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地域特点为特征形成的文化。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思想学说和文化风尚创造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多姿多彩、内蕴深厚，其中有天人合一和帝王文化色彩的泰山文化；有开拓、坚韧的黄河文化；有创建仁义、礼制思想的孔孟文化；有早期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有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有开放、纳新的海洋文化；有新工业革命的城市文化；有忠诚、奉献的沂蒙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对外交流文化等。山东不同的地域文化既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铺就了广褒无垠的齐鲁文化大地，支撑起坚实巍峨的齐鲁文化大厦。

　　（一）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是自然地理特征的文化，也是地域性文化。泰山自古至今声名显赫。打开中国的历史典籍，从《十三经》到《二十五史》，多处可见对于泰山的记录和描述。它是一座富有象征意义的山，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自然赋形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喻体。

　　1.泰山概貌

　　泰山位于中国华北大平原东侧、山东省中部，横亘于泰安、济南两市之间，总面积426平方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相对高差1391米。据载，在距今24亿年前后，鲁西包括泰山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即泰山运动。在这个运动的作用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山系，古泰山就是这些山系中的一部分，高高地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1亿年左右，在复杂的地质作用下，形成了今日泰山的雏形。直到新生代中期（距今3000万年左右），今日泰山的总体轮廓基本形成，又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雕凿，终于形成了今日的景貌。据考古发现，从40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泰山文化区域曾活动着沂源猿人、新泰智人，两者分别代表了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原始先民依次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灿烂辉煌的文化。

　　泰山摩崖刻石泰山有着丰富多姿的名胜古迹。古老而年轻的岱庙，位于泰山南麓泰城中部，又名东岳庙、泰岳庙、岱岳庙，俗称泰庙，是古代祭岱的主要场所。胜迹众多的岱阳又称泰前，是泰山风景名胜荟萃之地，除岱庙外，还有登山东路、登山西路、环山路、徂徕山等景区。今存寺庙20座，碑碣639块，摩崖刻石634处。天人合一的岱顶，位于泰山之巅，面积0.6平方公里。由此可跨天门，游天街，望天阙，渡仙桥，逛琼阁，赏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雨凇雾凇、黄河金带、云海玉盘等奇观。岱顶现存庙宇5座，碑碣22块，摩崖刻石246块。风光秀美的岱阴，位于泰山主峰以北，包括后石坞、谷山玉泉寺、桃花峪、娄敬洞山、五峰山、昆瑞山、灵岩等景区。其群山连绵，旷远清幽，奇峰怪岩，洞坞藏秀，有寺庙6座、碑碣640块、摩崖刻石599处。

　　2.泰山风尚

　　泰山是一座“文化山”，它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历代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采取种种仪式，表达对泰山的景仰与膜拜，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泰山文化”现象。

　　泰山崇拜。泰山因其“大”成为古代人最早推崇它的原因之一，人们崇拜泰山，是希冀这座“大”山给人带来力量，驱除灾害，求得幸福。人们在对“大”的膜拜中逐渐发现，太阳有着更神秘的力量。因此，太阳崇拜成为泰山崇拜中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东方与太阳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文学作品中，太阳就被称做“东乌”、“东君”。东方成了尊贵的方位。例如“五行”说中，东方属木，其色为青苍，所以“东方曰苍天”；在“八卦”中，东方为“震”，“震为长男”；在“四时”中，东方为“春”，春乃四季之首；在“五常”中，东方为“仁”，仁是天地大德；在“五帝”中，东方是“青帝”，青帝是至高的天神……这种出于原始思维的东方崇拜，使地处中原之东的高大泰山有了更加神圣的力量。《文献通考》中即记述“岱宗东岳，以其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始终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山所宗也”。泰山崇拜反映了人类早期对自然力、自然之神的敬畏与依靠，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始形态。

　　泰山封禅。帝王封禅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几乎是每个皇帝梦寐以求的。在帝王封禅史上，除了武则天以女皇的身份封过中岳嵩山外，其他所有的封禅都是在泰山举行的，这为泰山注入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所谓封禅，就是祭天祭地，古代帝王用这种形式，表达对昊天上帝佑护的谢意，并祈求上帝保佑实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历代皇帝选中泰山进行封禅仪式，就是认为泰山形体高大、位于东方，是可以与天交流的“天梯”。帝王能与天对话，表明其威严神圣的地位崇高无比。

　　古代最初的祭天活动是一种叫“柴望”的仪式，即在山顶燃起大火，借青烟的徐徐上升，人们把心中的愿望带到天上，实现与天的交流。“柴望”的仪式是很壮观，山上燃起大火，火中撒上名贵的香料，随着香烟腾空而起，山下万民欢呼，成就了一个辉煌的时刻。泰山祭祀把万众凝聚到一起，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就在这大火与欢呼中完成了升华。

　　历代帝王对泰山的祭祀封禅，留下了泰山独特的帝王文化印迹。周代帝王留下了封禅遗址——周明堂，这是所谓先秦72代封禅泰山的帝王中留下的唯一遗迹。秦始皇帝嬴政是史书正式记载的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从此以后，封禅逐渐脱离了“柴望”的原始形态，增加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皇帝本人企求长生不老的求仙意识。汉武帝在位54年，共8次来到泰山，5次登顶修封。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时，公开了专给天帝看的玉牒书，还为泰山留下了号称天下大观的《纪泰山铭》，洋洋千余言，刻于13米多高的天然峭壁上；武则天封禅泰山留下了著名的鸳鸯碑。然而，宋王朝时，宋真宗则演出了封禅史上的一出闹剧，把封禅推向了末路。宋以后的皇帝不再到泰山封禅，而是改成了对泰山神的祭祀，规模也小得多了。

　　泰山宗教。古谚云：“泰山神全”，意思是泰山一是宗教历史悠久，古今神仙都有；二是教种门派齐全，儒释道各有空间；三是诸神谱系错综，天地人三界共荣。泰山这种古今兼备、天人合一的神谱结构，在中外名山中是绝无仅有的。

　　泰山佛教。泰山以寺院众多、高僧辈出、宗派纷呈而长期成为齐鲁佛教区的中心。史书记载，最早到泰山传播佛教的是天竺高僧佛图澄的弟子郎公。公元351年，郎公在泰山建郎公寺，并讲经布道。著名的大字鼻祖经石峪《金刚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隋唐时代，泰山更是梵音四起，伽蓝毗邻，相继创建了藏佛寺、法华寺、竹林寺、天封寺等禅院。宋以后，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又为儒家吸收，泰山道教也渐渐并入儒、释。

　　泰山道教。古老的原始崇拜，帝王的封禅，给泰山提供了道教发展的沃土。泰山崇拜、封禅与祭祀都与道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十分契合；而中国古代求仙访药、长生不死的人生期冀，又推动了帝王纷纷东巡到泰山祭祀天地，因此泰山逐渐成了道教势力的重要基地，道教成为泰山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三教互补。泰山宗教与其他各山相比，除了政教合一等特点外，更为突出的特色是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中国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三教之间曾不断斗争、争宠，但同时也不断互相吸收交融。总之，泰山宗教，贯穿了从原始自然崇拜到儒、释、道、天主、伊斯兰诸教的全部历史，从而证明了泰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神山、宗教山。

　　泰山民俗。宗教的世俗化延伸，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民俗的形态。因此，泰山民俗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色。泰山有众多的神祉，而诸神中的绝大多数是民俗神。东岳大帝、泰山老奶奶（即碧霞元君）、王母娘娘、石敢当、城隍、人祖、八仙、鲁班、风伯、雨师、火神、龙王、雷神、电母、关帝、药王、豆神、五哥、二郎等，几乎无一不是富有生活情调的民俗神。其中最主要的泰山神有两个，一是东岳大帝，一是碧霞元君。影响更大的是碧霞元君。然而，在民众中，人们更熟悉和热衷的则是“泰山老奶奶”。在泰山俗信中，有一种事象为“泰山石敢当”就是以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以禁压不祥之俗。它在中国民间甚为流行，甚至影响国外。

　　艺术积淀。泰山是文人的泰山，是政治的泰山，也是艺术的泰山。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一生中到过泰山，泰山成为他孜孜以求文化知识的地方，如今泰山上还有为纪念孔子而建的孔子庙。秦代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留下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的经典名句；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则为后人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句言；唐代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为泰山留下了绮丽的诗文；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不朽的诗句经典；清代作家蒲松龄的泰山诗赋《齐鲁青未了·抚台观风》、《登玉皇阁》等，都成为泰山文库中的不朽佳作。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从泰山文化艺术的意义上，可以提到的名字还很多，康有为、梁启超、林纾、冯玉祥、毛泽东、蒋介石、徐志摩、泰戈尔、徐悲鸿、李健吾、刘海粟等，他们都是足以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泰山的文化记忆。

　　3.泰山精神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与泰山紧密相联，泰山不仅记录下了我们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泰山以其自身的特征，形成了不断进取、勇于超越的精神；捍卫尊严、永葆正气的精神；积极入世、乐于奉献的精神；善于吸收、勇于扬弃的精神，导引、框限着人们的精神投射方向。泰山的高大、厚重、向上、不摧、充满生机、包容万物等特征，无时不在影响、感染着人们；而人的意志、理想、追求、性格，又经常与泰山的属性相契合。于是，无生命的山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了某些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不断积淀、凝聚、弃劣扬善、推陈出新，辐射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区，得到了整个民族的认同，具有了影响全民族的力量。

