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惠翾｜从“和而不同”到“和合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栏目：汽车资讯时间：2023-08-15

　　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理念出发，尝试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呈现，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为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化为人类共同行动的现实表达。

　　关键词：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罗惠翾，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在这场大变局中，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面临的挑战更具全局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其中的核心问题乃是文明间相处之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是解决文明间相处共生的准则，日益成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行动纲领。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图景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和共同价值，体现出中国对世界的突出贡献，对世界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早在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就对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全面系统阐述。201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了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示了中国愿同各方一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来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基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达到美美与共，共享人类文明的各项成果，进而从理念到行动来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指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

　　一、“和而不同”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

　　费孝通先生晚年重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强调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文化自觉的核心是什么？方克立指出，“‘和而不同’就是费老的‘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和精义之所在”。费先生谈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我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这四个字来展望人文世界在21世纪的可能面貌”。费先生提出的“和而不同”首先强调的是“和”，我们需要在承认差异、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和平相处之道，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若我们只强调“同”，把不同的文化、文明放到同一个标准体系中，那就只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如何实现“和”？这就需要理解费先生所谈的“心态秩序”的概念。

　　1990年12月，费孝通先生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指出，由各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怎样和平共处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这是因为由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1992年6月，费先生强调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为了彰显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他提出一个新名词“心态关系”。“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1992年9月在香港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费孝通先生指出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用“心态秩序”来强调人类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在剧变的社会中如何共生的问题。1993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心态秩序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如果人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那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多元一体，一个认同的秩序”。“能否在整个世界也出现这样一种认同呢？……全人类五大洲能不能一起进入大同世界呢？”费先生谈到，派克（Robert E.Park）教授早就指出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经济上全人类已被捆绑在一起，而大家能和平相处的新秩序却还是遥遥难望，关键在于全人类已经有了利害上的关系但却还缺乏道义上的认同。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关系层次而没有道义认同层次。

　　事实上，关于心态的研究，在费孝通先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论著中已有体现。1947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他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为题就文化价值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个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上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个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的精髓。用费孝通先生的解释就是“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这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

　　在伦敦大学的演讲中，费先生已经开始强调人类文化中价值观念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费先生所提出的心态层次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调节、认可接收的价值体系。费先生的心态论的提出，就是要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中找出共同的、相互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建立共同的心态秩序。“心态秩序”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寻求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背后的人类文化和心理的一致性；第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在多元的基础上寻出文化的一体，以此来求得心态秩序的建立。

　　这种“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行动主体是“我”，而不是物体和动物。费先生指出，“‘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心”的概念以其独特的思考维度，成为阐释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当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中期会议”上，费孝通先生做了题为“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主旨发言。他特别强调多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他指出，过去占主要地位的西方文明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了。“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这个问题，看来原来已有的西方的学术思想里还不能解决。而中国的传统经验以及当代的民族政策，都符合和平共处的逻辑”。费先生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不同的民族关系中，就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动态过程时用“三项法”来概括三种文化类型，即本土的、外来的、综合的，也就是20世纪末广泛谈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和文化融合的现象和问题。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促成了不同人文类型的交流与融合，学者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来概括人类群体和文化之间发生的交流与融合现象。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在“冷战”时代结束后人类冲突的根源和主要形式将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将会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因素而成为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人类冲突的主要形式。他提出大量证据说明文明的差异是比民族国家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冲突根源，并预示在21世纪中将会出现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峙的局面。亨廷顿的观点忽视了文明之间的共生互鉴之道。那么，21世纪“到底将是一个文化一体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还是一个‘文明的冲突’的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所代表的世界性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不平等状态，是一种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向历史进程，也无法解释20世纪末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一体化过程。

　　费孝通先生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建立人类心态秩序的最佳阐释，也是人类文明共生理念的基础所在。人类文明共生的基础首先是理解和对话，而非“文明间的冲突”。“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与发展，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即“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成为“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二、从“和而不同”到“和合共生”的文明交流互鉴

　　早在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便接续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洛克（John Locke）的契约共同体传统，对“世界共和国”“世界公民”的思想进行系统阐释，把建构在契约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扩展为以道德的普遍理性信仰作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类共享着“普遍历史”，命运彼此相连。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明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时，越发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便需要一套共同和谐相处的伦理模式，结合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更需要从“全球共同体”的角度重新考察21世纪，从学理上探寻一种可能的解决世界动荡和混乱的办法。

