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之子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古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审美和思维方式，同时证明了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在表现手法上，诗的内涵通过中国文化表现出来，这样，就拓展了空间，增添了韵味；同时也体现出古诗词的精神，超越了一些表层因素，如诗词的音韵、格律、措辞等。

　　在翻译古诗词时，通常情况下，都喜欢用“归化”或“异化”来传递诗词的文化意象。归化（domestication）指在翻译中，最大程度淡化原诗词的陌生感，使原文变得流畅、透明。这种方法是使古诗词中的语言尽可能地反映读者接受的观点，从而达到古诗词文化与读者所熟悉文化之间的一种对等。异化（foreignization）指翻译者在翻译原文时，背离其主流文化，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使翻译和原文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打破原来的翻译原则，尽量保留原诗词的本色特征。即在翻译中保留原诗词文化特点，以丰富译文和原诗词的语言表达。

　　古今中外，在翻译《红楼梦》诗词的时候，杨氏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是比较权威的，他们是杨氏夫妇的“A Dream of Red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因为各自的生活背景不同，所以翻译的意境不同，都对中国古诗词文化运用了完全不一样的翻译。中国的杨氏夫妇用的是异化法。他的目的是把中国的特色和主流文化介绍给西方国家。而英国的霍克斯采用归化法，他是想尽可能使读者通过阅读诗词来接受中国诗词的特点。

　　《红楼梦》中的诗歌特别多，在这里拿出几个例子来进行比较分析。《红楼梦》中元妃归省，作为弟弟的贾宝玉应元妃而做的《有凤来仪》“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杨氏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法完全不同：杨译为“So green each stem they seem to drip”；而霍译为“Each graceful land lets fall a dewy tear”。在原文诗词里，“青欲滴”是汉义的“青翠欲滴”。在翻译时，杨氏夫妇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文化特点，使读者一看就知道意思；而霍克斯则因为对文化的误解，翻译成露珠从竹子上滑落，这样，就使看的人不知所云。还有一句“莫摇清碎影，好梦昼初长”，杨氏夫妇译为“Letnon disturb these chequered shades，That sweetly she may dream till daylight fades”。用“Sweetlv”是拟人化的把竹子翻译出来，完全适合原诗中的情节。而霍译为：“Let none the checkered shade withviolence rude，Disturbing on slum-beer’s dream intrude！”霍克斯用了“violence”和“intrude”，这两个词和原文意思非常押韵，但用在这里不恰当，语气不够委婉。

　　春去夏来黛玉伤春感花悲己身做了一首《葬花词》其中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杨氏夫妇翻译成：“Asblossoms fade and ny 8cross the sky，Who pities the faded red，the scentthat has been？”而霍克斯则译为：“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the air，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在这两句翻译中，霍克斯的翻译工整押韵、优美简练，非常漂亮，然而却没有原文的“有谁冷”的意思，和原诗词要表达的就不同了。

　　以上是通过对比、比较杨宪译和霍克斯两种诗歌翻译意象传递的现象，从而知道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有着很大的区别。杨氏夫妇运用了异化的翻译手法，在翻译诗词时，尽量忠实原诗词形象，同时还采用了加注、增词和直译的方法来保留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独特意象，使读者从译文中了解中国古文化；而霍克斯采用的是归化的方法，翻译时工整押韵，尽量地想表达出翻译的完美形式，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舍弃原文中的文化意象，虽然可读性很强，但却没有保留原诗词的文化特征和诗词意蕴。因此，两者在翻译时各有千秋，要根据语境的不同来做适当的翻译，不能一味地运用异化和归化。

　　第2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这个问题在批评界引起很大争议。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中，三位译者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后面隐藏的是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决定方法，这正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因此功能翻译理论是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我们评价文学翻译好坏的一个标准。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对《红楼梦》的翻译不可能像庞德翻译诗歌那样采用比较有“创译”的方法，它负担的使命太沉重了。杨宪益一贯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夹杂自己的东西。对待《红楼梦》这一巨作的翻译，他的这一翻译思想更是强调到极至，时时处处都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第3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摘要：本文从语言，文化及诗歌翻译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赏析，通过比较两个版本，说明文化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译文不光是用词准确，地道，更要能体现出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就需要译者对原作者的文化背景有相当深的认识。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诗歌翻译 人物描写

　　一、从语言方面的赏析

　　红楼梦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要求译者在深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熟练地运用英语将其翻译出来，既要保持原著的风格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加之原著中处处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给译者更添难题。但霍克斯与杨宪益夫妇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且两家译本各有特色。本人仅阅读了霍杨两家红楼梦第三回的译本，对两家的译本做了一些粗浅的比较。总体说来，霍的译文生动活泼，语言地道，多采用意译， 偶尔有些句子漏译。杨戴的译文语言较为正式，准确性高，更加忠实于原文，总的来说两家各有千秋。

　　首先，从语言方面来说，霍克斯的语言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我们知道，英语是静态语言，名词与介词应用频率很高。而汉语是动态语言，多用动词。由于译者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译文语言风格的差异。两者的区别在红楼梦译文第三回开始便显现出来。第三回第一句话霍的译文是：On the day her arrival in the capital，而杨戴的译文是：To return to Tai-yu.， when she disembarked……此其一。