　　（二）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下游横穿山东，山东境内河长617公里，流域面积1.83万平方公里。现行河道是1855年（咸丰五年）改道而形成的，流经菏泽、聊城、泰安、德州、济南、滨州、东营7市，含25个县市（区），在东营市垦利县流入渤海。在山东境内，由于泥沙的不断淤积、延伸、和流路的摆动、改造，形成了黄河河口三角洲，并在继续填海造陆。山东是黄河入海的地方，奔腾不息的黄河在这里孕育了内涵丰富的齐鲁文化。

　　九曲黄河流入大海1.黄河古迹文化遗存

　　黄河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同时也孕育了古老的齐鲁文明。在黄河两岸，包括地上和地下，保存着众多的文化遗址和风物遗存，使黄河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领地与城邑。古时的菏泽曾是曹国领地，后故名曹州，相传尧、舜、禹三位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尧根据这一带气候变化规律创立的历法沿用至今；定陶县被史学家称为“天下之中”，曾是齐、秦、赵三国长期激战争夺的目标；东汉末年，曹操屯兵于鄄（今鄄城县旧城镇），以此为根据地，形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在已发现的8座龙山文化城址中，聊城茌平县教场铺、景阳冈龙山文化城为全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春秋战国时期，聊城是齐国西部的重要城邑，是诸侯国必争之地。今境内仍存孙膑用兵的马陵道、迷魂阵遗址及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遗迹；聊城最早的城址聊古庙，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北魏时聊城故。新石器时代的滨州、东营古文化遗存主要有滨城区卧佛台遗址、惠民大郭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鲍家遗址、博兴利城遗址、曹家遗址、村高遗址、阳信小韩遗址、广饶傅家遗址等。

　　文物与名胜。早在旧石器时代，德州已有精美的黑陶器物；历史上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禹疏九河，其五在德”，禹疏九河的九条河有五条在德州境内，德州城南的禹城县也因此而得名。在聊城地青州龙兴寺北魏贴金彩绘佛立像区出土的仰韶文化前期的双唇口小口瓶、双唇口细颈壶、弇口浅腹红锛顶残片，仰韶文化晚期的有肩石铲等器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高唐固河汉墓群中出土的绿釉陶楼，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聊城光岳楼中遗存的清康熙帝、乾隆帝的诗刻及清代状元傅以渐的手迹，山陕会馆中尚存的12幅古代镌刻楹联等等，均为稀世之宝；全市尚存塔、楼、庙、寺、碑、亭、墓等名胜古迹500余处，建于宋代的铁塔，是中国现存为数极少的铁塔之一；建于明代的光岳楼，是中国尚存的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构楼阁；建于清初的山陕会馆，是中国会馆建筑中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为海内之甲观”。

　　佛寺与佛造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宗教盛行，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的佛寺与佛造像，如广饶普救寺遗址、惠民玉林寺遗址、博兴华龙寺遗址、兴国寺遗址、般若寺遗址、无棣海丰塔，以及各县区出土的众多的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维摩像等。造像多为大型碑形，且都装饰华丽，雕工洗练细腻，表明当地古代佛教文化高度发达。

　　庄园。位于惠民的魏氏庄园是我国北方现存唯一的城堡式建筑，是晚清时期集商人、地主、官僚为一体的魏氏家族宅邸，与四川大邑的刘氏庄园、山东栖霞的牟氏庄园并称“中国三大庄园”。这座古老的庄园包含了丰富的建筑文化、民俗事象、兵学文化、历史信息，体现了农耕文明智慧的结晶，显示了在黄河流域中的重要文化价值。

　　2.黄河神话传说与民俗

　　山东黄河沿岸分布着一系列山峰，如右岸，有属于泰山山系的梁山、金山、子路山、华山等，左岸有关山、位山、鱼山等。另外中低山区和冲击平原的接壤处还有些湖泊及洼地，如东平湖、东平洼地。黄河沿岸还有许多独特的风景，如黄河长堤捕蝉、黄河落日、黄河故道林带风景、黄河干流悬河、艾山卡口、南水北调穿黄工程等。这些山峰、湖泊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是黄河沿岸居民重要的生活区域，形成了丰富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说。东平司理山北齐摩崖佛造像

　　黄河流域的神话传说丰富生动、家喻户晓，既具有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深厚内涵，又具有鲜活的地方特色。这些神话传说主要有三类：一是关于人物的，二是关于地方风物的，三是一些风俗传说。如黄河三角洲的董永故事、孝妇河的故事、麻姑庙的故事、白龙湾、鹤伴山、青龙山、海丰塔、火把李和朝阳村的故事，秦皇台、蒲姑城的故事、丘贝风云、宋太祖与扳倒井和红喜砖的故事、王薄和唐赛儿的故事、二月二吃蝎豆、七月十五放荷灯的故事等。除了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之外，黄河地区还有很多民间信仰，大多与河神有关，如“大王”、“将军”，还有些水神、镇水灵物等。大王在民间又称黄河大王、大王爷、河大王等，有六位，最有名的是“金龙四大王”。有些地方还修建了大王庙，每年举行大王庙庙会。

　　杨家埠木版年画·春牛图历史上的黄河是重要的航运通道，黄河沿岸形成了许多造船风俗、民工风俗、船商风俗等。黄河沿岸亦有许多渡口、渡船、浮桥等交通设施。许多有名的黄河渡口都有自己的特色，如阳谷县张秋镇渡口是黄河与古运河交接处的渡口，在元明清三代是个异常热闹的地方，当年的河工有这样的口谚：“南有苏杭，北有临（清）张（秋）”，这里又有小苏州之称；惠民镇清河镇渡口，作为山东西北部的重要通道，常常将本地有名的清河镇年画传播到西北面的其他省区。由于黄河是条忧患之河，所以常常需要挖深河道、加固大堤，在这些常年的劳作中，河工们形成了带有黄河沿岸特色的硪号和河工号子。如《二板号》、《快号》、《十二莲花》、《爬山虎》、《打手硪号》《两头停》、《太平洋》《长号》、《短号》、《二八号》等一百多种硪号。常见的河工号子有“骑马号”、“绵羊号”、“小官号”、“花号”等。

　　山东黄河沿岸的剪纸、泥塑、年画、印染、刺绣、编结等民间手艺异常璀璨。沿黄一带是重要的棉产区，所以盛行棉纺、织布，在这些自制衣物中，最能体现

　　当地人与大河息息相关的情怀的就是“紫花布”了。这种布做出来衣服穿在身上，因为与泥土同色，而不怕风沙污染，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另外，滨城、利津、博兴、广饶等地简洁明快、粗犷豪放、喜庆吉利的民间剪纸名扬海内外；博兴做工精巧、造型新颖的草编、柳编工艺品已远销海内外；惠民河南张的造型质朴、寓意吉祥的泥娃娃（扳不倒）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黄河流域民间工艺大多历史悠久，传承着浓厚的古风意蕴。

　　3.文化名人与文艺作品

　　在母亲河的哺育下，山东黄河流域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和文艺作品。从古到今，难以尽数。在菏泽地区有军事家孙膑、思想家庄子、农学家汜胜之、经济学家刘晏、文学家晁补之、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宋江等大批圣贤，至今境内仍保留着尧王墓、陈王台、百狮坊、范蠡湖、秦王避暑洞、仿山遗址、孙膑故城等１００多处名胜古迹。聊城的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其“文章为一时之冠”；“千古奇丐”武训，以行乞兴学而闻名于世；在近代和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国画大师呼盉斋、李苦禅为中华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留下传世之作；张自忠、马本斋等抗日民族英雄，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曾在德州下帷读书；“滑稽之雄”东方朔，文采风格，卓然一家，是相声的祖师爷。滨州有惠民的孙武、邹平的伏生、随母嫁到邹平的范仲淹等；明初发生在蒲台县（今博兴县）女豪杰唐赛儿领导了农民起义；而一代大儒梁漱溟选择黄河岸边的邹平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行了乡土建设试验。

　　在历代的文艺作品中，描写到黄河的更是卷帙浩繁。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显示出厚重的黄河文化特色。诗歌如唐代诗人刘长卿的《晚泊无棣沟》、元代张养浩的《谒范文正公祠诗》、清代施闰章的《望长白山》等，浸染黄河浑厚的文化之风。抗战时期产生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更是形象的表达了黄河以及黄河沿岸人民那种不可阻挡的雄浑气势。山东吕剧地方戏曲《小姑贤》、《借年》、《墙头记》、《姊妹易嫁》等长久不衰，深受百姓喜爱。建国初的吕剧戏《李二嫂改嫁》轰动全国。

　　4.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和人文精神

　　黄河是一条善淤、善决、善徙的河流，每年携带约16亿吨的泥沙奔流而下，约有12吨泥沙沉积在三角洲及河口沿岸地区，平均每年新造陆地23—28平方公里。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三角洲，是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

