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奖杯从何而来？票根如何设计？三十“光”年展中，拾遗上影节闪光瞬间

　　

　　6月9日，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6月6日上午，记者还没走进历史悠久的大光明电影院，已经能感受到电影节的氛围。门口的巨型排片表，以上影节今年的海报为底，热门场次如《乱世佳人》《末代皇帝》《教父》《犬神家族》等，贴上了显眼的“满”字。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大扶梯右侧逐级放置了主题道旗，其上是每一届电影节的金爵奖最佳影片和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姓名。

　　

　　当天，“三十‘光’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三十年展”（以下简称“三十‘光’年”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正式开展，众多上影节官方及影迷提供的藏品，唤起影迷们关于电影与这座城市的情缘记忆。

　　

　　五代金爵奖杯齐聚一堂

　　199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初试啼声，彼时的金爵主席是著名导演谢晋，最佳影片是《无言的山丘》。30年来，这个从无到有的中国唯一A类国际电影节，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岁月，可以从大光明电影院的展品中一探究竟。

　　经过一面面主题道旗，进入大光明二楼的影迷沙龙，这个不算太大的展示空间内，历届上影节主题海报一字排开，徽章纪念卡、电影节票根、纪念邮票等颇具文化价值的藏品，无声诉说着上影节30年的发展历程。

　　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展示柜中，5代金爵奖杯齐聚一堂。上影节初创期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年“金爵奖”的命名有过很多方案，包括浦江杯、申花杯等，最后才从《诗经》中汲取灵感，选择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标志金爵酒杯，体现东方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初代金爵奖杯的造型也能反映当年的创意——上影节最初的设想是在金爵奖杯下方缠绕电影胶片，可惜由于胶片挂不住，而且效果不佳，最后才确定下用金属制作的胶片造型底座。

　　

　　如今的第五代奖杯，从基座到爵杯，已经做了不少优化。金爵奖杯创意来自夏商周时期，但采用的酒杯造型是以明代至尊爵杯为母版，最新的爵杯部分按照现代手法进行简化，而基座则采用晶石概念造型，意义取自五行中的“土生金”，一方面有“电影艺术是经过反复雕刻的心血结晶”的寓意，一方面也便于获奖者端拿。

　　

　　遵循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三十‘光’年”展在策划创意之初，就将影迷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展览以“我与SIFF”为主题，面向广大影迷进行藏品和故事征集。如今展出的票根、海报、纪念品、签名，都源自沪上影迷的珍藏。“征集活动上线后，影迷们踊跃参与，提供了数千份藏品，每一份藏品，都蕴含着对电影的热爱。”上影节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悬挂在墙上的大型相框里，有第一届上影节到第24届上影节的全部票根，这是资深影迷梅海星的收藏。1993年，上影节初创时的票根还没印“上海国际电影节”字样，梅海星在当时的胜利艺术电影院连看了至少5场电影，他保留着当时手写的片单。

　　梅海星今年72岁，第一届上影节举办时，他在海事局工作，单位在外滩海关大楼，家住同济大学附近的密云路。他还记得，下班回家路上，骑车拐到乍浦路桥附近的胜利电影院时，看到影院拉出横幅，上面写着“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时候宣传不像现在这么铺天盖地，就《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消息，我也没太留意，直到看到这条横幅，想起来了，就去买了几张票子。”票价10元一张，跟当时8元、10元的电影价格没太大区别。“第一届的票子就是普通电影票，第二届才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专用电影票，但第一届至第八届的电影票上并不标注片名。”后来，电影票上的片名、导演、主演、展映时间一应俱全，越来越专业。

　　梅海星留下了票根，一收藏就是数十年，并且其后30年，每届电影节都没有错过。在他的收藏中，有尤为珍贵的第一届电影节开幕纪念封、纪念邮票、报纸头版头条；更有历届排片表、市民观影手册，集纳起来，收藏册足足有厚厚的15本，堪称市民版上影节编年史。

　　梅海星印象最深的是意大利导演马乌利兹奥·夏拉。在他的第10届上影节收藏册中，有一张两人的合照，照片下面贴着2007年6月22日五角场万达影城的票根。“那场放映的是意大利影片《克莱采奏鸣曲》，导演围绕这部家庭伦理片背后涉及的社会现象、夫妻家庭关系等话题，与现场200多位观众交流了40分钟。见面会笑声不断，导演不厌其烦地回答影迷的问题。他的认真，深深打动了我。”如今已经退休的梅海星搬去松江养老，近几年经常在松江看电影。“看电影节的电影，我从中年看到老年，越看越年轻；看电影节的成长，年年有新意，影迷其乐无穷。”

　　在这次展览中，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服务了20多年的张志明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电影节空白票版，他是为电影节提供电影票票版印刷的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厂长。