　　其二，霍的译文语言活泼生动且地道，杨戴的译文语言则显得正式。如在描写惜春时表示其身量不足，形容尚小时，霍的翻译是：her looks were still somewhat babyish and unformed.杨戴则是：The third was not yet fully grown and still has the face of a child... 霍的babyish和unformed简洁明了的传达了原文意思，且babyish一词形象生动，一看便知惜春年纪尚小。杨戴的亦明白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但稍嫌繁琐呆板。

　　其三，两篇译文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的霍的译文中应用的句式多是无人称句式，即某物或某事做主语，如：How illness started……what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for the funeral， and how the mourning had been observed..而杨戴的译文中多是人做主语，如：How has she fallen ill? 这也是英语习惯与汉语习惯的一大差异。总而言之，在语言运用方面，霍的译文较杨戴的略胜一筹，更贴近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二、不同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用以表达情意的手段，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白靖宇，2000 ：61）。所谓“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19 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 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由于“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等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而交流与沟通又离不开语言翻译;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包惠南，2000 ：7）

　　从文化方面看，霍克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稍逊于杨戴夫妇了。由于杨宪益是中国人，而其妻戴乃迭亦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我国文化，对红楼梦的理解分析以及对中文的理解较霍克斯来说自然能稍微深刻些。在霍的译文中，本人就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在翻译老婆子扶林黛玉下轿时，霍译成：Each hand resting on the outstretched hand of an elderly attendant， Dai-yu passed through the ornamental gate……， 尽管整个句子看起来很形象生动，让人立刻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大户人家的小姐夫人下轿都有老妈子扶着，但并不是两只手都扶着， 只是一只手。所以“Each hand”应“One hand”.第二，林黛玉见过贾府三姐妹行的礼不是叩头。霍的译文是：Dai-yu kowtowed to each of them in return.在中国，同辈之间是不需要行叩头礼的。叩头是晚辈对长辈行的大礼。因此这里用kowtow不恰当。在杨戴的译文中说：Daiyu hastily rose to greet these cousins……这就比较恰当。

　　下面是从原著及霍译本、杨译本中选出来的例子。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况且这通

　　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霍译：“――She doesnp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 is more like a Jia ――”

　　杨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

　　杨氏夫妇将“老祖宗”译为“Old Ancestress”，则将中国传统的尊老文化展露无遗，但是毫无疑问英美读者会对这一翻译缺少共鸣，使行文读来不地道、不通畅，正如戴乃迭所说“， 读者常常搞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2]88 ，从而影响了杨氏译文在他们中间的接受程度和感染力。西方人的尊老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年轻人甚至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霍克思迎合了这一特点，将“老祖宗”译为“Grannie”，确保了英美读者能够完全接受，而丝毫觉察不到古老中国文化意味的缺失。

　　三、对人物的描写及文中诗歌的翻译

　　在阅读过程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两篇译文在人物描写上匠心独运的翻译。在红楼梦一书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述，许多还是借助诗词歌赋。中国的诗词言简意赅，措辞优美，还富有声韵美，这对译者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这方面，霍克斯与杨氏夫妇都费尽心思，力求译文通顺完美，又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例如，原著在形容王熙凤容貌身量时写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霍克斯把这处理成诗歌形式，措辞也是简洁贴切。他的译文是：

　　She had， 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l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译文在保持忠实通顺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原文的风格， 实属不易。更难的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想方设法的押韵，让译文更贴近中国诗歌的形式例如，原文说“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实际上，按照英语的语法结构，正确的语序应该是“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showed no trace of hidden thunders”。但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杨戴的译文更贴切，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多了几分神似。在描写熙凤的眼睛时， 修饰语“almond-shaped” 使得眼睛的形状更加形象生动。

　　四、结语

　　本文从多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进行赏析，不管是在选词还是句子结构，以及对文中诗歌的翻译，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希望有志从事翻译的人对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有一定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白靖宇. 文化 语言 翻译[J ] . 外语教学, 2000 (2).

　　[2]包惠南,包昂编著. 实用文化翻译学[M] .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3]高克毅.《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C]/ / 金圣华,黄国彬. 困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2253.

　　[4]吕斌. 文化进化导论[M] .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3.

　　[5]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

　　[6]Shuttleworth M,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第4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化专有项 目的论 翻译策略 鲁迅小说选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由于各国文化在传统习俗、、审美情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语言中包含着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即文化专有项。文化差异是造成文化专有项翻译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翻译成适当的英语，对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的论简述

　　以人类行动理论、现代交际理论、接受美学、语篇语用学为理论来源，历经赖斯、弗米尔、曼塔莉和诺德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而翻译目的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核心理论，因此功能派翻译理论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弗米尔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它既涉及语言又涉及文化的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诺德将译文按其交际功能分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是对源文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间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所作的“文献记录”，源语文化特色在译文中保持不变，翻译方式无需根据目的语境作出调整。工具型翻译的目的是在译语文化中实现新的交际功能，即译文要在译语文化里的一次新的交际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译文根据自身目的对源文作出调整。这两种翻译模式更为全面，更为包容，更为开放，为译者提供了更为实用的翻译策略指导。[1]

　　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巴金、鲁迅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同时也将许多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杨氏夫妇的译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