　　在讨论不同文化相处之道的逻辑过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与“和合共生”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为不同文化共生的伦理与道德价值之评判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同文化相处之道的逻辑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维持和发展的基础。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文明当作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必然会产生生命的循环过程，即文明的创生、成长、衰老与崩溃，产生循环过程的动力是“挑战-回应”模式。能应付每一次挑战，就可以再向前发展，否则就要崩溃或解体。因此，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应变能力和应变方式。中国人倡导天人合一思想，以天道理解人道的盛衰循环。“和合共生”是中华文明的最佳应变方式，由此中华文明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自古有“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的经验教训，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历史经验证明，以德凝聚起来的群体是牢固的，以强力来维系的关系是无法持久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凭借的不是西方推崇的文化霸权，而是中华文明“和合”理念的融合能力。《礼记·中庸》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和”即调和、和谐、祥和，“合”即联合、合作、融合。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荀子·礼论》记载：“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庄子·在宥》云：“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可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生发的原因是“和合”。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古代文明和合理念的重要立论基础之一。“和合”是自然界生物多样共生的生动展示，也是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生动体现，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生动阐释。

　　“和合”与“伦理”和“道德”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人类学的语境中，“伦理”和“道德”二者都是“文化”一词的“概念要素”。人类学家大都把伦理和道德视为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并认为它们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美国心理人类学家哈洛韦尔(A.Irving Hallowell)说：“人类的社会秩序，经常就是一种道德秩序。”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认为，“人类生活就是一种道德生活，因为人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认为社会结构可视为一种伦理体系，这是一种人类善行关系井然有序的安排。这与儒家传统重视伦理，把以义行礼、以俗教安、以乐教和视作仁者的行为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汉字和伦理道德规范直到今天还是海内外中华民族的主要凝聚因素”。

　　“和合”的文化价值，重伦理、重道德，影响深远。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上发布的《世界伦理宣言》，在导论部分即引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诺敬重生命与尊严、个性与差异。“和合”的文化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不同文化共生的基础。

　　当我们把“和合”看作是伦理和秩序，与其相连的“和合共生”之共生，更加强调“和合”文化价值的共享和共处之道。“共生”(symbiosis)理论最初源于19世纪70年代生物学的研究，指多种生物虽各具特性，却又能共同生活的现象，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0世纪中叶，逐渐被人文社会学科广泛借用。中国古代所讲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其实就是一种共生论。另一个概念是区位学（ecology），在生物学里是研究动植物生长地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派克借用来研究人类群体居住的社区，称为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派克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植物的社会就在于建立在不同的水平上，人是在文化的水平上，动植物是在生物的水平上。生物水平上的主要特征是竞争，这种竞争是没有限制的；而人类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受到风俗及共识的限制。其核心是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区位层/生物层、经济层、政治层、道德层，堆成一个金字塔，越往上升级，人的自由就越是递减，因为人与动植物的区别就是人用文化来制约自己，“一个人完全进入了社会秩序也就是全部生活都被组织在群体里……个人的自由就完全受群体的习俗、意识和法律的控制了”。

　　而共生体系（symbiosis）和共识体系（consensus）也是派克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智慧，能够在心心相通的基础上形成群体共识，这个共识代代相传就成为可以积累的文化。共生是生物界的共同现象，而共识和在共识基础上积累的文化和历史，是人的特性，即属于前述的道德层面。1939年派克曾指出：“看来有一种类型的社区，它的成员间在生存上相互依赖，要分也分不开，但他们在一起的集体行动却什么也发生不了，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种状态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进入共生的关系之中，但是无力采取集体的行动。”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共生体系但是还缺一个相配套的共识或道德体系。而这个相配套的共识或道德体系就是“和合共生”。

