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纳尔·雅林的喀什情结与喀什书写

　　此后回到瑞典的半个世纪里，雅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重返喀什却成了他魂萦梦绕的一个“夙愿”。因此，1978年5月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函时，雅林很快答复，并提出了访问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大学、学院、图书馆以及各种文化团体组织的请求。1978年9月8日，71岁的雅林重新踏上了喀什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这个章节的标题雅林用的是“回到喀什噶尔”，而且他一再重申自己是故地重游，这其中既有久违了的亲切感，同时更有返归故里的踏实。书中细致描写了雅林重返喀什的急切心情：“我几乎50年没有看见过喀什噶尔了，我未曾预料过能够以一种更令人激动的方式前往喀什噶尔。” [3]32返回喀什的第一夜“我睡得很安稳”。在喀什的日子里，雅林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参观了虽有变化但依然亲切的许多地方，不断地捡拾起记忆中的喀什印象。重新离开时雅林抒发了对喀什深深的眷恋与不舍之情：“我们行驶过的道路穿过几个维吾尔人的村子，村子里都是低矮的土房子，这是地道的维吾尔房屋。我真愿意再次获得青春，以便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住上几个月，这肯定会对研究维吾尔历史大有裨益，也会帮助我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 [3]59

　　雅林是所有外国探险家、学者中唯一一个跨越了新旧中国来认知喀什的人。1929年他从喀什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学术生涯，半个世纪后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少数获准来到新疆、喀什的人而故地重游，雅林用《重返喀什噶尔》记录了自己两次游历喀什的见闻与感想，其间既有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回顾，充溢着的更是雅林对喀什的深情与眷恋。喀什的考察生活锻造了雅林深深的喀什情结，喀什在他的一生中，成为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人生一站。

　　二、贡纳尔·雅林的喀什书写

　　谈到自己写作《重返喀什噶尔》的初衷，雅林坦陈：“写这本重游故地的书并没有什么秘不可宣的目的……下面记载的，一方面是我对旧新疆的回忆，另一方面是我对中国那一部分尚未对一般外国旅游者开放的现代新疆的观感。” [3]3可以说无论回忆还是观感，雅林都以自己对喀什的挚情，在书中塑造了鲜明的喀什形象，从而勾连起中瑞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概括起来，雅林的喀什形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古朴神秘异域风情的喀什。喀什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曾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穿越俄领中亚时雅林亲身经历了翻越古老丝绸之路的痛苦与艰险，但这也让他直观地把喀什与古老的丝绸之路联系在了一起：“到喀什噶尔的道路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 [3]49在雅林看来，喀什不仅是古老的，也是神秘充满异域情调的。“神秘”一词是雅林形容喀什时使用较多的词汇。第一次面对中国、面对即将到达的喀什，雅林的感受“几乎完全是神秘的” [3]51；身处喀什，雅林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来状写喀什的古朴神秘与异域风情，这一节的标题叫“中世纪风格的喀什噶尔”。雅林感觉喀什有着《一千零一夜》的古老神秘的氛围：这里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人们的交通工具是骑马、骑驴或步行。这里也没有电灯、报纸，更没有印刷书籍，只有一些手抄稿件。街上到处都是背着盛在绵羊或山羊皮做的容器来运水的人、缠着缠头的维吾尔男人，还有光线半明半暗的小巷、黄昏时被油灯飘忽不定的闪闪灯光映在小巷子里的人影，热闹的巴扎、以自己的方式讨价还价进行商品交易的商人……所有这一切使喀什“就如同从现代回到中世纪” [3]55，“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们也不会发现像那个时候的喀什噶尔这样一个充分发展的伊斯兰中世纪社会” [3]57，这个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雅林再次回到喀什，尽管喀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是一座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城市了，但对雅林来说，它的古老与神秘依然是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而雅林写于1985年的《重返喀什噶尔》一书的后记中，他仍觉得：“最好把它看成是退回到中世纪的地方。” [3]248