　　张志明记得，上世纪90年代，全上海的电影票都在电影主管部门指定的两家印刷厂印刷，译文厂是其中之一。“像大光明电影院这些当时的大影院，都在我们这儿印电影票。”当年没有电脑，电影院用的票版全靠人工排版，每一场电影都要单独制作包含厅、排、座信息的模板装到印刷机上，“第二届开始，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了电影节的名称；从1999年第四届开始，我们开始和电影节合作，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用电影票。我们要更仔细地校对座位信息，因为那时毕竟是人工排版的，要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号’，杜绝失误。”张志明说。当下观众习以为常的电脑打印电影票，第一次出现在2006年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票“进化”到只需要印空白底版后，张志明开始留意票面上的文化元素。“票版设计师开始根据电影节的主海报元素来设计，有了清晰的文化标识感。像第22届的票版就非常特别，底版上有美猴王掀开帘子的主海报元素，电影节字样也从传统的横排变成了竖排，很有文化气息。”如今电影节的票版很有讲究，不仅要好看，也要有防伪功能。“普通电影票是80*85mm大小，电影节是80*200mm，一开始用237克热敏纸，和票务平台合作后，为了方便自助取票机吐票子，就换成了140克的。”张志明透露，影迷如果想要收藏质地更厚实的电影节票，可以选择去柜台打印，用的是200克热敏纸。

　　迎接电影节，大光明电影院提前“预演”

　　对上海国际电影节而言，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同样具有特殊意义。这座邬达克设计、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地标性影院，见证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数十年的发展。

　　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谌介绍，上影节期间，大光明将重启疫情期间一度中断的电影节热门影片海报展，作为大光明电影院的保留节目，这是不少影迷心目中的经典打卡地。

　　

　　和不少电影节展映影院一样，目前大光明电影院的放映设备、字幕机等都进行过调试检修，发现问题及时更换，取票机等常规硬件设备同样定期维护。值得一提的是，大光明拥有独特的“千人大厅”，不少上影节首映影片把见面会放在这里举行。“今年是恢复线下国际交流的第一年，目前，国际影人的行程还在陆续敲定中，我们会积极对接、配合电影节组委会的安排，做好见面会的承办工作。”胡谌介绍，影院见面会通常根据主创嘉宾的人气判断客流量，提前做好安全准备工作。“考虑到影片上座率都很高，散场时容易形成人流对冲，需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疏散人流，同时也会外请一些特保人员维持秩序。”目前，大光明电影院已经针对这些情况进行现场预演。

　　大光明电影院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就参与其中，与上影节一起成长。在大光明工作近10年来，胡谌印象深刻的是购票方式的变化，头几年以线下为主，购票队伍长达几十米，从影院门口一直延伸到附近的麦当劳。近几年，影迷抢票的主战场转到线上，线下排队的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热门电影“秒没”的都市传说。“线下购票时代，可以从彻夜排队的人群中更直观感受到影迷的热情，如今则是被几秒钟几十万张的出票量所震撼，让人不由得感叹时代的飞速发展和上影节的日益便民。”

　　一场场上影节首映会，为大光明留下星光熠熠的足迹。“电影节的世界首映影片很多，常有不少国际明星来到这里与上海观众交流，像是苏菲·玛索、布莱德·皮特、休·格兰特等。”胡谌记得，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时，英国演员休·格兰特将其新作《编剧情缘》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见面会就在大光明电影院举办。有趣的是，由于休·格兰特本人也没有完整看过影片，映前交流结束后，大家都以为休·格兰特走了，其实他悄悄留在影院里，和上海观众一起看完了电影。

　　“我们在二楼给他找了一个稍微偏一点的位置，观众都沉浸在电影里，没人发现他也在。”胡谌说。那天影院两场观影活动的间隔很短，《编剧情缘》快放完时，后一场影片的很多观众已经等在门口。影片结束后，保镖带着休·格兰特直接从大堂离开，当他走过人群，和很多影迷擦身而过时，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眼见他上了车，人群中才爆发出一阵骚动，“刚刚走过去的是不是很有名的英国明星？”“是休·格兰特吗？！”胡谌至今记得人群中那些影迷的脸庞，他们脸上的神情从疑惑、惊讶转为激动就在一瞬间，像银幕上的光影一样烙在她的脑海里。“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你才能看到那么多国际明星，见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人。”

　　谢晋、孙道临、汤姆·霍伯、巩俐、努里·比格·锡兰、黄建新……沿着大光明电影院的台阶往上走，经过一个个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主席的名字和一部部最佳影片，这一刻，上影节之于普通影迷的意义足以彰显。

　　

　　记者想起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靳羽西时，这位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了不少国际知名影星的女士感慨道，“这样多姿多彩的上海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啊！”于她而言，电影节意义非凡，她正计划将上海国际电影节放在自己新节目《Meet Me In China》（相约在中国）的文化板块中，向世界观众讲述当代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