　　共生与冲突是一对孪生姐妹，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冲突是暂时的，共生才是长久的。人类文明若要不断发展，势必要在不同文明间形成如派克所言之共识，即道德秩序。费先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里的不同阶段上，都有与其生态秩序相适应的心态秩序。因此，首先要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容忍不同价值观点的并存。更进一步，通过加强群体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这样的社会就是“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的西方文明在全球体系中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巨大的灾难，最突出的就是殖民主义。由于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导致的“南北问题”，在21世纪不仅没有得到缓解或者解决，相反还在继续恶化。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巨变及科技、交通的发展，人类不能再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然而就在人类文化寻求取得共识的同时，原有的但一直隐蔽起来的来自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为此，1998年11月，第53届联合国大会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以增进各种文明间的了解和沟通，减少冲突。这种“文明间的对话”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达成文明之间的共生共荣。2001年，第5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努力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为增进各文明间的了解和沟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9·11”事件后，“文明间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所关心的大课题。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人类得以共生的基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中强调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然而，在文化多元性之下仍然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往往超越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通过一个世界体系的兴起而表现出来。共同性成为文明间互动的重要特征。正因为有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才有今日人类文明的繁荣多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也体现了这些特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不断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古丝绸之路书写出文明交流、共存的典范。在增进文明间的共同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以“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模式发展的中华文明已经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重要的因素是文化的交流、沟通与理解，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进而在真实的生活中超越概念本身抽象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

　　以“和合共生”达到不同文化的融合“共识”，表明中华文化注重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而非采取没有限制的竞争来求得生命力的延续，亦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符合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契合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准则。

　　从“和而不同”到“和合共生”的开放包容理念，主动与世界不同文明展开对话，才是减少文明隔阂、实现各类文明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理念。“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中国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④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思想，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基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将“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传统理念进行创新性发展，从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福祉出发，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重要理念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为全球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生”文明互鉴的现实表达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冷战思维、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威胁依然存在。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国际合作背后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交流、沟通与理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明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时，需要一套和谐共处的伦理模式，以结合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⑤2019年，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诠释了文明自信、文明互鉴、文明包容等主张，为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奠定了基调。这是中国推进文明对话与互鉴的实际行动，对亚洲、对世界有着深远的示范意义。坚持和而不同，维护文明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怎样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化为人类的共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的发展不是独善其身的发展，‘一带一路’就是要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和谐共生。这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中国以“三个联通”——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点，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中国同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10.4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亚投行、丝路基金、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平台、项目扎实推进，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力、开辟了新道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运营通车，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跨越，不仅联通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还辐射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促繁荣发展的生动缩影。“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习近平在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回顾了古丝绸之路历史，阐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心。丝绸之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例证，这是联通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同时空海陆文明交融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区域整合的历史过程。历史上，丝绸之路就是沟通全球不同社会的桥梁和通道。

　　从广义上来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商路或经济文化交往通道的总称，通过丝绸之路所串联的各族群借由丝绸之路开展了广泛的资源互通与共享。“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我国东南沿海港口为起点，通过海路和陆地中转站与亚、非、欧洲之间形成的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的跨区域贸易，但从整体上看，尤其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核心意义在于促进了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通过这些物的往来与交换，构建起这一区域内一个多层次的区域贸易网络，例如中国的丝织品、纸张、茶叶，波斯和地中海东岸的金银器、玻璃制品、乳香、药品、绒毯，印度和东南亚的胡椒、香木、宝石、珊瑚、象牙、犀角、鳖甲等，多样性的物品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这种源源不断的需求促使这一传统贸易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良好的持续。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发生了持久而复杂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社会纽带，是今天推动中国与欧、亚、非洲国家贸易往来和政治交往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重新强调与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其目的依然在于推进全球不同文化、区域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在区域内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郑重宣告。中国始终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强调通过文明交流对话推动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中国不断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舞台，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内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多轮驱动，推动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支持全球发展合作的真诚愿望，宣布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心合意同，谋无不成”。

　　中国始终坚持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21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将极大地推进全球减贫事业。新冠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发展势头，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世界银行认为目前的返贫人口已超过1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计203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将达到10亿左右。而这些极端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报告称，“一带一路”交通项目可降低贸易成本，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中国的脱贫经验为全球减贫提供了“活教材”。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让我们更加切身感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与此同时，各种偏见、污名化也让我们看清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宗教之间存在广泛的分歧。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46亿件防护服、4300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资和超过22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不懈努力。

　　面对“筑墙”“脱钩”带来的分裂威胁，中国的积极行动弥足珍贵。2022年夏天，习近平主席给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回信指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才能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充分发挥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中国倡议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尤其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涵，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天下为公”“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等文化理念，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为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刘海涛〕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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