　　从杨氏夫妇的翻译实践不难看出，他们的翻译目的就是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向西方传输中国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国文化，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宪益曾在《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中提到，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信”和“达”则是缺一不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减。由此可见，杨宪益坚持“忠实”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3]

　　基于以上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原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时，采用了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

　　四、《鲁迅小说选》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鲁迅小说选》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为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主要采用了文献型翻译的方法，如音译、直译、解释，从形式和内容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做到形神兼备，同时用意译和替代等工具型翻译方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一）文献型翻译

　　1.音译

　　音译指用目的语中与源语内容发音接近的表达方式来翻译，能完整地保留源语的语音形式，通常用于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专业技术术语等的翻译。随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许多音译词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

　　2.直译

　　直译指译者在翻译时不仅保留源文的内容和神韵，并且尽可能地保留源文的形式和风格，做到传神达意，形神合一，这是翻译文化专有项的一种常用方法，可以丰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杨氏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时大量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3.解释

　　由于“文化缺省”的存在，有时单独的音译或直译可能会造成外国读者的误解，若在其后加注释，既能体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让外国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以增长见闻，同时可以弥补文化空缺，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化专有项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以促进文化交流。

　　（二）工具型翻译

　　1.意译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死板的逐字翻译可能会导致“中国式英语”。为避免这种情况，可采用意译，即在忠实于源文意义的前提下，译者不再拘泥于源文的形式结构，以简洁的翻译使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源文的内涵。 如：丁举人 Mr. Ding， the provincial-grade scholar， 子曰诗云 the Confucian classics，中状元 come first in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4]

　　2.替代

　　考虑到译文的可接受性，可以用英语中一些与中国文化专有项具有相似文化意义的表达方式来替代，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如：四文铜钱 four coppers， 六斤五两 six pounds five ounces， 六尺多长 over six feet long。[4]

　　五、不足

　　作者认为，杨氏夫妇的翻译也存在一些瑕疵。有些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对于那些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就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误解。如“清明”一词，即使是威廉·莱尔也把它翻译成了“Clear-and-Bright Festival”，很明显，他误解了清明节的天气状况和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外国读者。而杨宪益可能出于对译文流畅性的考虑，仅仅把“清明”音译为the Qing Ming Festival，应在其后加上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另一个例子是杨宪益把“豆腐西施”意译为“Beancurd Beauty”，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西施和beauty 之间的关系，若加上注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空缺。

　　六、结语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文化专有项时，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的目的与意图，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鲁迅小说选》中的文化专有项时，采用文献型翻译为主，工具型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又考虑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实现了他们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目的。语

　　参考文献

　　[1]卞建华.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付智茜，杨小刚.对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思想的描述性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28）：153-155.

　　第5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 文化缺省 翻译策略 《儒林外史》 科举制度

　　随着国际社会文化交流的高速发展，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向：从重视语言转向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不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被视为以文化移植为中心的跨文化活动。正如Juri 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1]（P34）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不断融合使文化翻译成为国内外学者们讨论及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

　　中西方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一种文化里头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2]（P34）这种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即为本文谈论的重点——文化缺省。本文拟以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儒林外史》为例，探讨杨、戴两人针对文化缺省，尤其是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文化缺省所常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文化缺省

　　缺省即在交际过程中，只要不影响交际效果，交际双方就倾向于经济原则而将一些共享的知识省略。其中被双方作为共享的背景知识而加以省略的部分叫做“情境缺省”；与语篇有关的缺省则叫做“语篇缺省”；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相关的省略部分，包括民族文化、、价值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信息便为“文化缺省”。[3]（P55-60）

　　文化缺省是文学翻译中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普遍现象，也是翻译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同一文化的内部交流中，由于交流各方享有共同的背景知识，部分信息的缺省并不会影响交流的连贯性。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各种缺省却常常会造成交流的障碍。当完全不熟悉源语文化的异文化读者遭遇文化缺省时往往会导致意义上的真空，因此译界众多学人孜孜以求，探寻破解由文化缺省而产生的翻译难题的路径。这要求译者不但有双语能力，而且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两种语言的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等文化因素有一定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重构原语文字中被缺省的文化含义，将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展示给译文读者，帮助他们消除阅读中出现的意义空缺，使语义连贯。

　　二、英译《儒林外史》中文化缺省的翻译策略

　　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包含大量的文化缺省。《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名著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覆盖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风俗习惯、价值观等，尤其含有大量与古代科举制度相关的词汇。古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产物，与之相关的文化负载词所标志的事物，如：状元、监生等词汇，在英国文化中难以寻觅。因此，如何处理文本中蕴含的大量文化缺省是翻译的关键。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儒林外史》针对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文化缺省采取的翻译策略主要如下：

　　1.直译

　　直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完全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逐字逐句一对一地进行翻译。直译能传达原文意义，体现原文风格。

　　（1）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4]（P14）

　　When they reached the Dragon Gate， the guild head pointed to it，and said，“This is the gate for scholars.”[5]（P25）

