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法治副校长金英梅：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细活儿”更重要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未成年人平日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校园中生活和学习，校园法治教育也因此成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重要一环。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金英梅是朝阳区数百名兼职法治副校长中的一位。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朝阳区大部分中小学，进行普法宣传，更为孩子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兼职法治副校长制度已推行多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学校可以从司法和执法机关、法学教育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聘请法治副校长、校外法治辅导员。

　　金英梅认为，未成年人保护“两法”已明确规定各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应尽的职责，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加强监督。若部门懒政，检察机关就一定会出手。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启动”仅是开始，后面的“细活儿”怎么做，更值得关注。

　　

　　金英梅在四川凉山地区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受访者供图

　　学校逐渐将“家丑”放在兼职法治副校长面前

　　新京报：担任兼职法治副校长以来，你发现发生在学校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金英梅：我从2015年开始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检察工作，也担任了很多年的兼职法治副校长，去过朝阳区很多中小学，还有部分幼儿园。

　　 

　　近些年，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因为心理脆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抑郁症，另外也出现了校园欺凌等。

　　 

　　出现这些情况后，我要先对学生进行个体评估，如果需要心理层面的帮助，我会联系专业的心理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针对个案给老师们讲课，告诉老师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

　　 

　　多年来，我解决了很多个案，这是我跟孩子们的秘密，不宜说过多细节。从我内心来说，能够真正帮助他们，我心里特别满意、开心，我觉得就足够了。

　　 

　　新京报：和孩子交流时，你有何考虑？

　　 

　　金英梅：《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尊重未成年人，尊重是从懂得开始的。

　　 

　　在每一个年龄段，孩子们的思路都不一样。在沟通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孩子们在想什么，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行为背后有什么原因。有了这些了解，在实际办案中，我就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理解他们行为的合理性。

　　 

　　以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为例，成年人会问孩子“你有没有喊”“有没有极力反抗”“有没有求救”。这些都是从成年人的视角出发去提问的。对孩子来说，他们的年龄、接受的教育、平时的习惯等，决定了在那种状态下他们能做出何种最大限度的反抗。所以我们成年人，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新京报：兼职法治副校长制度推行多年，你认为司法机关与学校如何协作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进校园？

　　 

　　金英梅：2010年以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第七检察部，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更具规范性和规模性。团区委也非常重视法治副校长的工作，组织编写法治课教材，今年刚刚发布了第二版。

　　 

　　我认为，基于案件发现背后的家庭问题、学校问题、社会问题，结合案例开展针对性的预防、根据不同孩子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法治课程方案，是我们的专业所在。我们需要跟学校建立良性互动，告诉学校我们的专业性是什么，让学校认为有必要把兼职法治副校长“拉”进他们的团队，这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在普法过程中，学校和兼职法治副校长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改变。一开始，有些学校或兼职法治副校长可能都存在完成任务的心理，不太愿意把“家丑”暴露给我们，随着交流的深入，学校开始愿意把发生在学生身上的问题或家校之间的问题告诉我们，寻求帮助。从去年开始，法治进校园出现了质的飞跃，如果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学校变得愿意主动和我们联系。

　　 

　　若部门不愿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检察机关就一定出手

　　 

　　新京报：未成年人保护“两法”今起实施，你认为各政府部门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需要做些什么？

　　 

　　金英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曾经不是很受重视，所以司法机关承担了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大量工作。现在，随着未成年人保护“两法”的实施，各个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应做什么、如何担责，都已被明确规定。作为检察机关来说，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引导、加强监督。

　　 

　　监督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打击各个部门的积极性。检察机关要将多年来的经验和各部门共享，引导各部门依法依规地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职责。如果这些部门还是不愿意履行职责，存在懒政的情况，检察机关就一定会出手，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

　　 

　　新京报：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才能将未成年人保护“两法”推广落实？

　　 

　　金英梅：虽然现在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后面的“细活儿”怎么做，更值得关注。比如现在有些活动，启动仪式之后就没了后续，但其实启动之后的事情更重要。

　　 

　　未成年人保护“两法”的推广落实，一年后各层面具体做了什么、两年后有什么进展，这些都需要我们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去考虑。

　　 

　　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需要知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当然，这个指标我们很难统一界定，但是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是你的孩子碰上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这样处理？对你的孩子是否有效？另外，我觉得内心的接受程度也是考量的标准之一。

　　 

　　新京报：具体到起着普法宣传作用的兼职法治副校长，你认为应如何考量他们的工作？

　　 

　　金英梅：我们有数据上的要求，比如说进了多少所学校，多少名学生、老师听课等。同时，我认为所有兼职法治副校长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理念——我们进校园能做什么、能为学校解决什么实际困难等。家校矛盾的解决、校园安全防护机制的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这些都需要我们细化引导落地。

　　 

　　法治课进深山，让留守儿童打开心门

　　 

　　新京报：除了在北京进行未成年人保护的普法宣传，你和同事还去了四川凉山地区。在那里，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金英梅：2019年，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响应最高检“走进三州三区”的号召，去了西藏、四川等地区，后来我们跟凉山州检察院成为共建单位。仅签署一个合作框架协议，我觉得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将框架协议进行了细化。

　　 

　　2020年，疫情让我们的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其间，我们做了更多的调研，使共建工作更有实际目标。今年5月23日，我和同事再赴凉山开展普法宣传。这次我们去了昭觉县三河村、冕宁县、木里县，一周讲了24堂法治课。当地听说北京的检察官来了，特别重视，通知每家的大人孩子参加活动。我们进村、进菜地、进学校讲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昭觉县三河村的那堂课，当我看到来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时，感触很多，因为来的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孩子们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怯怯地“埋怨父母”的话，特别令人心疼。

　　我想，给这些孩子们上法治课，需要面对面地、看着孩子们的眼睛去沟通，这样才能打开他们的心门，让法治观念走进村子。我和同事们建议，可以给大凉山的法治进校园活动取名为“把麦交给你”或“麦霸行动”等，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开口说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孩子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的养分各不相同，我们要发现他们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编辑 白爽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