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父亲的正义──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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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迷宫》的宗耀和《误杀》的安玖都失手杀了人，均应受到相应的惩罚，然而什么样的惩罚对他们是公正的？依古典立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当然，历史地看，古典立场还是给克吕泰涅斯特拉（复仇者）或者美狄亚（被欺骗者）这样的杀人者留下了辩护与剖白的空间。而在流行自由伦理的现代社会，为克吕泰涅斯特拉与美狄亚辩护自然不在话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第五诫中甚至为杀人犯雅泽克偶然的个体性情也做了辩护。雅泽克的妹妹因车祸致死，性格暴烈的雅泽克认为这是某种不义的结果，他无法忍受这种不义。于是，他选择复仇，用杀人来给妹妹一个公道。既然雅泽克的个体性情──执意将妹妹的意外理解为不义的结果──是偶然而随机的，并未经过他的同意，那么，当这种随机的性情导致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司法制度实际上无法追究雅泽克的责任──至少无法追究雅泽克偶然的个体性情，对雅泽克的惩罚“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3]是的，面对活生生且具体的杀人者，正义的审判何其难！无论依古典立场（宗耀无故受到勒索和安玖对抗邪恶侵犯者），还是据现代自由伦理立场（宗耀至少不用为在情急之下意识不到白虎无法站稳，而又恰好会撞到地上的石头这样的属于个体性情方面的因素负责，花季少女安玖至少不用为一旦紧张便不能合理掌控手臂力量、不能自如操纵棍棒器械自卫等等纯属个体性情方面的因素负责），宗耀和安玖都有其正义性，都能够获得我们的同情。

　　然而，两位导演并不想过多地纠缠在失手杀人有多少正义性这个难题上。《心迷宫》开场宗耀错杀了白虎后，村长不能接受儿子前程的毁灭，于是保护儿子，破坏现场。这之后，影片既没有纠缠宗耀有多少正义性，也没有“死磕”父亲行为的正义性──导演大概已经默认父亲是非正义的──而是把焦点转向叙事迷宫的编织：为何尸体一开始被认为是黄欢，继而又被认为是陈自立，最后竟被堂而皇之地当成了白虎？

　　《误杀》中父亲维杰也不能接受孩子前程的毁灭，他做了与《心迷宫》中村长相同的决定：破坏现场，伪造证据，保护孩子。不同的是，维杰破坏了现场后，影片后半部分着力于展示父亲如何带领全家维护家庭，对抗正义，对抗司法制度。在这个关键点上，《误杀》显示出与《心迷宫》完全不同的气质：异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可以说，如果《心迷宫》中人性的阴暗为叙事服务，那么，《误杀》的叙事则为它的问题服务。《误杀》导演（编剧）借安玖无论如何有其正义性这一资源，探讨另一个有关正义性的“问题”：父亲维杰维护家庭、对抗正义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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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有礼让三分，何况安玖还杀了人。如果维杰一家在良心上没有一丝不安，那么，哪怕安玖的误杀有其正义性，维杰带领全家所做的反抗也会是令人反感的。换句话说，如果杀人偿命（至少受惩）这样事关正义的道德律令或者法律条文不能让维杰一家人的内心受到煎熬，维杰一家的反抗将会让我们厌恶，探讨正义与否的电影本身也会让我们厌恶。

　　影片中，维杰一家大概属于那种印度常见的普通家庭。案发前，一家人生活小康，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诚，母亲南迪尼正鼓动维杰带领全家前往帕纳吉听大师布道讲经。案发后，往日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忧愁萦绕在他们上空。特别是安玖，她魂不守舍，常常夜半噩梦。母亲则陷入沉默，欢颜不再。她们感到了难耐的煎熬。只有维杰还算镇定，他鼓励妻子和女儿打起精神，勇敢地对抗下去。在伪造完所有证据后，最先开口的是母亲南迪尼。