　　喀什的古老神秘是与喀什的浪漫情调联系在一起的。雅林在喀什考察期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当地有很多地名采用了完整句子的方式，如野驴死在这里、县官大人在这里掉下马、野马死的地方、放了一盏灯的大阪等，这种用完整句子命名的方式虽然原因各异，但却透露出维吾尔人身上的浪漫情调。不仅如此，当地维吾尔族丰富的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也增添了喀什的神秘与浪漫色彩。雅林搜集了很多维吾尔民间故事，比如书中关于阿帕克·霍加的传说故事、关于毛驴与狡诈的魔鬼斗争的故事、奥达姆王的传说故事等。这些民间传说和故事作为书中相关章节的自由穿插，增加了喀什作为异域的浪漫情调，后来也成为雅林众多关于喀什和维吾尔族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2.生机勃勃的喀什。无论1929年还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喀什在雅林的印象中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这种生机是从喀什色彩缤纷的房屋、街道、服饰，人声鼎沸的巴扎集市，高昂震耳的音乐歌唱，甚至是从毛驴身上透露出来的。关于喀什的色彩，雅林发现：“染匠把一股又一股的纱线用杆子挂在平顶屋的黄土房顶上。把他们占据的那一部分巴扎刷成了红、黄、蓝和紫色，而这些明快的颜色又东一块西一块出现在他们的衣服上。” [3]56维吾尔族喜穿颜色明艳的衣服，艾德莱斯绸就是用这些色彩鲜艳的颜色手工织染而成，而地毯、纺织品等也喜用颜色艳丽诱人的红色和蓝色。巴扎在维吾尔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反映了维吾尔族社会生活、传统生产方式、民族心理与思维模式、风俗习惯、商业伦理、传统教育和生态环境等广泛内容的载体，对于促进民族经济共同体、商业经济发展、传统文化传递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年轻的雅林一下就抓住了这一与喀什维吾尔族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方面：“喀什的生活是围绕着巴扎而建，整个喀什噶尔就是一个大巴扎……”他饶有兴致地在书中描写了喀什的各类巴扎：编织品巴扎、地毯巴扎、铜匠巴扎、食品巴扎、肉类巴扎等。巴扎上人声鼎沸，商人对买主的态度直截了当，要么一点也不热情的样子，要么就喝着茶吃着瓜，长时间甚至持续几周地讨价还价，这已经成了巴扎交易的一种“艺术形式” [3]58，而这也成为维吾尔族交友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们的性格也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用了一节篇幅回忆了书商肉孜·阿洪，雅林对他的描写堪比文学作品。但无论哪一类商人都充分表现了维吾尔民族的性格特征：精明、和善、热情、直接。

　　喀什维吾尔族热爱音乐和舞蹈，那种高昂震耳的音乐声、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的歌舞随处可听可见，汇合着人声、毛驴的叫声（1978年各种交通工具的喇叭声）等其他各种声音，构成了雅林无论1929年还是1978年对于生机勃勃的喀什的深刻感受，他甚至认为喀什的一天就是在这各种声音中醒来的。毛驴是喀什维吾尔族重要的交通和驮运东西的工具，雅林刚到喀什就被毛驴吸引住了。书中他饶有兴味地对喀什的毛驴进行了描写，其中还生动地穿插了毛驴的传说故事。这些描写一起构成了雅林对于生机勃勃的喀什描写的一个印象深刻的部分。

　　3.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喀什。对于喀什，雅林发现了它矛盾集合体的特点。一方面，喀什有着开放包容的特性，这是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喀什由来已久的传统：塔什干和其他苏联纺织业中心进口的纺织品和来自和阗、莎车等地的地毯在巴扎上随处可见，喀什的安集延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欧洲货，也经常会有印度出产的东西。1929年喀什虽然外国人不多，但大街上也可以看见前苏联人、英国人、瑞典人、荷兰人，还有印度人、阿富汗人和亚美尼亚人。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狭窄的小巷里到处都是不同民族的人流。凡是维吾尔族厨房里能做出来的或是汉族人烹调手艺所能做出的食物在巴扎上都有，有的地毯明显看出图案和染色受汉族人设计影响的痕迹。这种开放与包容，铸就了喀什多元文化融合渗透的特点。