　　年轻的黄河三角洲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已经先后接收了三次大的移民：第一次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桐与河北枣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黄河三角洲中西部地区；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垦利、利津、沾化一带；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来自鲁西和部分油田的移民，主要分布于东营市东部地区。除此之外，小规模的移民更是源源不断。贯穿古今的移民，给黄河三角洲的文化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如今黄河三角洲的许多地名还保留着移民的痕迹。以沾化县为例，422个地名中，248个出现于明初，42个出现于1935年。由于地名产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命名的风格也各不相同。早期的多以地形、姓氏、职业命名，如吴家、崔铺、豆腐李等，近现代则具有较多的社会文化含量，突出了时代特征，如爱国、联盟等。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则反映了移民“赶黄河”的游走式农耕方式。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载入黄河三角洲，既彰显着各自的特点，又相互融合互补，形成了黄河三角洲兼容并包、一体多元的移民文化。

　　黄河三角洲的石油工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这里拥有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油田人大多是从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迁徙来的移民，带来了各地的精神和文化，这种多元性导致了黄河三角洲文化迅速融合，并创造出巨大的活力。正是这种新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和精神，促使了作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东营市的发展和跨越。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先秦时有着繁盛的齐国文化，秦汉至清末又是各种文化交融发展，近现代时逐渐成熟，在黄河三角洲形成新的渤海文化。总起来看，齐鲁黄河文化，有着务实性、抗争性、多元性特点，具有兼容和谐的群体主义精神、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忠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宽厚忠孝的仁爱精神和勤奋节俭、灵活务实的创业精神。

　　（三）孔孟文化

　　孔孟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以指孔子、孟子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与孔孟所在生活地域共同产生、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

　　1.孔孟其人与学说

　　孔子与其学说。孔子，名孔丘，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陬邑，即今山东曲阜。是春秋末期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出生时，原先的贵族家庭败落了，少年时代的孔子和母亲一起过着贫贱的生活。孔子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刻苦学习，发愤进取。孔子一生努力追求为政和做人之道。他主张学以致仕，学而优则仕，希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仕途艰难，在数次从政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他致力讲学，从而开辟了一条私人授业的道路。

　　受“忠君尊王”思想的支配，定公九年（前501），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地区方的长官，后来又历任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司空”和掌管司法与外交事务的“司寇”。孔子在鲁国任职参政后，表现了非凡的才干。他为中都宰时，中都的政事成为外地效法的榜样；做了司寇后，在外交上取得了夹谷之会胜利，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声誉。孔子在鲁做官时，取得了卓著的政绩。但是，孔子终因与鲁国君王政见不同，逐渐被疏远。鲁定公十三年（前497），55岁的孔子带着一批弟子忍痛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艰辛漫长的历程。

　　公元前483年，68岁的孔子被弟子季康子派人带重礼请回鲁国。孔子回到鲁国后，鲁哀公和执政的季康子对孔子以“国老”之礼相待，向他请教为政之道。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最终与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因思想相佐，孔子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弟子的课本。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实施“文、行、忠、信”，和“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的四科教育。孔子一生教授弟子3000，成名者就有颜回、闵损、宰予、冉求、仲由、曾参等70多人。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离开了人世。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为探索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实现“小康”、“大同”的政治思想，他尊周公，建礼治，强调仁政、礼治、为政以德。同时，孔子强调道德教化，把它看成为政之道的重要内容。他以“仁”为中心，提出了温、良、恭、俭、让、廉、耻、刚、毅、木、讷、义、勇、谦、和等道德条目和规范，以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等一系列正心、修身的修养方法。他的哲学思想强调“过犹不及”的“中庸”，其调和的思想打上了鲁国崇尚先王之训，讲求礼、乐等传统的烙印。孔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与其学说。孟子，名轲，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孟子是在非常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母亲的三次搬迁对孟子的影响很大。孟子年幼时，他的家在坟墓附近，孟子做游戏时就经常学着埋藏死人。孟母发现后，就把家迁到集市的附近居住。然而，年小的孟子又开始模仿商贩叫卖。孟母再次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居住，她要让孟子从小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慢慢长大，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即司马迁所说的“受业子思之门人”。据考证，孟子的师承关系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相沿而来。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春秋》。他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确属子思学派，他与孔丘、子思乃一脉相承，以至于后人称“思孟学派”。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孟子以孔子的护法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捍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使自己成为孔子之后又一著名的儒学大师。为了实行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主张。在世界观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论的继承者。“孟子道性善”，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孟子的天人合人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溯源于天、归本于人的思想，对汉儒有很大的影响。

　　孟子一生崇拜孔子，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孔子基本相同。青年时期，孟子刻苦学习和开业授徒。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始终没能实现政治宏愿。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活动。孟子培养出了不少弟子，比较著名的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孟仲子等。孟子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终年84岁。

　　2.悠久的鲁都历史文化

　　《史记》记载，鲁都曲阜是黄帝的生地，轩辕黄帝原来生于曲阜的寿丘。不仅如此，鲁都曲阜还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二十多处。其中包含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遗存的就有东魏庄、西夏侯、大果庄、中王庄、西白村、小雪等处。包含龙山文化遗址的有店北头、孔家村、刘官庄、前孟庄、书院村、曲家村、前夏庄等。少昊陵遗址、南举埠遗址、马庄遗址、韦庄遗址、果庄遗址、龙山水库遗址和夫子洞遗址。丰富的古代传说与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鲁都一地历史悠久，古代文化光辉灿烂。

　　先祖少昊陵孔子生于鲁国，家住鲁都内西南隅阙里，在这一带留下许多孔子当年活动的遗址。

　　周公庙。周公庙即鲁太庙，亦称“元圣庙”。在今曲阜城东北里许，古鲁城中心的高阜上。周公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为辅佐武王、成王，他制定了一整套统治制度，其中的周礼，据说“周礼三百，仪礼三千”，把西周时的典章制度和节文仪式固定下来，联系起来，用以严格区分和规范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长幼、亲疏等。这些规定厘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周公成为我国奴隶社会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薨后谥“元”，以周天子礼付葬文王之侧，鲁国建太庙奉祀。孔子在鲁都曲阜长大，从小就受周礼的熏陶，他一生尊周，其思想带有明显的尚古和崇周特征。

　　阙里孔庙。孔庙设于鲁国国都阙里之旁，始建于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是中国历代王朝祭祀孔子的庙宇，是我国建成最早、规格最高、形制最标准的孔庙。全国各地孔庙（或称文庙、圣庙、孔子庙、夫子庙）均仿此为标准建造。今曲阜城内的孔庙，为明时的基础，清雍正年间重建。南北长637－651米，东西阔141－153米，总面积约144亩，南起金声玉振坊，北至圣迹殿，共九进院落，建有殿堂廊庑门坊四百六十六间。孔庙建筑群，面积之广大，气魄之雄伟，时间之久远，保存之完整，在世界建筑史上均不多见，它成为一座集历史、考古、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于一体的大型博物馆。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衍圣公府。亦称孔府，是专为孔子直系后裔设置的府第。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里，孔庙东邻。是孔子嫡裔长支世代居住的地方。自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以来，封建皇帝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在对孔子一再加封的同时，对其后代也不断封赐。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孔子嫡裔已成为一个享有一些特权的大贵族、大地主了。孔府是我国封建社会一座著名的贵族府第，占地一百亩，拥有楼、房、厅、堂四百六十余间。府内建筑分中、东、西三部分。最后部分是号称“铁山园”的后花园。另外，明太祖朱元璋时曾赐弟于北京的东安门外，这座府第专供衍圣公到北京朝见皇帝时居住。这些地方，被人们称为“北京孔府”。

　　孔子墓孔林。位于曲阜城北三里许的孔林，面洙背泗，是孔子死后两千多年来孔子后裔葬埋的墓地，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古墓群。据统计，历代对孔林重修、增修共十三次，扩林地三次，增植树株五次。现在的孔林，总面积二平方公里，殿、堂、亭、门、坊数十间，周围林墙高近一丈，厚可数尺，长达14.5华里，林内有树十万多株。其中，柏、松、楷、柞、榆、枫、杨、柳、女贞、五味等各种树木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四季苍翠。在万木掩映的幽林中，碑石林立，石仪成群，计有大小石碑几千块。

　　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文物珍藏以及科学的艺术价值而著称于世。

　　 

　　3.孟子故里邹城

　　邹城位于山东省南部偏西，北毗鲁国故城曲阜，南接滕薛故地，东依沂蒙山区，西临鲁西平原。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就诞生在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自古以来“邹”与“鲁”并称，邹鲁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成为文化繁荣兴盛之地的代称。

　　邹城的人文资源十分丰富。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三代，再历西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6000年来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使邹城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古遗址主要有野店遗址、邾国故城遗址、漆女城遗址、寺顶子遗址、斗鸡台遗址、犁耙峪遗址、晚照寺遗址、灰城子遗址、康天城遗址等，每一处古遗址，都是先人的生活缩影。邹城的古墓主要有四基山古墓群、万章墓、南宫适墓、卧虎山汉画像石墓群、高李村汉画像石墓、西晋刘宝墓、元李裕庵墓、明鲁荒王墓等。这些古遗址、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众多，其中“弗敏父”铜鼎和秦诏文陶量均系国家一级文物。邹城的古建筑以孟庙古建筑群、孟府古建筑群和孟林享殿最具代表性。它是孟子地位提升的历史见证。

　　邹城历史上名人辈出，它不仅诞生了孟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而且还孕育出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历史名人。漆女忧国不嫁，孟母断机教子，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龚遂仗义执言，张俭不畏强暴，仲长统浊世独清，王粲的文彩，王叔和高明的医术，唐彬卓越的军事才能等，都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4.邹鲁文化

