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勛 ｜ 国人导师与偶像：胡适——读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思想与再认识》（台湾联经出版社）一书诚如作者所言:将胡适的一生放在20世纪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整理，以追溯其全面的发展历程。

　　我没想到这本书是繁体横排，古文不多，比较好阅读。全书以《胡适日记全集》为依据来论述胡适坚守的自由民主思想、开一代风气的科学方法等，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还原这位现代最伟大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

　　余英时认为：“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比肩。理由很简单，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评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文件，这尤其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

　　余英时认为：胡适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方面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提倡的新方法、观点和态度，胡适思想的全面性主要由于他把中国的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都触及到了。胡适在思想上一方面提倡『科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另一方面鼓吹民主自由（德先生赛先生），希望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向他所向往的现代化的方向。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做开风气的事，也算是『启蒙』的工作。胡适说自己的文章：“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正是因为他文字和思想的『浅显』，才能够开一代思想风气。

　　余英时是当代最杰出的史学家，此书论据严谨、考证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利用日记考证出胡适在美国的一段艳情史令人拍案叫绝。

　　胡文辉在《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一文中这样评论余氏：“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五十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彻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余英时在2006年获得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克鲁格奖”，奖励对象是在历史、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人文研究范畴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的学者，不分国籍和语言。余英时被誉为“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许倬云先生在《余英时文集》序中说：“余英时是我们这一代最可钦佩的史学家，数十年内执学界牛耳，为大家公认的史坛祭酒。我有幸与他相交逾半个世纪，也常受惠于这位益友。”

　　我在大学毕业前夕花了200多元买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来收藏，此书早就绝版，为了买这本书的正版，还退了两次货。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与吴思《潜规则》、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被誉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这三本书带有开创性，钦佩其作者功力之深、学养之高。我很庆幸自己在大学时就被这些带有思想性和启发性的人文好书所浸润滋养，让我得以充实。

　　

　　

　　我还曾花了100多元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当时没有读懂书里面的内容，几年前余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已全部下架。据传闻：“总局下达通知：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在大陆有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是禁书，在民间就异常火爆，一书难求。余英时先生坚定的反共立场（“哪里有五星红旗哪里就没有我。”“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支持大陆的民运，继承了胡适的思想自由和对学术独立的执著，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许倬云与余英时这两位齐名并同年的大历史学家都在美国任教，且都频繁参与论政。我已经把许倬云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书籍几乎都全部买了，有时间时好好看看。之前读过几本许倬云说中国系列的书，深深叹服其学养深厚，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就把中西历史说透彻，充满人文关怀地思考当今中国的发展。许先生学贯中西，近些年来在为大众著书写史，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论述中西文明成因及发展差异。(在深圳购买的许倬云先生的书)

　　胡适，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开中国新文学、哲学、史学的风气的大师，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国士无双，我只能想到这个最高的荣誉来赞扬他。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余英时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胡适，我就提炼书中的核心观点来记录胡适的一生。

　　胡适留学美国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胡适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自省道：“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惟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专业方面有成绩的人很多，但是在专业以外同时还能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却寥寥可数了。1915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感慨的说：“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尔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儿耳，中国与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他在留美这几年中把自己打造成通才而不是专家，他在1915年2月18日的日记中关于『士不可不弘毅』中说：“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在『进德』一项说：“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在『劝学』一项规定自己要：“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他的『求博而不务精』主要是立志要『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一心想通过文化或学术救国。

　　余英时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文学革命、新思潮、小说研究、整理国故、科玄论战等都与他有关。他最重要的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文存》一集和二集等。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恰好是所谓的『五四』时代。『五四』也是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革命的时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联俄容共）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文化运动向政治革命过渡。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定义》一文中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首先是『研究问题』。中国有很多具体的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学的等等——都需要我们立即关切。必须评判地研究它们，才能找出解决之道。其次，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它们不但满足中国知识人的精神需求，而且在他们找寻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可以提供理论引导。第三，则是在『整理国故』这一吸引人的口号之下，应用批判精神来研究中国的思想传统。为了自我了解，必须评判有条理系统地重新考察中国的旧传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透过历史观点，对我们自己不同部分的文化遗产，有一客观的理解，并决定它们的价值。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胡适坚信『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不会被毁灭，也绝不可能被毁灭。