　　另一方面，喀什又是封闭落后的。喀什的古老神秘无疑与其偏远封闭有关。早在来到喀什之前，雅林在其他探险家的描述中，就对喀什的封闭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有关喀什噶尔的情况，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甚至恐惧，那就是环绕着这个城市的高高的围墙。这里有城门，而且每天太阳一下山，这城门便马上关闭了。这一点给了我一种被禁闭的感觉。”“……一种压迫的感觉” [3]41。虽然后来雅林得知修筑城墙不是为了封闭，而是为了保护墙内的居民，但在喀什的那段时间，雅林还是直观地发现了喀什的封闭与落后。这一点，雅林不仅从自己买书时，书与手稿巴扎的毛拉们对非伊斯兰教的外国人的冷淡态度中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遭遇中得到了明证。1892年，瑞典的传教团开始了他们在新疆的传教史，也是在那一年来到了喀什，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传教士也没能够实现他们从喀什开始辐射到全新疆的传教计划。雅林经过细致的考察后发现，究其根源是因为喀什“那个时候被视为一个保守、狂热的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劝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 [3]72，在喀什传教士被诅咒为“宗教贼”，不仅如此“当维吾尔人转而信仰基督教时，家庭悲剧就出现了……如果他们改变了宗教信仰，有人就会强迫他们离开这个地区” [3]74。宗教的这种封闭狭隘也同样体现在喀什的日常生活中。在安集延区，人们对那些无法理解的技术性产品统统称作撒旦——即与魔鬼有牵连的东西，自行车被叫做“魔鬼车”，唱片音乐叫“魔鬼音乐”或“魔鬼的声音”等。

　　三、雅林笔下喀什形象的特点及其成因

　　从时间上来看，雅林显然不是当时最早来到喀什的西方人。19世纪末期起，俄、英、法、德、瑞典等国的西方探险家就陆续来到新疆，来到喀什，回国之后探险家“总要就其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 [4]4，而这些著述大多基于近代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背景，明显表现出西方（欧洲）中心的意识，很多著述中毫不掩饰他们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感。而喀什则被作为与西方相对的另一极，被描写成落后、愚昧、无知、粗俗可怕、爱撒谎的（如罗伯特·沙敖《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勒柯克《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等）。这些著作构成了西方人关于新疆、关于喀什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种集体想象物影响并制约着社会其他个体的想象。雅林也无法摆脱西方强大的文化背景来注视“喀什”，其表述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想象影响的痕迹。如关于喀什“神秘”的印象，一方面固然是雅林自己对喀什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在中亚探险热潮中西方描述中亚、描述喀什的一个“套话”？而这种神秘其实也与西方视野中东方的异域情调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消看看斯坦因、斯文·赫定等较早来到喀什的探险家们的描述就可以发现，经由他们的宣传与渲染，“神秘”也好，异域情调也好，已作为西方社会对新疆尤其是喀什的集体想象，而成为关于新疆、关于喀什的“一种基本的、原初的、第一和最终的形象” [5]126，这种集体想象构建出来的喀什形象具有长久的时效性——时至今日也依然被西方人甚至中国内地人当做描述感知新疆或喀什的一个重要概念。而雅林正是深深地被这些西方探险家的著作吸引着来到了喀什的，因为按照雅林的说法，早在来新疆（喀什）之前他就已经“读过了需要读的大部分关于喀什噶尔的著作” [3]41。