　　“龙门”被直译为“dragon gate”。中国人把龙看做是能带来好运、权力和前途的庄严和神圣的动物。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成龙就是获得荣誉声望。中国有句古语：鲤鱼跳龙门，即指传说中的黄河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因此，过“龙门”指进入此门通过考试的秀才终将拥有成功的生活。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龙被认为是一种残忍的怪物。但在翻译过程中，为传播中国文化，杨氏夫妇仍然维持龙的意象，未用其他代替，只在下文中用“the gate for scholars”进一步说明，确保目标语读者至少能把龙门与学者、与某种带来好运、财富权力的东西相联系。由于上下文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译文读者不难推断出其意思，同时有机会联结出全新的文化意象。直译一般被认为对帮助译文读者了解源语文化无济于事，但是本书译者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在语境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的情况下，直译不仅不会对文化内涵的沟通造成影响，反而会起到引入异国文化风情的作用。

　　（2）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4]（P13）

　　On the first day of this year I dreamed that I was looking at the list of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results....[5]（P23）

　　（3）年长兄竟搬到我那里去住，将来殿试，一切事都便宜些。[4]（P46）

　　...Why not come and stay with me？It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palace examination.[5]（P81）

　　（2）与（3）中的“会试”、“殿试”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科举考试。会试是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由礼部主持，报考资格为已通过乡试的举人。会试录取者称贡士，贡士再由殿试复试。殿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在宫殿中主持，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殿试第一等的称为“一甲”，只取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等的称为“二甲”；第三等的称为“三甲”。

　　明清时期会试在京城举行，而殿试在紫禁城中的保和殿举行，因此在上文中，“会试”的翻译用了“metropolitan”（大都会的）这个词，“殿试”则用了“palace”（宫殿）这个词。此处译文把原文照搬过去，在内容与形式上均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保持了原文形式和内容，注重了意义的准确传达。

　　2.释义

　　释义即不逐字逐句地移译原文，而是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意味的一种手段。由于它既能保存原文的信息，又能给译者表达上的自由，因此在翻译中被广泛应用。

　　（1）……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4]（P7）

　　Candidates would be tested every three years，and required only to write paku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5]（P13）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经典书籍，是明清时期儒学的基本书目，是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这些内容对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是不言而喻的，但西方英语国家并不存在同等的信息，由此产生文化缺省。如果用直译的方法译为“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Four Books”，甚至加上脚注具体说明哪四书哪五经，英语读者就只能了解到它们是几本书，而这些书究竟代表什么、有什么样的作用或是有多大重要性则完全不能体现。这样不仅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反而会阻碍整篇文章的理解。为了扫除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障碍，杨氏夫妇选择简单的释义为“Confucian classics”（儒家经典著作）。

　　（2）……“我这地要出个状元。”[4]（P282）

　　...“This plot of ours will produce a Number One Graduate！”[5]（P501）

　　状元指在古代科举制度最高等级的殿试上取得第一名。在西方社会没有相同的文化词汇可参考，因此上文中，“状元”译为“Number One Graduate”，把状元的内涵意义用释义的方式表达了出来，确保读者认知程度的可接受性。

　　（3）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4]（P15）

　　“Anybody who buys the rank of scholar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can go in for the examination.Since Mr.Chou is so learned，why not buy him a rank so that he can take the examination？...”[5]（P27）

　　释义是采取解释性的方法译出原文的意思。明清时期，在国子监读书的称“监生”。因此，（3）中“监生”一词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国子监”和“学生”。依据明清制度，设在京都的中央学校为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因此，国子监一词又可拆分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和“学府”两个概念。通过这样的拆分，监生一词就可以译为“a scholar of the Imperial College”，从而体现其所具有的隐含意义。在限于篇幅的情况下，释义能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基本含义，在阅读译文时迅速建立连贯的语义。

　　3.直译+释义

　　直译+释义即指在文化缺省之处，译者在直译的同时插入额外信息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反而会增强阅读的流畅性。

　　（1）教她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4]（P69）

　　She had also learned to write the paku essays with their divisions into eight paragraphs：‘broaching the theme，’‘advancing the theme，’‘embarking on the subject，’‘the first strand，’‘the central strand，’and so forth.[5]（P122）

　　“破题”等是明清时期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所作八股文中的固定写作结构，存在于封建时期。这些词汇包含高度的文化特异信息，对现在的中国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更不用说西方英语国家的读者。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从而产生不同的联想，甚至可能误解原文。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必须改变形式，在译文中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杨氏夫妇采用直译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首先以释义的方式解释它们是八股文的各个段落，然后以字面意思直译各词，完整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2）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4]（P10）

　　The former magistrate placed him first on the list of county candidates，but he’s never yet been able to pas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5]（P17）

　　“取过他个头名”和“中过学”与科举制度的分级考试相关。如果（2）中坚持直译，不添加“county”（县）和“prefectural”（院的）两词，则极易造成读者的迷茫：究竟是哪场考试取得第一？怎么又没通过考试？没通过哪场考试？这样就不能完整传达原文里的文化信息，造成误解。

　　4.省略

　　省略法就是在翻译时按意义上和句法上的需要减少一些词更忠实通顺地表达源语的思想内容。因为译文中虽然没有这个词，但是已经具有原文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省略可以分为部分省略和全部省略。

　　（1）周进道：“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4]（P13）

　　Chou Chin said，“I read your examination essay over and over again，sir...”[5]（P22）