　　南迪尼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有勇气埋葬他……难道我埋葬他是一个错误？

　　维杰没有，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南迪尼……如果我们当时就报警了……我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维杰如果我们报警了，安玖的生活就毁了。

　　南迪尼我真的很害怕。

　　维杰不要害怕，我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

　　南迪尼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有勇气埋葬他……难道我埋葬他是一个错误？

　　维杰没有，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南迪尼……如果我们当时就报警了……我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维杰如果我们报警了，安玖的生活就毁了。

　　南迪尼我真的很害怕。

　　维杰不要害怕，我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

　　这段对话实际上可以看成母亲南迪尼或者父亲维杰的个人内心冲突──维护家庭与追求正义之间的冲突。母亲南迪尼说报警可以让自己心安，但她知道，如果遵循正义的行为方式报警，安玖的生活乃至全家的生活就可能会毁掉，不然她不会在案发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选择掩藏尸体。而作为家庭的支柱，父亲维杰从始至终都拒绝把女儿交出去。他当然知道，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良心，不是别的，无非就是共同的价值标准。有良心就意味着为人处事应是对的或正义的。事实上，在案发前，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维杰几乎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却是个古道热肠的汉子。平时，维杰几乎整晚不着家，他的生活不是在办公室观赏电影，就是以正义使者的面目出现在小饭馆里、大马路上，维护朋友邻里的正当利益，与腐败不堪的基层民警高图德作对。

　　其实与母亲南迪尼一样，父亲维杰的内心也是煎熬的。

　　既然如此，父亲为什么不选择司法正义，让一家人心安？一个直观的理由是，维杰一家所生活小镇的司法环境之恶劣让人几近绝望。别的不说，光一个油头粉面的基层民警高图德就已经让人头疼了，此君几乎天天吃霸王餐，定时定点收取村民保护费，心血来潮便当街搜刮路人钱财……哪有一点为百姓维护正义的样子！再加上维杰常常嘲讽甚至制止高图德的恶行，高图德早就扬言要给维杰一点颜色瞧瞧。更令人绝望的是，萨姆的母亲米拉是位蛮横而心狠阴鸷的警察监察长──为了得到口供，不惜残害证人家属。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谁能指望获得正义？

　　展示恶劣的司法环境及蛮横的权力，并让主人公维杰选择反抗司法审判，《误杀》的剧情一定深深刺中了印度的现实。现实印度的司法环境到底如何，我们也许相当陌生，但我们只需注意到，印度女性在遭受强暴后追责无门的现象早就“举世闻名”了。再加上，安玖的误杀正好与反抗强暴相关，可以说，导演（编剧）真切地焦虑着印度社会当下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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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迷宫》中，司法人员没有登场，现实的司法环境也完全不在场。在无名的小村落里，围绕着尸体，村民们的良心确实受到了拷问，然而都局限于内心。《心迷宫》也许有一些对人性的焦虑，却没有对当下的焦虑。

　　如果诗人怀有当下焦虑，这是时代和诗的幸运。然而，如果因为焦虑，诗人把批判、解决当下现实问题当作诗的最高追求，这确实会让诗显得犀利而充满批判性、对抗性，但同时也会让诗失去深度。远的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近的如贾樟柯的《天注定》、管虎的《老炮儿》，它们是如此强烈地焦虑着现实权力、金钱的蛮横与霸道，以至于主人公在对抗权力与金钱时显得那么的浪漫，像殉道者。这些作品是这样的，正义与不义，善良与邪恶，清楚明白，作品从批判现实出发，在浪漫的对抗中打动读者（观众），替现实中“憋屈”的人们作出审判：权力与金钱，多行不义必自毙。

　　《误杀》当然也对蛮横的权力作出了审判。二女儿安努害怕刑讯，说出了藏尸地。米拉、高图德等一干司法人员自信满满地在维杰家公开挖掘尸体，殊不知这一切早就在维杰的预料之中。结果，米拉们不仅没有挖到尸体，还被维杰逮到机会在媒体前大喊“高图德打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仍然在房子里挨打”。怨愤已久的村民们爆发了，舆论愤怒了，行不义的司法人员们被惩治了，痛快！