　　除去关于喀什“神秘”的描写让我们较多看到了雅林作品中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印记，雅林的喀什形象中，另一个可以直观地看到这种社会集体想象影响的表征，就是关于喀什“城墙”这一意象的描写。如前所析，雅林对于喀什高高的“城墙”的描写，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封闭、压迫感甚至反感，并非是来到喀什之后才形成的，而是早在来喀什之前，在隆德读斯文·赫定的书时，这些印象和认识就已经深刻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所以，这种源自于西方探险家的先入之见，深刻地影响了雅林塑造的喀什形象，而且具有长久的时效性，甚至构成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雅林对喀什的深刻感受。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认为，在异国形象研究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应该是形象学的“第一个研究层面，这是首要的基本的研究层面” [5]213。而对上述词汇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包括新疆喀什在内的中亚大多数地区，在西方知识领域里处于空白，而西方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需要开拓新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因而引发西方探险家探险热潮这一背景。对这些词汇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那段历史。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定义形象学时，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莫哈认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 [6]25与同时代其他探险家游记中的喀什描述相比，雅林笔下的喀什形象显著的不同正在于，它是由雅林的特殊感受、雅林的瑞典人身份、雅林的基于学术研究的学者身份，尤其是有着深深喀什情结的雅林加入了较多主观情感因素所创作出来的形象。

　　在大学时代起，雅林就因学习语言的缘故与新疆（喀什）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大学期间他选择了当时极少人修的突厥语，被同学戏称“维吾尔人”。这决定了他与新疆的因缘。1929年9月起雅林在喀什居住了半年多，他对中国、对喀什、对维吾尔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难以释怀的挚爱之情。大学学习突厥语，为雅林与喀什维吾尔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好学的他也在与书商等各色人等交流的过程中维语水平大大提高，这使得雅林能够深入喀什的大街小巷、深入到维吾尔族中间，因此他笔下的喀什形象，既有一个来自瑞典的外来者印象式的素描，更有一个曾在喀什居住、对喀什深怀挚情的学者的那种基于日常体验的内在审视。这使得他笔下的喀什形象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探险家或旅游者的独特内涵，尤其具有了一种可以触摸到的质感和温度。即使是深受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产生的“神秘”印象以及“城墙”意象，也更多由于雅林的亲身感受与体验而变得鲜活而充盈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就自己的了解纠正了集体想象中关于喀什“城墙”的“误读”。于是，我们看到雅林充满深情地感知喀什、描写喀什，1937年在隆德大街上厉声训斥侮辱中国旅行者的他的同胞——他经由挚爱喀什继而挚爱中国，因而即使发现了喀什的落后、封闭、不够卫生，喀什人的赌博、吸毒，雅林也没有像其他探险家一样一味地放大和贬损，他只是做客观的记录，而且更多了一份体谅与关照。比如对于喀什震耳欲聋的人声与音乐，虽然他觉得对于欧洲人来讲并不悦耳动听，但他试着去习惯甚至学着去欣赏它们；对于精明的书商，雅林较多发现的是自己在买书和语言能力提高方面的收获，所以和书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饱受梅毒之苦的人们，雅林深怀同情；对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传教受到的抵制以至造成悲剧，虽然雅林不无遗憾，但可贵的是雅林将其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中去考察，认为它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无数次发生的改变信仰时的类似经历相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雅林对于自己伤寒病的叙述。对于差一点让他丧命的伤寒病，雅林的分析虽触及了存在于喀什许多地方的卫生条件极差的因素（这在许多其他探险家那里被用作凸显喀什丑陋、落后的方面而大书特书，以至于被当做喀什形象的重要方面），但他的叙述始终非常有节制，有的只是对事件经过的简洁叙述，丝毫没有刻意放大。

　　与斯坦因、勒柯克、伯希和等其他探险家探险考察不同的是，这些探险家有的并没有学术研究的背景，有的则与强权政治和战略利益相联系（对于他们窃取破坏中国文物的行为，雅林表达了自己的义愤）。而雅林的喀什之行更多一些关于维吾尔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雅林的喀什形象。所以喀什的风土人情、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成为雅林游记的重心，它们共同成就了雅林笔下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喀什形象。