　　在上文中，译者用了部分省略的翻译方法。明清时期，为防考官衔私舞弊，在乡试及会试场内，应试人的原卷（即墨卷）须弥封糊名，由誊录人用朱笔誊写一遍，送交考官批阅，称为朱卷。考中后，将本人在场中所作之文刊印赠人，也叫朱卷。“examination essay”只译了“朱卷”的内涵信息，外延信息被省略，目的在于使译入语的内容和结构更简洁，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更符合译文习惯。

　　（2）……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4]（P19）

　　...Fan Chin，has passed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Kwangtung， coming seventh in the list.[5]（P33-34）

　　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参加乡试的是秀才，考中后统称为举人，第一名又称“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此例中“亚元”在译语中被完全省略，因为该词包含过量信息，如果全部表达清楚，就会使文本显得拖沓冗长。杨氏夫妇选择省略该词而用“has passed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Kwangtung， coming seventh in the list”补充整个文化信息，行文流畅不生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文化缺省这一现象，杨宪益、戴乃迭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特征。因为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传承的是历史。特定的文化记录的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千姿百态的生活习俗，包括为所有成员共有的文化经验，因此，两位译者灵活运用一些适当的翻译方法，尽力将源语的文化缺省信息移植到译语文化中，再现源语中的文化内涵，让译语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源语文化的异趣，使译文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之一斑，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Juri Lotman & B.A Uspensky.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J].New Literary History，1978.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1997（6）.

　　第6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文化比较 文化建构 跨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12-0253-02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例如，哈蒂姆和梅森在其著作《语篇与翻译》（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ion）中将翻译界定为“一定社会语境下发生的交流过程”（Hatin & Mason，1990：3），因而要求译者“不仅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具有双文化视角”。奈达也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要比双语能力更重要”（Nida，1993：10）。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著作《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中指出：“翻译是指一种文化建构”。令人欣喜的是，时下在国内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翻译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比较语境下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以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反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习俗等丰富多彩，而中、英之间，无论是语言或文化都相差甚远，因此对其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成为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目前《红楼梦》有两部比较成功的英译本，一部为中国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所译，另一部为英国译者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明福德）所译。本文拟就书中一些典型的文化涵义的翻译，按照著名翻译家Nida对文化的划分，从宗教、生态及语言文化三个层面分析译者在翻译中不同的文化取向及翻译策略。

　　一、宗教文化

　　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组织（宗教组织，如教会、宗侣），行动（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如祭祀、礼仪），文化（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方面的内容。一种成功的宗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对某一时代人类的社会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它们对该民族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人们的精神动力。英国人多信奉基督教，而中国人则受佛教和道教影响较大。

　　中国人相信：在开天辟地以后才有世界，主宰自然界的是“天公”、“老天爷”。“上帝”和“老天爷”所代表的内涵不同，其含义也不一样。“上帝”这个概念具有较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而“尊天命”、“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带有中国的宗教色彩。曹雪芹在《红楼梦》多处都写到了老天爷、菩萨和神仙。我们从杨氏夫妇翻译为“Heaven”，“Buddha”，“immortals”；而霍克斯翻译为“God”，“good Lord”，“salvation”。由此看出他们由于受中英宗教文化的不同影响而翻译的差异。如杨宪益夫妇把《好了歌》中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译为“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n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而霍克斯译为“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have done”。杨把“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Work out a plan， trust to Buddha， and something may come of it for all you know.而霍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 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 Who knows， 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 are looking for.”由此可见宗教文化对语言影响非常大。

　　霍译也是注意宗教文化的转化。实例：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第十六回）

　　杨戴：You’re an educated young fellow， don’t you know the saying，“if the King of Hell summons you at the third watch， who dares keep you till the fifth？”

　　霍克斯：You’re an educated young fellow： haven’t you heard the saying If Yama calls at midnight hour No man can put off death till four？

　　维科汉英词典对“阎王”的解释是extremely cruel and violent person，与这句话的语意相符，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翻译中，杨戴把阎王转化成了更通俗易懂的“king”，整个有国君对臣子下命令，臣子必须服从的口吻，而霍克斯则作了归化的处理，介绍外国读者熟悉的“Yama”（the Buddhist dharmapala and judge of the dead）。增加了译文文化的构建和可读性，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

　　二、生态文化

　　语言植根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山川、河流、森林、土地。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也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地理环境的差异同样表现在英汉两种语言上，翻译时，译者要特别留神。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十八回）

　　Facing each other in the soft east wind！

　　They surely bring their mistress peace of mind！（杨译）

　　Their mistress， standing in the soft summer breeze.