　　《误杀》的导演（编剧）显然认为，只有这种正邪分明的痛快是不够的。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父亲维杰为什么不选择司法正义，让一家人心安？司法不公、权力蛮横这些直观的现实因素当然是维杰选择对抗司法制度的重要原因，但这些现实因素是根本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

　　有两个细节我们需要注意，首先，维杰并不知晓高图德无意中目击了他开走萨姆小轿车的整个过程，因此，维杰实际上不认为高图德会参与到萨姆失踪的案件中来。其次，是早在得知萨姆的身份前，维杰就已经下定决心隐瞒真相、保护安玖、维护家庭。这意味着，影片表面所展示的恶劣的司法环境，主要不是作为维杰选择反抗司法的根本原因，而是为了给维杰一家与司法人员高图德及米拉的戏剧冲突做铺垫，以此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并增加观众对维杰一家的认同感──只有这样，影片对“父亲对抗正义的做法是否正义”这个难题的观照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就像前面说的，我们会对维杰一家感到厌恶。剔除表面的现实因素，上述两个细节实际上向我们表明，当维杰面对安玖误杀人的突发事件，在维护家庭与追求正义出现冲突的时刻，维杰的不说唯一也可以说首要的选择就是与正义对抗，这一选择与警察监察长是谁无关，也与司法人员能否主持公正无关。

　　可以看到，导演始终没有放松最初的那根弦，他的春秋笔法实际上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难度：维杰维护家庭、对抗正义的做法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尤其当维杰无论如何都选择这样做的情况下？

　　维杰一家“无罪”遭刑讯的事件曝光后，全家无罪释放，父亲维杰和母亲南迪尼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南迪尼维杰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生活完全毁了，这本来不是她的错误，她是监察长也是妈妈，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罪她却付出了代价……（其实，我们才是欺骗他们的人。）[4]

　　维杰你这样的想法很好（你这么想，因为你善良），但如果是安玖而不是萨姆，也是一样，米拉也会救她儿子吗？她也一样会去做，这没有什么错。一个人不能没有家，他可以为了家做任何事情，可能会说这样做很自私……（没有人可以定义，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如果以其他方式来思考，我们无法生存，所以站在我们的利益，我们忘了此事。）[5]

　　南迪尼维杰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生活完全毁了，这本来不是她的错误，她是监察长也是妈妈，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罪她却付出了代价……（其实，我们才是欺骗他们的人。）[4]

　　维杰你这样的想法很好（你这么想，因为你善良），但如果是安玖而不是萨姆，也是一样，米拉也会救她儿子吗？她也一样会去做，这没有什么错。一个人不能没有家，他可以为了家做任何事情，可能会说这样做很自私……（没有人可以定义，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如果以其他方式来思考，我们无法生存，所以站在我们的利益，我们忘了此事。）[5]

　　“如果以其他方式来思考”，大概就是指大家都抛开自私狭隘的观念，人人成为道德模范，大公无私，追求正义。然而，这只是善良的想法，因为它不切实际，会让人无法生存。且不说把维护正义当成业余工作的维杰竟也承认，他做不到，他是自私的！更不用说高图德、米拉这样蛮横霸道的司法人员。这很简单，面对寄托了所有情感的家人，人做不到大公无私。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没有东西可以帮人做到，因为这是人的自然缺陷：人不能没有家或者寄托，而人又几乎不可能把情感寄托于别人的家庭。为了生存，我们必须且只能如此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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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上述自然缺陷意味着，尽管对整个社会的公共正义来说，维杰的做法是自私的，甚至是不义的，但对维杰一家来说，父亲维杰维护家庭利益又是对的、正义的。到此，导演（编剧）所要观照的问题才真正明朗，《误杀》说的不是正义的维杰一家与邪恶的司法人员的冲突，而是，维护某个家庭的利益与维护所有家庭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或者，父亲的正义与公共正义之间的冲突。