　　此外，雅林的瑞典人身份也是决定他笔下喀什形象的重要因素。瑞典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655年一位名为尼尔斯·马特松·基奥平的瑞典航海家随荷兰商人到达福建省厦门，回国后将自己的经历编写成册于1667年出版。作为第一本介绍亚洲的瑞典语书籍， [7]这本书向瑞典人民介绍了中国以及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盛赞中国的富庶与文明，为瑞中两国和平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到18世纪时瑞典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19世纪虽然中国遭受着西方国家的侵略，但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和非法鸦片贸易的斗争中，瑞典政府一直在谴责西方的鸦片贸易，而且禁止瑞典臣民参与其中。近现代以来瑞中友好交往日渐深入。可以说正是瑞典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构成了雅林塑造中国、喀什形象的文化语境。而从瑞典与新疆、喀什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瑞典学者们一直坚信“就是从那个城市（喀什噶尔），瑞典人开始出现了” [3]53，尽管这个说法遭到了后来学者的质疑，但无疑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新疆探险考察的热潮中，因为上述历史的原因，瑞典因而与新疆、与喀什自然有着比别人多了一层的亲近感，也因此决定了雅林对喀什的亲善态度，这一点不仅从雅林书写喀什（《重返喀什噶尔》），也从他后来专门梳理瑞典和喀什关系的传闻，认真探讨瑞典与中亚的关系及瑞典的中亚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著作和文章中可见一斑。而“亲善”作为异国形象塑造中唯一真正的双向交流，“发展了正确评估和再诠释异国的方法” [5]142，也决定了雅林的喀什形象在同类著作中的特殊地位。

　　四、雅林喀什形象的意义

　　《重返喀什噶尔》因其对20世纪前三十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喀什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情况、文化宗教、思想状况等方面的出色描绘，被学者看做研究这一时期喀什社会生活“不能不读”（杨镰语）的一本书。的确，这是雅林的一个重大贡献。不仅如此，由于《重返喀什噶尔》在“脱离集体描述总和的距离中” [5]29塑造了鲜活充盈的喀什形象，这不仅是一个形象所具有的最大的创新力，使得雅林的喀什形象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某程度上被程序化了的文本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其现实意义不可估量。

　　今天，喀什正处在最快发展的阶段，不仅取得了建设特别经济开发区的良好发展机遇，而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的提出，使得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的喀什又被推到学术和国家文化交流的前沿，这对于喀什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以雅林的喀什形象为镜，对于我们从“他者“的眼光来对自身进行再认识，在历史的参照中，清醒地认识自己，对构建全新的喀什形象，促进喀什的发展崛起也大有益处。

　　参考文献：

　　[1]田卫疆.新疆馆藏近代外国探险家来华档案及其文献价值[J].新疆大学学报，2006，（5）：154-160.

　　[2]李春华.略论外国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与出版[J].新疆大学学报，1998，（3）:63-66.

　　[3][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M].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4]宿白.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G]//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5][法]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G]//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G]//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转引自张静河.瑞典汉学研究概述[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4）：86-95.

　　Gunnar Alfred Yalin’s Obsession and Diion for Kashgar

　　Abstract：Gunnar Alfred Yalin as the only orientalist who crossed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hinese history beyond many modern explorers，for his connection with Kashgar，he came here.Yalin’s experience help he build a vivid and creative image of Kashgar in his book Return to Kashgar，among a lot of stereotyped western text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The image of Kashgar in Yalin’s book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to this spe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especiall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helpful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Kashgar.

　　Key words：Gunnar Alfred Yalin；Kashgar；Obsession；Image ofKashgar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34（2017）02-0059-06

　　DOI:10.13933/j.cnki.2096-2134.2017.02.014

　　收稿日期：2016-10-09

　　作者简介：张海燕（1968-），女，山东潍坊人，新疆喀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罗浩波（1966-），男，安徽宣城人，新疆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新疆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