　　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最闲暇、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写了一百万字，《白话文学史》上卷（21万字）、《中国佛教史研究》（10多万字）、《神会和尚遗集》、《菏泽大师神会传》和《中古思想史》长编（18万字）。在政治上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执政的国民党（进行一党专政）进行激烈的碰撞，他一生都在坚持这一立场。这时胡适也开始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好感，从1926年到1941年都此肯定态度。在1941年才将苏联社会主义专政、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视为一体，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是不能并存的。

　　这时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长，帮助校长蒋梦麟改革。希望建设成一所高水平的现代大学，不但注重教学而且强调研究。胡适给北大拉了100万经费补助，积极网罗人才，如杨振生、闻一多、梁实秋、丁西林、徐志摩、李四光等人是他邀约来的。这段是时间他只教书不支薪，一心想将『汉学』的中心从日本京都和法国巴黎转移到中国北平来。

　　那时的北京很适合文人生活，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发出这样的感慨：“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粹，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九一八后，民族救亡的激情越发高涨，青年学生都在积极参与。这时胡适告诫学生越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越要冷静，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备将来为国效力。但不被学生所接受，反而招致一片骂声。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是中共刘少奇的杰作，当年的参与者已经公开站出来作了交代。当时中共为了摆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提前爆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自然容易被利用。潜伏在清华、燕京、北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有个小插曲，日本军方认为这次学生游行的主谋是蒋梦麟和胡适，由此可见中共组织的严密。

　　胡适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两国的纠纷，谋求十年的和平。在这十年之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设备，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他在1935年就预言到：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但我们必须要单独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最终促成太平洋的国际大战。他认为在中国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屈服更是误国。但他在1939年9、10月间中断了美国的出面调停，担心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东北『共用共管』的方案，使中国出现像捷克那样被『灭亡』的下场（慕尼黑阴谋）。这个事情国民政府几乎是不知道的，他一手遮天，断送了蒋介石一直希望美国调停的机会，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他坚信『和比战难』最有力的见证。

　　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怎样把美国卷入中日战争是他最大的使命，却不能露骨的表露出来。他以特使身份，以巧妙的语言在美国广播中表达。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必能避免战争。侵略者的愚昧行动会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但同样的愚昧行动依然表现在今天侵略者的身上，美国最后还是可能被迫再走以战止战的道路。当时美国广播电台要求他修改文稿，但胡适宁可不发表也不修改，后来电台妥协了。余英时认为：这一篇广播词定下了他此后数以百计的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角色，这是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他在美国期间，动用一切资源推动日本、美国交恶，一心想把美国带进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得到解脱。

　　胡适在美国最为孤寂之时，遇到了一个聪明又善解人意的Robby，情愫悸动。但胡适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他不会在国家危难之际闹出这种绯闻来。他在1938年4月27日的日记中说：“我不大赴娱乐场，只是因为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后来Robby的丈夫死后，Robby又成了杜威夫人，成为胡适的师母，杜威比Robby大45岁，这也是余英时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考证这段情缘的地方。

　　胡适1946年7月回国就任北大校长，这时他以不是纯粹的学人了。他的俗世地位已达到巅峰，不但是文化、教育、学术界的领袖，还是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无官职但有巨大影响）。但他这时的私人时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日记也只是简单的记事日程，不能提供丰富的史料了。

　　邓广铭先生担任胡适任校长期间的秘书，他说：“身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先生，他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局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己任的。”

　　他立志要把北大办好，同时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他在北大建立『现代物理中心』，物色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9人，专门研究最新的理论与实验。他还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认为国家每年与其每年花费数百万美金送学生去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准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他主张在十年之内先集中资源，建设基础最好的五所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央大学，十年之后再扩充到其它大学。但时局动荡，社会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主客观条件已不可能实现『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好在后来在台湾实现了这个计划，即『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