　　萨姆的父母最后还是以私人身份正式向维杰道歉：作为父母，没有管教好萨姆，对维杰家人使用刑讯逼供，并恳求维杰告诉他们是否还能等回萨姆。是的，对人来说，不知道亲人是生还是死，这让人煎熬。人不能活在煎熬中，要么生，要么死，痛痛快快。父亲维杰说：

　　我们也很抱歉，我希望我像你们一样仁慈。但我只是四年级辍学人，我有一个妻子，我有两个女儿，这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另外的。有一天，我的世界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想破坏我的世界，我们阻止他，我们祈求他，但是他不听，结果意外，发生悲剧。我们送走了不速之客，去了一个不能回来的地方，我们带给了你们痛苦。我想说无数次对不起，我在我内心这样做，然而我们不能做其他事，我的家庭对我太重要，我可以为她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不惜代价，那一刻我分不清对错，我们很抱歉。

　　我们也很抱歉，我希望我像你们一样仁慈。但我只是四年级辍学人，我有一个妻子，我有两个女儿，这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另外的。有一天，我的世界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想破坏我的世界，我们阻止他，我们祈求他，但是他不听，结果意外，发生悲剧。我们送走了不速之客，去了一个不能回来的地方，我们带给了你们痛苦。我想说无数次对不起，我在我内心这样做，然而我们不能做其他事，我的家庭对我太重要，我可以为她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不惜代价，那一刻我分不清对错，我们很抱歉。

　　这就是导演（编剧）给我们的答案………

　　循着导演（编剧）的问题继续下去。如果我们把个人与家人、朋友，以及别的家庭之间相处的生活理解为最基本的政治生活的话，那么，一旦人的自然缺陷属实，人基本的政治生活天然地也就存在缺陷。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再推进下去，把维杰的家看成一个小国家，或者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那么，这种天然的政治生活的缺陷将会变得更加现实和窘迫，比如，当出现冲突的时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谁优先？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公共正义、世界主义相当于美好的“诗与远方”，因为其美好，其正义性自不必言。而“父亲的正义”、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相当于“苟且”，因为属人的生存所必需，“苟且”也有其正义性。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苟且”和“诗与远方”兼得。然而在根本上，公共正义、世界主义建立在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与人亲疏无别。如《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中叶公所赞美的“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说的就是这种境界），是博爱的，而“父亲的正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则建立在人与人有区别的基础上（比方说，人与人亲疏有别。如反对叶公的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的“直”恰恰强调差别），是“扶友损敌”的，两者互不兼容。这样两种理想或原则均有正义性，然而又不可调和地冲突的局面，就是黑格尔说的悲剧。既然人自然而然是有缺陷的，人的政治生活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存在缺陷，是悲剧的。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高于政治的生活？如果没有，人可不可以不过政治生活？如果有，是什么，人可以去过这种高于政治的生活吗？

　　注释

　　[1]周南焱：《“三无”电影〈心迷宫〉口碑炸裂》，载《北京日报》2015年10月19日，http://bjrb.bjd.com.cn/html/2015-10/19/content_319431.htm。

　　[2]2013版Drishyam，导演Jeethu Joseph，编剧Jeethu Joseph；2014版Drishyam，导演Sripriya，编剧Jeethu Joseph，Paruchuri Brothers；2014另一版Drishyam，导演P. Vasu，编剧Jeethu Joseph，M.S. Ramesh；2015版Drishyam，导演Nishikant Kamat，编剧Jeethu Joseph，Upendra Sidhaye。其中，2013版和2015版除了个别台词和演员不同外，从剧情到台词，再到镜头运用，几乎一模一样。

　　[3]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4]括号中为2013版台词。

　　[5]括号中为2013版台词。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年5月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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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军：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戏剧与影视评论》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办的双月刊

　　创办于2014年7月

　　由南大戏剧影视艺术系负责组稿与编辑

　　本刊以推动中国当代戏剧与影视创作的充分“现代化”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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