　　春秋后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诞生于尼山。尼山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属于古邾国或邹县境内，因此说孔子生于邹，后定居于鲁。孔子在鲁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化的中心。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中，许多贵族离开本土到外地谋生。孟子本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后来迁到邹国定居；孔子的孙子子思也曾到邹国讲学。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中，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诞生于邹地的孟子，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学说，使邹城成为儒学的复兴之地。是邹、鲁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孔子、孟子这两位文化巨人。也正是因为孔子、孟子，才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遗风”，“邹鲁”成为文化兴盛、繁荣的代称。

　　（四）运河文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境内就有了人工开挖的运河，但是直至元代以前，这些运河都是区域性的、短暂的。元代开挖会通河，明代对其进行改造修整，使山东运河通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形成了集商业文化与市井文化为特色的山东运河文化。

　　1.山东运河的历史变迁

　　考古资料说明，最迟在距今5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舟筏，利用自然河道，从事水上交通。大约在4000年前，他们开始用人力开挖沟渠，治理水患。春秋战国时候，中国境内可以行舟的自然水道几乎都被利用了起来。中国的自然水道是东西走向，东西交通很容易利用自然水道实现，但南北交通很难或无法通过水路实现。如何将南北水道连接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开凿人工运河。当时冶铁技术已经发明，铁制工具开始使用，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山劈石成为可能，于是各国开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开挖面宽水深的河道，这样的水利工程已不单单是用于泄洪、灌溉，而且用来通航运输。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产生了。

　　元代以后，京杭运河全线贯通，京杭运河自台儿庄流入山东境内，依次流过峄县（今属枣庄市）、滕县、邹县、鱼台、济宁、嘉祥、汶上、东平、东阿、寿张（今属阳谷县）、阳谷、聊城、堂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博平（今属茌平县），临清、夏津、武城、恩县(今属德州市)、德州，至桑园镇进入直隶境。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全程1700多公里，其中流经山东的会通河与卫运河近600公里，大约占了运河全长的三分之一。

　　在此期间，有两件在山东运河开发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会通河开通。至元二十六年（1286）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征调民夫3万人，开挖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会通河开通后，不仅使得南起余杭（今杭州市）北至京城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二是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明代为解决黄河淤积和水源不足这两大难题，人们用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行措施，保证了河道的畅通。永乐九年（1441年），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听取汶上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农白英的建议，引汶上水直接进入南旺脊顶，先成居高临下之势再于南旺南北设闸分水而下。这就是被后人简称的“借水行舟”计划。在中国近2500年的运河发展史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与四川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一样，堪称世界第一流的水利构思。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是矗立在1800公里运河上的一座丰碑，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战胜自然的智慧与胆略。

　　2.山东运河的文化特征

　　漕运文化。秦汉时期，政府每年通过黄河等河道由山东、河南转运大批粮食供应京师，于是有了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会通河畅通，每年数百万担粮食均由此运往京城。专制王朝将漕运看作“国家命脉攸关”，在山东建立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机构，即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大型粮仓。这些粮仓全都建在运河岸边，又被称为水次仓。明朝洪武到永乐年间，临清、德州、济宁相继建立了这样的大型水次仓。这些机构遍布于运河沿线的重要市镇，增加了运河市镇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漕粮交兑与粮仓的设立，使得运河沿线城镇的人口数量增加，其中有以官吏与粮仓管理人员为主的常住人口，也有往来运送粮食的粮户、运丁等流动人口，有从乡村涌向城镇的从事牵挽漕船的纤夫、装卸运输粮食的脚夫、从事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人口，所有这些，不仅使得运河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而且改变了运河城镇的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漕运文化逐渐形成。

　　城镇文化。运河将沿途的州县紧紧地连为一体，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线的经济繁荣、分布密集的城镇带。临清和济宁都曾设立直隶州，它们一个位于山东运河北段，一个位于山东运河南段，都处在山东运河工程的重要位置上，运河的开通，使得它们成为东运河岸边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地位。与临清、济宁相比，明清时期的聊城、德州和张秋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差一些，但运河同样为他们注入过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聊城和德州都是鲁西北的军事重镇，比较而言，明清时期的德州军事地位更重要，而聊城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些。张秋虽然不是政治中心城市，但它的经济水平却不逊于聊城和德州，其经济辐射力超过了一般县级中心城市。运河沿岸的这些城镇，政治区划、商业区划清晰，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显示出城镇的活力。

　　商业文化。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出现了以运河沿线大小城市为枢纽和中心的不同层次的商业网络。南北各地的商人商帮纷纷到山东运河区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从而形成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业文化。它大体有四个相互衔接的层次构成，即：省际商业流通网络、州府际商业流通网络、县际商业流通网络和集市庙会网络。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最早兴起的商业城市，明朝初期，就都被列入全国33个大城市之中。山东运河区域集市的兴旺始于明代中叶，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农村集市的发展在全省是最为迅速的。除了农村集市外，明清时期农村市场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易形式——庙会。庙会多设在寺庙前，因而往往因该寺庙所供奉之神而称某某庙会，如关帝庙会、娘娘庙会等。庙会最早是一种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后来则增加了商品贸易功能即民间集市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越来越重要，因而庙会逐渐演变出农村集市特征，成为乡集之外的又一农村市场形式。

　　大运河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商业兴盛和经济繁荣，也带动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明清后，山东运河区域，经济性会馆遍布城乡，从德州桑园镇到兖州台儿庄，分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建立的大大小小数十座会馆、公所或寺、庙、宫、观，成为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山东运河区域的会馆，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业性会馆，这些会馆从建筑格局、装饰图绘、楹联碑铭、供奉神祗以及日常活动，都包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文风昌盛。运河的发展也蕴育了运河城市文风的昌盛。山东是书院产生较早的地区，唐朝末年，临朐就设立了李公书院。到清代我国有书院总数约达4365所，其中山东为213所，有84所分布在沿运地区。清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有一个与明代一脉相承的特点：即官学化，几乎所有的书院创办者或主持者，都是州县官吏。

　　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绝大多数是为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培养后备人才的基地。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出现了科举盛行、文风昌郁的局面。明朝至清朝中期，沿运各州县及辐射州县，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所出举人数量占全省的半数以上，尤其在运河管理最称完善的明朝后期，该区域的举人数也达到鼎峰，占到了全省举人数的近70%，这恰恰又与这一时期该区域创建的书院的比例相吻合。据统计，中国历代状元，有籍贯可考的397人，其中山东籍36人。明清两代，山东籍状元共26人，而运河区域有12人，占总数的46%。

　　山东自古为文物之邦，私家藏书兴盛，唐宋以前尤居全国之冠。在诸多藏书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多，来源广，历时久，影响也最大。据统计，明代山东藏书家为84人，其数量少于江苏而多于浙江；清代349人，远远超过了江浙。山东运河区域藏书家数量多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区域文化发达、学术昌盛，对外交往的频繁，以及南北各地文化交流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文化交流。嘉道年间，聊城各地均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大都修有戏楼，时常约请各地戏班来会馆演出。有陕西秦腔（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安徽徽剧、河北梆子等，这些演出加强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民风豪放。进入明朝，因大运河的贯通和人们对水运的倚重以及商业繁荣而发生的变化，各种行业神、自然神和圣贤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水神崇拜、金龙四大天王崇拜和关公信仰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中国，关帝崇拜根基深厚，关羽崇拜可与“万事师表”的孔子的崇拜相提并论；但在其影响的广度上，关羽崇拜又明显地超过了孔子崇拜。山东省是关羽信仰比较发达的地区，明清两朝，山东几乎所有的州县都建有关帝庙，而西部的运河区域，关帝信仰就更加普遍。关帝庙数不胜数，其重要的原因，关羽忠信仁义的精神品格与这一区域传统的民众心理极为吻合。

　　嗜酒与尚武，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风俗的突出特点。这种习俗的形成，既与一定的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大运河的兴衰有关。唐朝随着文化重心转移至江南，孔孟之乡的文化传统也渐趋式微，再加上天灾人祸频繁，鲁西的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民风也由舒缓知礼渐渐变得劲悍刚武，喜欢喝酒的人越来越多。明朝开始，山东运河区域的制酒业迅速发展，民间酿酒、售酒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山东人的嗜酒善饮也开始有了名气。国民初年，济宁州的芙蓉、满庭芳、醉仙桃、菡萏香诸酒，名声远播，曾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并获得金奖。明清时期，与酿酒业发达一样颇有名气的，是山东人的豪饮之风，鲁西运河区域的嗜酒善饮是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梁山好汉各个都是好酒量，武松醉酒赤拳打死猛虎，宋江酒后题反诗，鲁智深醉拔垂杨柳，李逵乘醉打山门等，嗜酒英雄的故事数不胜数。

　　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好汉辈出，民风剽悍，习武成风。连西方人都了解了山东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有半数为武状元，这样的文、武状元之比在全国是罕见的；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正是基于此，清代后期，这一带才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鲁西民间的尚武之风成为运河流域独特的民风文化。

　　3.山东运河与中外交流

　　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外国使者开始经此游历中国，他们大都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或经山东运河往返于京城与沿海口岸之间，或在山东运河各城市游览访问，经商传教。他们带来了本国的商品和文化，也在山东运河区域获取了物质与文化的财富。

