射到现实中，于是对历史的认知又势必影响对现实事物的判断。因此，分析这段话是必要的。

　　剧中，和珅说国库没有钱是一个大前提，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客观现实，然而这个客观事实主要是谁造成的呢？征大小金川、征准格尔部花费巨大，这些战争真的有必要发动吗？事实上，乾隆在位期间频繁发动战争，其中不少是好大喜功的结果，以被列入“十全武功”的征大小金川为例，两次金川战役（分别是乾隆十一年和乾隆三十六年）前后耗费银两７０００万，但其成果可以说十分失败，战争造成了四川民力凋敝，徭役繁重，却未能真正平息矛盾，相比战争，一次灾害所耗费的赈灾款就少得很了。因此，只要皇帝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或面子，而肆意发动战争，只要皇帝的权力仍然受不到任何客观有效的制约，可以说不论官员有能无能，或清或贪，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的趋势。而且我们知道以清朝君王的控制力之强，和珅的贪腐是绝对不可能违背乾隆的意思，和珅所提议的那本质上是公开鼓励向皇帝行贿的议罪银制度，也极大的加速了整个清朝吏治的腐败。因此，在不触动帝制的情况下，清官与贪官的所谓两难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伪问题，是经不起推敲的。很多人感到只能从无能的清官和有能的贪官里选择，一定会觉得两难。这要放在清朝，人们有这样的困惑不奇怪，但放在21世纪，还能成为“两难”问题，就像是一个迷信的人明明有现成的手机，但由于误认为手机会吸走脑髓而弃之不用，却为到底是用寄信还是电报通信更省钱而纠结，哪个人会认为他的两难困境是值得同情的呢？一个人当然不必了解如此具体的清代史。然而，皇帝只爱作为抽象的整体的“民”，而非具体的每一个“民”，这没有什么崇高可言，如同很多养殖户也视自己的牲畜为命根子，却本应当成为一个历史常识。

　　第二点，灾民多的根本原因是小农经济有着严重的脆弱性，无法抵御稍微大一点的天灾，但造成无法抵御的根本原因却是人为造成的，即儒教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宗法一体化和儒家国家伦理学说结合而成的国家。从一方面来说，这种性质使得儒教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无法得到任何制度、法律层面的有效制约（只能寄希望于君王及其集团的能力和良心）。中国王朝对农民的剥削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田赋与人头税，还有不稳定的杂税和徭役，后者则是可大可小，而作为民众中绝对主体的农民却没有什么合法、可靠的、制度层面的方式来拒绝这种伸缩，因而只有横征暴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会奋起反抗，并产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源于儒教中国是利用宗法制度组建而成的国家。它通过赋予儒生以一定的法权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意识到家法和国法的一致性（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此即所谓“教民以德”（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而西汉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这就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明确了儒教国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原则。然而，虽然宗法制度本身脱胎于一种原始血缘关系，但被儒家上升为国家组织原则后，两个并非一家人的人之间却并不会因为“天下犹一家”的这种说法，而使那各自本应存在的个人利益就凭空消失，更不可能从此真的亲密无间，亲如一家。因而，儒教国家不承认理智意识萌发后，那早已渡过原始氏族阶段的社会所必然带来的种种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其结果是皇帝及“父母官”集团可以凭“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大家长的家庭逻辑（如“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来掩饰实质上的残暴统治。

　　另一方面，儒教伦理的本质也使得君王出于维护家天下帝王的实体性利益出发，不可能作出可能危及其地位安全的政策，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体制运行的成本，最终造成全面崩溃。以抑商的政策为例，封建王朝虽然常常面临着流民问题的困扰，且知道工商业能在相当程度上吸纳劳动力，但却并不会也不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吸纳流民。我们知道西欧的城市是孕育商业的摇篮，自由的城市不仅降低了贸易的成本，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的信息与技术的交流，但中国封建王朝的城市往往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本身作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枢纽，往往是国家控制力最强的地区，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需要经济力量脱离旧制度的控制，而与政治中新鲜的资本主义要素相结合，然而在儒教国家的主流政治学说中，不论是孔子的“义利之辨”，还是管子的“利出一孔”（后来商鞅将其发展为驱农耕战、重农抑商），皆不存在能为新兴的资本主义要素代言的政治势力与学说（道家和禅宗也没有）。而这一点在西方并非如此，如经过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将“俗人变成了僧侣”，使个人生活也带上了神圣性，从而破除了人们追求财富时的那种道德上的焦虑，而西欧政府中也存在着相当的资产阶级势力，通过与王权结合，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正是由于对商业的整体否定性态度，使得传统中国的工商业虽然在宋代、明清时期出现过十分繁荣的盛况，但总是难免落入被全国性战争扫荡一空的悲剧；同时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和完善，使得知识阶层“尽入彀中”，难以从儒家学说中分离出来一个阶层去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更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伦理和法权。

　　因此，儒教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吏治和流民），但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共情到了电视剧营造的两难心理，便不得不思考，这种两难背后的种种并不客观的预设是从何而来？人们为何会赞同和珅的话？

　　该剧属于人物关系戏仿——塑造了一个忠奸、清贪对立的冲突和对立展开叙述：和珅集贪污之大成，是绝对的丑角，而纪晓岚则代表了忧国忧民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观众通过纪晓岚之口来对和珅进行调侃、讽刺，以抒发对于现实中贪腐的愤怒感，连电视剧的名字也体现了这一目的。但诡异的是，这一次许多观众却站在了另一面：纪晓岚成了空口说白话、想当然、只会政治正确的空洞说教的书呆子，而和珅反成了有基层经验，洞察人事的实干型官员。这不得不说是神奇的反转。

　　人们的好恶取决于现实的心理需要。其实，纪晓岚在这里与其说象征着传统儒家教育下的清官，不如说更像是那些在大众看来不接地气、甚至有点高高在上的知识群体。如果说，曾经的纪晓岚与和珅的故事在前互联网时代，被观众寄予了期盼清官厌恶贪官的愿望，它基本上还属于一种政治诉求，那么现在的逆转，则反映了文化资本和观念的差异被互联网这一媒介所放大后，那必然产生的各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的矛盾的爆发。今天的互联网使得不同群体可以近乎零成本地观察彼此，而小众的、精英化的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显得格外严重（知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各大论坛、平台，有关婚姻、恋爱、平权、性取向、教育、审美等等，几乎一切事情都会发生争吵、分歧。而这种矛盾也相当程度上分流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将人们的视线从高高在上的政治收回来，转而投向自己的现实生活，这便是两人这段对话能够旧瓶装新酒的原因。

　　但由于大众处于文化资本上的天然劣势，因而经常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感到失败和被否定的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便只好将剧中的和珅美化成了真抓实干有经验的体制内曲线救国者，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众所周知，和珅虽然个人能力极强，但“贪腐为民说”则完全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幻想，而贪欲也不可能按照某种比例，只会越来越膨胀，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只要可以痛斥那些看起来像是高高在上的人，认大贪官为救星，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实录馆. (1986). 清高宗实录.

　　刘钊. (2005). 郭店楚简校释. 福建人民出版社.

　　董仲舒. (2014). 春秋繁露. 朔雪寒.

　　马克斯, 韦伯, & 郑志勇.(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群言出版社.

　　金观涛. (1984).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