　　胡适在1958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说：“我说的『学术独立』有四个条件：1、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研究。3、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问题、工业、医药、公共卫生、国防工业难）在国内都应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求得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其进展之责任。”

　　国共内战，知识分子要选择站队。胡适和傅斯年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另一面却坚决不参加政府。这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共恶感，不使其得势，让国民政府不倒而改进；另一面又对国民党不满，必须保持独立地位，不断批评政府。

　　北平围城，蒋介石派来飞机接他到南京，他到南京以后自我感觉是『逃兵』。后面又从上海乘船去美国争取外援，他预感自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遗民』，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了。

　　1949年再次来到美国替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但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契逊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充满恶感。美国的“头号中国通”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主张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权，他警告美国决不应继续承认蒋的『流亡政府』。

　　1949到1958年胡适身在美国，心却在台湾，因为这是中华民国治下的唯一领土了。胡适这时的想法：国民党已开始改革，民主和自由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有把台湾建设成『自由中国』后，进而再推广到全中国。他对台湾的关怀主要体现在这三件事上：

　　1、维护宪政法统

　　虽说多党政治、言论自由落空了，但宪法的法统没被废止，1954年总统和副总统依照程序被选举出来了。

　　2、争取言论自由

　　胡适领衔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命名也是出自他手。通过《自由中国》以争取言论自由，是他对台湾的深切关怀。

　　3、维护学术的独立

　　中央研究院一向独立于政治，不受党干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地。为了保持这自由的学术传统可以延续下去，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他回台湾的重要理由。

　　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中国民主的前行者，一生都在坚持民主与法治。他在1947年的广播演说最能代表他的民主精神，当时是自由、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处于最低潮的阶段，许多人向往『无产阶级民主』，民盟的大批知识分子也认同中国共产党。胡适当时宣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历史上的，宣扬『民主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摘录如下：

　　“有些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民主政治已经不时髦了，时髦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阶级应该有自由，个人应该牺牲自由，以谋阶级的自由。这一派理论在眼前的世界里，代表着一个很有力量的大集团。而胡适之偏要说民主政治是文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不是大错了吗？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

　　我是学历史的人，大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胡适的预言在42年后实现了，1989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东欧剧变、苏联的倒塌，有力的证明了胡适是位『伟大的先知』。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几乎将谱主五十余年中的一切论学论政文字『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所以本书事实上可以说是一部谱主著作的编年提要。我深信，读者循诵本书一过便可以对谱主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特色也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四十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余英时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而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掀起了考证学——史学的『革命』。蔡元培在序中说：一、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二、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三、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四、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

　　余英时在《论学谈诗二十年》中说：“胡适一生的活面极为广阔，自由主义政治立场鲜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学人。他一生最爱好的还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气味，而且终身以推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最大乐趣。因此他随时随地留心人才，发现人才之后则不断加以鼓励，并不辞『到处逢人说项斯』。同时他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他对于后辈学人确能站在对等的地位上讨论问题，从不露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我记得胡适有句名言：“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要鼓励。”胡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胡适在早年出名之后，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他对于青年学生特别有号召力。在20世纪的中国，他是始终在知识青年中保持着『偶像』地位的唯一人物。这些青年都是『追星族』，但大多数只是想看看『胡适之是什么样子而已』。余英时《人文与民主》一文中说：“我记得胡适当时就说希望民主有一天能在中国实现，直接由老百姓一人一票来选出总统，选出执政者。只有这样一个选举过程中，转移政权才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才是一个可以说和平者转移，鸡犬不惊。”

　　我想说，胡适这样的人才是21世纪我们应该追捧的国人导师与偶像，他的思想一点不过时，且敢于为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余英时先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

　　最后用蒋介石写给胡适的挽联和毛子水撰写的胡适墓志铭来结束此文，同时感谢余英时先生，在天堂一切安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挽胡适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毛子水撰写胡适墓志铭

　　2021年8月

　　[作者]

　　李光勛

　　贵州余庆人，喜欢文史的90后青年

　　努力做更好的自己，用心做最想做的事！

　　著有《不断优于过去的自己》

　　公号主要发读书感悟公众号：漂泊的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