　　山东运河与东南亚各国。明成祖建都北京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海外国家来京朝贡的政策，而各国朝贡者又有利可图，加上郑和下西洋的广泛影响，东南亚前往北京朝贡的国家甚为频繁。在山东运河上，常年可见东南亚诸国前往北京的船只穿梭着，据《明史·外国传》记载的就有40多个国家。朝贡者除带有各种宝石、香料及其它本国特产外，还带有大量的私货。朝贡时，他们可在沿岸停靠销售货物，由此，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等特产。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曾到达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国，此后，苏禄国即产生了与中国交往的愿望。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马都葛叭哈刺进京朝贡返回途中，病逝在德州。现仍然保存于德州市城郊的苏禄王墓，是东南亚各国使节经由运河往返的见证。

　　山东运河与中日勘和贸易。自元代京杭运河开通，日本的商人、文人、学者便通过运河，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自唐朝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到明代，日本在中国进行商贸活动，须经政府发给许可证明“勘和金牌”，故称勘和贸易。明政府与日本进行勘和贸易，主要是满足其“四方宾服”的政治需要，同时也希望通过双方交往抑制倭寇侵扰。而日本则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经济利益。正德年间日朝贡使团的正使了庵桂梧所撰《壬申入明记》、嘉靖年间朝贡使团的正使策彦周良所撰《初渡记》、《再渡记》，均记录了在中国和山东运河的所见所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山东运河与中朝贡使贸易。元代以后，中朝友好往来与山东运河发生了联系。元代许多高丽文人到中国学习、生活，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当中不少人沿运河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延祐二年（1315）至正元年（1341）间，作为高丽忠宣王的伺从、高丽后期的明臣和诗人李齐贤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明代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比元朝更为兴盛，朝贡几乎从未执行过明政府三年一贡的规定，有时一年一贡，有时一年多次朝贡。期间，朝鲜官员崔溥写下了在中国的历险与经历的《漂海录》。书中记述了在山东运河航行10余天的情况，记载了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驿站、社会状况、文化风情、风景名胜和和运河工程等。有意思的是，崔溥在书中还对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生产方式、交通状况、房屋建筑、教育状况、衣着服饰、民情风俗等方面做了评述。

　　济宁北齐崇觉寺铁塔山东运河与西方商旅和传教。蒙古军队远足西进，兵锋波及欧洲大陆，由此，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中国，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影响较大且游历过山东运河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利玛窦。自至元十二年（1275）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17年间，马可波罗在元朝担任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使、扬州总督等职，在去南方各地巡视时，路过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东平、济宁等城市，留下美好印象。回国后写出《马可波罗游记》，赞美了这些城市的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最早进入山东运河沿线活动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由南京去北京，意请皇帝支持他们在中国传教。途中至山东运河段时，在济宁、临清生活了数月，感受到了当地善良友好的民风，，领略了所到城镇的富庶，也经历了官吏所表现出来的强权。回国后写下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在山东运河的亲身感受。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五）水浒文化

　　发生在南宋时期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境内的农民战争，引发和演变成了一种超越地域范围的水浒文化，刚烈、忠义、勇猛、彪悍的水浒文化延续了近千年。

　　1.水浒故事

　　水浒文化源于历史真实的水浒故事。政和四年（1114年）以后、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六年的时间里，宋江等108将在梁山泊的起义造反，使梁山泊的威名名扬天下，使水浒故事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水浒文化古代的梁山和梁山泊是连在一体的。梁山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境内，原名寿良山，又称良山，汉朝时是皇家猎场。后因西汉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游猎，死后葬于山麓，汉景帝为其建墓立碑，并将良山更名为梁山。《山东通志·古迹》载：“梁孝王墓在（寿张）县东南梁山。”梁山主峰在梁山县城南侧，北面有龟山、凤凰山、小安山、金山（东平湖湖心岛）和银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浒传》的东昌府），东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南至菏泽、巨野（即《水浒传》的济州），方圆百余里。在北宋末年，梁山泊属京东西路，在东平府寿张县、济州郓城县、济州巨野县、东平府中都县（今汶上）和东平府须城县（今东平）界内，是水浒英雄聚义造反的地方。

　　梁山泊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它是古代大野泽遗迹。两千多年前，我国地理著名《禹贡》中载有：“徐州大野既潴，东原底平。”东原就是今天的东平。《元和志》说：“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由此可知，现在的东平、汶上、巨野、郓城、梁山和济宁一带的平原洼地，都是古代大野泽的范围。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和河渠的开掘以及黄河下游不断的决口改道，逐渐形成了梁山泊。梁山泊凭山势之险，成为好汉们对抗官军的理想之地。在这里，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动富济贫，替天行道。然而，最后宋江被招降，然后去征讨方腊，最终演绎了一场悲壮农民战争文化。

　　那么，为什么宋元时期的水浒故事长期盛行下去呢？这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从南宋到元代前期漫长的时期，水浒英雄们在“官逼民反”的社会背景下揭竿而起，但在根子上，他们的忠君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宋朝末期，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的忠君爱国思想给水浒故事的发展以决定性影响。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北方的土地沦为的金人统治，南宋朝廷处于金人的威胁之下，最后被强悍的蒙古所灭。人民在连年的战乱中，始终处于兵火与种族的煎熬和欺凌之苦，这时的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导问题。社会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以及人民对安定生活的企盼，便使水浒故事赋予了民族思想的内容，承载了替天行道为民祈福的精神寄托。以龚开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对水浒故事的整理，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愿望，亦表达了社会各阶层崇尚英雄、除恶灭敌、向往幸福的理想意愿。

　　2.《水浒传》文化

　　山东东平人罗贯中将长期流传各地的水浒故事凝结在一起，在元末明初写出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传》以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影响着后世。

　　崇尚阳刚、勇力与武风。水浒文化中，阳刚气质、勇力美学及尚武之风彪炳史册，名扬天下。水浒英雄大都体格魁伟，虎虎有生气。如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有千万斤气力”；鲁智深“生的面圆而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等等。英雄们强健的体魄，蕴蓄着驱虎豹、征强敌的力量。为此，《水浒传》中极尽推崇赞美之辞。武松景阳冈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梁山108将个个显示着非凡的阳刚神力。就连女性也不让须眉，孙二娘黑店耍威风，扈三娘武艺高强，阵前争胜，《水浒传》中的众多女姓亦彰显着野性与力量之美。更有征辽的胜利，成为梁山武勇精神的大检阅。

　　浓郁的文化风情。《水浒传》作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涉及梁山英雄与封建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以深刻和写实的手法广泛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有对大都市各色居民活动的生动描述，也有对小镇商人的生活细微刻画，就连市民的日常家居、游玩娱乐、饮食享受等都有精到的展示，如遍布于大街小巷、酒楼店铺、勾栏瓦舍的“说话”（即说故事），美貌聪慧、色艺双全的惓妓，林林总总的夜市风情，以及相扑、刺字与文身等，摹写得具体真实，活灵活现。《水浒传》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广阔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豪放的饮食风尚。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表现，即英雄们的饮酒、食肉、品茗。他们出入于茶楼酒肆，率性饮酒，快意食肉，不拘程式，快活消遥。《水浒传》全书写了64家酒肆，既有东京一类城市酒楼，有州府一级的比较豪华的酒店，又有阳谷县一类的村镇酒家，也有乡村、荒岭、道路上的小酒馆；梁山英雄吃酒时用的器具大号的有担、桶、翁；中号的有碗、角、旋、瓢、壶、葫芦；小号的有瓶、杯、盏、盅。《水浒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酒宴示敬、志贺，以酒宴显英雄胆力，以酒宴展英雄抱负，从饮食方式上反映了梁山英雄的生活理念，体现出地域特色的文化风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仅是他们基本的饮食方式，同时也寄托了英雄们向往的理想圣园。

　　在朝代更迭、异族统治下，面对沉重的民族苦难，水浒故事的流传、演说、演唱、整理与写定成书，歌颂了中华民族勇敢抗暴的精神、强悍鸷猛的武力和叱咤风云的气概，传播了炽热的爱国情感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

　　3.水浒文化的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可以说，儒家伦理精神对水浒故事的浸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水浒英雄面对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在官逼民反的压力下，走向造反的道路，虽身居水泊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但他们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伦理意识，是社会民众奉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是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水浒文化蕴育了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孝、忠、义其“道”的伦理精神，颂扬了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表现了儒家文化人格及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

　　孝、忠、义其伦理精神。“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义观念的基石，也是《水浒传》极力宣扬的一种伦理情结。《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被说成是人世间天经地义的行为。作为灵魂人物的宋江，从孝道出发下山迎取老父；李逵为尽孝道下山背母；好汉们到梁山泊后，都把家属带上梁山，以尽人伦之道。水浒故事中的“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的亲情，也包含着对下层百姓互助互怜的感情，追求的终极目的乃是光耀祖宗，青史留名。梁山好汉孝的观念和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至亲至爱。

　　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义是忠孝的体现。在水浒故事中，忠的观念一直是好汉们追求并希望达到的一种伦理境界。然而，宋江倡导的忠义，包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但也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现的忠的观念，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刻着时代的局限。