　　Finds quite content in everything she sees.（霍译）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第三十八回）

　　I gaze around in the west wind， sick at heart；

　　A sad season of the red smartweed and white reeds.（杨译）

　　The autumn wind that through the knotgrass blows，

　　Blurs the sad gazer’s eyes with unshed tears.（霍译）

　　由于中、英地理差异，“东风”和“西风”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表达不同的含义。汉语中，“东风”代表春、夏季节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温暖潮湿气流。在英国，“东风”却指秋、冬季从欧洲大陆吹来的寒风。同样的，“西风”在汉语中一般和秋天有关，然而英国诗人却喜欢用“西风”来描写春天和夏天。在上面例句中，杨译忠实于原文采取直译法，而霍译则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而把“东风”、“西风”分别转换成“summer breeze”、“autumn wind”。

　　杨戴译文对文化的理解和保留有助于译文的意境重现。如对于“潇湘馆”的翻译，杨宪益译为“Bamboo Lodge”，霍克斯译为“The Naiad’s House”。韩愈在一诗中用“潇碧”代竹；白居易在《江上送客》中写道“湘竹斑如血”，可见“湘”也指代竹。《红楼梦》中曹雪芹描绘潇湘馆是“千百竿翠竹遮映”。中国古人常以竹明志，以竹喻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竹来赞扬林黛玉的高尚节操、对爱情的忠贞和忍受“风刀霜剑”的坚韧意志。同时，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暗指娥皇女英。而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可见，杨宪益是取“潇湘”竹之意，霍克斯则取娥皇女英的典故。两人各取一意，但Naiad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色彩，从而掩盖了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且Naiad与竹毫无联系。因此，相较之下“Bamboo Lodge”更合适。

　　三、语言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反映文化。文化在语言中体现在俗语上。虽然在不同语言中俗语所表达的意思大体相同，但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人们的心理反映不同，相同俗语在不同语言中的联想意义可能完全不同。因此翻译中要注意俗语文化阐释和构建。

　　如：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没人性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第十一回）

　　杨戴：“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scoffed Ping-erh. The beast has not a shred of common decency. He deserves a bad end for dreaming of such a thing.”

　　霍克斯：“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He’ll come to no good end， getting ideas like that！”said Patience.

　　贾家的远亲贾瑞，在秦可卿将亡，王熙凤正处心悲之时想调戏王熙凤，这里是熙凤的贴身丫鬟平儿对贾瑞的评价，符合平儿丫头的身份，人物性格刻画十分到位。在翻译时，杨译和霍译仍然采用直译，但一个明显的差异是杨戴夫妇用swan一词来表示天鹅，在柯林斯英汉双解词典中，天鹅对应的唯一英文义项是swan；但霍克斯作为一个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译者，却故意不选swan一词，而创造性的把其加工成goose in the sky。因为天鹅在西方文化里是阿波罗的神鸟，而阿波罗不仅是太阳神而且还是诗歌和艺术之神。因此，英语中用swan来象征文艺、诗歌，如莎士比亚因其家乡在艾冯河畔（Stratford-upon-Avon）就常被称为“艾冯河畔的天鹅”（the Swan of Avon）；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则被称为“曼图亚的天鹅”（the Mantuan Swan）。在英语文化中，“天鹅”和人类的食物没有关系，霍译者显然对中西文化产生的矛盾进行了处理，为了体现语言的对称美，霍克斯还在toad上加修饰语on the ground，与goose in the sky相呼应，细细体会，译者真是匠心独运，这些处理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的方法，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

　　从以上杨氏和霍氏对《红楼梦》两种英译的文化阐释和翻译中可知，翻译中的文化构建要求翻译应从只注重语言文字上转换过渡到跨文化的研究，使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再现其相应的文化特色。因此，作为一个成功的翻译工作者，仅仅掌握双语言是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熟谙两种文化，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准确、恰当地表述原语文化，吸收，认可译入语文化，为努力实现各种文化类型的平等对话，积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谐发展充当使者。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6

　　2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 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 詹蓓、杨国静.语篇信息型：英汉互译理论新思维[J].中国翻译，2007（2）

　　第7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文化专有词 归化 异化

　　从文化翻译角度来看，翻译是语际间的信息传递，译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是两大片文化。[1]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2]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蕴藏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家庭伦理、教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传统文化，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其中，杨氏夫妇（杨宪益、戴乃迭）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译者霍克斯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两部成功的译作，而两位译者在其文化背景、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长环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文化内容翻译上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从文化角度对其翻译策略进行比较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狄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讨论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他主张文学翻译不应以消除异族特征为目标，而应在目标文本中设法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他认为把异族的东西归化为我族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异化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文化为归宿(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归化提倡译文应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异化原则和策略强调译文应尽量传达源语承载的文化，使译文保持异域风貌、异国情调；归化原则和策略则使译文完全按照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创作规范进行改造，目的在于译文应尽量适应及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便于读者接受。异化多受异族语言文化影响，在目标语中突显异域文本的异域性；归化则多受我族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标语中全力去除异域文本的异域性。[3]总之，异化强调忠实源语文化信息，而归化则更侧重顺应目标语文化及其读者。

　　二、《红楼梦》第三回两译本文化词英译比较

　　由于不同的民族在文化背景、渊源、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及等多方面的差异，翻译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制约,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在翻译中势必体现出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

　　（一）宗教文化词语翻译

　　宗教文化是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 具有民族性，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中国宗教文化主要受佛教、道教影响，而基督教文化是西方出现的主要宗教文化，语言和宗教文化互相作用、渗透并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

　　例：“……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

　　杨译：“……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 who’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 one either. ……”

　　霍译：“……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s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