　　仗义疏财的崇高美德。仗义疏财是评价水浒英雄的道德标准。好汉们陆续上梁山之前，他们人人都有“仗义疏财”的豪举：慷慨好施，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同时，好汉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水浒英雄大多不惜钱财，乐善好施。由于宋江肯于助人，因而获有“及时雨”的美名。

　　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识。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构成来源即相当复杂，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庄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会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识的渗入。在儒、释、道三教主宰的思想文化领域，宗教文化思想对文学的熏染和渗透，文学也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宗教文化的意绪。水浒故事的流传经过宋元明漫长的时代，体现了比较鲜明的宗教态度，反映了比较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识。《水浒传》构想的梁山泊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哪一家思想的结晶，而是儒、释、道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载体。

　　4.水浒文化的影响

　　水浒文化研究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水浒学”。水浒故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水浒精神与农民战争。水浒英雄们勇于冲破黑暗社会政治，反对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精神对后世农民敢于起来抗争，起到宣传和激励作用。水浒故事影响农民造反，最早始于明代中期，到明末农民战争达到高峰。从清初至民国，其影响也没有中断。在历次农民战争中，他们从中汲取军事斗争的经验，借鉴造反的纲领和口号，更甚者不少农民义军的首领还借用水浒英雄的人名或绰号，来表达他们的精神诉求。有人形容，任何一个善于鼓动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都无法超过水浒文化对农民造反的影响。

　　水浒文化与中外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起，共同构成了几百年间的“章回小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实体，后世从《水浒传》中又生发出小说、戏曲、弹词、诗、词、文、序、跋、绘画、雕刻、电影、电视剧等众多形式的的作品。水浒文化不仅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还深深影响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水浒传》这部杰出的民族文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

　　（六）海洋文化

　　山东海疆外受黄渤海的天然滋润，内承齐鲁大地的人文孕育，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从远古时期有人类居住以来就开始构筑，并随着人们对海洋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沿海地区的开发而持续充实，以至在历史文明长河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1.自然区域与文化传承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岸线绵延曲折，自日照、青岛、威海、烟台、潍坊、东营至滨州，由东向西，全长3121公里，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六分之一。这条海岸线构成了山东陆地与海洋的交汇边界，再加上海岸线以外的边海和其中299个大小不同的岛屿，便构成了山东海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开发利用着海陆两处的各种资源，深受海滨独特生态环境的影响。

　　神话传说。在千里辽阔的山东海疆，海上仙话的出现，把海疆文化引入启蒙阶段。山东先民最早构思出海上仙山，给它起名为蓬莱山。“蓬莱”一词是美好的象征，它既代表一座海上仙山，又成为众多神山仙洲的总称，同时还涵纳着一种超脱尘俗的仙境。围绕着这种仙境，人们构筑起一整套充满神仙意味的蓬莱仙话。在山东海洋文化体系中，蓬莱神山与蓬莱仙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神山展示出尘外仙境，仙人则成为世俗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安期生便是蓬莱仙话中的一个光辉人物。

　　最早活动在山东沿海的居民，还不具有认识海洋和征服海洋的能力，他们敬畏海洋，崇拜海洋。为此，先民们虚构出海神形象，建造了众多的海神庙宇，并且使用最隆重的仪式来祭祠海神，希望海神能够赐福人类，消解灾害。围绕着海神崇拜和海神祭祀，山东海疆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海神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古代山东沿海一直崇拜东海之神，其中龙神与萧神就在山东海神信仰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帝王巡狩。历史上曾经有两位声名显赫的君主东巡山东沿海，并在山东海疆留下坚实的足迹，一位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一位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有经久

　　相传的徐福渡海。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即开始巡游国境和海疆。虽然掩涵着求仙长生的意味，但那种探索海洋，了解海洋，既而征服海洋的豪迈精神也随之而释放。汉武帝在位期间曾9次东巡海疆，其中最少有8次是在山东沿海巡狩。汉武帝多次亲临山东，深深影响着沿海居民，并且带动一方水土的文化倾向。汉代山东海疆弥漫着方术奇说，这与汉武帝的个人喜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徐福率领庞大的秦朝船队航海东渡，在东邻日本深深打烙上徐福的文化印迹。

　　海疆风尚。在历史的演进中，居住海疆区域的先民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尚，并一代一代传扬下来。秦汉后，封建王朝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管理，山东沿海居民都按郡县编制而划分归属，久而久之，一种以政区为标志的海疆居住文化，便在山东沿海的不同地段显示出来。西汉时期著名的海曲县（治所在今日照大古城）的居民表现出一种粗犷豪放的海滨特色；青州海滨居民长期生活在一种读诗书、知礼乐、勤劳作、重乡谊的文化氛围之内；登莱地区的牟平民风最趋直朴，人们以传统道德观念为依托，生活节俭，交往友善，极具君子风度；文登县文教之风传习最久；昌邑的特点是风俗礼教遵循邹鲁，但不拘泥于繁文缛节，虽缺乏冒险，然能平和处事，相安无虞；今滨州、利津、沾化、无棣、阳信地区，过去属于黄河入海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创业艰难，所以利津人保持了更为朴素的生活作风，滨州朴实无华，沾化人则敦厚本分，甘贫乐简，无棣居民同样恪守着“陋舍唯吾乐，贫寒风益纯”的海疆风尚。

　　民俗风情。山东海洋民俗风情颇具特色。每逢上元灯节，又称元宵节，山东沿海各地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节令活动，形成万众沸腾的欢快场面。清明节后踏青时间放风筝、荡秋千，可谓风情万种。还有十分流行的庙会活动（俗称山会），既有农家乐趣，亦有娱乐滑稽戏，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意味。更有文人雅士观赏文石，寻觅、收藏、馈增、寄怀，鲜明地透露着海疆雅士文人对大自然静谧之物的书卷情趣和人文情感。

　　2.海洋的经济文化

　　山东沿海居民世世代代靠海生活，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丰厚的海洋物质文明，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渔业文化。当人类还处于自然觅食的发展阶段时，渔业就已经产生，它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山东沿海居民在渔业经济方面起步甚早。山东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出土石网坠和海鱼骨骼，就足以证明这种海洋渔业的久远历程。西周初年，齐国创始人吕尚“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最早把海上产业当作治国资本。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4《食货》、民国《牟平县志》卷5《渔业》、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9《艺文》、《威海赋》、《利津文征》卷5、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3《食货》等对山东海洋渔业经济都作了丰富的记载。

　　盐业文化。追溯盐业开发的历史，最早的启端大约出现在山东沿海。齐国强盛之时，曾把盐业纳入国民生计的产业范围。吕尚初封齐地，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自汉代以后，山东盐业始终在国民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在全国设盐官36处，仅山东就有11处。山东盐业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能力，不断改进煮盐、煎盐、晒盐技艺，使海盐生产趋向完善，由此，也丰富了盐业文化。明人王悦的《威海赋》、清人刘学渤的《北海赋》、晚清王崧翰《胶东赋》、利津道光进士张铨的《永门竹枝词》等诗中的咏盐诗词，从中能够品味当时的那种盐场风韵。

　　商业文化。从姜太公开始，齐国就把商业当作发展经济的主导方针，这个方针伴随着齐国兴亡，一走就是八百余年。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利手各种手段来开发海洋，赚取最大利润。受齐国商业政策和经商风气的影响，直到西汉前期，山东始终是商人势力最为活跃的地方，《盐铁论·力耕篇》就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然而，随着汉武帝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以及后来对商人势力的百般压抑，以及元朝后，特别是明清开始，国家全面禁海，山东海疆地带的经济在商业方面陷入迟缓发展。直至清代时，登州很多居民开始学习经商。一些人率然出海，闯关东，下江南，在异乡外地开拓商业领域。由此可知，山东的海洋商业文化脉系时断时续，有过辉煌，也长期处于低谷徘徊，比同地的渔盐文化，则凸现出海洋商业文化的贫弱。

　　3.海洋的山岛文化

　　山东海域有星罗棋布的大小山峰、海上岛屿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展示山东海洋文化的自然美的同时，寄托了人们对自然更多的崇敬和人文情怀。

　　海山文化。位于海滨的山峰往往借助其海山交汇的风貌而知名天下，这些海上名山包含了更广泛的文化内涵。大珠山与小珠山都在今胶南市境内。濒临黄海，是古代密州的海上名山，旧时胶州八景有“双珠嵌云”之说。大珠山还是齐国长城的海上始点，当时齐国以此为南界，修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也为大珠山增添了古老的军事色彩。槎山又名铁槎山，座落于今荣成市南部，峰崖嵯峨，奇险雄峻，古人誉为“大东胜境”。槎山从金代开始闻名。海上七真人中的王处一、郝大通受业于王重阳之后，都曾修炼于查山（即槎山）。成山是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一条山脉，又称“天尽头”。成山在齐国时期就已经成名。齐人祭神，设有八祠，其中五祠设于海滨名山，成山所设为“日主祠”。成山一带多有秦皇遗迹，其中著名者为秦宫、望海台和始皇石桥。芝罘山位于烟台市北部海面上，也叫芝罘岛，其山岛就像一个巨大的蘑菇突入海中，其地理形态十分美观。秦始皇曾三次登上芝罘山，在秦时遗物中，芝罘刻石最为著名。崂山，古称劳山，亦作牢山、鳌山。汉光武时，北海高人逄萌在此“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东汉末年，一代鸿儒郑玄“尝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青山幽谷之间，至今留有康成书院遗迹。而后高僧法显游历海外，于此登岸著书；全真道长丘处机传教海疆，沿山镌下摩崖诗刻。崂山有“海上第一名山”的誉称。

　　道家名山。从宗教传播来看，山东沿海属于道教势力的重点发展区域，其文化遗存最为丰厚，几乎海边山谷皆有道家遗踪，而且很多名山皆因仙迹道观而传誉四方，如横亘于牟平、文登两市的昆嵛山，莱州市云峰山、大基山和寒同山，龙口的莱山与卢山等。山东海疆的道家名山是本土文化的典型缩影，其中蕴藏着宗教人文的浓烈气息。

　　海岛文化。在环绕山东半岛的海洋中，由于岛屿孤悬海中，因而其文化积存产生出不同于陆岸海山的独特风韵。伴随着历代先民开发海岛的深层推移，山东海岛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其中渔港田陌、兵塞墩垒飘散着海上烟火，而神庙古祠、遗冢荒台又封存着历史传说。目前山东沿海共有全国统一编号的岛屿299个，其中有常住居民的岛屿30余个。这些岛屿做为大陆与海洋之间的钮扣，接纳过很多居民和航海者，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海岛文化。

　　20世纪初威海刘公岛等客的黄包车刘公岛位于威海湾口，距威海陆岸约2海里，全岛面积3.15平方公里。对于威海人而言，刘公岛是他们独有的一所海上花园。从军事及航运角度上看，刘公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光绪七年（1881年）威海正式成为北洋水师的屯泊基地，其军港设施就在刘公岛。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在岛上建起了北洋海军提督署和大批营房，并调派护军两营驻于刘公岛。两年后，陆续筹建了铁码头、麻井船坞、炮台和水师学堂。从此，刘公岛成为清朝北洋海军的核心基地。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刘公岛陷入了悲壮与耻辱的交织中。1930年，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刘公岛才又回到中国人统治之中。如今的刘公岛保存下了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和丁汝昌的府邸，成为甲午战争的历史见证。

　　山东海疆分布着许多名胜古迹，这些人文古迹向世人展示了包孕丰厚的名胜文化。琅琊台是一处古遗址，位于今胶南市琅琊镇境内的琅琊山上，经秦朝遗迹而蜚声海内。蓬莱阁是一座古建筑，座落于蓬莱县海边丹崖上，特有的神话传说、仙境情趣、蜃楼幻景、人文游览以及历代传诵的颂词诗赋，使得蓬莱阁散发着浓厚的文化色彩。

　　4.海洋文化的风格

　　自古以来，山东海疆就浸润在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中，显示出海洋文化的开放、融合、纳新和隽永的特质。

　　经学的传播。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自孔子创儒学，以六艺教授子弟，鲁国就开始了经籍学术的延传，史称“传经”。齐鲁经学从当时的学术中心扩散到海疆地区，在沿海地带形成了非常浓烈的传经风气。终西汉一代，《易》学大师王同、梁丘贺、费直、王璜，《书》学大师欧阳生、兒宽、殷崇，古文《尚书》大师庸生、张霸，《诗》学大师王扶，《礼》学大师徐良，《春秋》学大师王中、公孙文、东门云、左咸、房凤等人，以及精通五经的王吉，都是海疆学子。东汉末年，终于砥砺出一位博通五经、继往开来的巨擘宗师，这就是以“通学”著称的郑玄。郑玄以其博通全学的综合学问来遍注群经，“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最终达到了两汉经学的最高境界。

　　学校与书院。汉代经学在山东海疆的传播主要以私家教授为主，从唐朝起，官方开始大力扶植地方学校，山东海疆学校逐渐建立起来。黄县学校是山东海疆最早的地方学校，始建于唐朝开元元年（713年）。除了官办学宫之外，山东海疆的基础教育还主要依赖于众多的书院。书院之制始于五代，盛于宋，山东海疆则从元代起才开始大规模设置书院。从明朝开始，海疆地区的书院多了起来，著名的“东莱书院”、即墨的“东厓书院”，以及昌邑的诂经书院，沾化的南湖书院，蓬莱的瀛洲书院，文登的文山书院，莱阳的泮东书院，黄县的河滨书院，崂山的康成书院等。清朝时，山东海疆地区建置的书院已是星罗棋布，都在当地显赫一时，培养出众多学子。

　　海洋文学。素有海派诗风的山东海洋诗歌就是一条以大海为视点，以海疆风物为题材的诗派洪流。北魏时，“好为诗赋”的郑道昭出任光州（今莱州）刺史，写下了著名的《观海童诗》，这首诗至今仍然嵌刻在云峰山山崖之上。金元之际，由全真七子组成的道家门派，诗风格调，极具海洋色彩。明代的山东诗人杨巍在海丰，魏伦在利津，刘钦在寿光，范复粹在黄县，孙镇在莱州，王振宗在胶州，胡承烈在日照，都以咏海佳作而名扬乡土。清初，诸城诗人丁耀亢吟唱出一系列海上佳篇，把山东的海上风貌描绘得精彩纷呈，莱阳诗人宋琬、新城诗人王士禛、王士禄兄弟也都用诗的形式来拥抱大海。康乾之间，山东诗人奔赴海疆而观海咏诗，形成一代风气，留下了篇篇佳作，山东海疆诗歌最终积累出丰厚的内容。

　　海疆道教。山东海洋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方术之学，齐国方士更是凭借海洋的神秘向世人大肆宣扬蓬莱仙境，鼓吹长生成仙之术。这种神仙方术对中国道教的生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山东海洋始终作为道教传播和修炼的风水宝地，涵育出许多道家精英。金元时期的全真教以“海上七真人”为主体，在道教各流派中掀起一股海疆旋风，至今在道教体系中仍然保留着巨大影响。

　　兵家文化。从自身安全出发，山东海疆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海防建设，构筑了严密的海防体系。这种海防建设不但体现出军事功能，还从各种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海防认识和防御理念，并由此形成了海洋地区特有的兵家文化。

　　（七）城市文化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人文社会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外来殖民文化的入侵，使山东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发生了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变革，这些变革推动了山东社会由传统农业、手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由此，催生了近代城市的产生，催生了以都市为存在形式的新型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发展变迁史，是经济的历史，政治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

　　1.近代城市的发展

　　山东历史上的城市，大都为行政中心。近代以前，山东共设置了107个州县，也就是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7个城。其中惟一不是行政中心的是周村。周村是由一个村镇发展起来的，但它的经济地位却远远超过了一般县城。这样，近代以前山东共有108个城市。有代表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两条交通线上：一是大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东昌（今聊城市）和德州；二是沿鲁中山地北麓东西陆路大道上的济南、周村、博山和潍县。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变，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运河沿岸的城市衰落了，而山东半岛沿岸兴起了烟台和青岛两个崭新的海港城市。

　　商业贸易体系建立。19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侵占山东领土并大肆掠夺；通过商品输出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商品输出，山东经济纳入了与国际贸易扩展相联系的商业体系中。1861年，烟台成为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至19世纪下半叶，是山东惟一的对外贸易中心，在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前，烟台是山东境内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1901年，英国当局宣布威海为自由贸易港，至此各国商人，图无税之利，争相载货前来，带动了商埠区的不断扩展。“不数年间，商贾云集，人口激增”，很快成胶东半岛东端一重要商埠。1904年济南确定为开放城市，设立华洋贸易商埠，允许中外商人居住贸易，成为济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此，济南、周村、博山、潍县、济南宁等城市，均成为地区性贸易中心，并通过烟台、上海、天津、湛江等通商口岸，与国内外市场联系起来。

　　现代工矿企业产生。19世纪晚期，现代工矿企业的产生使山东经济再一次发生重要变化。山东巡抚丁宝桢、张曜提倡创建新式企业，在他们及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倡导下，山东开办了官办、商办的几个企业，其中山东机器局、枣庄中兴煤矿和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办得较有成绩，而其余的几个都失败了。山东机器局是由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75年奏请设立的，属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之一。当时开办的几个矿业企业虽然大多都失败了，但提倡、创办和支持新式企业的人们，在重义轻利的孔孟之乡的山东，起了探险路、开风气的作用。

　　交通能力大大提高。1903年，山东省第一条公路在青岛通车；1904年胶济铁路的通车。至民国前期，铁路交通日臻完善，津浦路黄河大桥个竣，津浦路全线通车。1920年山东省设立了“全省路政总局，规划汽车道路事宜”。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济南成为青岛、烟台口岸洋华进口和土产出口的集散中心，山东省各城市的交通、市政、商业、工业和文化教育等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城市功能大大提高。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清末，在发展经济方面，济南设立了山东农桑总会，设在济南东郊的山东农事实验场，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办得最好的农场之一；主要手工业如漂染业、织布业、铜锡业、翻砂业、砖瓦业和首饰业等都有新的发展；新建立的工业企业，如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津浦铁路机车工厂、兴顺福机器榨油厂等存在下来并发展成了济南的主干企业。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时代旗帜，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热情高涨不减，在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刺激下，“有志之士，悉注全力于工商事业，竞争剧烈，颇极一时之盛”。他们创造条件，不失时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据统计，1912—1927年的十六间，济南历年创设资本额在5000元以上的工业企业66家，资本总额为16，439，000元，比民国以前工业发展有了巨大发展。