　　“神仙” 是道教概念,道教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死后都渴望成仙。在汉文化中，人们常用“美貌如仙”这一成语来形容女子漂亮、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形象。杨选用“fairy”（精灵，小仙女）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西方人信奉的是上帝，霍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用“angel”（天使）一词，由《圣经》可知，上帝创造了天使，指天上的使者, 形容人的美丽善良和可爱；霍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减少了语读者的理解负担。

　　（二）伦理道德称谓词翻译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各民族称谓词语的数量和指称的范围各有特色。中国文化传统“重名分、讲人伦”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方在称谓系统上存在着明显的反差。汉文化受中国封建宗族制度和“三经五常” 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族制度，亲属称谓词语数量多，语义明确；而西方国家为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观念淡薄，亲属关系松散，因此亲属称谓词不仅数量少，而且指称宽泛，语义模糊。

　　例： “我一见了妹妹，……竟忘了老祖宗。”

　　杨译： “I was ……, I forgot out Old Ancestress. ”

　　霍译： “It was ……I am afraid I quite forgot about you, Grannie dear. ”

　　“老祖宗” 这一称谓在汉文化中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既表示年已高、尊贵,又含有受尊、享权的无上地位，此语出自王熙凤之口又有了讨好贾母的意味。翻译时, 杨译本采用“Old Ancestress” 既达意,又传达了贾母受尊、有威望的深层涵义，恰如其分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霍克斯套用英语中“Grannie” (奶奶 )一词,虽然在语意上达到了对等的效果，但却无法传达“老祖宗”潜在的文化内涵。

　　（三）政治文化词翻译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红楼梦》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上层贵族全部生活，是该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杨、霍二人生长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在处理政治文化词时必有差异。

　　例：富贵不知乐业，贫困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杨译： Left cold by riches and nobility,

　　…….

　　Failing his country and his family.

　　霍译： Prosperous, he could not play his part with grace,

　　……

　　That both indoors and out he has disgraced.

　　在古汉语中，“富”“贵”“贫”“穷”“国”和“家”意义独立，杨宪益作为一名中国的学者对古代汉语了解深刻，能够很容易理解曹雪芹那个年代的文化：两个字一定在意义上相分离。他将“富贵”译作“riches and nobility”， 将“国”和“家”译作“country”和“family”。而霍将两个汉字的意思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它们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减少文化差异为读者所带来的困惑。

　　小结：很显然，杨氏夫妇基本上侧重于保留源语文化形象与特征，即“异化”策略，而霍克斯侧重于将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文化之中，即“归化” 策略。这与译者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所产生效果是不同的，杨氏夫妇的“异化”能够促进汉文化的有效传播, 而霍克斯的“归化”有助于迎合英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从翻译伦理看，很难说哪个更好，两者在目标语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4]

　　翻译中对各自的民族色彩应处理好坏不仅关系到译文质量的优劣，而且影响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碰撞沟通与交融。笔者认为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的处理可采取三种方法：（1）保留原作的民族色彩（2）变通手法：直译与意译并用，直译与释义结合或采取直译加注（附注、脚注或尾注），这样不仅生动生动地表达了原文的内容，而且完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民族色彩（3）舍去原作的民族色彩。笔者认为，如果原文中相应词语的民族色彩浅淡，作者的本意在用其意时，译者可以舍弃原文民族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同样的词语，由于语境、文体的不同，译法也不一，有时候需考虑双语的民族色彩，有时候需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对于民族特色较浓的词语，翻译时应尽可能地照顾到双语的各相关因素，使译文传神、达意、准确、自然。

　　参考文献:

　　[1]周方珠,著.翻译多元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页。

　　[2]包惠南,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2页。

　　[3]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6页。

　　[4]郭建中,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99页。

　　第8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红楼梦》 英译本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第9篇：杨氏之子翻译范文

　　关键词：功能派翻译理论 戏剧翻译 《吝啬鬼》 目的 受众

　　戏剧，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等一样，是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戏剧的内涵十分丰富，它运用文学、导演、表演、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和反映现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相比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学术界对于戏剧的翻译和研究非常有限。这大抵是因为戏剧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这一双重性决定了它的书面文本与演出文本不可分割。对此，戏剧大家英若诚先生曾这样感慨：“有些剧作的中译本确实不错。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种适合戏剧表演的剧本。要知道戏剧的语言与其他形式文学的语言要求是不同的，它要求个性化、口语化；而口语一般又是简短、精炼的，与书面语言成分复杂的长句子有截然不同的风格。”那么，在怎样的一种翻译标准的指导下，戏剧剧本的翻译才能既适合阅读又易于演出呢？

　　一、戏剧翻译的主体和对象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戏剧翻译翻译的是什么。剧本是戏剧翻译的主体，兼具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的特点。世界译坛名人苏珊?巴斯奈特在《依旧身陷迷宫：对戏剧与翻译的进一步思考》中将剧本的阅读方式分为七种：

　　1.将剧本纯粹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此种方式多用于教学；

　　2.观众对于剧本的阅读，此举完全出于个人的爱好与兴趣；

　　3.导演对剧本的阅读，其目的在于决定剧本是否适合上演；

　　4.演员对剧本的阅读，主要为了加深对特定角色的理解；

　　5.舞美对剧本的阅读，旨在从剧本的指示中设计出舞台的可视空间和布景；

　　6.其他任何参与演出的人员对剧本的阅读；

　　7.用于排练的剧本阅读，其中采用了很多辅助语言学的符号，如：语气（tone）、曲折（inflexion）、音调（pitch）、音域（register）等，对演出进行准备。