　　青岛的发展历经曲折。青岛是近代山东沿海的第二个新兴城市。民国前期的青岛与其他城市不同，在德国势力垮台后及1922年中国正式收回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达八年之久。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民族工业而言，青岛在这一时期落后于济南，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始则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青岛先后开设大小民族工业企业47家，资本额总计270余万元。其次是日用品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如棉织、制针、皮革、颜料、漂染、纽扣、肥皂、卷烟等工业相继兴起。截至1932年，各类大小工业企业已达120余家，资本总额1700余万元（其中包括官办四方机厂200余万），尽管与外资工业企业相比，仍显得很薄弱，但与1927年以前的情形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民国前期烟台的工业，相对于其狭小的地界和贸易的衰落，也有较大进步和发展，不少行业步入了国内先进行列，有的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充分展示了一个开放港口的小城特色。工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表现为棉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罐头食品业、钟表业、酿酒业、烛皂业、精盐业、电业等一批近代化工业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一些传统手工业如发网、花边、丝织、榨油、砖瓦等行业的技术革新与改造。1915年，烟台宝时钟厂的创立，成为我国钟表工业之始。1913年，烟台创建了山东第一家罐头食品企业——利丰公司，直到20年代，真正的水果、海产品罐头，烟台在山东仍独占鳌头。这一时期，烟台除清末创设的张裕酿酒公司不断进步并日益昌盛外，又兴起了传统酿酒业、啤酒制造业，并获得了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以至烟台成为华北乃至中国的酿酒重镇，所产白兰地1915年在马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2.城市的商业文化

　　城市的变迁，还突出的表现在商业的变化，从中反映出不同特色的商业文化。山东传统的商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很活跃，特别是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和山东中部的周村、潍县等地的商业辐射，直接间接地连接南到江苏、浙江和广东，北到东北、内蒙和新疆，范围很广泛。

　　市井商业风尚浓郁。19世纪中叶以前，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在乾隆初时，砖城内即有10街，2市，许多街巷都以集中的工商业命名，如锅市街，席厂街，草市街，羊市街，牛市街，油篓巷，白布巷，腊马巷，银锭巷，以及当铺胡同，酒店胡同，糖房胡同等，各街巷商号鳞次栉比。城内有粮店九十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临清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工商业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形成城里和城外不同的特点：城里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外是经济中心，这种情况从街道的名称可见一斑。济宁城里的街道除柴禾市以外，大都是用官府衙门、庙宇和士绅家族的姓氏命名的，如总府后街、总府口街、察院街、衙门口街、关帝庙街、天香阁街、城隍庙街、汤家胡同，郭家街、马家街、熊家街等等，而城外四关的街道，许多则是以集中的工商业命名的，如棉花市街、枣店街、姜店街、果子巷、瓷器胡同、驴市口街、杀猪街、烧酒胡同、打铜巷、豆腐市街、小竹竿巷、小油篓巷、蓖子市街和馓子胡同等等。

　　在山东运河沿岸城市中，明清两代次于临清和济宁的城市是东昌和德州。东昌（今聊城市）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齐国聊摄地，秦置聊城县，东昌的商业比临清、济宁起步要晚。一是地理位置局限，二是东昌人对工商业不感兴趣。清初，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到东昌陆续增多，历经70余载，耗银5万余两，在聊城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山陕会馆，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在此经商的状况。山东运河沿岸的另一个城市德州，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进入清代，德州的商业有所发展，像药店、烟店、当铺、杂货店等逐渐增多起来，但是远逊于运河沿岸其它城市。直到清末民初津浦铁路通车后，德州作为一个重要车站，其商业也没有繁荣起来。

　　传统手工业活跃。19世纪下半叶，山东经济的变化，一些适合国内市场需要的传统手工业，在国内市场扩大的刺激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周村的丝绸业和潍县的各种手工业，以及济宁的酱菜业和博山的玻璃业等。周村在明代叫周村店，有“居民三百家”，从清初到清代中叶的一百多年中，亦发展成了山东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世纪末期，不仅鲁中、鲁南一带的丝绸以周村为集散地，就是省城济南集中的茧丝，也运往周村销售。除了集市贸易外，周村的银市街、大街、丝市街、绸市街上，兴起了各种各样的丝店、丝局和绸布庄、绸布店进行这频繁的丝绸交易。潍县的手工业除土布业、铜首饰业、刺绣业等外，最有特点的是仿古铜器和嵌银漆器两种工艺美术产品。极盛时的仿古铜作坊达20余家，其产品有卣戈、剑、佛教、吉庆钱等300余种，销往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日本、欧洲诸国。嵌银漆器《西湖十景》屏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济宁最富盛名的酱菜作坊是玉堂酱园，是有“七行”、“八作”和一酒房的大产业。玉堂酱园不仅生产的酱菜有名，还生产各种露酒，如万国春、丰年乐、合家欢、醉重阳、满庭芳、玉芙蓉、冰雪露等，有几种酒还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了奖。博山是山东陶瓷和玻璃手工业生产基地，其陶瓷和玻璃制品广为欧洲人赞誉。这些器皿的制作几乎完全是家庭手工业，但也有较大的手工工场。据记载，19世纪60年代末，博山的玻璃工厂和琢磨艺术玻璃的作坊，就有工人500余名。

　　商业结构不断变化。胶济铁路通车和济南开埠后，其商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下半叶，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国内贸易体系的建立，使更多的洋货输入山东，内陆各城市的店铺中充满了各种洋货，改变了传统的商品结构。1867年的济南，店铺商品中有俄国货，也有英国货，洋货充斥市面，清一色的土货现象不复存在了。新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必然推进商业不断产生新的行业。民国前期，济南经营粮食、棉花的商人队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花行、牛栈、粮栈、炭业、洋货业以及保险业、木材业等商业新行业。随着济南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以来先后有一些南方各省商人来到济南，建立了闽会馆、河南会馆、安徽乡词、江苏会馆、江南会馆、湖广会馆等，显示了商业文化的规模。

　　青岛市的商业，在民国前期也有较大发展，与其它城市相比，又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外商控制操纵交易市场。民国前期至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市内先后设的证券、纱布、土产、钱钞四大交易市场，隶属青岛取引所信托会社，然而，该会一直被日本人操控着，直到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设立了青岛物产证券交易所后，这种局面才基本改变。二是外商称霸金融业。民国前期，青岛先后有二十余家银行，但主要由日、德等国外商垄断。三是华商量多资少，在生活类商业领域有较大市场，如经营家具类、卫生类、纸张印刷类、化学电器类等。各业之中，饮食类最为发达，全市近1300余家；其次为日用类，计540家；再次为服装类，约有540家。此三项从业人员即占全市商业员工7／10。

　　民国前期，烟台、潍坊、济宁等城市商业也有新的进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至1933年，烟台市有大小商号3500余家，其中“洋商约百余家”，较1918年增加500余家。潍县自清代以来即为山东腹地工商经济重镇，1932年，全县大小商号已达3000余家，交易总值不下4000万元，比1919年前增加了2倍多。1926年的济宁城厢各商号已增至250余家，比1918年增加了5倍，经营销售、运转销出兴旺。主要货物有羊皮、黄狼尾、茶叶、红枣、药材、洋线、绸缎、烧油、纸张、洋油、玻璃以及各类杂货等，此时期的济宁已成为鲁西南地区商品集散地。

　　3.城市的社会文化

　　近代山东在物质层面上的变化，必然影响传统山东社会的文化形态，推动山东在教育、科技以及社会等层面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从而促进新型城市文化的产生。

　　新政改革。清末十年，是近代山东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清末新政时期，在山东任巡抚的袁世凯、张人骏、周馥、胡廷干、杨士骧、吴廷斌、袁树勋、孙宝琦等人，尽管有的任职较短，但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以及外交等方面努力与外国侵略势力做理性竞争，维护国权，增进国力，在促使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山东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在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山东第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巡抚是袁世凯。他于1901年9月在济南创办了一所山东大学堂，这是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另一件事情是创办了山东省商务总局，并倡导各地商人成立商会。袁世凯倡办的这几件事情，直接推动了全省教育和经济改革事业的开展。袁世凯提出而没有亲自完成的计划，经过后任巡抚的努力也都实现了。巡抚张人骏在济南创办了武备学堂；继任者周馥开办了师范馆，开办了医学堂。在周馥的号召倡导下，山东71个州县的传统书院，1903年就全部改成了小学或中学。清末济南共创办中等以上学校14所，有山东省城官立自费师范学堂、山东省城法政学堂、山东省城农林学堂、山左公学、八旗奉直学堂、山东女子师范学堂、山东工业学堂等。这一时期，济南创建了山东图书馆、博物馆等。博物馆最大的是广智院，为教会创办。济南还建立了西式医院，这些医院最初是由基督教会设立。随着济南各方面的发展，城市人口亦不断增加。据1909年调查，济南市共有人口245，978人，到1911年增加到275，300人，两年增加了29，300多人。山东的巡警制度，亦为袁世凯任巡抚时建立。1905年，巡抚制度向全省推广，至1906年，已有98州县陆续开办，共有警兵6000余名。

　　新式教育。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以培养公民道德为主的教育宗旨，废止尊孔读经和奖励出身,取消体罚和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