　　这些就要求剧本不仅能够用来阅读，还可以供舞台演出。目标群不同，剧本语言的要求也就不同。读者和观众的区别在于：“如果说读者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文本的含义，那么观众则必须在演员表演的当下立即理解台词的意义，理解角色的情绪，否则会影响对整个剧情进展的领会，从而失去观看的兴趣。”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戏剧的“无注性”这一特点，即剧本的内容会进行文外加注以便阅读便利，然而一旦剧本成为演出文本，就失去了加注的可能性。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就曾说过：“一部仅供人们私下阅读的剧本的翻译和用于舞台演出的剧本的翻译往往有着很大的区别。前一种类型的剧本的翻译可以允许有相对简短、措辞正规的对话，这是因为理解上的差异或困难可以通过脚注来弥补。但是，在舞台演出时就无法使用脚注来解决观众理解上的困难。”为了营造良好的舞台效果，相较戏剧的书面文本，其演出文本更应关注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与当地的文化背景。

　　二、戏剧翻译的理论支撑

　　接下来，译者应使用哪种翻译标准来指导戏剧翻译活动呢？翻译标准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批评，都无法避开翻译标准这一课题。由于翻译活动的多元复杂性，以及翻译过程中受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所以迄今为止，翻译界都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理论体系。相比其他文体的翻译，戏剧翻译的质与量都不占优势。这主要是因为译者在戏剧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造成的：戏剧艺术的综合性要求语言和视听效果相结合。译者在翻译时面临两难境地：究竟是将剧本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还是当作舞台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选择意味着翻译实践活动将采取不同的策略，也意味着会产生不一样的翻译结果。正如杨晓荣教授所说：“这里（关于翻译标准）存在着一个二元现象，就像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在此，一头是原作，另一头是接受者，翻译标准就在这两端之间游移：是倾向于此，还是倾向于彼，或者说，是author-oriented，还是receptor-oriented。”

　　本文中，作者将选取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来关照戏剧翻译，对莫里哀喜剧《吝啬鬼》（又译《悭吝人》）的两个译本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与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同，功能派翻译理论打破了语言形式对等的桎梏，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目的，侧重原语的“目的、意图”在译文中的传递。功能派翻译理论与戏剧翻译的联系在于，功能派翻译理论把翻译原则分为两类：“一是适用于所有翻译过程的普遍原则，二是特殊翻译情形下使用的特殊原则，戏剧翻译在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还应满足符合戏剧特性的特殊的翻译标准。”由于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存在语用差异，所以译者需要对剧本进行适度的改编、归化。功能派翻译理论还将译本的受众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与小说、散文、诗歌的读者不同，戏剧的受众直接参与到演出的过程之中，直接影响演出的成败。因此，剧本的译者除了要仔细阅读原语文本，努力传达剧本思想，还要多关注译语受众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特定时间内受众的接受程度。

　　三、功能派翻译理论关照下的译本分析

　　1.　剧中人物身份的翻译

　　例（1）

　　原文：HARPAGON，　père　de　Cléante　et　d'?lise，　et　amoureux　de　Mariane

　　FROSINE，　femme　d'intrigue

　　MAITRE　SIMON，　courtier

　　LA　FL?CHE，　valet　de　Cléante

　　BRINDAVOINE，　LA　MERLUCHE，　laquais　d'Harpagon

　　赵少侯译本：

　　阿巴公――克雷央特和爱丽丝的父亲，爱恋着玛丽亚娜

　　福劳辛――媒婆

　　西蒙师傅――介绍买卖及放债的纤手

　　拉弗赉史――克雷央特的男仆

　　勃兰达瓦――阿巴公的男仆

　　腊麦吕史――阿巴公的男仆

　　李健吾译本：

　　阿尔巴贡――克莱昂特和艾莉丝的父亲、玛丽雅娜的求婚人

　　福洛席娜――虔婆

　　西蒙老板――掮客

　　阿箭――克莱昂特的听差

　　荞麦杆儿――阿尔巴贡的跟班

　　干鳕鱼――阿尔巴贡的跟班

　　通过阅读原文，比较赵少侯和李健吾的两个译本，会发现选词方面，除个别人名音译上略有不同之外，李氏译本对于人物身份名称的处理要比赵氏译本更加归化。例如，赵氏译本中福劳辛是一个“媒婆”，李氏译本则译成了“虔婆”，对比这两个词的细微差别，后者比前者多包涵了一种贬义成分。“媒婆”指的是古时男女婚配的重要中间人，而“虔婆”则指开设秦楼楚院、媒介色情交易的妇人。虽然这里福劳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淫媒，但是她对于阿巴公金钱的觊觎以及因在阿巴公面前吃了闭门羹便转而联合克雷央特对付他的父亲这几个事件，就足以见她爱钱和见风使舵的性格特征。又如，赵氏译本中西蒙师傅是“介绍买卖及放债的纤手”，李氏译本则直接翻译成“掮客”，两者意义等同，都指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但相比赵氏译法，“掮客”一词显得更简练、明确且富有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